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陵墓制度

考古与文物　2004年第3期

“汉唐陵墓制度”国际学术

研讨会会议纪要

赵化成　焦南峰

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承担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汉唐陵墓制度研究”于2001年10月获准立项,这一为期三年的研究课题拟对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陵墓制度进行综合性的研究,尽管参与本课题的十多位研究人员来自全国多家高校和考古文博单位,但汉唐陵墓制度是一个涉及面很广、内容极其丰富的大题目,需要更多的专家学者共同研究,为此召开一次较大型的学术研讨会很有必要。另一方面,陕西省作为汉唐都城和帝王陵墓的集中所在地,近年来在汉唐陵墓的调查、发掘与研究方面取得若干重大成果,因而也有意向召开这样的学术会议。在这种情况下,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陕西省文物局、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商定于2003年10月在陕西省西安市联合主办“汉唐陵墓制度”国际学术研讨会。

本次会议自2003年10月21日至24日为期四天,来自国内各省、市以及美国、澳大利亚、日本、韩国的考古、历史、美术史等学科的专家、学者共94人出席了本次会议。

10月21日上午的大会开幕式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高崇文教授主持。陕西省文物局副局长张文先生、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主任李伯谦教授致开幕词;著名考古学家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石兴邦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黄展岳研究员大会讲话;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副主任、教育部“汉唐陵墓制度研究”课题组组长赵化成教授作大会主题发言。在开幕致词、大会讲话和主题发言中,大家一致认为:汉唐在中国历史上占有突出地位,而汉唐陵墓资料所蕴涵的历史、文化信息量十分巨大,通过对陵墓制度的研究,可以从新的视角观察汉唐社会的历史,并加深对中国古代文明特点的认识。目前,全国各地已经发掘的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墓葬已有十多万座,近年这方面的重大发现更是层出不穷,但我们在综合研究、制度研究方面还很不够,还应当站在更高的起点、更深的层面来思考问题,因而,召开这样的专题学术会议是很有意义的。

开幕式之后紧接着进行大会学术报告: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陵考古队队长段清波研究员、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长焦南峰研究员、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隋唐室主任张建林研究员分别就秦始皇陵、西汉帝陵和唐代帝陵的最新考古工作和研究成果作专题学术报告,受到与会代表的热烈欢迎和高度评价。

10月21日下午和10月24日上午安排分组发言和讨论。根据与会代表提交论文所涉及的历史时段,分为秦汉和魏晋南北朝隋唐两个大组。秦汉组负责人为西北大学文博学院考古系学主任王建新教授和郑州大学历史与考古系副主任韩国河教授;魏晋南北朝隋唐组的负责人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齐东方教授和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张建林研究员。分组会议上与会代表围绕所提交的论文简要阐明自己的观点和论据。然后大家提出问题,进行讨论。尽管每位代表的发言和讨论的时间有限,但大家还是对一些感兴趣的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10月22日和23日两天参观考察。陕西省是文物大省,汉唐帝陵多,与会代表参观考察了秦始皇陵及兵马俑博物馆、西汉景帝阳陵及博物馆、唐高宗和武则天乾陵及博物馆、唐太宗昭陵及博物馆等。与会代表尤其对秦始皇兵马俑坑和铠甲坑遗址、汉阳陵南阙门和罗经石遗址、唐昭陵北司马门遗址等发掘现场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10月24日下午的大会学术交流及闭幕式由教育部“汉唐陵墓制度研究”课题组副组长、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齐东方教授主持。第一项议程是秦汉组和魏晋南北朝隋唐组各推举的两位代表在大会上宣读论文,他们分别是:山东省济南市文化局副局长、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崔大庸教授,题目是《济南洛庄汉代诸侯王大墓的发现与初步研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赵化成教授,题目是《周秦汉墓葬中的“周制”与“汉制”解析》;日本创价大学林俊雄教授,题目是《突厥可汗国与中原王朝支配者的墓庙比较研究》;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张庆捷研究员,题目是《北魏永固陵的考察与探讨》。大会宣读论文之后,秦汉组负责人王建新教授和魏晋南北朝隋唐组负责人张建林研究员分别对本组发言及讨论情况作总结汇报;最后,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长焦南峰研究员作大会总结发言,陕西省文物局副局长张文致闭幕讲话。

本次大会共收到学术论文47篇。此外,一些未能提交论文的学者也在分组讨论会上发了言。与会代表所提交的论文和发言涉及汉唐陵墓研究的方方面面,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11秦汉至隋唐帝陵的研究

从秦始皇陵、两汉帝陵、北朝帝陵、唐代帝陵皆有涉及。近年,陕西、洛阳、南京等地对帝陵及陵园遗址的考古勘察与发掘加大了力度,取得一系列新成果。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段清波研究员、王望生助理研究员根据近年来新的调查和勘探资料,分别对秦始皇陵的封土高度、内外城垣、地宫形制、墓道及周围陪葬坑等进行了再认识。西汉帝陵的调查与发掘成果突出,特别是汉景帝阳陵经过多年的工作,基本搞清了陵园布局,并发掘了部分陪葬坑、南阙门等一批重要遗迹。本次会议上有关西汉帝陵研究的论文较多: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焦南峰研究员以阳陵为中心,总结出西

汉帝陵的若干特点,大大丰富了我们对西汉帝陵的系统认识。西北大学文博学院王建新教授则提出西汉帝陵布局的“阳陵模式”概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黄展岳研究员、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王学理研究员、马永赢副研究员,郑州大学历史与考古系张卫星博士、南开大学历史系梁云博士等分别对西汉帝陵的“昭穆”问题、从葬坑问题、陪葬墓问题、礼制建筑(陵寝、罗经石)等发表了很有价值的见解。

东汉帝陵分布在洛阳附近,但目前对东汉帝陵的了解还很有限,不仅陵园建制不明,而且连陵冢与所属皇帝都无法对号入座。针对困扰学术界多年的难题,洛阳市文物工作者申报课题并获得经费支持,拟在今后几年进行大规模的调查、钻探、力争有所突破。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的朱亮、严辉研究员所提交的论文正是他们对洛阳“邙山陵墓群”进行调查与勘测的初步收获与总体设想。郑州大学历史与考古系韩国河教授此前对东汉帝陵进行了多次实地踏勘,虽仍不能完全确立陵冢的归属,但获得的一批新资料有利于今后进一步的工作。

南京是东吴、东晋、宋、齐、梁、陈的都城,有关六朝帝陵的调查研究尽管很早就开始了,但存在问题较多。南京大学历史系贺云翱教授、南京市博物馆王志高副研究员带来了这方面的考古新发现,并对六朝帝陵的陵墓分布、陵园布局、石刻特点及它们所反映出的等级制度等进行了很好的研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韦正博士也对南朝陵墓制度的几个问题进行了探讨。山西考古研究所张庆捷研究员通过对北魏冯太后永固陵的考察,总结归纳出陵园布局的五个特点,对北魏陵寝制度研究大有裨益。

近年有关唐代帝陵的调查、发掘与研究成果十分突出。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近年清理了被盗掘的唐僖宗李缳的陵墓;对乾陵陵阙、昭陵北司马门遗址做了较大规模的发掘;与德国美茵兹罗马——日耳曼中央博物馆合作详细勘测了唐睿宗桥陵,出版了勘察报告。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张建林研究员在大会发言和发掘现场详细介绍了这些工作及最新研究成果。除陕西外,河南偃师也有两座唐代帝陵。偃师商城博物馆馆长王竹林馆员对唐恭陵、和陵进行了调查和研究,提交的论文颇

