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寒夜》中曾树生的女性意识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开放教育试点”项目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毕业论文
浅谈《寒夜》中曾树生的女性意识
姓名：段君立
学号：051500181
专业：汉语言文学
指导教师：刘春
学校名称：东北隅小学
日期：2007年10月
天津广播电视大学蓟县分校 2005级
浅谈《寒夜》中曾树生的女性意识
段君立
内容摘要：中国旧的传统观念将女性束缚于家庭这个小的范围内，因而女性的自身解放势必要从家庭革命开始。《寒夜》中的曾树生是“五四”新时代的产儿，她喊出了要“自由和幸福”的解放宣言，走出了使她窒息的“小家”。这是女性自我迷失几千年后的一种突破。她有主见，反传统，在社会中寻求自我价值的实现。中国四十年代女性意识的崛起是曾树生带给我们最值得深思的问题。
关键词：曾树生女性意识
一
《寒夜》写成于1946年底，是巴金解放前创作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他一生中的巅峰之作。作品通过善良的小知识分子汪文宣、曾树生夫妻的悲剧命运的描写，揭露了国统区的黑暗现实。
曾树生是小说中的一位女性人物形象，她生活在４０年代的旧中国，受过高等教育，是五四思潮影响下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女性的代表．但她却没局限在所处年代还残留的封建保守思想里．她希望获得婚姻自由和爱情自由，经过努力，她终于如愿以偿，建立了家庭。她一切都是幸福的（起码刚开始的时候是幸福的），她爱这这个家------爱先生、爱孩子。然而，最终她却选择了逃离这个家庭。因为她在离开“大家”建立“小家”之后并没有达到那光明的彼岸，面对她的是对儿媳妇充满仇恨的婆婆，懦弱多病的丈夫。永无止境的争吵叹息；昏暗凄凉的灯光；无处不在的寒气……她始终不甘心现状，不满足现有的家庭生活，表现出了对“家”的又一次反叛，虽然她百般的不舍。
在描写“树生”心理的时候作者这样写到：树生心想，“她（婆母）都受得了，她似乎就能安于这种生活，为什么我就不可以？为什么我总是感到不满足？为什么就不能牺牲自己？”“难道我就应该这样争吵、痛苦的过完我这辈
子？”“这种生活究竟给我带来了什么呢？我得到什么满足吗？”树生找到的答案是“没有！无论精神上，物质上，我都没有得到一点满足！”“这是（家庭）就是使生命憔悴的监牢，她应该飞，必须飞！她要先救出自己。”或者曾树生是一个并非完美的女人，但是她身上表现出来的那种追求“自由和幸福”，重自我，反传统的现代女性所具有的意识应该给予肯定，甚至加大赞赏和称道------她所处的时代是中国二十世纪四十年代。
小说开头，曾树生34岁，是1911年出生。小说里没有说明她的身世，读者只知道她在上海读完大学，通过自由恋爱跟同岁的丈夫汪文宣同居。小说开头，儿子小宣13岁，故可推算出她大约从1927年到1931年左右上大学，也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十年，曾树生是大学生。据资料统计，1930年前后中国女子大学生（大学本科及专修科女士）有3000名左右，女生数大约为男生数的十分之一。（1）这个数字很小，其原因大约归以下几点：“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价值观，忌讳男女同席的传统，女子早婚的习惯，高等教育给女性带来的利益还不明显等等。尤其不能忽视的是女子中等教育的不完备以及引起的男女间的学历差别。对女性来说，“五四”以前的女子教育把重点放在如何做好贤妻良母的教育上，女子中等教育机构数量不多，考上大学更难。这说明曾树生是一个闯过这关考上大学的尖子，她学历高，家庭环境好，有志于成为跟男性同样的人。
曾树生成长在女子已经可以获得跟男人一样的知识、跟男人同等学历的时代。她自愿上大学，毕业以后也一直保持着经济独立，毫无疑问，是“五四”以后的教育环境造就了她这样的女性，一位反对封建礼教、提倡个性解放、主张人格独立的新女性。曾树生是五四新文化的产儿。
高学历女性所获得的最有象征的东西是经济独立。当时人们认为独立是自由结婚，冲击封建家族并自由生活的基础。能带来经济独立的只能是教育。女性最好的出路是接受教育并获得经济上的独立。经过自由恋爱，结婚已经十年的曾树生，在银行工作，收入很高，实际上是由她一个人支撑汪家的生计。她并不把自己的收入看作是汪家的，平时把钱放在手提包里随身携带，需要的时候从这拿出来给家人用。这个提包是她隐私权的象征，比如说把她调到兰州的通知藏在这个提包里。她不仅支撑这个家的生计，还保持着经济独立，可以说是尖子中的尖子。
二
我们注意到，作品中同为女人的汪母和曾树生总是在无休止的争吵，这貌似全世界普遍的婆媳不和的矛盾，却在相当程度上带有新旧道德冲突的色彩。汪母是晚清出生的家庭妇女，曾树生是在民国时期成长起来的职业妇女。两个人的背景分别为现代中国的黎明期和现代中国的发展期。他们的思想、性格上的差别不止限于各自的个性，还应包含有社会性和时代性。
曾树生是个大学毕业生，跟丈夫一起办学校是她的理想。她是一个独立、自主的新时代女性。汪母虽然出生于晚清，可她也受过教育，也是有教养的女性，但她学到的内容仍是礼教中的妇德。因此她的思想是保守的顽固的，经过五四文化运动，到了女子教育更充实，更加提倡男女平等的时代，她的学问立刻就过时了。儿媳妇曾树生说：“她虽然自夸学问如何，德行如何。”可见曾树生根本看不起婆婆的“学问”，将它视为旧传统道德中的妇道而已。汪母和曾同为女人，但对失去了自身的价值的汪母来说，想到自己已逝的年华，不免心生感慨，羡慕媳妇的年轻，也嫉妒她的才能，嫉妒她在家庭中的地位。小说中多处写到，汪母是不愿意用曾的钱的，她卖掉自己的婚戒补贴家用，不顾皲裂用双手洗衣节省度日，在她心里，曾是这样想的：“她觉得她能挣钱养活自己，我却靠着你们吃饭，所以她看不起我”。可以想象，汪母心里有想象中的生存和尊严的斗争，“我宁愿挨饿，宁愿忍受一切痛苦”，然而她只能在无奈中感叹自己的命运，在日复一日的劳作中换取一点想象中的尊严。因而汪母对不理解她价值的曾树生咬牙切齿，并对她不守妇道，到外面而不顾家的行为大为不满，认为女人是不可以如此“放荡”的，而媳妇也对婆母无理指责自己应有的权利大为恼怒。
她们之间的对立是传统道德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来的新价值观、新道德之间的对立。
汪母和曾树生从各自的价值观出发，对“家”的态度也是大相径庭。汪母在对待儿子和孙子的感情上表现出了人性中十分突出的母爱情怀。她的这种母爱情感常常以占有的方式，她做饭，缝补衣服，忙个不停。为了这个家拼命干活，为了儿子把自己最珍贵的东西都舍得卖掉；为了这个家她放下了知书识墨的女人的
