被历史遗忘的“名校”,三大军校

马尾船政学堂

马尾船政学堂是中国第一所近代海军学校，在船政大臣沈葆祯的主持下于1866年在福州设立。初建时称为“求是堂艺局”，为求人才沈葆祯主持了求是堂艺局的首次录取考试，亲自为考试制定、批阅试卷，求是堂艺局首次录取考试的第一名考生就是后来成为北洋水师学堂教习的严复。1867年马尾造船厂建成后搬迁至马尾遂改名为船政学堂，分为前后两学堂。前学堂为制造学堂，又称“法语学堂”。目的是培育船舶制造和设计人才，主设有造船专业。开设有法语、基础数学、解析几何、微积分、物理、机械学、船体制造、蒸汽机制造等课程。优等生后被派往法国学习深造。后学堂为驾驶学堂，亦称“英语学堂”。旨在培养海上航行驾驶人员和海军船长，主要专业为驾驶专业，以后增设了轮机专业。下设英语、地理、航海天文、航海理论学等课程，学习优异者选送英国留学。学生称为艺童，堂长称为监督。同年为了培养工程绘图人才在前学堂内又附设了绘事院。1868年沈葆祯为了培养技术工人又在前学堂内增设一所技工学校——艺圃，艺圃的艺徒半天上课半天学习，学习期限3年，毕业后择其优者随前学堂学生赴法国各大船厂实习，其余分配于船政各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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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政学堂的学风极为严谨，在教学中十分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前学堂的学生到各船厂实习，而后学堂的学生则上练船实习，船政为此专门制造和购买了数艘练船。1871年船政学生（其中包括刘步蟾、严复、方伯谦、林泰曾等）驾驶练船“建威”完成了北起辽东南至新加坡的远洋训练。1877年船政首此派出留学生赴英、法等国学习。在沈葆祯的苦心孤诣下船政学堂培养出了中国的第一批近代海军军官和第一批工程技术人才，由船政毕业的学生成为了中国近代海军和近代工业的骨干中坚，李鸿章曾盛赞马尾船政学堂为“开山之祖”，作为中国近代海军摇篮的马尾船政学堂将永远彪炳史册

帅星闪烁中华：名将辈出的云南陆军讲武堂

在国人眼中，大多以为中国最大的四合院在北京，最早培养军官、将帅级别最高的是广州的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其实，中国最大的四合院是在云南昆明，最早培养军官的学校是云南陆军讲武堂，培养将帅最多、级别最高的也是讲武堂。这个讲武堂不仅是“洋务运动”以来目前国内保留最完整、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的著名军事院校，培养了国内外一大批开国元勋，而且在建筑风格和建筑艺术上，现在依然有着许多可供从事现代建筑的人们学习和借鉴之处。

云南陆军讲武堂

云南陆军讲武堂坐落在美丽的翠湖公园旁，占地面积达7万多平方米，是一座极其标准的走马式转角正方形建筑，分东、西、南、北楼。每楼长120米，周长近500米。西、南、北三处两层楼高10米，东楼3层高16米；东、西楼宽12米，南、北楼宽10米，外观十分协调，内部却不对称，这种建筑手法实不多见。东楼墙体全用每块数百公斤的大青石砌成，南楼墙体则用土坯而垒，西、北两楼墙体则是青砖夹层，土、木、砖石、石木结构为一体，在古式建筑中极为少见。尤其是这幢四合院的根基，全部采用云南特有的沙松制成的梅花桩，经历近百年风雨剥蚀而完好无损。除此之外，讲武堂青瓦楼宇和黄色墙面，围着1.2万多平方米的院子。

据有关专家、学者考证，这座四合院比北京老四合院多600余平方米，是中国现今最大的四合院，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建筑风格。西洋式的拱形窗户以及全部包在墙体内的柱子，则更说明这是一座典型的中西合璧式建筑。如果有人要问：这座老建筑的房屋有多少间?教室

有多少间？宿舍有多少间?所有这些，由于年代太久，经多次改造、多次复修变化太大，现在的人谁也没法按当时的原貌细说清楚，但二楼上那条贯通东、西、南、北全长约500米的长廊，堪称中国最长的楼中通道。特别是这座建筑四边转角处竟无一点伸缩缝，更加体现了它完美精湛的建筑艺术。用专家、学者的话说，这座古老的建筑不仅在90多年前是绝无仅有的奇迹，就是在现代建筑中，要用此种手法建造如此宏大的楼阁，也是十分不易的。令人遗憾的是，这座讲武堂的档案早已荡然无存，它的很多特点和奇迹，变成了一个又一个的“百年之秘”，诱惑着人们去追寻那叱咤风云的光荣历史。