引人注目。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沈睿文博士曾对唐代帝陵进行过系统研究,此次提交的论文进一步阐述了汉唐帝陵陵地秩序中存在着昭穆制度的观点。

在帝陵考古调查与研究中,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可以获得常规手段无法得到的一些信息。如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与自然科学工作者合作,利用遥感、物探等现代科技手段对秦陵地宫进行勘察,取得重要成果。日本阪南大学国际交流系陈力教授利用上一世纪60年代的卫星照片,对西汉帝陵及其陪葬墓冢的位置及分布等进行考察,使人耳目一新。洛阳考古工作对东汉与北魏帝陵的考察采用了全球卫星定位系统,并运用图象软件绘制陵冢分布及其周围地貌地图,取得良好效果。

21汉代诸侯王陵的研究

内容涉及徐州楚王陵、长沙国王陵、济南洛庄吕国王陵、南越国王陵和东越国王陵等。徐州西汉楚王有12代,目前调查、发掘了8代楚王及王后陵,但陵墓的归属问题一直悬而未决,徐州狮子山楚王陵管理处王恺研究员、徐州文化局周保平、刘照建研究员等提交的论文对此进行了很好的研究,并根据徐州楚王陵的资料,对西汉时期崖洞墓的形制演变进行了探讨。济南市文化局副局长崔大庸教授介绍的洛庄汉墓(吕国王陵)最新考古发掘和研究成果使代表们大开眼界、获益良多。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高崇文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刘振东副研究员、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侯宁彬副研究员等学者对汉代诸侯王墓中的丧葬礼俗、黄肠题凑、墓葬中天井的发展演变等方面提出了新的看法。

31汉唐陵墓制度综合研究

有几位学者分别探讨了汉唐墓葬制度中的汉制、晋制和唐制诸问题。赵化成教授从多个方面探析周秦汉墓葬中“周制”与“汉制”的异同,并揭示出这种异同背后所隐含的社会制度、伦理道德的巨大差异;南京大学历史系吴桂兵副教授则从墓葬形制演变入手,对“晋制”进行了初步探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齐东方教授以新的视角诠释了唐代的丧葬观念与制度,初步建立了“唐制”的框架。日本东亚大学黄晓芬教授对汉墓有过系统的研究,在她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新近出版了《汉墓的考古学研究》中文版,本次会议提交的《椁与室——横穴墓的演变》则对汉代墓葬形制的演变做了进一步的归纳的总结。此外,北京大学日本留学生菊地雅彦博士对汉唐墓室构造的探讨、北京大学韩国留学生赵胤宰博士对六朝砖室墓中的祭台的研究、中山大学人类学系郑君雷关于幽州汉墓分布区的论述、浙江省博物馆黎毓馨副研究员对浙江汉墓的考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孟耀虎副研究员对汉代墓碑形体起源的探索、西北大学考古系赵丛苍教授有关凤翔城郊隋唐殉人墓有关问题的探讨等,都提出了一些颇有见地的新观点。

41汉唐陵墓中的美术资料方面

汉唐陵墓中的美术资料内容丰富、数量极多。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罗世平、贺西林、郑岩教授,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后晓荣博士等或综合论述,或个案分析,对汉唐时期的墓葬壁画进行了多角度的研究,尤其是来自于美术史界的学者所采用的图像学研究方法对考古学研究有很大的启迪作用。

51汉唐时期周边少数民族墓葬的研究

日本创价大学林俊雄教授的论文将北方草原地带突厥王陵与中原王朝统治者陵墓进行比较,认为唐陵墓前石雕像是延续北朝风格而不是受突厥的影响。延安大学历史系杜林渊讲师对东汉时期北部和西北部边疆地区的大量“汉墓”进行了族属的重新判定,认为它们应归入南匈奴墓葬范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访问学者姜寅虎教授因病未能与会,但提交了有关朝鲜半岛伽耶文化的研究论文。

总之,从与会代表所提交的论文及发言来看,总体质量是比较高的:一部分学者带来了最新的考古重大发现,让大家得以先睹为快;一部分学者长期在考古第一线从事考古发掘,所撰写的论文是他们多年工作的收获与总结;一部分学者从综合的、制度的层面进行研究,提出许多发人深省的观点。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长焦南峰研究员在闭幕式上的总结发言以及陕西省文物局副长张文闭幕词中概括出本次会议的几个特点:一是本次会议主题鲜明、学术性强:以“汉唐陵墓制度”为主题的学术会议在考古学界还是第一次,与会代表所提交的论文质量比较高,讨论发言也很热烈,参

观考察内容丰富,整个会议学术气氛相当浓厚。二是与会代表很年轻,这次会议的代表大部分年龄在三、四十岁之间,他们中的大多数长期在第一线从事考古发掘,积累了大量第一手资料,是汉唐陵墓研究的中坚力量。三是本次会议由高校与地方考古文博单位联合主办,发挥各自的优势和特长,是一种很好的合作模式。此外,还提出今后在汉唐陵墓制度研究方面应当加强的工作:首先应当加快汉唐帝陵尤其是东汉帝陵、北朝帝陵和南朝帝陵的考古勘察和研究。其次,对已经调查和发掘的汉唐陵墓考古资料尽快整理,出版调查发掘报告,以供学术界研究。其三,加强综合

研究,主要围绕以下方面进行:秦汉至隋唐帝王陵墓及陵园制度的研究;秦汉至隋唐陵墓等级制度研究;秦汉至隋唐陵墓形制、随葬品制度研究;秦汉至隋唐丧葬礼俗的研究;汉唐陵墓中美术资料的研究。

总之,本次学术研讨会是成功的,与会的国内外专家、学者一起广泛交流、深入探讨,使得“汉唐陵墓制度”研究水平上了一个新台阶,并将推动今后汉唐历史与文化研究的深入。

(责任编辑　姜　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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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唐帝国的兴衰

汉唐帝国的兴衰汉唐帝国的兴衰版次:RB17 版名:名家在线稿源:南方都市报 2011-04-20 作者:许倬云许倬云说历史自从秦始皇统一了中国，中国进入帝国阶段，所谓帝国是两个意义，一个国内只有一个皇帝，国家是统一的；第二，对于四邻而言，中国这庞大的国家，绝对是主控力量。这两个条件合在一起的时候，中国的帝国是天下帝国，理论上，天下帝国没有边界，边缘和核心的关系只有远近、没有敌我。但实际上，中国还是有不属于他管辖的邻居，尤其是北边草原上的游牧民族，难得属于中国管辖，更常见他们向中国挑战，甚至于侵入中国、征服了中国、统治了中国。譬如说，著名的是五胡乱华和金元王朝。秦和两汉是一个连续体秦帝国的出现，真正为中华大帝国的核心划下基本的疆域，我们有时候称之中原，可是中原常常会改变，实际上中原的核心又时时转换。不过，以中国和欧洲大帝国来对比，最显著的就是，中国是一个相当固定而且坚实的核心，因此