尊严来干一切粗活。她是一位慈爱的女性。可是我们不可以忽略这一点：她把仅有的爱都给了儿孙，甚至不许别人来分享，包括儿子的妻子和孙子的母亲。她的爱无微不至，没有了自我；她的爱独断专行，没有了空间。她这样的行为实际上是为了实现自己所受的做贤妻良母的教育理想。她是一个顾家的女性，也是一个为重重封建法规束缚的女性，同时也是传统父权的牺牲品。她饱尝了父权社会中身为女人的痛苦，可她却在儿媳面前不自觉的充当了父权社会的代言人，使她以种种近似刻薄的方式与媳妇不断地发生冲突。她自己也多次在理智上承认，媳妇确实并不是一个坏人，但她一看到儿子为妻子的行为不断地承受着种种精神上的煎熬，便对媳妇不自觉地话里带刺。汪母很爱护儿子和孙子，诅咒同是女人的儿媳“是儿子的姘头和不守妇道”，在她身上带着封建道德价值观念的阴影。而曾树生则是一个新时代孕育出来的具有独立人格的新女性。她为了一家的生计和儿子的教育费用，以学到银行当了“花瓶”，很是辛苦，但是换来的是婆婆的滥加指责。比起物质贫困来说，精神创疾更让曾树生无法忍受。顶着“姘头”的骂名，当一个任婆婆支配、辱骂的旧式媳妇，甚至要自己的性命。曾树生自然要用自己的观念来反驳。新旧传统在交锋中进一步加深了婆媳俩的矛盾，也促使曾树生离开了这个“小家”去寻找自己的“自由和幸福”。
三
在《寒夜》中等待那些冲击了封建“大家”，建立自己的“小家”，已经初步摆脱了封建家族制定束缚的现代知识者们（树生、文宣）的竟是一个如此寒冷的冬天。社会的动荡，畸形的经济发展扼杀着知识者对人类基本价值维护的承诺，而从根本上剥削了人类争取幸福的权利。小知识分子汪文宣的婚姻悲剧恰恰证实了这一点。汪文宣曾是上海某大学教育系的毕业生，是一个有理想、有热情的年青人。受“五四”新思想的影响，追求个性解放，婚姻自由并由自由恋爱而结婚，也曾是反封建的勇士，怀着满腔“教育救国”的崇高理想和宏伟志向走向社会，想创办“乡村家庭化的学堂”，报效祖国。然而，日本侵略者的炮火，腐败的社会制度，贫穷、疾病的折磨，使理想和热情付之东流“让那一大段时期的现实生
活毁掉了”。成为软弱者的典型。复杂的生活经历使他性格裂变，如今“为了生活”却“只能忍受”。他总是脸色苍白，眼睛无光，埋着头，垂着手，小声咳嗽，轻轻走路，好象害怕惊动旁人一样。他心地善良，从来不想伤害别人，只希望自己能够无病无灾、简简单单地活下去。他不声不响地忍受种种不合理的待遇，终日终年辛辛苦苦地认真工作，却无法让一家人得到温饱，并且一步一步地走向悲惨的死亡，只有在断气的时候才得到休息。在汪文宣的潜意识中，“妻子挣钱比自己多，自己要靠妻子养活”的带有男权色彩的观念压抑着他，剥夺着他爱的勇气，甚至带来爱的倒退。物质的贫乏使他的肉体“生病”，也使他的精神“生病”，导致他人格的萎缩和病态的情爱心理，使他失去了爱和被爱的权利。汪文宣得了肺病，而曾树生还像十年前一样年轻，曾树生不断“追求自由和幸福”，汪文宣则要安分守己的机械般的工作，一个生气蓬勃，一个暮气沉沉。汪文宣不仅不能满足妻子的生活所需，更不能满足妻子作为一个女人的生理需求。而面对汪母与树生的矛盾，汪文宣只是逃避和敷衍。他没办法把母亲和妻子拉在一起，也没有毅力在两个人中间选取一个，永远是敷衍和拖累。除了这个，他似乎再也不能做别的事情。汪文宣在理性上偏向于妻子，认为妻子比母亲“更明白”，“懂的多”。但他在感情上又不能不同情母亲，不忍抛弃她，甚至在某些时候他更多的是依赖着母亲。当新旧道德的冲击在两个他爱着、也爱着他的女人之间展开的时候，汪文宣显然是难以取舍，他自然梦想曾树生留下，用曾树生的话则是“你希望我顶着‘姘头’的招牌，当一个任她辱骂的奴隶媳妇，好给你换来甜蜜的家庭生活。”可曾树生回答的是“你真是做梦”。“需要”动摇了，“爱”缺失了。而当初曾、汪之所以能在一起，就是因为双方都能从对方身上获得的安全、从属、亲爱和尊重的需要。
曾树生的愿望实际上是一个现代女人或者一个普通人的最起码的欲求：爱与被爱，摆脱婆母的冷眼和辱骂，与丈夫同为理想而奋斗，工作和生活环境的进一步改善等等。然而在那个满目疮痍的社会里，许多人的许多起码要求都被扼杀了，曾树生自然也得不到满足----固守旧传统价值观的汪母永远不会理解曾树生，认为她不守妇道，永远只有无理的指责，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压抑使汪文宣永远失去了自由去爱的权利。曾树生并非完美女人，她追求个人幸福，个性解放，无谓的
反抗着旧传统的压抑，努力摆脱着小家庭的束缚：“你们联合在一起对付我，我也不怕，我有我的路，我要飞！”显示了四十年代女性的女性意识的觉醒。
四
女性意识的崛起和膨胀是《寒夜》留给我们最值得思考的。它以日常生活的知识者困窘生存的真实展示，继续着“五四”时代借描写爱情以思考新女性“个性解放”的写作传统，深入挖掘了“五四”时代知识女性的命运问题，以对人性的深刻把握反观了“五四”新文化传统，显示了四十年代知识女性对“五四”一代新女性的继承又超越的一面。
关于女性命运的探求，是“五四”新文学的重要主题。“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先驱以现代思想启蒙者的姿态，对几千年来备受压迫的中国妇女的命运表示了极大的关注。他们以彻底推翻男尊女卑的封建教条，呼唤两性平等的人格权利为核心，对女性命运进行了富有开拓性的探索，成为女性觉醒的精神导师。“五四”文学表达了对爱情自由与两性平等权利的激情呐喊。爱情的完美程度是社会与人性完善程度的重要标志。爱情，是人性解放的必要前提；爱情，是人格尊严的基本载体；爱情，是人生理想的重要目标。在女性解放的现实道路中，爱情无疑扮演了极为主要的启蒙角色。胡适先生的《终身大事》中的女主人公田亚梅说到婚姻“是孩子终身大事，孩儿应该自己决断”。在其思想内容上充当了“五四”新女性“爱情、婚姻自由”的宣言。“五四”运动为中国社会的新生送来了新的思想武器。但是女性问题不是单纯的生理与情感问题，爱情生活中的自由与平等是女性实现个性解放和个性独立的重要内涵。而对整个女性群体来说，对于女子命运的彻底改变来说，更为重要与深刻的是女性的经济与地位。这种深刻的认识首先是来自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鲁迅。鲁迅富于卓见地把“五四”新文学对女性问题的思考推向了更深的层面。他在《伤逝》中向我们讲述了涓生与子君的悲惨故事。子君冲破重要阻力，在反抗封建大家族的压迫时，态度坚决：“我是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力！”但是，爱情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抽象存在。生计问题为涓生和子君冲破封建束缚的爱蒙上了一层厚重的阴影。生活无着的子
君黯然回到她极力逃脱的“牢笼”，宣布了个性解放的破灭。