清朝末年，“讲武”创建

清朝末年，为了挽救摇摇欲坠的腐朽统治，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湘军、淮军头目，掀起了“洋务运动”热，清政府敕令全国编练“新军”36个镇(相于当于师)，先后创立了一系列的军事学校，如曾国藩在安庆创办军械所，李鸿章创建北洋水师等。当时，清廷的“新军”始建云南，亟需培养大批新型军官，云南藩台沈秉堃几经奏请清政府，获准创办云南陆军讲武堂。

讲武堂于1907年破土动工，1909年全面落成。同年阴历八月十五中秋节，讲武堂迎来首批学员。云贵总督高尔登为总办(校长)、李根源为监督(教务长)，实行校长负责制。护国运动时期，先后为川军代办速成班两期，培养军官400多人；先后在贵阳、泸州、韶关、广州、徐州等地设主分校，创国内军事学校在外省设分校之先河。据记载，报考讲武堂的学员精益求精，最初设有甲、乙、丙3个班。甲班：学员选调第十九镇队官(连长)、督队官、管带(营长)中文化较高者复训，分步、骑、炮、辎重四兵种，第一期66名、第二期49名，共115名；乙班：学员选调巡防营中具“功名”者，如监生、贡生、武举等并经考试分别复训，第一期61名、第二期33名，共94名，全为步兵科；丙班：除接受武备学堂和随营学堂生并入的学生200多名外，对外招考具有中等学堂学历且体检合格的青年录取142名。入校后与前者编为两个队，第一队187名，第二队155名，共342名，与甲、乙班复训军官不同的是：丙班接受“养成教育”。也就是说，学员必须进行从列兵、军士到军官的全面系统教育，同时还开设数、理、化及外语(英、法语)任选一门，考试合格后，分到第十九镇各部受入伍期新兵教育3个月，期满后回讲武堂进行军官教育。后来，讲武堂及黄埔军校，均沿袭此规定。为适应“新军”各部军官迫切需要，讲武堂还开设了“特科班”(尖子班)，朱德、朱培德、范石生、金汉鼎等一大批名将，当年就是“特科班”的学员。

为办好陆军讲武堂，云南都督唐继尧可算是有功人物，他倡导“非练兵不足以御外，非练兵不足以强兵”的新思想，先后在校内创立了云南陆军高等军事学校及陆军将校队。外语课在英、法文基础上又增设日文，其学制均仿照中、日陆军大学，以此抗衡北洋军阀控制全国惟一的陆军大学，并结合滇军及学校实际，对教育、训练、管理和设备进行改进。在用人方面大胆尝试，减少不称职兼职教官，聘任军事学家杨杰等人为专职教官，特邀日本陆军上校苫米地四郎主授高等兵学，日本陆军中校铃木兵主授兵器学并兼任劈刺教官。

东北讲武堂

“东北讲武堂”旧址位于大东区珠林路，原中捷友谊厂院内。

“东北讲武堂”曾培养万余名将士，其中不少人声名显赫，如首批毕业生中的张学良以

及孙烈臣、汤玉麟等。另外，在“东北讲武堂”毕业生中，还出了两个大名鼎鼎的共产党将领：吕正操和马本斋。

“东北讲武堂”历史上中国四大军官学校之一，东北讲武堂与云南讲武堂、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广州黄埔军校并称为中国四大军官学校。1906年，奉天将军赵尔巽创立奉天讲武堂，1907年，改称为东三省讲武堂。1919年2月，张作霖恢复了停办多年的东三省讲武堂，奉系集团主要将领孙列臣、汤玉麟等都从这里毕业，张学良是讲武堂第一期毕业生。这座东北第一所军官学校在九一八事变后被取消，但已为东北军培养了万余名将士。尽管有着如此显赫的历史，但在沈阳，东北讲武堂的威名却知者甚少。

东北讲武堂在我国近现代军事史上占有一定地位，有很大的纪念和保护价值，应该好好保护。而且它与张氏帅府、赵尔巽公馆等应归为一个系列，也有一定的旅游开发价值。

东三省讲武堂设立于1906年，东北讲武堂的前身是清末在奉天（今沈阳）设置的东三省讲武堂。1906年由时任盛京将军的赵尔巽筹设，1908年，东三省总督徐世昌遵照清政府兵部奏定“各省应在省垣设立讲武堂，作为带兵者研究武学之所”，遂借用奉天陆军小学堂房舍最终设立东三省讲武堂，后移至奉天省城小东边门外（现地址）校名始为东三省讲武堂普通科，又改为陆军讲武堂选拔巡防营优秀军官入堂培训，学期一年。张作霖主政东北后，改名为东北讲武堂。