中国对外是一个相当庞大的地理单位，往往这核心本身比任何一边的边陲要广袤富足很多倍。这么庞大的核心，自然有他自己的引力，核心可以抓住边缘，边缘难得可以挑战核心。回到秦汉帝国，秦和两汉应该是一个连续体，不必当作三个朝代，秦帝国设定了庞大帝国的内建系统，包括道路和管理组织，两者都被汉帝国继承。秦帝国的内建系统是从上而下、从核心向外缘。秦朝的郡县制度，从考古学数据看得见，甚至于最小的县镇、县长或县令，往往是秦帝国军队的中下级军官转任，中央的命令一条鞭达到地方，效率相当不坏。秦国的道路系统，在中原是两横两直，对外是辐射线。这样的内建系统，传达命令很有效，得到神经末梢回馈的讯息却是有所不足。秦帝国在秦始皇时代，运转并没有太大困难。秦王朝的使用资源，筑长城、开驶道，建宫殿和陵墓，再加上戍守边疆的兵役，用尽了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国家力量。秦始皇在世，由于他常常巡视各处，可能还得到地方的讯息，秦始皇一死，各处变乱，包括六国之后和陈胜、吴广、刘邦这一类的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中央根本无法得到预警，也无法有适当的反应。所以这一短命的王朝，他的兴是由于三代经营，建立了一个非常有效的战争机器，但不是最好的管理机器。在资源力量用尽之时，中央完全无法应付，庞大的帝国就垮下来了。秦代的兴和衰，其实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土地制度演变及未来趋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土地制度演变及未来趋势中国实行土地制度改革主要经历两轮高潮。一个出现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是以农村土地权属改革和城市土地收归国有的改革为主要内容，其手段是进行土地的没收、征收和分配。另一个出现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以农村土地联产责任制和城市征收合资企业土地使用费为主要内容，其手段是土地使用权的下放和有偿使用。一、改革开放以前的土地制度演变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第一部宪法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形成了旧的国有土地使用制度的主要特征，一是行政划拨，二是土地无偿使用，三是无限期使用，四是不准转让。其实质就是土地资源的计划配置制度，属于计划经济体制。这种土地使用制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曾经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但随着农村人民公社的建立和城市经济和人口规模的扩大，这种土地制度的弊病日益显现。主要问题是不利于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和高效使用，大量的土地资源出现浪费和资产价值的流失；另一方面大量的单位又无法获得土地资源，对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功能分布和合理布局形成体制障碍；企业成本失准，难以准确衡量经济效益；城市的房地产业无法进入良性循环，连简单再生产也无法维持。二、改革开放以后的土地制度演变过时的土地制度严重制约了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导致文革结束不久中国实行了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发展战略。而土地制度改革又成为大陆改革开放的先声和贯穿整个过程的主要内容。从那时开始对土地使用制度的

改革，主要是在不改变国家对土地的所用权的前提下，变无偿使用为有偿使用，变无限期使用为有限期使用，变无流动使用为流动使用，沿着土地市场化的道路摸索前进。 1.开始向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收取土地使用费 1979年颁布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首开国有土地有偿使用之先河，以法律的形式首次打破大陆延续了将近30年的国有土地无偿使用制度。该法规定：“中国合营者的投资可包括为合营企业经营期间提供的场地使用权，如果场地使用权未作为中国合营者投资的一部分，合营企业应向中国政府缴纳使用费。” 在那以后，为了解决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资金长期短缺问题，1982年深圳按城市内不同等级的土地向土地使用者收取不同标准的使用费。1984年广州和抚顺部分土地（经济技术开发区、新建项目、涉外项目）进行了按土地等级开征土地使用费的试点工作。1986年上海对三资企业使用的土地收取土地使用费。这些尝试虽然对旧的土地使用制度触动不大，但却是城市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重要步骤。 2.对城市经营性土地实行使用权有偿转让 1987年深圳在大陆率先试行土地使用有偿出让，出让了一块五千多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限期50年，揭开了国有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序幕。当年12月深圳市又用公开拍卖的形式转让国有土地使用权。1987年上海市政府颁布了《上海市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办法》，用地方法规的形式确保土地有偿转让的规范化实施。上述举措使国有土地使用制度改革从理论探索阶段走向实践探索阶

中国墓葬制度

人类将死者的屍体或屍体的残馀按一定的方式放置在特定的场所﹐称为“葬”。用以放置屍体或其残馀的固定设施﹐称为“墓”。在中国考古学上﹐两者常合称为“墓葬”。在墓葬中﹐往往还包含著各种随葬的器物。古代墓葬作为考古调查发掘的对象之一﹐所提供的资料远远超过了研究墓葬制度本身的范围。但墓葬制度仍是考古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的课题。根据迄今的调查发掘﹐中国至迟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已有墓葬。此后﹐经新石器时代至商﹑周﹑秦﹑汉及以后各历史时代﹐墓葬制度随著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发展而不断演变﹐显示出一定的规律性。在阶级社会中﹐墓葬制度突出地体现了阶级关系。在各个时代﹐民族和地区的特点﹐在墓葬制度中也得到了充分的反映。石器时代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埋葬的发现﹐说明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已出现按一定的方式埋葬死者。到新石器时代﹐墓葬已有了一定的制度。墓圹一般是长方形或方形的竖穴式土坑。在氏族的公共墓地中﹐数以百计的墓坑排列有序。多数的墓是单身葬﹐也有不少的墓是合葬。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前期的合葬墓﹐往往采取“二次葬”﹐将许多已经埋葬过的屍骨迁移而葬入同一墓坑内。这些死者是同一家族的成员﹐体现了母系氏族社会的紧密的血缘关系。有些合葬墓﹐埋著两个或数个完整的屍体﹐他们的性别相同﹐应系兄弟或姐妹。大汶口文化後期和龙山文化﹑齐家文化的合葬墓﹐所葬多为两个成年男女﹐说明在父系氏族社会中﹐已经有了比较固定的婚姻关系﹔而齐家文化的合葬墓﹐则证明存在男子死后以妻妾殉葬的情况。黄河中﹑下游的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屍体在墓内的放置方式以仰身直肢的为多﹐偶然也有屈肢葬和俯身葬﹐後者可能是由于凶死。黄河上游的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除仰身直肢葬以外﹐还流行屈肢葬。仰韶文化墓中的屍体头多向西﹔大汶口文化墓中的屍体头多向东。这些都说明不同的部族有著不同的葬俗。新石器时代的墓坑一般都小而浅﹐仅能容纳屍体。新石器时代晚期﹐有些地区已用木棺作葬具。在大汶口文化的后期﹐少数墓坑面积甚大﹐坑内沿四壁用木材垒筑﹐上面又用木材铺盖﹐构成了木椁﹐这大概是由於墓主人在社会上有特殊的地位。幼儿死后一般埋在房屋附近或房基下﹐利用陶器作葬具﹐称为“瓮棺葬”。墓中随葬品以陶器皿为最普遍﹐其次是石制和骨制的工具﹐装饰品亦偶有发现﹐有时还有谷物和家畜。在有些墓地里﹐男子墓内多石斧﹑石铲﹑石刀﹐女子墓内多陶制或制的纺轮﹐显示了男女在生产活动中的分工。由於地区和部族的不同﹐各地墓中随葬品的种类和数量颇有差异。但是﹐在同一墓地中﹐各墓随葬品的多寡﹑厚薄往往差别不大﹐可见在原始社会中氏族成员的经济地位是平等的。但到了后期﹐出现了穷富分化的现象﹐例如﹐大汶口文化后期的少数大墓﹐随葬的陶器有多至100馀件﹐猪头多达十馀个的﹐说明墓主人拥有远比一般人为多的财富。商代商代是中国青铜时代的盛期﹐社会生产力有了高度的发展﹐以商王为首的奴隶主贵族统治著庞大的国家。因此﹐在商代的墓葬制度中存在著严格的阶级和等级的差别﹐统治阶级的陵墓有著十分宏大的规模。河南省安阳的商王陵墓﹐有“亚字形墓”和“中字形墓”。亚字形墓的墓室﹐是一个巨大的方形或亚字形的竖穴式土坑﹐四面各有一个墓道。侯家庄的一座最大的亚字形墓﹐墓室面积约330平方米﹐加上墓道﹐总面积达18 00平方米﹐深度在15米以上。类似的墓葬在山东益都也有发现﹐是属于诸侯或方国的首领的。中字形墓的墓室﹐是一个大型的长方形竖穴式土坑﹐南北两面各有一个墓道。武官村的一座最大的中字形墓﹐墓室面积近17 0平方米﹐加上墓道﹐总面积达340平方米﹐深度为7米馀。除了王陵以外﹐其他贵族的墓也有中字形的﹐但规模略逊。在贵族的墓中﹐还有一种“甲字形墓”﹐只在墓室南面有一个墓道﹐规模一般都较中字形墓为小。商代绝大多数的墓﹐都是没有墓道的长方形竖穴式土坑。形状虽然类同﹐但规模则有很大差别。大贵族的墓﹐面积可达20馀平方米﹐在安阳小屯发现的商王武丁配偶“妇好”的墓即如此。一般小贵族的墓﹐面积往往不足10平方米。而平民的墓面积更小﹐有的甚至不足2平方米。商王和各级贵族的墓﹐都用木材筑成椁室。亚字形墓的椁室﹐平面呈亚字形或方形。其馀各种类型的墓﹐椁室平面呈长方形。敛屍的葬具都是木棺﹐放在椁室正中。平民的墓﹐有的有棺有椁﹐有的有棺无椁。屍体的放置方式﹐主要是仰身直肢。无论是贵族还是平民的墓﹐墓主都只有一人﹐尚未发现夫妻合葬的情况。商王和各级贵族墓的随葬品极其丰富﹑精美。包括各种青铜器﹑玉石器﹑陶器﹑漆木器﹑骨角器等。妇好墓随葬各种青铜器460馀件﹐玉石器750多件﹐骨角器560馀件﹐另有海贝近7000枚(见彩图鴞尊显示图片﹑三联甗显示图片﹑偶方彝显示图片﹑玉龙显示图片﹑玉凤显示图片﹑玉鹰显示图片﹑玉显示图片﹑玉

