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论著作权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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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绪论 (3)

2著作权限制的一般理论分析 (4)

2.1著作权限制的概念 (4)

2.2我国对著作权限制的规定 (5)

2.2.1合理使用 (5)

2.2.2法定许可 (6)

2.3伯尼尔公约对著作权限制的规定 (7)

3强制许可 (8)

3.1强制许可的定义 (8)

3.2与“合理使用”和“法定许可”的区分 (8)

3.2.1与合理使用的关系 (8)

3.2.2与法定许可的关系 (9)

3.3相关国际公约对强制许可的规定 (9)

3.3.1《伯尼尔公约》 (9)

3.3.2《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公约》（WCT） (10)

4我国著作权强制许可制度的现状 (10)

4.1我国建立强制许可制度的必要性 (11)

4.1.1符合我国的国情 (11)

4.1.2我国加入WTO的需要 (11)

5关于我国如何建立强制许可制度的构想 (12)

5.1强制许可制度立法之完善 (12)

5.1.1适用目的和条件 (12)

5.1.2适用范围 (12)

5.1.3申请程序 (13)

5.1.4报酬标准 (13)

5.2强制许可制度执法之完善 (13)

6总结 (14)

参考文献 (15)

摘要

著作权保护的目的不仅在于保护作者的正当权益，鼓励他们创作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的积极性，同时还在于促进作品的传播与使用，从而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提高人们的科学文化素质，推动经济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的进步。作品既是私人智慧产品，也是一种社会智慧产品。著作权法在保护作者及其他著作权人和传播者的利益的同时，还必须保护国家、社会、使用者的公共利益。如果片面地强调作者的权利，使权利绝对化，则会限制和妨碍作品的传播与使用。因此，世界各国著作权法在规定作者权利的同时，还相应地规定了作者对社会所承担的义务，这些义务主要通过对著作权的限制来体现。

关键词：著作权著作权的限制合理使用法定许可强制许可

1绪论

著作权是一种“专有权利”，这些权利是专属于著作权人所享有。一般情况下，只有通过著作权人的许可才能行使这些权利，如果未经权利人许可，他人擅自进行受这些权利控制和限制的行为，即构成直接侵犯著作权的行为。

著作权法规定“专有权利”的目的并不是使创作作者对作品的传播和合适加以绝对的垄断，也不是单纯地为了对创作者加以奖励，而是通过赋予创作者有限的垄断权保障其从作品中获得合理的经济收入，以鼓励和刺激更多的人投身于原创作劳动之中，以使更多高质量的作品得以产生和传播，以促进社会文化的繁荣与发展。

对著作权的限制有利于这一目的的实现。为了促进文化知识的传播，需要对著作权进行必要的限制。

法律之所以规定对著作权行使的限制，主要是因为作为精神产品的作品与其他产品不一样，它的价值只有通过转化为社会效益才体现出来。作品具有可传播性、

信息性，社会要发展，文化要进步，就离不开作品的广泛、及时的传播;公民文化水平和素质的提高、公众文化娱乐等精神消费水平的提高，都与精神产品中的作品的传播有关。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不使授予作者的某些“专有权利”变成公众获得知识和整个社会教育、科学和文化发展的障碍，各国著作权法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作者的“专有权利”（主要是财产权）做一些限制。

《伯尼尔公约》、《知识产权协议》（TRIPS）、《版权公约》（WCT）等国际条约都规定成员国可以在特殊情况下对“专有权利”进行限制。

著作权的限制主要是就著作权中的财产权而言的。各个国家由于各自的经济发展水平、法律传统和著作权保护历史的差异，在著作权的限制规定方面并不一致。总的来说，著作权保护水平高的国家，著作权的限制规定就少些。著作权保护水平低的国家，著作权的限制规定就多一些。我国著作权法根据我国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在对作者的正当权益给予保护的同时，对作者的权利在一定程度上作了限制。