东北讲武堂在我国近现代军事史上占有一定地位，有很大的纪念和保护价值，应该好好保护。而且它与张氏帅府、赵尔巽公馆等应归为一个系列，也有一定的旅游开发价值。

东三省讲武堂设立于1906年，东北讲武堂的前身是清末在奉天（今沈阳）设置的东三省讲武堂。1906年由时任盛京将军的赵尔巽筹设，1908年，东三省总督徐世昌遵照清政府兵部奏定“各省应在省垣设立讲武堂，作为带兵者研究武学之所”，遂借用奉天陆军小学堂房舍最终设立东三省讲武堂，后移至奉天省城小东边门外（现地址）校名始为东三省讲武堂普通科，又改为陆军讲武堂选拔巡防营优秀军官入堂培训，学期一年。张作霖主政东北后，改名为东北讲武堂。

东三省官银号今日工商银行

沈阳“东三省官银号”旧址，位于沈阳市沈河区朝阳街长安寺巷2号，现为市工商银行沈河支行用房。1996年7月17日，由沈阳市人民政府公布，沈阳市文物管理办公室立为：沈阳市文物保护单位。2003年3月20日，由辽宁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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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三省官银号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成立。东三省官银号的鼎盛时期在全国设有分号99处，是当时东三省最大的地方银行，由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操纵。奉军六次入关都是以东三省官银号为经济后盾。张学良将军在东北主政期间，非常重视东三省官银号的业务发展，为整顿东北金融秩序，稳定东北币制做出了很大贡献。东三省官银号共发行奉票23类，114种，约18亿元。1931年“九"一八”事变次日，东三省官银号被日军占领，库内存有的66万斤黄金和200万元银圆被日军劫走，东三省官银号被迫于1932年停业，共经营26年。

东三省官银号是东北地区最早创办的近代银行，它不仅垄断着东北金融业，还控制着许多工商企业。东三省官银号在我国经济金融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不仅成为当时东北社会经济发展的杠杆，也在与日俄两帝国主义金融侵略抗衡中起了重要作用。

东三省官银号前身是华盛官钱局

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财政拮据，咸丰三年三月二十七日（1853年5月5日），清政府决定在北京设立官钱总局，各省设立官钱局。奉天省在光绪二十年（1894年），盛京将军裕禄奏设了华丰官贴局；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五月二十七日，由盛京将军依克唐纳奏设华盛官钱局，以缓解奉省财政支出。1900年庚子之乱，俄军占领沈阳，户部银库及官钱银号被洗劫一空。当时俄国的“羌贴”、日本的军票流行各地，货币十分混乱。1903年官钱银号复业后发行银钱钞券，分为奉钱票、银两票、大龙元票三种纸币。但由于帝国主义的侵入及日俄战争的影响，奉省财政仍较其他省份困难。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五月七日，新任盛京将军赵尔巽感到：“奉省自经兵燹，商业萧条，银根甚紧，以致市面周转不灵，若不设法维持，恐有江河日下之势。”遂于当年十一月一日奏准，将官银钱号改为奉天官银号，资本金由省库拨30万两沈平银，另有一小部分商股约几万两，称官商合办，地址在盛京城内钟楼南路东原德兴永门市房。第一任总办为马桂恩。

徐世昌将奉天官银号改制为东三省官银号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四月二十日，东北实行行省制。五月十九日，新任钦差大臣陆军部尚书衔都察院都御史东三省总督兼管三省将军事务徐世昌与亲命副都统衔兼军部侍郎衔都察院副都御史奉天巡抚部院唐绍仪给奉天官银号批：“呈悉该号（奉天官银号）现经发行东三省大银圆自应将奉天官银号字样改为东三省官银号以符名实，应俟随后奏咨立案。至该号资本金先后发银六十万两暂仍其旧，俟将来再行扩充，仰即遵照缴。”后于九月奏准，把奉天官银号推向吉、黑两省。宣统元年（1909年）四月二十一日正是更名为东三省官银号，同时发还商股，改为官营，兼理东三省金库事宜。总办为周克昌。民国元年（1912年）行省制撤销后，东三省官银号由钟楼南迁至北大门里公议商局旧址。民国4——5年（1915——1916年），官银号一度比较兴旺，后因政府垫款，票量发行过多，奉票逐渐贬值。

