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观

谈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观

道德伦理观念的有无，是人与禽兽世界的根本区别。没有道德观念的人就不是人，只是一副臭皮囊，是行尸走肉；没有道德观念的集团，就只是一帮抢劫分赃的强盗；没有道德观念的民族，就是没有希望而注定灭亡的民族。

经济生产、科技发展与人民生活提高，是社会存在根本前提，而伦理道德，和从伦理道德中升华出的一种巨大的和永恒的精神力量，我们民族的道德正气，则是保国、保种、保教的精神支柱。从人类历史总体来看，伦理道德具有超历史、超时空、超因果的特征，具有独立的绝对价值。它揭示了人之所以为人的道德特征，那就是理性主宰感性,理性凝聚为民族人格力量或民族心理结构。它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家园，不随时代条件而改移。

中国是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华文化是唯一周历五千年而依然保持青春活力的文化。中国是礼义之邦，有一套完备的伦理道德规范。春秋之后，孔子和儒学的出现，士的兴起，教育的平民化，使这种以仁学为中心的渗透着民本思想的传统伦理道德薪火相传，深入人心，成为全民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塑造出中华民族道德心理结构。孔子的人道主义和实践理性，乐观进取的实践精神，自我牺牲的献身精神，拯救社会的人格理想，都传承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成为我们民族的道德正气，直到现在仍起着凝聚人心团结炎黄子孙的进步作用。

孔子是中国文化史上第一个提出系统伦理道德理论的思想家。自西周末年进入春秋战争时期，“礼崩乐坏”，列国纷争征战不休。社会的大动荡大变革，使人们失去了精神依托，迷失了信仰，找不到一个准则来协调和指导人们，使社会能趋于平衡稳定。孔子利用历史上已有的“仁”的概念，给予新的诠释，作为当时人的行为准则。经过孔子重新塑造的“仁”，就是做人的道理。朱熹发展了仁学，提出：处理一家、一国、天下大事，都要分辨义利、善恶、是非、得失。为己，就是人欲之私，为人，就是天理之公；人只有一个公私，天下只有一个邪正。做人，就要坚持仁义礼智信，公而忘私，忠而忘身，除邪扶正。遵循仁的原则，人们就可以正确协调家族及君臣、朋友各方面的利益关系，使社会恢复秩序，稳定发展。

孔子以“仁”来总括道德的各个层面，“仁”成为道德的总称。他将“仁”从神秘崇拜放到现实生活中，平实地讲做人的道理。仁者百行之宗。仁，就是爱人，仁字从人从二。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归结为“忠恕之道”。他在不同的时地有不同的解释，如他认为仁是“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恭是自重，宽是宽厚待人，信是诚实守信，敏是勤恳做事，惠是关爱别人，施恩惠于人。有时孔子还将仁归纳为“温、良、恭、俭、让”，温是谦和，良是善良，恭是恭敬自重，俭是俭仆不侈奢，让是谦逊礼让。

孔子的仁学，为汉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的建构奠定了基础。孔子教导弟子“志于道，据于礼，依于仁，游于艺”的人生之道。他认为君子一生都应坚持不懈地在道德修养与人格境界的提升上加工夫。

孟子提出的“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的“浩然之气”，做无私地畏“大丈夫”的精神境界和人格，是我们这个民族仁人志士的道德理想。这种浩然正气，是以道、义为底气的。

孔子以仁释礼。忠者，礼义之宗。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他把社会规范的“礼”，解释为人的内在需求，把宗教神秘性人性化，从而使伦理规范与心理欲求溶为一体，把神的命令，变为人的自觉意识。仁的内涵，主要是心理情感原则、人道主义与个体人格，其精神实质是“实践理性”。“仁”在内在心理方面，突出了个体人格的主动性和独立性。“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士不可以不弘毅，任

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将“仁”归结为君子的世界观和人生价值。儒学突出个体人格价值，高扬道德人格性，主张仁义忠信，舍生取义。其心理情感原则，强调情感与理性的合理调节，以取得社会存在与个体身心的均衡稳定，达到救世济民和自我实现的目的。