我国《著作权法》（2001修正）限制“专有权利”的立法模式跟大陆法系接近，但又并非完全相同，我国《著作权法》对“法定许可”是加以单独规定的。著作权限制是指法律规定对著作权的行使给予一定的限制，包括对著作权人本人行使著作权进行的限制。由此可见，对著作权的限制，实际上是一些例外规定。我国著作权法中的‘权利的限制’一节也是就此而规定的。根据世界各国著作权法的规定，著作权在行使上的限制主要分为：①合理使用；②法定许可；③强制许可三种方式。我国著作权法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主要规定了有关“合理使用”和“法定许可”两种限制条款。

2著作权限制的一般理论分析

2.1著作权限制的概念

按照国内通说，著作权强制许可制度最早见于1909年的美国著作权法。最初，

它仅适用于对音乐作品录制唱片之情形，即唱片制作人经主管部门的批准，以支付使用费为对价，得以录制他人的单薄作品而该著作权入不得拒绝。以后才渐次延及其他领域。美国1909年版权法一方面规定，音乐作者享有机械性地复制其音乐作品的权力，另一方面又规定，音乐作者不得将其机械性复制权仅授予一家录制公司。权利人在授权一家公司录制后，其他的公司可以以相同的条件要求授权，权利人不得拒绝。著作权限制是法律规定对著作权的行使给予一定的限制。美国国会于1976年对1909年的版权法进行了修订，又将这一制度做了系统性规定，规定对在自动点唱机上公开播放非戏剧音乐作品及非商业广播使用某些作品的活动实行强制许可制度。英国也在其1919年的著作权法中明文规定了强制许可制度。随着世界经济往来的同益频繁，著作权的限制制度也逐渐从英美国家扩展至大陆法系国家，德国、法国、同本、意大利等国也相继规定了限制制度，限制的范围也从原来的音乐作品扩展到其他作品。

2.2我国对著作权限制的规定

2.2.1合理使用

学界对于中西方著作权“合理使用”含义的理解颇多，此处我略引几则有代表性的定义以便下文探讨：沈仁干认为：“合理使用是指为了个人学习、研究或欣赏目的，为了教育、科学研究、宗教或慈善事业，在不征求作者与著作权人同意，不支付报酬的情况下使用他人已发表的作品。”郑成思认为：“合理使用指在利用有版权的作品时，既不需要取得权利人的同意，一般也不需要支付报酬，而且不构成侵权。”段瑞林认为：“合理使用是在法定情况下，可以不经作者同意，甚至不必支付报酬而使用作品。”杨崇森认为：“合理使用即他人为了便于学术研究，文艺批评或基于其他正当理由，可适度的引用或复制他人的著作。”张静认为：“合理使用是在公平合理之范围内，可不经同意而引用或复制他人之著作物。”吴汉东先生归纳总结出“合理使用”定义需要把握的五点：即为使用有法律依据；使用未经著作权人同意；使用不需要对价；使用须出于正当目的；使用是一种能够产生法律上效果的行为。进而吴先生提出了自己对于“合理使用”的定义，即为“在法律规定的条件下，不必征得著作权人的同意，又不必向其支付报酬，基于正当目的而使用他人著作权作品的合法行为。”

我国《著作权法》（2001年修正）第22条列出了12种情形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但应当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并且不得侵犯著作权人依照本法享有的其他权利：（一）为个人学习、研究或者欣赏，使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二）为介绍、评论某一作品或者说明某一问题，在作品中适当引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三）为报道时事新闻，在报纸、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媒体中不可避免地再现或者引用已经发表的作品；（四）报纸、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媒体刊登或者播放其他报纸、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媒体已经发表的关于政治、经济、宗教问题的时事性文章，但作者声明不许刊登、播放的除外；（五）报纸、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媒体刊登或者播放在公众集会上发表的讲话，但作者声明不许刊登、播放的除外；（六）为学校课堂教学或者科学研究，翻译或者少量复制已经发表的作品，供教学或者科研人员使用，但不得出版发行；（七）国家机关为执行公务在合理范围内使用已经发表的作品；（八）图书馆、档案馆、纪念馆、博物馆、美术馆等为陈列或者保存版本的需要，复制本馆收藏的作品；（九）免费表演已经发表的作品，该表演未向公众收取费用，也未向表演者支付报酬；（十）对设置或者陈列在室外公共场所的艺术作品进行临摹、绘画、摄影、录像；（十一）将中国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已经发表的以汉语言文字创作的作品翻译成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作品在国内出版发行；（十二）将已经发表的作品改成盲文出版。