自由固不是钱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所以妇女真正的解放必须首先在经济上解放，但经济上解放的曾树生并没有得到自己理想中的“自由和幸福”。曾树生作为“五四”新一代的产儿，她冲破了封建大家族的枷锁，因爱情和丈夫汪文宣自由结婚，这是当时的青年看作的十分理想的婚姻。结婚后的曾树生还保持着经济独立，可谓女人中的幸福女人。但是“五四”以后的新式家庭并没有给曾树生带来幸福和自由，原因虽然有战乱等外界因素，但不可忽视的是在新旧道德观念转型期的现代中国，当新的家庭观念不断对旧有家庭观念发动进攻并不断壮大时，“传统”并没有消极地俯首称臣，相反是积极地加入到新势力的阵营里去“浑水摸鱼”。这样的中国现实造就了汪母是一个传统父权的牺牲品。汪文宣在走出“大家”之后仍残存着传统文人的中庸根性，甚至有些男权色彩。曾树生在这个窒息的男权色彩家庭中，没有得到应用的尊重和爱，只有离去，进行进一步的人生探索，她要争得女性的真正解放，她要像一个普通人一样选择一切，不能丢弃女人的种种权力。这是她“独立”面对生活困境的原因。她格外注意自己的独立性，比丈夫更决断，女性意识在她身上崛起和膨胀，这是对五四新女性“个性解放”的突破。她突破了樊篱，也不只对“幸福的家庭”的追求，她追求的是女性真正的独立。她不用依赖于任何人也可以生存，但冲破家庭经济樊篱的曾树生面对的是更多的樊篱。曾树生走出以后面对的是如此反复多变的人生，她的个人境遇既热闹又孤寂，她在人格上既独立又依附于他人，她在精神上既有千丝万缕的牵挂又孤立无援。她不是一个理想的女性，但她却在女性解放的奋斗征途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她热情、活泼、热爱生活，追求自由和幸福，她勇敢走出了“小家”，去探索女性解放之路，去寻找一种未必光明却是一种全新的生活。
作为新一代知识女性的曾树生，挣脱了封建思想的牢笼，由“大家庭”中挣脱出来，开始了“人”的觉醒，更加重视自己的独立，她要求合理的人的生活，更要求合理的女人的生活。曾树生是和“五四”以来仅以个人的婚姻自由为奋斗目标的女性不同，她比她们走的更远，比她们要求更多，以求探索女性真正解放之路，虽然曾树生有点是“梦醒了无路可走”的状态，但她依赖追求得十分执着。
所以已初步具有女性意识的曾树生在20世纪知识女性的精神探索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她是追求个性解放道路上的终结者，也是追求女性解放道路上的探索者。
注释：（1）转引文学评论1999年第6期《“家”的解构》 P95-103 袁国兴
参考文献：
（1）黄修已《中国现代文学史讲授纲要》辽宁教育出版社 92年2月第一版
（2）黄修已方谦《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1986年4月第一版
（3）吴宏聪范伯群《中国现代文学史》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4年3月第一版（4）《文学评论》 1987年第一期
（5）唐弢《中国现代文学史》人民教育出版社 1979 北京
简述张洁作品中女性意识的研究
简述张洁作品中女性意识的研究 摘要：张洁是一位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的女作家，随着90年代中期以来女性文学研究地位的不断提升，其作品中的女性意识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者的关注，本文列举并简要分析了研究张洁作品中女性意识的经典性论著，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未来研究的可能路径。 关键词：张洁作品女性意识研究两性声音 自1978年凭借《森林里来的孩子》初登文坛，张洁的作品就引起了文坛的广泛关注与争议，仅1978到1987十年间国内对张洁的评论文章就达到了160多篇。这一时期的批评关注点是其作品风格、主题等方面。随着90年代中后期，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不断输入，更多研究者尝试着以这种新的理论来解读女性作家的创作。此时，作为新时期女作家旗手的张洁再次受到了研究界的关注，她的创作也在更大程度上被纳入到了中国当代女性主义文学的范畴，考察其作品中女性意识及其发展变化成为了近十年张洁研究的焦点。 一、张洁作品中女性意识研究现状评述 张洁创作中的女性意识在其作品中的显现程度不尽相同，在《沉重的翅膀》、《谁生活得更美好》、《条件尚未成熟》这类作品中，女性意识呈现隐匿状态，因此女性批评的研究者们更倾向于选取张洁作品中女性意识相对凸显的作品进行研究。著名批评家荒林认为张洁前期代表作品《爱，是不能忘记的》、《方舟》和《祖母绿》三篇小说“呈现了作家对女性问题思想的连续深入和统一性，表现了作家对女性新的价值确立的强大热情”。如果说《爱，是不能忘记的》所喧寓的，是一个关于理想爱情与理想男性的神话，那么《方舟》则称得上是一篇预示着理想破灭的“愤世之作”。80年代中期，张洁作品风格转型之巨，不禁让人哗然，此时的张洁以老辣、尖酸的形象极尽讽刺，理想的爱情神话破灭了，理想的男性偶像倒塌了，对此王绯认为，“张洁的审丑意识有着很强烈的性别色彩，在男/女二项对立中，她故意让他们原形毕露，让他们丑态百出。”度过这段偏激、锋利的创作时期，张洁的以其特有的女性姿态书写了两部现实主义作品《红蘑菇》和《她吸的是薄荷味儿的烟》，这两部作品既不同于早期的纯情之作，又有别于她前一阶段的狂怒与怨愤，蕴涵深刻的女性觉悟。有论者曾这样评价到，“此间，张洁的女性书写是在更高一级的层面上对妇女自身和男性弱处的现代审视。”在经历了由“审美”到“审丑”的转变后，张洁的创作逐渐进入了文学”老年期”，此时张洁的心态渐趋平和。随着长篇记事小说《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的发表，张洁自身的女性意识也得到了升华，小说着眼于探索祖孙三代女性绵绵不绝的血缘之爱。批评家徐坤将这篇作品归入了“母亲谱系的梳理与母女关系重新书写”的范畴。 二、张洁研究中两性批评者的不同声音 以女性意识为切入点来研究张洁作品最早可以追溯到1991年董瑾发表的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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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翟永明诗歌中的女性意识【开题报告】