一代代的志士仁人受仁学的教育，终生追求，不计成败，不计个人安危荣辱。中华民族及其文化所以能经历数千年劫难而不灭，得以传承和发扬光大，与这种实践理性的人格化是有绝大关系的。

一、国家思想：

吴起与魏王泛舟江河，魏王夸说山河之险，固若金汤。吴起历举夏商各朝代的山河之险和亡国之痛，说：国家强盛在德政，不在山河之险。有德，天下归心，无德，舟内之人皆为寇仇。

《盐铁论》：“以道德为城，以仁义为郭”，又曰：“以道德为胄，以仁义为剑”。《左传》晋。“公家之利，知无不为，忠也”。又，季文子相三君，而无私积，死无衣帛之妾，无食粟之马，无藏金玉，无器备，忠于公室。

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古代先贤懂得思想的对立统一是和谐发展的根本动力。先秦时期，中国形成了“和”与“同”的概念。同是简单的同一，而和则是集合了许多不同的因素而形成的统一。以音乐为例，必须有“清浊、大小、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等声音，才能组成乐曲。“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王夫之：“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

二、政治理念：德政

《尚书》“惟德动天，无远不届。”

《管子》称：“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

《论语》“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

季梁说：“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国君应当把人民的利益看作是自己的利益，政权才能巩固。当权者“命在养民”。

楚国令尹子文说：“夫从政者，以庇民也。民多旷者，而我取富焉，是勤民以自封也，死无日矣。”

政权得失关键是“民”，是民心的向背。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亦然。政，正也，以君之意诚心正，所以正人之不正也。

1．为君者修德以感人，感化天下。德字从心者，以其得之于心也。以身率人，使人感化，躬行其实，以为民先。

2．政以德，则无为而天下归之。为政以德，不但不可生事扰民，而且要爱民；而爱民如子，国家理财以养民为本，爱养民力；

3.统治者要平易近人，亲民爱民。

孟子提倡“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主张仁政论，仁义论，他认为：“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仁政必须与广大民众的利害相连，忧乐相通，乐民之所乐，忧民之所忧。

《礼记》提倡“明德，亲民，止至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德政：“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道，即引导，率先；政，谓法制禁令；齐，所以统一思想。引导人民遵守法令，不服从则处以刑罚；刑法使人民不敢犯法，苟免于刑。但人民不见善，就无法从不善转变为善。以德引导人民，

仁义，根于人心之固有，属于天理之公。

义，是天理之所宜。义者，宜也，根于人心之固有的理，即仁义之心。追求利，要按天理办事，即按伦理道德的要求去处分。一事当前，是理当如此，就当做，合乎天理仁义的分寸。自天子至于庶人，人人得本其仁义之心而处万事，谨守天理之所宜，而不追求不义之财利。《易》：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春和左氏传》齐庆氏亡，分其邑与晏子，晏子不受。人问曰：“富者，人所欲也，何为不受？”晏子对曰：“无功之赏，不义之富，祸之媒也。”东北某彩票站，面对五百万大奖，而有不记名不挂失的情况，毅然归还原主，这就是仁义之心，是义举。

利者，人情之所欲，是人欲之私。利，生于物质与我的关系之中，属于人欲之私。何心隐：“人为天地之心”，肯定人的欲望的合理性，但提倡寡欲，反对纵欲。有的主张义利并重。人欲有合理性，但如果只讲利，计较利利害，就不好；殉人欲，则求利未得而害己随之。孔子要求“克己复礼”，即克制自己的欲望，恢复礼制。譬如有白金遗道上，君子认为他人之物，不可妄取，小人则以为利而据为己有。

重义轻利说。朱熹认为，“古圣贤之言治，必以仁义为先，而不以功利为急，……天下成万事本于一心，而仁此心之存……此心既有，乃克有制，而义者此心之制之谓也。”“极言之，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谋其功。”君子之学，不能专在利害上计较，应注重正义、明道。