2.2.2法定许可

我国《著作权法》对“法定许可”的立法上与大陆法系并不相同，我国对“法定许可”是加以单独规定的。欧洲大陆法系国家著作权立法中并没有“法定许可”的称谓，而是将所有不需要经过著作权人许可的使用作品行为归人“权利的例外和限制”条款。这些条款总是对具体情形作出非常具体、全面的规定，但是往往缺乏一项判定特定行为是否属于“例外和限制”的一般规则。大陆法系的立法也没有用单独的条款对“法定许可”另行加以规定，只是在“权利的例外和限制”条款中规定某些行为虽然无须著作权人许可，但应当向著作权人支付报酬。

美国《版权法》规定了一系列无须经版权人许可，但需要向其支付报酬的情形，称为“法定许可”。

我国对“法定许可”进行了单独的规定：“是指法律明确规定实施某种原本受“专有权利”控制的行为无需经过著作权人许可，但却应向著作权人支付报酬。”换言之，在符合法定条件的情况下，法律代替著作权人自动向行为人“发放”了使用作品的许可。

《著作权法》（2001年修正）第32条第二款规定：“作品（在报纸上、期刊上）刊登后，除著作权人声明不得转载、摘编的外，其他报刊可以转载或者作为文摘、资料刊登，但应当按照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报酬。”

第39条第3款规定：“录音制作者使用他人已经合法录制为录音制品的音乐作品制作录音制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但应当按照规定支付报酬；著作权人声明不许使用的不得使用。”

第42条第2款规定：“广播电台、电视台播放他人已发表的作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但应当支付报酬。”

第43条规定：“广播电台、电视台播放已经出版的录音制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但应当支付报酬。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第23条第1款规定：“为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和国家教育规划而编写出版教科书，除作者事先声明不许使用的外，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在教科书中汇编已经发表的作品片段或者短小的文字作品、音乐作品或者单幅的美术作品、摄影作品，但应当按照规定支付报酬，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并且不得侵犯著作权人依照本法享有的其他权利。”

2.3《伯尼尔公约》对著作权限制的规定

《伯尼尔公约》第9条第2款规定：“本同盟成员国法律得允许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复制上述作品，只要这种复制不损害作品的正常使用也不致无故侵害作者的合法效益。”

这一原则虽然是针对复制权提出的，但是已经扩展到整个版权保护领域，被称之为“版权权利限制或例外的三原则”，又称为“三步检验标准”，得到TRIPS 的肯定。对于版权的限制应该遵守这一原则。

3强制许可

3.1强制许可的定义

著作权强制许可使用是指在特定的条件下，由管理著作权事务的机关根据情况，将对已经发表的作品进行特殊使用的权利授予申请获得此项使用权的人，并把授权的依据称为“强制许可证”，故该制度又称做“强制许可证”制度。