毕业论文（设计）开题报告 题目：论翟永明诗歌中的女性意识 专业：汉语言文学 一、选题的背景、意义 在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国诗歌谱系中，翟永明被普遍认为是当代最优秀的女诗人。其作品曾被翻译成为英、德、日、荷兰等国文字，出版有诗集《女人》、《在一切玫瑰之上》、《称之为一切》、《黑夜中的素歌》、《翟永明诗集》、《终于使我周转不灵》；散文随笔集《纸上建筑》、《坚韧的破碎之花》、《纽约，纽约以西》等。她成名于早期作品组诗《女人》，并在二十余年来的写作中坚定地保持充沛的写作和思考的活力，且每个时期都有重要作品问世，在中国诗坛具有无可置疑的重要性，诗人欧阳江河称其为“东方最美丽的女人”，诗人伊沙则曾戏谑地称赞“第三代诗人都有翟永明情结”，也正是这种来自外部的女性身份设定以及她作品中所主动涉及到的女性意识元素，让她的作品和相关的言论成为本文的研究起点。 二十世纪法国最有影响的女性之一及存在主义学者、文学家波伏瓦曾将女性称为“第二性”，即相比于男性而言，女性是一个非主导性阶级。在这样一个跨历史跨文化的普遍存在的社会结构当中，女性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观念、伦理等各个领域都与男性不平等，即使在家庭这样的私人领域中，女性也处于与男性不平等的地位。但女性的这种历史性的失败不单决定于其生理因素，更多地是由社会和人类文化人为地建构起来的。1也正因为如此，不管有多少女性作家或诗人不喜欢甚至拒绝被人贴上性别标签，而且在这种拒绝背后隐藏着的也是对这种潜在歧视的不满，但她们却在自己的作品中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性别烙印。不过也恰恰是这种烙印鲜明的作品，反过来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以资讨论的样本，并透露了她们更深反叛和独立的可能。 二、相关研究的最新成果及动态 本文首先试图从时间上理清翟永明诗歌中女性意识及其变化的整体脉络，主要以诗人成名之初的组诗《女人》、九十年代比较重要的作品《更衣室》《女子澡堂》、新世纪以来的《她的视点》以及新作《关于雏妓的一次报道》等作品为探讨对象；然后试图在空间上将翟永明的诗及其女性意识与不同时期的女性诗人作家作纵向、横向和同时期的比较，在这副作品及思想的坐标系中最终确定翟永明诗歌所处的坐标点；最后，本文将在比较总结的基础上得出相关结论，最终以抛砖引玉的形式试图给当代诗歌研究和诗人研究提供一个新的契机。 女性诗歌是“女性文学”的重要构成部分。那么，何为“女性文学”呢？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女性文学”被泛指为女性写作的文学，即使在国外，“women’s literature”也是一个被长期使用的“熟语”。大约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女性文学”的涵盖范畴被自觉地约小，特指由女作家、女诗人创作的，表现女性生存和生命经验的作品。 评论家陈超对翟永明的研究最为系统，他曾有一种对翟写作的分期归纳：
浅谈女性意识
姓名：张永梅 学号：1004224126 系别：生命科学学院<生物技术> 任课教师：胡瑞香 大 众 文 化 与 女 性 文 学 论 文
浅谈女性意识 女性的主体意识即女性作为主体在客观世界中的地位、作用和价值的自觉意识。女性的自我意识，即女性的自身认识，是女性对自身存在的特殊性的探秘，它观察到的不再是男性眼中的女性，而是女性眼中的自己。它既是女性对男性经验的一种积极有效的否定，也是女性的一种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女性的平等意识，即女性对现实生活中从属地位和一切歧视现象与行为的意识敏感性，以及对女性应该享受和男性同等的权利与地位的确切认知。 ——《女性意识》 女性意识随着女性地位的提高也随之增强，对于女性作家作品中女性意识的分析更具有说服力。 张爱玲的小说对读者来说想必已不陌生了，很多人都或多或少的读过她的一些作品，我想，看过她作品的人可能都会不约而同地发现一个问题：张爱玲爱写女人，尤其爱写30、40年代上海的女人，而且写得与众不同，栩栩如生，深入骨髓。如她所塑造的许多特殊女性形象一样，张爱玲的女性意识也是别具一格，独放异彩！ 娇蕊，是张爱玲小说《白玫瑰与红玫瑰》里的人物，她，原来是一个开放热情，充满欲望的女人，把生活的所有都寄托在了男人身上。她，以自己的美貌和妩媚身姿吸引了众多男人的视线，让他们都围绕着她在转，她天真地以为这样就展现了自己的魅力和价值，女人们就是有了独立的地位，可不久她就发现自己错了，振宝，这个自私、无情、虚伪、满脑子假仁义道德、不负责任的男人打碎了她原有的观念，让她清楚的认识到女人的世界不是只有男人的身影。振宝的爱深深地伤害了她，可这个坚强充满活力的女人并没有陷在振宝编制的罗网里一蹶不振，而是重新思考自己的问题，改变原有的幼稚想法，重新寻得希望，组建了一个幸福的家庭，有了一个可爱的儿子。 可以说，和曹七巧相比，娇蕊是张爱玲塑造的另一个典型的女性人物。张爱玲通过对她生活、爱情观转变过程的描写，向读者传达出对女性命运的深沉思索：爱情不是生命的全部，女人不能把所有的希
试析《寒夜》中曾树生的形象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开放教育 汉语言专业毕业论文 试析《寒夜》中曾树生的形象 样文
内容摘要 曾树生是巴金的杰作《寒夜》中的女主角，具有独特的艺术形象。作为一名女性，曾树生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儿媳角色、妻子角色、母性角色、女性角色），在不同的角色里，她付出了不同的情感拾获了不同寻常的感受。 关键词寒夜曾树生儿媳角色妻子角色母性角色女性角色
试析《寒夜》中曾树生的形象 曾树生是一个受过现代高等教育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追求个性解放、个人价值，年轻漂亮、开朗健康、充满了生命的活力。作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时代?新女性?，曾树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时代生活的熏染，在追求个性解放方面，不顾生活条件限制，一味追求自以为的?热情生活?。由于她的主观性和盲目性，从而使自己的家庭一步步走向悲剧，自己从此也坠入痛苦的深渊。作为读者，我与文中主人公发生了强烈的共鸣，并就曾树生所承担的角色（儿媳、妻子、母亲、自我）四个方面进行了浅显的分析。 一、曾树生叛逆的儿媳角色 婆婆汪母首先是一个父权思想严重的封建家长。她认为女人就应该在家里规规矩矩孝敬婆母、伺候丈夫，她希望自己享有旧时婆婆的威严，在儿媳面前可以颐指气使，为所欲为。她无法忍受儿子对儿媳的平等态度。?她这个没出息的儿子，他居然跑去找那个女人，向那个不要脸的女人低头。这太过分了……?极力挑唆儿子拿出大丈夫的权威来压制儿媳，?我如果是你，我就登报跟她离婚，横竖泼出去的水是收不回的……?甚至不顾儿子的感情，逼他撵走儿媳：?我什么苦都受得了，就是受不了她的气！我宁肯死，宁肯大家死，我也不要再看见她！?她尤其不能接受儿媳比儿子强的事实，对外出工作的儿媳说三道四，言辞刻薄，极力影响他们夫妻的感情。?她不会永远跟着你吃苦的。她不是那种女人，我早就看出来了。