张作霖接手东三省官银号

民国5年（1916年），张作霖刚升任奉天督军兼省长时，面临的是严重的财政金融危机。奉天财政除负外债一千万元之外，每年尚亏累二三百万元；纸币复杂，钱法紊乱，挤兑风潮迭起；外国银行进一步实行金融侵略，使奉天的财政乱上加乱，金融危机雪上加霜。为了扭转这种局面，张作霖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

首先，将财政厅长张厚璟撤职，任命曾在奉天清理财政局和度支司任过要职的王树翰为财政厅长，任命刘尚清为东三省官银号总办，责成他们办理奉天财政。并废止张厚璟所设立的财政研究所，召集有关部门成立财政研究会，谋求整理之法。

其次，由奉省财政厅出面，两次向日本朝鲜银行借款共300万元，作为东三省官银号货币周转金，并多次与日人交涉，以应付兑现风潮。

第三，严厉打击参与挤兑风潮的首犯。张作霖派人暗中查访，发现兴业银行副经理刘鸣岐有同日人勾结兑换现洋的行为。刘鸣岐和兴业银行稽查员阎廷瑞私动庆畲祥（张作霖私人的钱号）的库款，捣把兑现，使庆畲祥破产。张作霖找来经理杨玉泉究询庆畲祥赔累原因，杨供出刘盗用库款，兑现牟利所致，只刘自己就得了十几万元的好处，又查出刘经常向兴业银行挂借二三万元纸币，随借随还，并与瑞昌恒钱庄有共同作弊行为。张作霖为杀一儆百，稳定奉天金融形式，于11月10日，将兴业银行副经理刘鸣岐，瑞昌恒金店执事黄献廷，瑞昌恒钱庄执事吕兴瑞，贩运现洋的蓬莱洋行执事齐瑞及管库解中道共五人，绑出西大门外执行枪决，判阎廷瑞徒刑九年。这是张作霖维持金融秩序的一次非常手段。

此外，张作霖还下令改行大银元本位，募集本省公债，改设稽查员，整顿税制、田赋及官产，清查各县商铺纸币，裁减各机关经费等。通过上述一系列措施的施行，奉天的财政金融局面有所扭转，趋于稳定。

民国7年（1918年），银两本位变为银元本位，按市价沈平银60万两合现银元81万余元，奉天省财政厅追加19万元，总资本计为现大洋100万元。民国8年（1919年）1月，增加至140万元。在此期间，东三省官银号的奉大洋币值稳定，实力充沛，成为全东北地区金融枢纽，发行的货币不仅流通于东北三省，还延伸至热河、河北、上海等省市。张作霖执政期间，东三省官银号分号一度增至99处，但由于业务不多或管理不善等原因先后撤销了二十一处，剩余七十八处分号按业务量大小分为四等。其中一等三处，二等九处，三等二十一处，四等四十五处。

张作霖通过大量发行奉票来支持奉直战争

民国11年（1922年）秋，张作霖因第一次直奉战争失败，退出关外。这次战争，奉军损失惨重，死2万余人，伤及逃亡者1万余人，被缴械4万余人，军费消耗达3000万元。张作霖为雪战败之耻，决心整军经武，整顿财政。在整顿军队中，表面上是缩编，实际各师、旅、团、营都在积极充实兵额，较之从前几乎增加一倍。军备方面，一面扩充兵工厂，加紧制造枪炮弹药，一面向外商批购大炮，这些庞大的军费开支，主要由东三省官银号筹济。至1923年4月，东三省官银号增加资本为500万元。为了统一东北币制，进一步控制金融，张作霖决定将东三省银行、兴业银行并入东三省官银号，增资为奉大洋2000万元，正式合并时间为1924年7月1日。此时东北经济一度相当繁荣。直至第二次直奉战起（1924年9月），需款浩繁，由于点金乏术，只好多发纸币，于是东三省官银号大量增发之纸币，为军阀发动内战提供原动力。第二次直奉战中，奉大洋虽支出巨大，官银号已经亏损，但由于奉军战胜直军，因而票值未显出巨大变化。直至郭松龄反奉（1925年11月）之后，奉大洋开始贬值，官银号底子已空。民国16年（1927年），张作霖复大举入关，驱逐冯玉祥军队于京津，此时官银号发行奉大洋已达5.52亿元。实际在关外流通者不过3600万元，其余5亿多元均在关内作为军需、军械之用。嗣又南联孙传芳与蒋介石北伐军作战，奉票早已无能为补助之力。1928年初张作霖仍令官银号筹款5000万元。官银号立刻以大量不兑换的奉票向北满购买大豆，再以现物出口兑换现金，农民到手的纸币不久便开始贬值。显而易见，军阀当局以奉票为手段从农民手中榨取5000万元的实物。官银号账上各属户欠款就可以看出官银号的主要支出即为支付给军事机关和财政厅，如1926年奉票发行额为2亿元，军政欠款为2.7亿元；1927年发行额为3.2亿元，他们的欠款为4.2亿元；1928年发行额为14.7亿元，他们的欠款为11亿元；1929年发行额为15.3亿元，他们的欠款为14.8亿元。可见发行量的增加是因军用浩繁所致。