由强制许可的定义可以看出他有几个特征：首先，强制许可是一种行政许可，是行政机关根据相对人的申请，经依法审查，通过颁发许可证的形式，依法作出准予或不准予特定的行政相对人使用他人作品的行政行为。而且，这种许可是一种“非自愿许可”，一般是在著作权人不予授权或者是申请人穷尽合理途径仍无法联系到到著作权人的情况下实施的。其次，强制许可的内容受到严格限制。《伯尼尔公约》在第11条之二第2款和第13条第1款中分别对版权中的“广播权”和音乐作品的“录制权”实施强制许可做了规定，这是公约仅允许的两种强制许可。按照20世纪90年代开始讨论的《伯尼尔公约》（议定书）的初步意见，将要取消这些“强制许可”。此外，在《伯尼尔公约》1967年文本中曾允许发展中国家在短时间内对外国作品的复制权和翻译权强制许可证，从公约正文移到“公约附件”。在附件中所增加的限制条件是具体而复杂的，甚至是难以做到的。由此可见，在版权方面的强制许可已经处于基本禁止的状态。最后，强制许可的申请程序受到严格的限制。申请人申请强制许可使用，必须是作品著作权人无正当理由不予授权使用，即申请人必须尽到最大限度的谨慎义务是申请强制许可使用的必经程序。此外，这种程序的严格性还体现在申请者是否能够得到授权，完全取决于国家主管机关是否批准。3.2与“合理使用”和“法定许可”的区分

各国著作权法所授予作者的“专有权利”都不是绝对的垄断性权利，为了促进作品的传播和社会文化的繁荣与发展，各国著作权法都对这种“专有权利”进行了适当的限制，在各国著作权立法中，普遍形成了合理使用、法定许可和强制许可三大制度，这三种制度之间既有相同之处，也存在着显著的区别。

3.2.1与合理使用的关系

从定义上看，合理使用是指著作权人以外的其他人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使用其作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但应当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并且不得侵犯著作权人的其他权利。强制许可是指在特定的条件下，由管理著作权事务的机关根据情况，将对已经发表的作品进行特殊使用的权利授予申请获得此项使用权的人，并把授权的依据称为“强制许可证”。因此可以看出，合理使用和强制许可都是对著作权的一种限制，主要涉及的是著作权的财产权，并不涉及人身权；其二，设置“合理使用”和“强制许可”制度的出发点都是一样的，都是为了平衡作品创作者、传播者和使用者之间的利益，确保公众能够接触和使用作品，以促进整个社会科学文化事业的进步。但是两者之间又有区别：第一，强制许可是一种行政许可，使用人必须向主管机关申请，才能获得授权使用作品；而合理使用来源于法律的直接规定，使用人只要符合法定条件，无需申请即可使用作品。第二，范围不同，在《伯尼尔公约》中强制许可只针对的是复制权和翻译权（在本文强制许可定义中已经阐述）；而法律规定的“合理使用”条款则更为广泛。第三，强制许可的使用人应当向权利人支付报酬，而合理使用则无需向著作权人支付报酬。

3.2.2与法定许可的关系

作为著作权限制的两种方式，强制许可和法定许可的的共同点有：第一，使用的作品只能是他人已发表的作品；第二，二者都是非自愿许可，使用人无需取得权利人的授权；第三，使用人应当向著作权人支付报酬。两者的区别表现为：第一，适用主体不同。强制许可适用于特定的使用者，即向著作权主管机关提出申请并取得强制许可证的使用者，而法定许可适用于任何人；第二，权利来源不同。强制许可来源于主管机关的授权，而法定许可来源于法律的直接规定；第三，使用权取得程序不同。强制许可必须经使用人提出申请，并按照法定程序审核才能颁发强制许可证，程序上比较严格，而法定许可直接按照法律规定即可使用某些作品。

3.3相关国际公约对强制许可的规定

3.3.1《伯尼尔公约》

在《伯尼尔公约》附件中规定：“允许被联合国承认的发展中国家在翻译和复制来源于其他成员国的作品时，可以由主管局依照规定的条件颁发“强制许可

证”，但要按国际标准向版权人付酬。”