古代城市文学资源与城市文化特色构建_以洛阳为例

古代城市文学资源与城市文化特色构建 ———以洛阳为例王建国，王蔚乔（洛阳师范学院河洛文化国际研究中心，河南洛阳471022；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上海201418）摘要：古代城市文学资源既为一座城市保存了许多永恒的文化记忆，也为城市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创造了条件。在当今特色文化城市建设中，如果充分挖掘城市中丰富的古代文学资源，把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学经典转化为现代城市的文化标志和景观坐标，实现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使城市更富有人文内涵、高雅意趣和地域个性，无疑对城市品位的提升能起到重要作用。关键词：古代城市文学资源；特色文化；城市个性中图分类号：K90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4970（2012）07－0005－04收稿日期：2012－02－12 基金项目：2008年国家社科基金“永嘉以后的侨寓士人与东晋南朝文学的勃兴”（08BZW033）；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项目“唐代洛阳城市文化研究”（2010－JD－14）作者简介：王建国（1967－），男，河南上蔡人，文学博士，洛阳师范学院河洛文化国际研究中心、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授；王蔚乔（1992－），女，河南上蔡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本科生。德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一书中认为：人类所有的伟大文化，都是由城市产生的。［1］79中国古代社会虽然以农耕文明为主，但城市在中国起源很早，日本学者曾指出，“城市”一词的语源，应出自中国。在城市的历史发展上，中国曾营造很多世界名城，像西汉长安、北魏洛阳、南朝建康、隋唐长安、宋代汴梁和临安、元大都、明清北京等，都创造了灿烂的城市文化。许多城市文化如建筑、园林、市井生活、闾巷风俗等等往往随着时代变迁而消失。幸运的是，城市又是文人的汇集之地，文学家生活其间，将自己对城市生活的感悟通过文字记录下来，传抄刻印，代代流传，成为城市文化的永恒记忆，为我们保存了极为珍贵、丰富多彩的城市文化材料，也为城市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创造了条件。同时，文学家在他们生活的土地上留下许多令人难忘的遗迹和美丽的传说，如果追寻他们的足迹，打捞出沉睡于地下的浪漫文学记忆，让它们成为城市的文化标志和景观坐标，无疑将对城市品位的提升起到重要作用。因此，在当今特色文化城市建设中，古代城市文学资源是构建城市特色文化的宝库。上海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阮仪三曾说：“在21世纪全球化的国际背景下，中国历史古城的安危，不仅仅在于城市特色，而是牵涉到我们民族文化生存的根基。”［2］洛阳作为中国最古老的都城之一，宫殿、城防、坊里、街道、园林、市场等构成了洛阳城市生活最基本的物质结构。这些城市建筑在历史的战火中常常被毁灭殆尽，考古发掘和文学记载则是我们认识这座古老城市的金钥匙。对洛阳进行较为全面记载的文学作品是汉魏时期的京都赋，班固《两都赋》以都洛、都雍为题材，开创京都赋的范例，作品盛赞洛邑制度之美，充分体现了班氏以礼乐文明为美的京都观；张衡《二京赋》模仿班固《两都赋》，在对东都城市构筑、宫殿建设的描绘中，呈现东汉君主的文治武功；左思《三都赋》，实际上仍以魏都洛阳为描写重点，以其高超的写作技艺引发文人争相传抄，一时洛阳纸贵。他还在诗歌中多次写到过洛阳，如《咏史》诗之四：“济济京城内，赫赫王侯居。冠盖阴四术，朱轮竟长衢。朝集金张馆，暮宿许史庐。南邻击钟磬，北里吹笙竽。”《咏史》诗之五：“列宅紫宫里，飞羽若云浮。峨峨高门内，蔼蔼皆王侯。”诗歌描写宫殿和王侯宅邸的森严以及贵族生活的豪奢，应是西晋洛阳的真实写照。陆机这位南方士子，似乎对洛阳情有独钟，来到洛阳后，竟被都城的气度所折服，写作了一部《洛阳记》。虽然它已经散佚，但对我们了解汉魏洛阳城仍有辅助作用。北魏是一个佛教狂热的王朝，孝文帝迁都洛阳，寺庙大量增加。“招提栉比，宝塔骈罗”，“金刹与灵台比高，讲殿共阿房等壮”。鼎盛 2012年7月第31卷第7期洛阳师范学院学报 Journal of Luoyang Normal University Jul．，2012 Vol．31No．7