六、尚俭：

朱熹：反对穷奢极欲，认为应该奢不违礼，俭不失中。主张以道为乐，处贫泰然，以不足为足，无不足则富贵与贫贱处之一也。

俭而有度为德。

以道为乐，乐天知命，天理为乐。

朱熹：他认为君子在富贵与贫贱之间的选择取舍，要合乎仁这个标准。“君子所以为君子，以其仁也，若贪富贵而厌贫贱，则是自离其仁，而无君子之实矣。”于道不当富贵，则应视富贵如浮云，无动于衷，即使富贵找来也不要；反之，于义当贫贱，则应安贫乐贱，处贫贱而不去。

《尚书》“玩人丧德，玩物丧志。不做无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贵民物贱用物，民乃安……所宝惟贤，则迩人安。”

《晏子》：“其文好者身必剥，其角美者身见煞，甘泉必竭，直木必伐。”

《礼记》：“好田好女者，亡其国。”

七、三纲五常

三纲五常维护等级秩序的支柱，也是宗法社会的伦理道德原则。将存天理具体体现在家族内的父子、夫妻、兄弟关系，和君臣（个人与国家）关系以及人与人关系上。

三纲：纲，网上大绳也。三纲者，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与此相适应的是忠、孝、节等伦理道德规范。

甲．父为子纲是三纲五常的基础。宗法社会中，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父亲是一家之长，是生产和分配的决策者，子女对父亲要绝对服从；父亲有过，子女也只能低声下气和颜悦色地劝说，父母不听劝反而鞭打儿子，可谓劳苦，亦不就疾怨，愈当起敬起孝，毫无怨言地去尽孝道。与父为子纲相适应的道德规范便是孝。孝悌为仁之本，作为父为子纲的核心。这个仁是爱的意思，行爱自孝悌始。亲亲、仁民、爱物三者是仁事，亲亲是第一件事。如以仁作水源，则孝悌是第一池，仁民是第二池，爱物是第三池。

古代在孝治国，提倡孝道。朱熹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来倡导孝道。他在《示俗》中称：

“谨身节用，以养父母，此庶人之孝也。”在《晓谕兄弟争财产事》中，写道：“劝谕士民务修孝悌忠信之行，入事父兄，出事长上，敦厚亲族，和睦乡邻。”认为一个人如果能孝弟，其心和顺、柔恭，必无犯上作乱之事。

乙．君为臣纲

是三纲之首，从中央到地主，构成了王权的机构。王权是父权的扩大，君主被称为国民之君父，地方官吏被称为父母官。君是宗法社会利益的最高代表，享有最高的权力，具有最高的权威。中国古代宗法社会，是移孝为忠，将对父母的孝，扩大到对君主的忠。与君为臣纲相对应的的道德规范便是忠。

所谓忠，其一就是尽自己的心，尽心尽力，克尽一切私欲，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其二，忠是诚实不欺。把忠君的道德行为规范推广，用于待人处事，则是忠恕。“推己及人为恕”，推测自心，己所所，人亦所欲，己所不欲，人亦所不欲，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忠恕正是仁。

丙．夫为妻纲

人之大伦，夫妇居一。朱熹主张妇女三从，在家从父，适人从夫，夫死从子。他反对不嫁娶礼仪办婚事的“引伴为妻”，规定不得“聚集男女，昼夜混杂。”他并认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丁．四德五常

孟子提出著名的“四端”说，认为人都有不忍人之心，人先验地具有仁义礼智四种道德素质或品德。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无此四端者，就是没有人性，也就算不得是个人。例：路见小孩落井，人皆有怵惕恻隐之心，而出手相救，所以如此，并非与小孩的父母相熟，也不是要在亲朋中邀取好名声，更不是害怕遭受处分。可见人皆有仁爱之心。

朱熹在调节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国家关系，提出了仁、义、理、智、信的道德项目，作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伦理道德准则，以及道德修养的原则和方法。

仁——仁者，爱之理，心之德也。

首先，仁是爱之理。朱熹认为，人的仁义理智信的五常，根源于五行（木火金水土），是五行之性也。盖木神曰仁，则爱之理也，其发为恻隐。“仁是爱之理，爱是仁之用。”