……只有你母亲才不会离开你，不管你苦也好，阔也好。??她跟我们母子不是一路人，她迟早会走自己的路。?不顾事实地极力否认儿媳对家庭所做的奉献。?这也不能做，那也不能做。只顾自己打扮得漂亮，连儿子也不管。……在银行里做体面事情，可是就没有看见她拿过几个钱回家用。?汪母的表现用当代女作家毕淑敏所说的一段话更能表达出来，毕淑敏说：?作为施与的一方，母爱有时也是本能以至盲目愚蠢的代名词。母爱单纯也复杂，清澈也浑浊，博大也狭窄，无偿也有偿。在汪母的母爱中包含着浓郁的封建专制色彩和明显的自私心理。这种专制自私的母爱不仅伤害了儿子儿媳，而且也伤害了她自己。 其次是汪母所接受的教育告诉她，女人就应该在家里相夫教子、孝敬婆婆，而不是在外头抛头露面，作为长辈自己管束儿媳是天经地义的。汪母不喜欢曾树生，因为她不守妇道、不理家务、也不关心家人，整天热衷于交际打扮应酬。尤其是她不服从管教，常常对自己表现出不恭。?她希望恢复的是过去婆母的威权和舒适的生活。?以自己做儿媳时接受的标准来衡量和要求曾树生。而接受了西方现代进步思想影响的儿媳曾树生认为，现代女
中国现当代女性意识的发展
摘要：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人的发现及西方女权主义理论、女性意识的作家作品的不断引介，使得中国女性文学、女性意识的觉醒逐渐走进大众的视野。中国女性主义文学在中外的影响下日趋成熟。本文旨在通过不同时期女性意识的展露研究女性文学在中国发展历程。 关键词：女性文学女性意识主体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5）09-0385-01 一、五四时期女性文学的萌芽期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人”的发现，极大的唤醒了人的性别意识，一些女性作家陈衡哲、冰心、冯沅君、石平梅、凌叔华、庐隐、萧红、张爱玲等逐渐登上文学的舞台。在1918年，陈衡哲《新青年》发表对话体小说《老夫妻》真正揭开了现代中国女性小说的历史帷幕。突破男性作家的藩篱，作品中细致地表现出女性内心世界，挣脱封建礼教的束缚对人性的压抑，寻求女性自身解放的自由意识，第一次真正意义上树立起女性文学的旗帜。 对社会、人生、婚姻、家庭等人生的诸多问题的思考是她们最为关贴的。《两个家庭》、《斯人独憔悴》冰心用“爱的哲学”提出改变旧家庭、解放妇女、建立一个新的生活的出路，开出建立独立自主的女性意识的药方。妇女的生活现状，妇女地位进行全面的审问与思考都体现出这些女作家鲜明与独特的女性体悟，从自身经历女性出发以独特的视角抒写社会、表现自我仍然是是驾轻就熟。庐隐的《海滨故人》书写了当时年轻女性苦闷彷徨的心理。挣脱封建家庭的束缚最终毁灭的娜拉形象在白薇的自传体小说《悲剧生涯》得以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她们的创作极力表现妇女的人格尊严与抗争精神，要求婚姻自主、个性解放、追求人的自身的解放，对吃人、愚昧的封建制度进行抨击，是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一个旗帜。 伍尔夫在她的专著《一件自己的屋子》中曾说，女人必须有自己的独立的一间房间，有一定的独立物质基础才可以达到文学作品的写作的条件，一间屋子是做为女性主体一个想像的空间，精神解放和话语创造的空间。而在五四时期，不管在政治、经济社会各个方面都未达到根本性的改变，而女性的经济独立远远物质独立到支撑自身独立的程度，在“五四”大浪的逐渐退潮中第一代女性作家也由兴盛走向沉寂。 二、战争形势下，女性意识的逐步弱化 中国大革命失败后，在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日益严重的历史时期，当时的女作家开始抛弃以自身经历出发以独特女性的视角抒写社会表现自我抒写转向更为广阔描写满身热血的革命女性和女性的革命，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呈现出一种特色鲜明的女性特征。这时期的女性作家开始淡忘自己作为一名女性的特质，性别意识逐渐弱化，女性作家跳出自己生活的小圈子，不再为个体的情感所左右，女性由小我迈向工农大众的革命之路的大我。丁玲的《韦护》中的丽佳为革命牺牲爱情的思想。庐瘾的《情妇日记》中的美娟抛弃爱情至上的生活牢笼，毅然决然的前线做一名救护队员等，以粗犷的笔触描写了革命女性和劳动妇女的豪放品格。 战争成为主流的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背景下，抗战以后到建国前期，以丁玲、张爱玲、苏青、梅娘吴瑛陈敬容吴敏等为首的女性作家，构成了四十年代令人惊叹的女性创作的独特景观。女性文学的发展趋势在解放区文学与沦陷区文学双向发展着。“革命”“救亡”时代中解放区大部分女性作家关注民族命运，作品中反叛意识和抗争精神，同男性作家一样担负起社会历史使命进一步拓展女性创作的精神内蕴。萧红、丁玲等关注女性个体转向关注女性群体的命运，拓展了女性自我的视野，由成为解放区的女性文学的代表。 在沦陷区，张爱玲从女性视角自觉审视女人与男人，对禁锢女性的封建制度及传统思想导致畸形婚姻与变态性心理发出的强烈冲击，显示了女性对“女人本性”的自觉思考，呈现出女性少有的自醒的危机意识。与张爱玲同时期的苏青、潘柳黛和梅娘，她们作品表面看来似乎写得是乱世生活，在特殊的历史时期，以独特的女性自省审美视角描写社会事态和人性，但主旨上仍是对女性本体人生遭遇的刻画，这是五四时期现代文学中女性意识的延伸和发展。
《伤逝》《方舟》《私人生活》之女性形象分析
《伤逝》、《方舟》、《私人生活》之女性形象分析 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 09050124 王丽菲指导教师：雷振华 摘要：女性寻求自身解放、追求平等自由的斗争从未间断，无论是“五四”时期女性意识的觉醒还是新时期对女性自身价值、命运、感觉方式等精神层面的探讨，都不断演绎和阐释了真正的女性追求与价值。本文以《伤逝》、《方舟》、《私人生活》为题材，论述了20世纪以来女性意识觉醒与回归的进程。 关键字：女性意识；独立；觉醒
目录 引言 (1) 1.女性意识的初步觉醒 (1) 1.1追求恋爱自由、个性解放 (2) 1.2变不了“家庭主妇的角色” (3) 2.女性意识的复苏和深化 (5) 2.1肯定女性的自身价值 (5) 2.2自我救赎的“诺亚方舟” (6) 3.女性性别意识的膨胀 (8) 3.1逃离男权世界 (8) 3.2虚拟私人化的空间 (9) 结语 (11)