珠三角：土地制度创新研究

珠三角：土地制度创新研究珠三角：土地制度创新研究2001-08-22近年来土地制度变革的实践和产权经济学的理论研究都表明,过去那种基于强调土地所有权归谁,强调生产资料的归属决定生产关系性质的立场上探讨土地制度变革的主张,已经没有多少实际意义。以土地使用权入股为主要形式的土地经营权流转制度创新,无疑为我们进行土地制度的变革提供了新的思维方式。一、制度创新的动因与方式经过整个80年代的发展,珠江三角洲已成为我国经济增长最快, 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一个地区。农村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迅速进程,使原来隐藏在以“均包制”为特征的土地制度背后的一系列现实问题,在珠江三角洲变得异常突出。第一,随着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珠江三角洲普遍出现了半自给性小规模土地经营基础的农户兼业化。农户的抛荒,土地的分散使用,经营规模的狭小在资源配置上造成了巨大的效率损失。由此,按照效益原则配置土地资源,改变现有分散的、狭小的、低效率的土地使用格局, 造就土地集中机制,从而实行规模经营,使土地流转制度的创立提到了议事日程。第二, 随着农村城市化的快速推进,珠江三角洲每年都有大最的农地转为工业用地,地价及土地资本收益也随之提高。尤其是1992年4月广东省粮价放开,取消合同定购任务,过去隐含在粮食平议差价中的“暗税”随之取消,农户的土地使用权得以强化,加之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使土地的机会利润大幅度上涨,从而进一步刺激了土地价格的倍增。农户原来视土地为不可或缺的福利保障,现在却进一步视土地为增殖手段。在此情形下,土地的集中与流转对土地的管理使用制度提出了重新调整的要求。第三,由于土地资源增值收益的直线上扬,如何合理地分配列益,处理好政府与农民、农民与社区集体的关系,并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也直接涉及到土地制度的产权安排问题。第四,从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角度而言,在产权所包含的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中,转让权是最重要的。从产权界定是为了促成交易的角度说,对转让权的不当限制乃至禁上就会导致产权界定在很大程度上失去意义。首先,在转让权受不当限制的条件下,资源不时能流向对其评价最高的地方,资源配置效率不能不受到损害,其次转让权受不当限制必然导致有效竞争的缺乏。若产权主体相互间的冲突不能通过竞争性的转让（即“你不合适,再找别人”）的方式解决,而只能“吊死在一棵树上”,就是容忍低效率的存在成者陷入无休止的“内耗”。最后,转让权受不当限制以会导致收益权受限制。应该说,家庭承包制的产权残缺,尤以转让权受限制（这种限制既来源于产权界定上的原因,因为农户出卖土地是违法的,也起因于土地的福利保障功能）所导致的后果最为严重。基于上述背景,珠江三角洲沿着“农地集中--使用权流转――规模经营”的线索,拉开了土地制度创新活动的序幕,进而推动了整个广东农村土地制度的变迁,在广东农村,尽管土地制度创新活动的方式多种多样,但基本的思路是：将土地所有权以宪法规定为基准,置其于集体所有制的框架,并在此基础上强化并规范农户的土地经营权（使用权）以及与之相应的收益权利转让权,进而对平均地权（均田问承包）的资源配置低效率格局进行修正,从而以产权制度建设为中心,培育土地流转的集中小机制 ,逐步推动土地的规模化与企业化经营。从1993年开始,顺德市、南海市、番禺市、龙岗区、宝安区等地尝试土地使用权入股进而推进土地经营权流转,其中尤以南海市最为典型,南海市作为全国农村土地制度建设试验区之一,在这方面的变化利制度安排格外值得

岗位变化管理制度

岗位变化管理制度撰写人：___________ 部门：___________

岗位变化管理制度 1、员工在公司由调整工作岗位或离岗一年以上重新上岗时，应当重新接受本矿（工段、区、厂、班组）的安全培训； 2、公司各单位（各矿、厂等）实施新工艺、新技术或者使用新设备、新材料时、应当对有关从业人员重新进行有针对性的安全培训； 3、离开特种作业岗位达6个月以上的特种作业人员，应当重新进行实际操作考核，经确认合格后方可上岗工作； 4、特种作业操作证每2 年复审1次，连续从事本工种10年以上的，经用人单位进行知识更新教育后，复审时间可延长至每4 年1次； 5、停止使用一年以上而再次使用的特种设备，使用前单位应当对其进行全面检查，消除影响安全的隐患； 6、新增的特种设备，在投入使用前，使用单位必须持监督检验机构出具的验收检验报告和安全检验合格标志到在地区的地、市级以上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机构注册登记，将安全检验合格标志固定在特种设备显著位置上后，方可投入正式使用； 7、随企业的发展，公司内部单位和并、部室重组，各单位相应的安全生产职责须做到及时的修订和完善，确保安全生产工作的有效进行； 8、企业内部变化管理应考虑以下几项：流程要求，机械设备和电器设备、监测设备、应急管理设备和设施的使用期限，人机工效等；第 2 页共 2 页

9、危险源辨识和风险评价属动态管理，变化过程实施前具体应做风险识别、风险评价和风险控制等工作； 10、对执行变化管理的人员必须进行相关的业务培训及资格培训； 11、对危险源辨识和风险评价属变化管理内容须确定如下内容：危险源、风险及其分级，风险减少措施、风险监测措施、风险控制措施等； 12、及时收集、整理己变化的法律、法规，以适应企业的安全发展形势，做到与时俱进； 13、及时修改培训计划及培训内容，以适应不断发展的安全形势。第 2 页共 2 页

平凉的历史文化资源

平凉的历史文化资源作者：来源：平凉新闻网-平凉日报添加日期：12年03月30日 □张怀宁《国家“十二五”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中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在我国五千多年文明发展历程中，各族人民紧密团结，自强不息，共同创造出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发展壮大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力量，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体系。这为我们进一步保护、挖掘、利用平凉的历史文化资源，开发平凉的历史文化产业提出了大政方针，指明了方向。平凉的历史文化资源非常丰富，积淀深厚，特色明显。平凉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考古发现的旧石器、新石器、陶器、古人类化石，证明在远古时代就有人类在陇山两翼、泾渭河流域繁衍生息。泾川大岭被认为是甘肃境内首次发现的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距今60至20万年。在泾川牛角沟发现智人阶段人类头骨化石，距今5至2.8万年，这是在泾河流域第一次发现的古人类化石。以马鞍型口罐为特征的安国式类型文化出土后，考古学界非常重视。在中华文明起源阶段的伏羲、女娲文化、西王母文化、黄帝问道为标志的崆峒文化等，都是中华文明源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商周早期文化中的阮、共、密、卢等方国，公刘农耕，文王伐密，穆王西游，西周历史文化名城———灵台的青铜器，国内外闻名。平凉境内已发现各个时期的文化遗址465处，全市现已普查公布的文物保护单位有2196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南石窟、武康王庙、延恩寺塔、云崖寺和陈家洞石窟、王母宫石窟等5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70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222处，全市8个博物馆，馆藏文物3.3万多件，居全省第二。灿烂的文物，光辉的遗存，陈述着平凉悠久的历史，古朴的文明。平凉历史长河，波浪滚滚，古代戎、羌、五胡等民族，频繁活动。秦皇、汉武西巡登崆峒，汉唐丝绸之路穿过平凉，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平凉各族人民对丝绸之路畅通有重大贡献。以泾川南石窟寺和百里石窟长廊等为代表的平凉石窟文化，是丝绸之路上民族、宗教文化的璀璨明珠。平凉历史舞台上，龙腾虎跃。李世民西征薛举，刘昌筑平凉城，李元谅筑良原、崇信城，李商隐登安定城楼，蔡挺开拓柳湖，刘沪筑水洛城，范仲淹开府泾州，明韩王封于平凉，清朝平定王辅臣叛乱，左宗棠西征栽杨柳……平凉大地，人才辈出，乌氏倮、皇甫谧、梁肃、牛僧孺、吴玠、吴璘、刘锜、赵时春等代表人物，各领风骚。红军长征过平凉，三大主力红军会师静宁、会宁地区，以静宁界石铺、泾川红军楼为代表的红色革命文化在平凉历史上谱写了新篇章。平凉历史文化资源类型多样，基本可分为中华文明的源头文化、丝绸之路文化、石窟文化、多民族文化、陇东民俗文化、红色文化等类别。平凉的历史文化具有源头性、开放性、民族性、边疆性等特点，与“包容、和谐、务实、进取”的平凉精神一脉相承。多年来，平凉人民集中力量和智慧，培育和打造出古城纪文化、崆峒文化、西王母文化、皇甫谧文化4