其次，仁是心之德。即得之于心的爱的本源。仁是天地生物之心，天地之生人与万物，便是天地之德显示诸仁，人与万物生生不绝，显示天地之仁；天地把生生之仁心，藏在人与物中。人与物，都是天地之用。爱由心生。去私欲，做到不违仁，就是心之德，即仁的生物之心，符合于德。仁是天地之生气，人之所以为人，其气则天地之气，仁是一种温和之气，其气则天地阳春之气，其理则天地生物之心。譬若谷种，生之性便是仁。生的意思是仁。

仁，是天地生物之心，人与物得天地生物之心以为心，仁心，即是生，天地之大德曰生，人受天地之气以生，故此心必仁。言人而不言仁，则人不过是一块血肉罢了。仁是本体，是万理之原，万事之本，仁即是心，即天德之元，表现为爱人爱物的宽容大度。

仁包含义、理、智三者，仁为四德（仁、义、理、智）之首，管束得四德；仁也是五常之首。四德存于人的本性之中，虽未表现出来，四德已具有，所以仁统义、礼、智。能仁则后三者（义、礼、智）自在其中矣。

仁包含四德五常，所以仁体现为“事亲孝，事兄弟，及物恕”，而且还体现在“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这便是孝悌、忠恕、恭敬、仁义、礼智等政治道德原则和伦理道德规范。盖木神曰仁，则爱之理也，其表现是恻隐；火神曰礼，则敬之礼也，表现为恭敬；金神曰义，则宜之理也，表现为羞恶；水神曰智，则别之理也，表现为明断是非；土神曰信，则实有之理也，表现为忠信。

义者，事之宜也；即做事适宜，恰当；按仁的要求去做，就是义。

礼者，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也；所谓天理之节文，即礼即理也；二是作为人事之仪则，具伦理规范的意义；礼则为谦逊，合乎仁的仪式礼节。

智，即明断见识；智则为明辨。能分清什么是仁，什么不是仁，就是智。

信，约信也，即守信、诚实的意思，信便是真个有仁义礼智，不是虚假的。好学则智。智者见于未萌，智者不惑，是是非非谓之智。

人秉五行之秀而生，故其为心也，未发由具仁义礼智信之性以为之体，已发则有恻隐、羞恶、恭敬、是非、诚实之情以为之用。

以自然界的五行，来比附和衍生出五常，则五常成为超社会超时空的永恒存在的东西了。戊．五伦

朱熹把社会的人伦关系归纳为五伦，即即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即五品等级，是人世的大伦，人不能改变，也不能超越，五伦是先天的，生而具有的，不是后天人为的。与五伦对应的，是亲、义、别、序、信。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之理，天之所命，出于人心之本然，非后来所强加的。

在五伦之中，君臣、父子两伦最重要，是天之经，地之义，因此在五常中，仁义也最重要，仁莫大于父子，义莫大于君臣，是三纲之要，五常之本，人伦天理之至，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五伦既是天经地义，但因为气禀所偏，人欲所昏，固有的伦理，却被蒙蔽，因此需要教育人们，启迪人们固有的伦理之心，于是先王立学校以教其民，必使天下之人，皆有不失其性，不乱其伦而后已。设官教民，既使人不失仁义礼智之性，也使人不乱人伦之理。古代听讼之断，必以人伦为重，以人伦为善恶是非和量刑的准绳。

对传统的伦理道德精神，以及由这种伦理道德形成的民族心理、民族人格和价值观，我们要继承其超时代、超因果的绝对性合理内核。道德精神是由个人根据自己的人生价值观自觉选择的,作这种选择，需要以牺牲个人利益甚至生命来履行道德义务。从伦理道德中升华出一种巨大的、崇高的和永恒的精神力量，孔子讲“杀身成仁”，孟子讲“舍生取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推重无私无畏的大丈夫和浩然正气等等，就是我们民族的道德正气。这种道德正气的精神力量对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是极端重要的。我们要重视人格能力和人生价值观的培养,高扬中华民族的道德正气，这也是新伦理、新道德发展的前提，是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