3.3.2《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公约》（WCT）

1971年7月《世界版权公约》也在巴黎进行了修订，公约第5条将本国国民对本国作品的翻译权强制许可作出了规定，“任何缔约国根据其国内法可以对文字作品的翻译权利加以限制，但必须遵照如下规定：一、如果一部文字作品自首次出版算起七年期满而翻译权所有者或在其授权下尚未以该缔约国通用语文出版译本，该缔约国任何国民都可从主管当局得到用该国通用语文翻译该作品并出版译本的非专有许可证。二、该国民须按照有关国家的现行规定，证明他根据不同情况己向翻译权所有者提出翻译和出版译本的要求，而又未能得到授权，或经过相当努力仍未能找到权利所有者。如果以缔约国通用语文翻译的以前所有版本均已售完，也可根据同样条件发给许证。”在翻译、复制许可方面公约规定了对发展中国家的优惠待遇，公约第5条规定“许可证的发给，须经申请人按照有关国家现行规定，证明他已向翻译权所有者提出授权要求，而又未能得到，或经过相当努力仍未能找到权利所有者。在向权利所有者提出这一要求的同时，申请人还必须将这一申请通知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设立的国际版权情报中心，或出版者主要营业地点所在的缔约国政府交存总干事的通知书中所指定的任何国家或地区的情报中心。”

4我国著作权强制许可制度的现状

我国现行的《著作权法》中只规定了合理使用和法定许可使用制度，对强制许可制度并未作出规定。从这个角度来看，强制许可制度在我国国内著作权立法领域可以说是一种空白。1992年7月l同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我国加入(伯尔尼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公约)的决定》中写道：“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伯尔尼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公约》，同时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根据《伯尔尼公约》附件第1条的规定，

享有附件第2条和第3条规定的权利。”同一天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我国加入(世界版权公约)的决定》写道：“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世界版权公约》，同时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根据《世界版权公约》第5条之二的规定，享有该公约第5条之三、之四的权利。”因此，《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中有关著作权强制许可使用的规定，对我国具有当然的约束力。

4.1我国建立强制许可制度的必要性

4.1.1符合我国的国情

改革开放30多年，中华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体育等方面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法治发展也取得了长足进步。但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我们的缺点和不足，看到我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和我们即将面临的困难与挑战；要清醒地意识到我们还是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建设还处于初级阶段。一方面，我国科学文化事业发展滞后，迫切需要引进国外先进的科学文化来加速我国经济建设和精神文明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发达国家为了保持在国际竞争中的优势地位，竭尽所能阻止我国引进先进技术发展经济，遏制我国的发展。另外，我国国民也无法承受使用发达国家作品所需的高额费用。因此，我国《著作权法》中迫切需要著作权强制许可制度来保护我国的正当权利。

4.1.2我国加入WTO的需要

我国于2001年11月10同加入WTO，在知识产权领域我们要对作为WTO重要组成部分的《TRIPS协议》有清醒的认识。《TRIPS协议》是在全球化背景下，著作权保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倡导的高度保护主义与发展中国家所追求的低度保护主义既斗争又妥协的产物。西方国家作为作品的输出国，主张著作权以更合适的方式予以确认，并在得以使用的任何地方受到保护，因为这种高度保护主义可以为著作权人及其所在国带来丰厚利润。面对我国已经加入的各种国际公约，我们在履行公约要求的各种义务的同时，也必须使我国的国内法与世界接轨，使我们享受更多的权利。为了使国际法与国际公约相一致，就有必要对国内法进行适当的修订，增加强制许可使用制度，使我国能够充分利用国际公约给予发展中国家的优惠政策，降

低国内使用人使用外国作品的经济成本，促进国内外科技文化交流，提高我国教育、科学、文化水平。

5关于我国如何建立强制许可制度的构想

5.1我国强制许可制度立法之完善

5.1.1适用目的和条件

国际公约和外国立法中规定的都比较一致，即都是为了学习、教学和科研等公共利益。各国著作权强制许可制度都明确要求只有在具备一定条件下，才能启动强制许可，我国构建强制许可制度时也不能例外，必须严格规范适用条件。其适用条件主要有两个：一是公共利益需要；二是著作权人拒绝许可或无法联系著作权人。