变化管理工作制度

变化管理工作制度为了加强采掘工作面安全生产变化的管理，掌握现场变化情况，实现主动超前预测变化、科学减少变化、有效控制变化，真正把变化落实在基层、落实在现场、着重在人员、时段、三工、环境变化四个方面抓好管控，实现变化条件下的安全生产。一、人员变化（一）增加新工人 1、进行专业培训，经考试合格，取得相应安全资格证后，方可持证上岗。 2、由区队技术员组织学习相关工作面规程及在用措施，不少于72学时，并经考试合格后，方可从事井下施工作业。 3、由区队安排签订师徒协议，以师带徒，同工同酬，督促其尽快熟悉技能确保能够独立上岗作业。（二）离岗返岗人员 1、离岗返岗人员是指“六假”、外出培训、旅游等离岗十天及以上人员。 2、离岗返岗人员上岗前，必须由区队技术员传达学习在用措施（如有新规程需要学习要一并学习），并由本人签字确认。 3、区队分管领导或班组长必须向其交待本班组施工现场安全重点和注意事项。（三）借调人员 1、本专业内借调人员由借用单位组织学习规程、措施，并经考核后，方可上岗作业。 2、跨专业借调人员，必须进行专业技术培训，经考试合格取得安全资格证好后，方可上岗工作。二、季节变化针对冬天寒冷，我矿井筒内结冰的情况，我矿在井口修建了井口房，配备了加热风的设备，并有专人负责管理。三、时段变化（一）重要节假日（双休日） 1、必须安排至少一名管理干部负责值班。 2、区队队长要加强现场安全监督检查，确保安全关键部位不失控。 3、对重点工程要有区队领导在现场带班作业，指挥安全生产，并做好安全关键把关。 4、停产检修或规定长假期间如有必须重点工程作业则需要有区队管理干部指挥安全生产，并做好安全关键把关。（二）生产班关键时段控制中、夜班及早班下半班、交接班时间，现场跟班干部、班组长、验收员、安

自发性制度变迁与政府主导型制度变迁的结合.

制度变迁中的制度构建失灵及其解决的模式 ──义乌小商品市场变迁的案例研究一．理论背景在诺斯、速水和拉坦（1963，1978，1990）等人提出的制度变迁理论基础上，我国经济学界提出了三种理论框架来解释中国现实的制度变迁模式：一是林毅夫（1990）等人提出的制度变迁二元并存论。该理论从“需求供给”的角度把制度变迁方式划分为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两种，认为这两种制度模式正好解释了中国“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改革历程。二是杨瑞龙（1998）等人提出的制度变迁三阶段论。该理论在“制度变迁二元并存论”的基础上，把具有独立利益目标与拥有资源配置权的地方政府引入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提出了“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方式的理论假说，主张我国在向市场经济过渡中制度变迁的转换依次经过“供给主导型”、“中间扩散型”和“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三个阶段。三是黄少安（1999）提出的制度变迁主体角色转换论。该理论认为，制度的设定和变迁不可能发生在单一主体的社会里，因为社会是由不同利益主体组成，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在各种外部环境变化的作用下会发生变化，从而产生角色和利益结构的变化，进而产生制度变迁的动力，因此主体在制度变迁中也会发生角色的转换是解释中国经济体制变迁历程的关键。这三种理论分析框架虽然对中国制度变迁给出一定的解释，但是，它们都存在一些共同的缺点：无论是“二元并存论”、“三阶段论”还是“角色转换论”都只是阐述了中国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和基本模式，而没有注意到中国制度变迁历程中有些制度变迁是成功的，而有些制度变迁却是失败的，因此，它们也就没有对不同制度变迁模式成功变迁的前提、作用机制以及适应范围做出解答。而这些问题正是我们进行制度构建、推进改革进程的关键所在。因为，只有把握清楚“政府强制型制度变迁”、“自发制度变迁”、“中间扩散制度变迁”所适用的范围，以及这些制度变迁相互转换的机制以及相互作用的规律，我们才能正确地处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市场以及其他利益主体在制度变迁和改革中的正确的行为方式以及行为范围。但是，解决上述这些问题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理论逻辑构造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实践与理论解释相结合后提取的问题，因此作者企图通过对义乌小商品市场制度变迁案例的研究和理论批评，解决上述各种问题。二．义乌小商品市场建立的过程──现实中的制度变迁位于浙江中部的义乌市即中国小商品城，是一座规模宏大，设施完备，功能齐全的全国性现代化的大型工业消费品批发市场，也是全国最大的小商品流通中心。它所经历的发展过程大致为四大阶段一是“敲糖帮”阶段六、七十年代的义乌本是一个人多地少，耕地、能源和矿产资源极度稀缺且无工业基础的穷乡僻壤。在计划经济下，一切生产资料和基本生活资料都是国家计划调拨的，但计划不能及时反映需求，而且流通渠道单一，对于满足人们生活中的多样性需求的各种小商品不能

浅析文化资源的整合在旅游景观设计中的应用

浅析文化资源的整合在旅游景观设计中的应用摘要：随着人们参与自然、人文审美需求的增加，旅游景观设计在挖掘、整合景区的文化资源方面，应该有更高要求。其中文学资源，是文化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文学资源的整合对于提升区域旅游景观的文化审美功能具有重要意义。关键词：文化资源整合;文学;旅游景观一、文化历史资源整合之文学资源旅游景观的历史、文化、自然资源是支撑景点的核心竞争力。文字是让受众理解地域文化、扩展景观点的游览内容最直接的方式。常见于中国古典园林中的有古建匾额、对联、题字，现代景观装置、雕塑等作品上的说明标示性文字，或将文字直接赋予各类景观小品之上。其应用以直述居多，识读性强。本文所举的松潘县松州古城景区城墙上的汉唐边塞诗长廊即是在文化资源的整合应用上采取直述文学作品的方式创作的景观节点。二、文化资源的整合应用在旅游景观设计中的现状近年来我国文化产业、旅游业、基础建设发展较快，旅游投资持续增长，各类旅游景观项目如雨后春笋般得到开发。在参与旅游规划、景观设计项目实践中，感受到文化因素在规划与设计中正日益成为备受关注的问题，甚至成为核心竞争因素，是展开设计的依据。许多遗址类旅游景点直观再现历史场景，对其历史、文化的挖掘重视程度高，还原历史的脉络明晰，其历史、文化价值得以保留，成为成功景点的案例比比皆是。部分新开发景区，对其历史、文化资源的挖掘，整合工作仍有进一步细化、深化的空间。三、松州古城汉唐边塞诗长廊据阿坝州旅游发展委员会发布的2014年12月旅游经济运行情况信息显示，"2014年1-12月，阿坝州共接待海内外游客2876.17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242.74亿元人民币，较2013年同期分别增长25.62%和24.06%。"发展旅游业对于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有重要意义。而其文学资源，是文化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文学资源的整合对于提升区域旅游景观的文化审美功能具有重要意义。位于四川阿坝松潘县境内，地处边陲的松州古城，1992年被列入四川省省级历史文化名城，是整个川西北高原唯一一座兼具军事戍