引言 虽然女性对爱有天生的渴望，但几千年的父权制使女性始终处于被统治的地位，自然也失去了追求爱情的权利。事实上“由于女性意识、女性自我与当时主导意识形态相冲突，因此几十年来始终受到强大压抑和斥责，广大女性除了做与男人同样的人以外，不能有任何女性意识、特质或特定的流露，这种讳莫如深把女性降到‘空洞能指’的最低水平，其背后深处深藏着那种千百年来顽固不化的传统文化精神——对女性的鄙视和忽略”。［1］而女性主动对爱情、婚姻的追求更是被主流文学作品所避讳。中国新文学中女性意识的觉醒与确定，发轫于“五四”时期。“五四”文学以人的解放为内核，形成了以争取女性独立地位为标志的女性意识传统，并在创作上表现出明显的性别特征和写作姿态。在以后的发展中，随着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上升，文学创作中的女性意识被消解在战争的硝烟之中。50年代以后，特别是“文革”时期，女性意识以及写作中的性别特征被阶级性所抹杀。“文革”以后，人性、人道主义在文学创作中恢复、发展与深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女性意识的再次觉醒与回归，女性从无差别、男性化的社会中脱颖而出，重新获得了自己独立的地位。 女性寻求自身解放、追求平等自由的斗争从未间断，无论是“五四”时期女性意识的觉醒还是新时期对女性自身价值、命运、感觉方式等精神层面的探讨，都不断演绎和阐释了真正的女性追求与价值。本文以《伤逝》、《方舟》、《私人生活》为题材，论述了20世纪以来女性意识的觉醒与回归的进程。 1.女性意识的初步觉醒 “五四”时期，在西方文学思潮的影响下，中国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五四”新文学运动，这次文学革命的重要实绩之一，就是“人”的发现，尤其是“女人”的发现。中国男性知识分子们在受到“自由、平等、独立”等民主思想和自由主义思潮影响下，在探讨人的自由及价值个体重要性的同时，也注意到了中国女性更悲惨的社会地位。他们纷纷著书立说，为中国女性“人”的意识的觉醒举起了第一面旗帜。如：郭沫若的《三个叛逆女性》，胡适的《易卜生主义》，鲁迅的《我之节烈观》和《伤逝》等等。妇女问题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在这样的氛围下，一批女性创作者在“人”的发现的浪潮中认识了自我，发现了女性，以高昂的主体意识开始了对女性命运和社会问题的思考和探索，发出了大时代中女性的心声，打开了“女人无史”之后的“有史”的开端，知识女性结
《红楼梦》中的女性意识觉醒
《红楼梦》中的女性意识觉醒田佳宁 摘要：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描绘了一个色彩绚丽的女性人物世界，其中就包括具有传统意义上的女性形象和具有女性意识觉醒的人物形象。所谓女性意识觉醒就是女性在客观的世界中，对自身的价值、地位的主观意识觉醒。就像《红楼梦》中的：林黛玉和薛宝钗、邢夫人和鸳鸯、袭人与晴雯、尤二姐和尤三姐这四组经典形象能够非常鲜明的突出女性意识的对立，更能体现在当时封建礼教的背景下，女性意识与时代对抗的伟大。 关键词：红楼梦;女性意识;人物对比 引言：众所周知的是，我国在过去的传统社会中，一直是男性占据主导地位，在残忍的封建礼教的约束下，女性的生活简直是苦不堪言，比如缠小脚、一夫多妻、借妻生育等陋习，不仅对于女性的身体，对于女性的精神上也是很大的折磨。即使到了相对比较开明的明朝和清朝也有约束妇女的“三从四德”这就像一把枷锁，牢牢地把女性的精
神囚禁在监牢中。而女性意识作为时代进步发展的必然产物，在历史中就一步步的瓦解了男权至上的封建礼教社会。下面就结合《红楼梦》的几个经典形象浅谈女性意识的觉醒。 1.林黛玉和薛宝钗 《红楼梦》塑造的这两个人物形象是一个鲜明的对比，林黛玉作为文学史上一个崭新的额形象，具有很多优秀的品质：她有如天上仙子一般的美貌、有湘娥啼竹素女愁的感伤，有李清照般的才华，最重要的是有敢于蔑视权贵的独立自主的思想，总的来讲，林黛玉是一个丰富多彩的形象。然而薛宝钗则是一个经典的传统主义形象，对封建礼教的态度选择无条件遵循和绝不质疑，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选择明哲保身。 从古至今，我们中国人好像都信奉一种“中庸”之道，此处并不是完全否认中庸之道，而是如果过分的强调中庸之道，则会造成人们先天创造力的流失，这种现象在当时的封建礼教下尤为重要。 《红楼梦》中有一个很经典的场景，就是元春省亲之时，黛玉宝钗二人各作诗一首，林黛玉的诗中没有过多华丽的辞藻，语言简洁大方，诗中既礼貌的表达了对于元妃到来的欢迎也将景色描绘的生动形象，寓情于景。而薛宝钗所作的诗则华而无实，用典颇多，刻意的去赞美皇恩浩荡和元妃归省，总之目的性极强。 黛玉就是一个敢于追寻自我的形象，在大观园也是独树一帜。宝钗则是小心谨慎，生怕哪里做得不对触犯了封建礼教。《红楼梦》通
《寒夜》中曾树生人物形象探析
中长篇小说《寒夜》是巴金后期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小说的女主人公曾树生是一个深受五四时期个性解放思潮影响的女性。她曾经有为教育事业献身的理想，但在生活的重压下，她却逐渐走向了“沉沦”，将以前的理想完全抛弃了。对曾树生这样一个复杂人物的探析，有利于我们更好的把握小说“控诉旧社会，控诉旧制度”这一最基本的主题。 一、从充实的生命到萎顿的生命 考察一个作家的悲剧观念是否完善，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看其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形象是不是完整的悲剧人物。如果把巴金大量作品中塑造的人物形象，按生命系列排列组合的话，那么这些形象可分为三类：“充实的生命”、“萎顿的生命”、“腐朽的生命”。【1】巴金的《寒夜》表现的既不是充实的生命——如杨木华；也不是腐朽的生命——如杨老三；也不是一般的萎顿生命——如田蕙世、万昭华，而是曾经有过丰富、充实生活的萎顿生命——曾树生。将这样的生命放在突出地位尽情表现，在巴金的中长篇小说里，《寒夜》是唯一的一部。【2】曾树生是上海某大学教育系的毕业生，有着为中学教育事业、为创办“乡村化、家庭化的学堂”而献身的理想；为了爱情她敢于蔑视封建礼教，没有举行正式的结婚仪式就同汪文宣同居了。【3】但在“寒夜”的社会里，为了挣钱补贴家用，供儿子读书，她却只得成为一家银行里的“花瓶”，整日忍气吞声地供经理玩赏。她被迫走上“花瓶”的道路后，她的内心世界充满了矛盾、苦闷。但这时，她已把人生的主要目的放在追求自己的“自由”和“快乐”上。她口口声声嚷着要“活得痛快”，声称“我爱动，爱热闹，我需要过热情的生活。”她的所谓“热情的生活”，正如作者所指出的，“她追求的也只是个人的享乐”。个人享乐就是她所追求的理想和幸福。正因为如此，她不愿失去自己的“花瓶”地位；在丈夫重病之时，她可以弃夫而去。【4】她给文宣的信说：“不要跟我谈过去那些理想，我们已经没有资格谈教育、谈理想了。”她之终于跟陈主任去兰州，并向文宣提出离异的要求，说明她把追求一已的幸福看得高于一切，早年美好的树生已经死灭得差不多了。作品用细致的笔墨描绘了留在树生的身后一些光彩被黑暗社会生活的巨大投影覆盖的过程。