东三省官银号运用其庞大的发行权和附属企业，形成一个大托拉斯，垄断着东北金融和经济，取利于民，充作军阀黩武之后盾，实在失去其纯银行之性质。

王永江整顿金融稳定东三省官银号

王永江是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应袁金铠之邀担任辽阳警务学堂监督和警务所长开始走上征途的。他办理辽阳警务五年“成绩极优”，充分发挥了其治警理财的特长，并得到东三省总督锡良的表奖，誉为“奉省办警政的第一人”。之后王永江官运亨通，历任铁岭知县，奉天民政使，兴凤道尹，辽康、牛海、省城税捐局局长以及全省官地清丈局局长兼军署公署顾问等职。1916年11月张作霖任命其为奉天全省警务处长兼省会警察厅长。

张作霖任奉天督军兼省长之初，曾任命王树翰为财政厅长，由于王主张“藏富于民”，与张“剖克聚敛”的观点背道而驰，不久便去职他就。此时正值王永江因“张汤交恶”事件（张作霖与汤玉麟因军警冲突而闹矛盾）坚辞警务处长职务之时，于是，张作霖转而委任王永江为财政厅长。以治警理财着称的王永江如鱼得水，开始为张作霖当家理财。

王永江上任后，“即着手调查过去财政紊乱的实情，研究积弊之所在”。并查明当时奉省外债共计现大洋1195万元有余。为此，王永江上书张作霖，提出了以不加重人民负担，不妨碍政务活动为前提的“开源节流”的整理计划，对奉省财政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顿。

由于王永江突出的理财能力，奉省财政好转，使张作霖具备了强大的经济后盾，随之武力统一全国的野心日益膨胀。自1920年起，连连发兵入关，导致军费增加，财政不得充实，民政不得实行，造成金融紊乱，奉票等于废纸。王永江力劝张作霖，缩减兵工厂，精简机构，裁汰冗员，节用爱民，平衡收支，挽救金融。其意见受阻于张作霖的军事总参议杨宇霆，而未被采纳。王永江见已无力回天，于1926年愤然辞职。

张学良重振东三省官银号

1928年下半年，张学良主持东三省政务后，励精图治，以裁减军费、整顿金融为首要措施。于当年11月开始缩编军队，由40万人缩减为15万人。1929年6月，张学良亲自主持召集东三省财经负责人召开东三省财政金融会议。会议主要内容是：一、财政要于军费裁减下自给自足，量入为出，收支平衡，略有节余，财政不能累及金融，财政厅计算收入以定支出；二、官银号核算库存现金及有价证券，财政余存款项，以与奉票发行额相比的折和标准。此外，会议还决定以东三省官银号为主体，联合东北边业银行和中、交两行的奉天分行，成立辽宁省城四行号联合发行准备库，当月17日开业。准备库规定奉票固定价格，这是对东三省官银号发行奉票的整顿。经过整顿后的东北金融一时趋于稳定，收入平衡，工商繁荣。东三省官银号对东北的金融稳定作出了巨大贡献。

东三省官银号资本为日本关东军接手

1931年，九一八事变第二天，日本关东军就派兵占领了东三省官银号，将该号库存财物洗劫一空并停止其营业。同年10月10日，经当地各银行、机关、满铁、商会等组织金融税究会议决该行号开业，并订立该行号之管理办法，决定监理官制，10月15日，东三省官

银号在日本关东军的控制下重新开业，关东军派遣监理官根据管理办法而监理之，12月16日，关东军设统治部，该号改归该部直接负责。

1932年3月，伪满政府宣布创办伪满中央银行。同时，派关东军统治部财务课长五十岚保司为创立委员会长，并派其他各日籍银行职员为创立委员。同年6月15日，伪满政府将东三省官银号、吉林永衡官钱银号、黑龙江省官银号及边业银行合并，成立伪满洲中央银行，于7月1日正式营业。至此，东三省官银号最终停业。

东三省官银号还是后来的“东北银行”旧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