多种所有制并存是我国土地制度创新的现实选择(一)

多种所有制并存是我国土地制度创新的现实选择(一) 摘要]关于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创新，目前理论界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继续坚持集体所有制，但要加以完善；二是国有化；三是私有化。三种主张各有其优点，也各有局限。选择土地制度创新路径首先要明确如下几点：第一，不同地区的土地有不同的功能，因而应有不同的制度安排；第二，农业生产的特点决定了农业生产应当有不同于工业生产的特有经营方式及其所有制基础；第三，任何土地制度的创新都应建立在对现行土地制度全面、客观评价的基础之上：第四，要辩证地、历史地看待土地制度创新所带来的后果。基于这种认识，本文提出了实行国有制、集体所有制、私有制三者并存的多元土地制度的创新思路。关键词]土地制度；集体所有制；国有制；私有制；家庭经营一、我国土地制度创新的主要路径随着“三农”问题的日益严重，创新农村土地制度的呼声越来越高。目前理论界在关于我国土地制度创新的必要性上已达成共识，但在如何创新上，则存在较大分歧。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两大路径：第一，经营权路径。其主要思路是，主张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不变的前提下，通过制度建设，进一步硬化农民的经营权，包括延长农民的承包期甚至实行永佃制，允许继承和转让，促进土地流转，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等。这种主张以现有土地制度为基础，重点在于稳定农民对经营权的预期，其优点在于，适应了农民“怕变”的心理，有利于发挥

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从而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因而容易为政府所接受。但这种思路有明显的缺陷，主要表现在：一是难以解决当前最为突出的因产权关系不清导致的对农民土地权益的剥夺的现象；二是在这种制度下，土地流转比较困难，土地的规模化经营难以实现，不利于土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提高农业产出与效益；三是可行性不强，因为农民对土地的经营期限的长短，表面看来由政府政策乃至国家法律所决定，但实际上取决于占有不同数量土地的农民之间的博弈，而且其改变承包期的主要根据就是人口的变动和集体所有制下人们对土地的均等、公平占有权利。同时严格讲来，这种思路不能说是创新，只是现有土地制度的进一步完善而已。第二，所有权路径。其主要思路是对现行土地制度进行根本改革。这又有两种观点：一是主张将土地收归国有，然后将土地永佃给农民；另一种主张是实行私有化。这种思路针对当前最突出的问题，试图从所有权角度对土地制度进行革命性变革，以便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同样存在局限。首先看国有化途径。从理论上讲，实行土地国有应该能够防止侵害农民权益的现象，但实际上却不一定。因为第一，产权关系不清、所有权虚置是公有制经济的共性，而国有制是范围更大的公有制。相对于集体所有制，国有制经济的产权关系更难以清晰，所有权主体更难以落实(这已从国有企业改革的经验得到证明)。所以，试图通过土地国有化来明晰农村土地产权关系，以便从源头上避免农民土地权益被剥夺，

中国古代帝王陵墓

中国古代帝王陵墓陵墓包括陵墓及其附属建筑，合称为陵寝。我国从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到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历时三千余年，其间，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王朝和地方政权，共有帝王五百余人。至今时代明确的帝王陵寝共有一百多座，分布在全国半数以上的省区。帝王陵寝不仅数量众多、历史悠久、在世界上独一无二 , 而且布局严禁、建筑宏伟、工艺精湛，具有独特的风格，在世界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中国帝王陵寝的建制，按照时间顺序和先后传承，大致可以分为三种： (一) 方上， (二) 以山为陵， (三) 宝城宝顶。方上，即在帝王地宫上部的地面上，以黄土层层夯筑，形成一个上小下大的方锥体封土。这始自周代礼仪的建制，历经秦汉，到唐代终止。至今规模最大的方上，就是秦始皇陵封土，它远看如同一座不小的山丘，在岁月之流的冲刷下不复有当年的形态。西汉帝王也沿用了方上建制，只是规模已经无法和秦始皇相比了。以山为陵，是唐太宗李世民的首创。他借用长孙皇后的遗言“请因山而葬，勿需起坟”。唐太宗借助自然山川营造自己陵寝睥睨天下的气势，这一点连秦始皇如此巨大的方上亦难比拟。以山为陵，对于防盗也是大有裨益的。太宗的昭陵虽然被盗掘，但是高宗和武后合葬的乾陵却因为山石坚固而至今未曾开掘。以自然伟力抗拒自古以来猖獗而神通广大的盗墓贼，唐代皇帝在这一点上远比历代帝王幸运。宝城宝顶，是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创意。此后的明清两朝帝王都采用了这样的建制。这种建制兼具了以山为陵和方上的特点。陵墓依山而建，在帝王地宫之上建起围城，城上有明楼可驻守陵官兵，围城中填入厚土，仅露出一个圆顶。宝城宝顶的说法因此而来。夏商大约在公元前二十一世纪初，禹之子启自立为王，王位改为世袭，从而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从这以后后，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历代帝王不仅生前营造豪华的宫殿，还要建造死后够享乐的宏大的陵墓。夏商开始，历代的帝王陵墓都按照家族血缘关系，实行 "子随父葬，祖辈衍继" 的埋葬制度，集中在一个地区。在陵墓和附属建筑的周围通常还划出一定的地带作为保护、控制的范围，称为陵区。陵区占地非常惊人，通常少则十数里，