所以树生是一个被扭曲的性格。【5】在《寒夜》这部小说中，曾树生这样从充实的生命演化为萎顿的生命，这也是作者小说创作风格转变的重要标志。作者不再象过去那样热心于创造充实的生命，不再过分关注充实生命的直接思想教育作用，而更多地从普通、平凡的社会生活出发，通过描写各种小人物，特别是那些萎顿的生命，通过表现他们的痛苦和意外的灭亡，灵魂的被扭曲，达到控诉侵略战争和腐朽、黑暗的国民党统治的目的。《寒夜》里的曾树生虽然是萎顿的生命，但曾经有过“为理想工作的勇气”，敢于蔑视传统礼义，曾树生的独特性正在于她曾经是充实的生命，但由于严酷的社会现实的“斧正”而被扭曲成了萎顿的生命。【6】 二、自私、动摇的小资产阶级女性 曾树生曾是一个有理想、想为教育事业献身的青年。在生活的折磨下，她靠着自己的姿色，在大川银行里找到一个薪水较高的工作，实际上是供人玩弄的“花瓶”，把过去的理想早已完全抛弃了。她之所以打扮得那样摩登，与比她年轻两岁的陈主任出入于咖啡店、跳舞厅、豪华的酒馆，甚至搭伙做囤积投机生意，想法子挣钱。一方面是为了使自己活得痛快一点，过得舒服一点；一方面也是为了分担文宣养家的费用，使十三岁的儿子能得以在贵族学校读书。她虽然当了“花瓶”，但并不甘心，她也几度想和丈夫一道改变环境，离开银行去从事教育工作，但她终归舍不得她已经习惯了的生活方式。她天性爱活动，又颇具虚荣心。她不愿儿子过低人一等的生活，她不能忍受家庭的寂寞，尤其不能忍受婆母无休止的恶骂和嫉恨。【7】虽然有丈夫的爱怜，她也无法从懦弱的丈夫那里得到最起码的照顾和感情上的满足。她在社会上、家庭里都陷入了深深的苦难之中而不能自拔。为了摆脱这种生活，半推半就地接受了年轻上司陈主任的爱，丢下丈夫去兰州追求个人享乐去了。从她身受的社会和家庭的欺凌来看，从她肩负的沉重的生活担子来看，她的挣扎，她的去兰州，也有社会逼迫的一面。但是从她舍弃丈夫汪文宣而投入陈经理的怀抱，追求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来看，又深刻地揭
女性意识的觉醒-2019年文档
女性意识的觉醒 i=r 女性”一词，是相对于“男性”而产生的，但在浩瀚的人 类艺术海洋中，却很难发现清晰的女性足印，因为现有的艺术史只是“男性的艺术史”。女性在艺术史中的集体失语已成为中西艺术史的一个共同“文化特征”。20 世纪“女权主义”的兴起，使女性重新开始认识自我，开始寻回那曾经在艺术史中迷失的自我。随着改革开放与西方艺术思潮的影响，活跃于九十年代画坛 上的中国现代女性艺术家以独特的视角和生命意识，重新阐释了女性”这个主题。她们用女性的眼光去看世界，用女性的心去感应世界，用女性的方式去表现世界，将女性细腻的感觉，感性 的情绪转换成富有生命的语言符号。随着现代文明的发展和激烈 反传统主义的兴起和泛滥，她们的创作往来于东西艺术之间, 往来于现实与记忆之间，往来于可视的形式表现与不可视而可感的精神意蕴之间，并试图在这复杂的经纬线上找到属于个人感受但却具有永恒意义的一种理想之美。使“女性艺术”这一概念的提出成为可能，也使“女性艺术”这一话题具有了全新的内容和 后现代”色彩。 、女性艺术内涵的界定 女性艺术其实是一种很模糊的概念，说法也很多。有的是从性别角度，认为出自女艺术家之手的艺术作品均为女性艺术；
有的是从题材角度，认为不管艺术家性别，只要是表现女性题材，都可看成是女性艺术。如果给女性艺术作个确切的学术定义，可 以这样认为：“凡出女艺术家之手，以女性的视觉描绘女性生活及展现女性精神情感，并采用女性独特的表现形式的艺术，女性艺术。” 称为 二、中国现代女性艺术的现状 在中国，几千年来“男尊女卑”的文化传统，禁锢了中国女性的生存。二十世纪初，女性借“五四”新文化运动之风开始了 寻求自我独立人格的新追求。但那个时代的女性作品大多虽然具 有一定的女性自我意识，总体来说还是含蓄隐晦的。到新中国成 立，虽然女性在新社会中的地位变化可以说是“翻身做主人”，但是特定的历史语境使她们似乎忘记了女性作为“女性”的人类生存身份，以此为代价来实现对“平等”的追求。因此，在艺术文化领域，女性自身文化符号特色依然存在创作自觉的问题。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禁锢被打破，随着西方女性主义势力的强大，我国的女性艺术力量也在其影响下逐渐壮大。女性艺术家逐步开始以女性特有的视角和思维方式 进行艺术创作，表现女性独特的生存境和情感抒发。受西方女性 主义运动影响，中国女性艺术家作品中呈现出女性自我追问和试 图自我确认过程中产生的种种矛盾心理。这些矛盾来自传统、家庭、性别等多方面，但最主要的还是中国当代改革开放的大语境。 1990年中国第一个女性绘画专题展——“女画家的世界”， 标志着“新生代”的女性画家登上画坛。这个时期，不管是女艺术家的数量还是作品的质量，都使中国女性艺术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盛况。九十年代中国女性艺术最显著的特征就是逐渐自觉地从男性话语中分离出来，并把关注的重点转变到对自我价值的探寻上，以女性特有的敏锐和感性思维表现出女性艺术的独立价值。 由于更多地吸收了西方女性艺术的观念和样式，这个时代的女性画家逐渐摆脱了传统的艺术习惯和审美标准。各种艺术形式都被女性艺术家广泛的使用，女性艺术在多个领域都成为独特的风景。这些女艺术家有在绘画领域里的申玲、喻红、夏俊娜、刘虹、王彦萍、蔡锦、等；有使用装置或雕塑手段的姜杰、陈妍音、张温帙、向京等，她们展示着属于女性的视野和艺术
浅谈张洁《方舟》
你将格外的不幸，因为你是女人。 ——浅谈张洁《方舟》《方舟》是张洁最富个人特色的作品，小说描写三个中学时代的同窗好友，经过漫长坎坷的人生道路之后，为了摆脱现实的痛苦，又各自离开丈夫相聚在一个住宅的单元里，以求得暂时的庇护。她们如同乘住在一叶“方舟”上，经受着生活海洋里风浪的打击和颠簸，同时通过现实主义表现了现代知识女性人生道路和精神追求上的焦灼、孤独和悲凉。 小说塑造了荆华、梁倩、柳泉三个个性刚硬、独立自强的知识女性形象，她们都是六十年代的大学生，同时三个独身女人在事业和个人生活上都非常不幸。她们都真诚地爱过，但最后无一不感到彻底的幻灭。她们不能接受没有爱情的婚姻，于是同丈夫分居或离婚，这种举动使她们受尽了世人的嘲弄、冷眼和侮辱。这三个人各有特点，但却殊途同归。 荆华是一位思想与学识都很突出的理论工作者，让很多男子汉也佩服的女性，能够写出真正揭示马克思主义真理的论文，却被“凡是派”视为异端，最后还是过着清贫而孤独的生活；梁倩是电影学院的高材生，是极有抱负的才华出众的导演，吃苦耐劳，为了导演一部片子，四处奔波，但仍免不了周围人们的讥讽、嘲弄，最后还是被审查部门枪毙了；柳泉是大学英语系的优等生，是一位热爱工作、精明能干的翻译，为找一份工作，历尽劫难，在男女纠葛中伤痕累累。 正如文章题记所写：“你将格外地不幸，因为你是女人”。张洁在《方舟》中所极力展示的是这三位知识女性在人生道路的追求上无助悲凉的困境。小说的三位主人公曹荆华、柳泉、梁倩分别是三位不同背景的知识女性。荆华与柳泉曾先后离开，荆华是不愿成为生孩子的机器，而柳泉则是不愿成为别人的工具，于是两人冒着身败名裂的危险，成了独身女人。经过一段严峻的生活磨难后，终于靠当年同宿舍住过的老同学梁倩的帮忙，两人搞到了一套房子。然而一个坎子还没有过完，另一个坎子已经等在那里。离异的女子要无端地受到多少“文雅的侵略者”的来犯，白复山的纠缠，居委会贾主任的“关怀”，魏经理的无耻，以及形形色色陌生的，却又自以为有权干预你的种种一一关于婚姻，关于爱情、工作的设想，生活方式甚至走路的姿态，说话的表情以及许许多多不值一提的个人私事。 所谓“寡妇门前是非多”，在一般人的眼里，离过婚的女人，都是些不正经的女人。“谁丢了什么东西，谁倒了什么霉，谁心理不痛快，谁想满足一下自己高人一等的欲望，全可以发泄到她们头上来”。从来没有人怜悯她们，有的只是恶意的猜忌。女主人公所面临的