5.1.2适用范围

首先，只能针对已发表的作品,而不得针对未发表的作品适用强制许可。因为发表权作为一项精神权利专属于作者，他人不得擅自行使，著作权主管机关当然也就无权强制授权给他人使用。其次，对已发表作品的强制许可也范围不宜过广。许多国家著作权法和国际公约都将强制许可的作品范围局限于某一种或某几种作品类型。鉴于我国是《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的成员国，同时又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可以享受公约赋予发展中国家的优惠待遇，因此，在我国建立著作权强制许可制度时，可以借鉴这两个公约有关适用强制许可的作品范围的规定，即将作品范围限定于以印刷或其他类似形式复制出版的作品，以及以视听形式合法制作的视听录制品。著作权的内容相当庞大复杂，包括众多权项，但并不意味着可以针对所有这些权项实施强制许可，首先强制许可不应适用于著作权人的精神权利，对项目繁多的著作财产权，也仅适用其中的若干个权项。纵观国际公约和各国立法，对强制许可使用的著作财产权权项范围都作了严格的限制，主要集中在复制权、翻译权、广播权、表演权等少数权项。鉴于互联网的普及以及远程教育和数字图书馆发展的需要，笔者认为应该把信息网络传播权也纳入强制许可的适用范围。

5.1.3申请程序

申请人请求给予强制许可时,应向国家版权局递交强制许可申请书,注明下列内容:

①申请人的姓名或名称、地址;

②被请求强制许可作品的名称、发表日期、作者姓名;

③请求给予强制许可的理由;

④能证明其曾以合理的使用费为条件向著作权人申请作品的使用权而未获准许,或无法与著作权人商谈作品的许可使用的证明文件。

申请人应当自提出强制许可请求之日起一个月内缴纳强制许可请求费逾期未缴纳或者未缴足的,该请求视为未提出。

5.1.4报酬标准

著作权强制许可是在维护著作权人的获酬权的条件下，保证了使用人对作品利用的需要。因此，作品使用人不能无偿使用作品，必须向著作权人支付合理的报酬。这也是著作权强制许可制度与合理使用制度的最主要差别。如何确定合理的使用费标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如果标准过低，会严重损害著作权人的利益，进而打击了人们投身创作活动的积极性；反之则会削弱强制许可制度的意义，不能有效保障公众接近受著作权保护的知识和信息的权利。使用费的具体数额由著作权人和作品使用权人协商确定。双方不能达成协议的,由国家版权局裁定。双方当事人对国家版权局的裁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起诉。5.2强制许可执法之完善

在立法中设置强制许可只是第一步，它解决的只是有法可依的问题，而制度的贯彻执行常常比制度设计更为重要。在立法中设置这一制度，实际上是对我国现有的著作权权利限制体系的重构，要使其发挥应有的作用，规范执法层面的操作极为重要。

执法方面，行政机关要依法行政，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操作，这只是执法当中最基本的要求。在著作权领域，行政机关同样拥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强制许可制度中很多的不确定性因素是行政机关自由裁量权产生的基础。

6总结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差距，有效的利用著作权的限制制度，对于提高我国教育、科学文化水平，促进民族文化发展，缩小我们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著作权制度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促进作品的传播和社会文化的繁荣与发展，对著作权的限制有利于这一目的的实现。

国家为促进文化知识的传播，需要对著作权进行必要的限制。著作权限制有利于实现著作权法中利益平衡的制度设计目标，是保障公共利益之所需。

著作权法的实施极大地繁荣了科学、文化和教育事业，空前地调动了著作权人创作和传播的积极性，大批的新作不断问世，使著作权人的收入大有提高，但也应考虑到与国家的整体经济发展水平相一致，不应让使用者、公众负担过重，超出其承受能力。因此，著作权法对著作权人行使著作权的保护不应当是绝对的，无限制的，而应当是相对的，有限制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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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顺德.知识产权概论.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

[3]奚泽.试析我国著作权强制许可制度[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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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谢函余，孙婉清.论著作权强制许可使用制度[N].百家论坛.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