第四节东周时期燕国墓葬制度

第四节东周燕国墓葬制度一东周燕墓分类迄今为止，已经发掘并具体报道资料的东周燕墓约有169座，另外还有少量的瓮棺葬。这些燕墓主要分布于徐水大马各庄（1）、张家口白庙（2）、易县周仁村（3）、天津宝坻牛道口（4）、河北新乐中同村（5）、天津南郊巨葛庄（6）、喀左大城子眉眼沟（7）、天津东郊张贵庄（8）、内蒙古赤峰市（9）、北京丰台区（10）、通县（11）、顺义县（12）、北京怀柔城北（13）、北京昌平（14）、丰宁县凤山镇（15）、易县燕下都（16）、三河大唐迴、双村（17）、唐山贾各庄（18）、承德滦河镇（19）、怀来北辛堡（20）。已发掘的东周燕墓数量较少，而且大型墓葬被盗严重，这些都给我们的研究工作带来了困难，这里初步将已发现的东周燕墓分为四类：第一类，双墓道大型墓，该类墓墓圹面积宏大，从80余平方米至350余平方米。目前，仅见于燕下都，且都被严重盗扰，有车马坑或大量车马器。这类墓见于战国中期和晚期。墓主身份应是高级贵族。第二类，竖穴土坑铜器墓，墓圹面积相差较大，从3.5平方米至50余平方米，大多在10多平方米左右，年代为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应为中小贵族墓。第三类，竖穴土坑陶器及小件器物墓，墓圹面积从不到1平方米至将近15平方米，大多为2平方米左右至4平方米左右，该类墓是东周燕墓主体，墓主应为一般平民，已发掘的这类墓葬年代多见于春秋中期至战国中期。第四类，无随葬品墓，主要见于徐水大马各庄和张家口白庙遗址，墓圹狭小，有的仅有0.7平方米（如：大马各庄M9），多数无葬具，应是赤贫者的墓葬。〖注释〗（1）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 《河北徐水大马各庄春秋墓》，《文物》1990年第3期。（2）张家口市文物事业管理所:《张家口市白庙遗址清理简报》，《文物》1985年第10期。（3）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燕下都遗址外围发现战国墓葬群》，《文物》1965年第9期。（4）天津市历史博物馆考古队、宝坻县文化馆：《天津宝坻县牛道口遗址调查发掘简报》，《考古》1991年第7期。（5）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新乐中同村发现战国墓》，《文物》1985年第6期。（6）天津市文化局考古发掘队：《天津南郊巨葛庄战国遗址和墓葬》，《考古》1965年第1期。（7）朝阳地区博物馆、喀左县文化馆：《辽宁喀左大城子眉眼沟战国墓》，《考古》1985年第1期。（8）天津市文化局考古发掘队：《天津东郊张贵庄战国墓第二次发掘》，《考古》1965年第2期。（9）王兆军：《内蒙古昭盟赤峰市发现战国墓》，《考古》1964年第1期。（10）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张先得：《北京丰台区出土战国铜器》，《文物》1978年第3期。（11）程长新：《北京市通县中赵甫出土一组战国青铜器》，《考古》1985年第1期。（12）程长新：《北京市顺义县龙湾屯出土一组战国青铜器》，《考古》1985年第1期。（13）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怀柔城北东周两汉墓葬》，《考古》1962年第5期。（14）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昌平半截塔村东周和两汉墓》，《考古》1963年第3期；苏天钧：《北京昌平区松园村战国墓葬发掘记略》，《文物》1959年第9期。（15）丰宁县文化馆张汉英：《丰宁县凤山镇发现战国早期墓葬》，《文物资料丛刊》7。（16）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燕下都》，文物出版社1996年；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易县燕下都第十六号墓发掘》，《考古学报》1965年第2期；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

汉唐文化国际论坛实施方案

2011中国?西安汉唐文化国际论坛活动方案援引新形势下，开展两岸文化教育交流，既有巨大需求和潜力，也显得更为重要。我们要比以往更加努力地开展两岸文化教育交流，共同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华文化认同、中华民族认同。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要着力构建有利于文化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不断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打造文化领域的骨干企业，大力发展新兴文化产业，鼓励民营资本进入文化产业。要积极推进文化创新，推出更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自有品牌的文化产品和精品力作。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要保持我省良好的发展势头，必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汇聚一切积极力量，进一步形成建设西部强省的强大合力。加大文化资源的深层次开发，积极实施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打造一批富有陕西特色的知名文化品牌。 ——中共陕西省委书记赵乐际主题语举办一次盛会：以西安举办2011世界园艺博览会为契机，举办2011中国?西安汉唐文化国际论坛，加强陕西与海内外文化经济交流与合作，让世界关注陕西、使陕西走向

世界，为陕西建设文化强省、西部强省贡献力量。助力两大领域：以2011中国?西安汉唐文化国际论坛的成功举办为载体，加快陕西文化产业发展步伐，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推动海内外文化经济交流，整合资源，为实现可持续发展鼓劲。用历史烘托当代,以传统承载未来。实现三大愿景：宣传西安城市国际化大发展，创立西安文化产业化新品牌，建设汉唐文化产业园新景观；整合资源，创新业态，为国家文化产业振兴贡献力量。打造汉唐文化国际论坛知名品牌，提升陕西经济发展的文化动力；与时俱进，以科学发展观统领构建和谐陕西，为陕西建设文化强省、西部强省献计献策。以汉唐文化国际性研究为基础，增进海内外华夏儿女的文化精神交流；打造中国文化交流的国际平台，促进中华文化的世界传播和中西文明的融合。关键词汉唐文化文化产业文化产业振兴文化交流文化强省导言 2011中国?西安汉唐文化国际论坛是在中共中央统战部、陕西省委宣传部的指导下，由陕西省文化产业促进会、陕西省弘扬汉文化研究中心、西安华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等单位联合台湾文化机构举办的国际性文化发展战略论坛活动，定于2010年12月召开前期会议，2011年3月开始向国内外征集有关汉唐文化研究及文化产业发展的学术论文、产业成果，2011年9月在西安举行论坛峰会。一、活动背景五千年的中华文化是人类文明的巨大财富，而曾经发源于关中大地的汉唐两朝的辉煌则是其中的明珠瑰宝。这是中华儿女的骄傲，也令世界人民所赞叹。中华各民族文化溯源，海内外华夏儿女精神寻根，往往会不约而同地在汉唐文化的节点上契合相遇。

中国建国以来土地制度的变迁

中国建国以来土地制度的变迁摘要: 农村土地始终是中国农村的核心问题。研究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就不能不看到土地背后的利益博弈,正是土地利益的博弈推动着土地制度的形成和变迁。建国后农村土地制度经历了土地改革运动、合作化到人民公社、土地承包制的历程。目前,土地在国民经济增长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现行土地制度也面临严峻挑战,必须从深层次方面探索土地制度改革。关键字: 中国土地制度变迁一、为什么会发生制度变迁在国际环境和国内现实约束下，国家采取最优的土地制度维持社会稳定和经济增长，当国际国内形势发生改变，原有的土地制度对于国家来说不经济，国家会主动进行制度变迁，稳定各方利益，促进经济增长。二、我国建国以来土地制度变迁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49-1955土地改革阶段。土地改革正真实现了“耕者有其田”。改革法规定以乡为单位，没收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按人口公平无偿的分配给无地少地的贫农。国家在激发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同时，也提高其政治权威。土改完成之后为了解决农业生产面临的农机具和农田水利等问题开展了互助合作运动，有利于生产力的提高和农业基础设施的改善。第二阶段:1956-1978土地集体化时期。 1950年开始合作化运动、1956设立年高级社、1958开展人民公社化运动，变土地由农民私有转变为集体所有，将分散的家庭经营变为集体统一经营，为农村提供了公共积累，也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劳力和资金，但是这种经营方式国家从农民手中拿走太多，挫伤农民生产积极性。第三阶段:1978年之后家庭承包阶段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度，使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分离。1982-1984推行大包干小包干等方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到1984年全国几乎全部实行家庭承包联产责任制。1984年中央要求将土地承包期延长到15年不变，1993年又提出延长30年承包经营权不变并允许有偿转让的政策，加强了农户产权。2004年免除了农村的税费，农村基础设施和技术条件大大提高，农业增长迅速。三、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历程的启示 1、土地改革要与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根据社会历史发展的需要适时的不但推进农村工作制度的创新。 2、尊重农民的选择，进一步理顺产权关系，保护农民的利益，调动农民积极性。 3、推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提高农业的生产率和专业性。 4、改革农地产权制度，明晰产权归属、稳定土地承包制、调整产权结构。参考文献： [1]秦建军，建国以来我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嬗变[j]，经济问题探索，2011(2)。 [2]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3]温铁军，三农问题与制度变迁[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年P290。 [4]林毅夫，制度、技术和中国农业发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P80-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