浅谈萧红女性意识觉醒原因
浅谈萧红女性意识觉醒原因 萧红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成熟的女性意识的作家之一，她的作品成就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她被人们称作“20时世纪30年代的文学洛神”。除社会因素外，萧红的女性意识来自于她人生的种种苦难经历，她将这些经历融入到了自己的作品中，来展现了女性低下的社会地位及她们艰难的生存环境。她的作品，鲜明的以女性意识来关怀女性的生存、爱情、命运。本文就简单的探索萧红女性意识产生的原因。 一、外部原因 1、社会因素：中古自古以来女性在社会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就一直处在弱势的地位，“男女卑”的思想一直影响着人们。在五四运动爆发后，“民主、科学”的大旗直指封建礼教，封建父权意识受到了猛烈的冲击，女性意识逐渐得到觉醒和重视。五四运动给萧红的文学之路提供了良好的背景。她的作品在关照“人”的解放下展现出来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突出了女性意识的觉醒，她以她亲身的经历来表达女性的心声。她描写劳苦的被侮辱的女性人群，她将女性的苦难置于民族、社会之中，普遍的呈现她们的生存状况。 2、良师益友鲁迅的影响：鲁迅是萧红的良师益友，萧红受鲁迅的影响很大。萧红在文学创作上吸收了鲁迅的技巧，秉承了鲁迅风骨，但她又以自己独特的情感体验表现出了女性特有的文学创造力，具有鲜明的创作特性。她对麻木愚昧的封建妇女做了深刻的揭露。 二、内部因素 1、童年的影响：萧红的童年生活是不幸的。在《呼兰河传》中可见，在她的童年中就只有外祖父给她疼爱，而她的父母亲人却没有给她任何的温暖和关爱，甚至还有外祖母对她的虐待。虽然这些都是童年模糊的记忆，但是却对她的人生产生了深刻影响：具有叛逆性格，使她成为一个敏感多愁又孤傲叛逆的人。 2、爱情婚姻的带来的意识觉醒。萧红在童年时就是一个孤傲叛逆的人。在她上初中得知包办婚姻后，她毅然的离家到北京求学。但是后来讽刺的是为了生存她不得不和逃离的未婚夫同居并被当作人质留在旅馆的经历让她认清一个现实：她战胜父权离开家庭，但却终究被男权社会所束缚，只恨她不是一个男人。之后她以为她和萧军是真爱，她为萧军全身心的付出，真心的爱着这个男人，愿意为这个男人柴米油盐，苦守清贫与饥饿。而她真心的付出却换来了萧军无尽的背叛与折磨，最终也只得离开。感情的经历让萧红明白一个道理：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繁重的。所以她的女性意识开始成熟起来，并且通过其文学作品表现出来。 萧红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杰出的女性，她的人生经历是悲惨的，但是也因为这些坎坷和悲惨使她的女性意识得到觉醒并成长。
《浅析丁玲小说中的女性意识》毕业论文模板
浅谈丁玲小说中的女性意识 写作提纲 引言，主要介绍丁玲生平及创作历程，约500字。 一、丁玲女性意识的产生，从以下4个方面论述，约2000字。 （一）自小的文学天赋与革命活动家的理想 （二）对重男轻女思想的反叛 （三）早年的生活经历的影响 （四）多部作品中女性意识的流露 二、女性“人”的意识觉醒时期，从以下4个方面论述，约2000字。 （一）由于五四运动的影响，当时的知识分子都通过文字来表达自己的内心（二）《梦珂》是丁玲第一次对社会中歧视女性这一现象发出抗议 （三）超越男权的独立的女性意识 （四）《莎菲女士的日记》里莎菲的女性意识 三、“革命+恋爱”的新女性时期 比较《韦护》、《一九零三上海春》、《母亲》中的变化，展现积极投身革命寻求出路的新女性形象。 四、延安时期的女性解放 用《一颗未出膛的枪弹》、《我在霞村的时候》来论证，其达到趋于成熟富有社会良知和责任感的女性形象。 结语
摘要：丁玲是个颇有个性的女作家，她独有的女性意识突出地体现在她的小说创作中。本文即是以此为着眼点，将她的小说创作分为三个阶段:“莎菲女士时代”、“命时代”、“延安时代”，并结合不同阶段的作品对其小说创作做一个梳理和评价。随着作品中女性人物形象的不断演变和发展，我们不仅可以了解到丁玲人生的心路历程，还可以深切地领会到其创作中强烈的女性意识的历变，从而揭示她不同创作阶段的不同创作的现实意义。本论文试图探讨丁玲女性主义意识形成的原因、重新解读丁玲在不同时期创作的文本、探讨丁玲小说中女性话语权的建构、丁玲小说中女性形象的嬗变和女性意识的冲撞等问题，以探究丁玲作为早期的女性作家对现代女性主义文学的先锋作用。 关键词：丁玲女性意识“莎菲”时代
曾树生形象分析
追寻自由 ——浅析曾树生 0901班段爽 09501016 在巴金塑造的许多女性人物当中，曾树生是最后一个，也是争议最多的一个。巴金先生在《寒夜》的后记中这样说：“我当然不会赞扬这两个女人。正相反，我用责备的文笔描写她们。但是我自己也承认我的文章里常常露出原谅和同情的调子。”曾树生并不是作为正面角色塑造的，她身上有崇尚物欲、逃避现实的缺点，但也有可贵的向往自由的精神。曾树生是一个纠结的人物，她因为性格的多元化，使她一直在理想与现实，自由与责任之间挣扎。曾树生不同于旧社会矜持寡言，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闺秀，她是一个充满激情与生命力的新时代女性，她受过高等教育，接受并习惯了西方的生活方式，她渴望与人交流，渴望得到别人的关注和认同，她喜欢热闹的交际场合，向往一切象征奔放和自由的事。作为一个银行的小职员，她的工作就是与领导或客户交际。因此她被婆婆深恶痛绝的艳丽扮相和“早出晚归”其实是应该被理解的。曾树生并不是一个勾三搭四、行为不检的坏女人，她整天忙于交际是因为工作性质，也是她的生活需要，这不应该受到指责。毕竟事实如曾树生自己所说的那样，她从来不乏追求者，但也从来没有对不起过汪文宣。 抗战开始后社会境况的惨淡，汪文宣和曾树生最初梦想破灭，生活日渐压抑与痛苦。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曾树生需要一个宣泄的出口，她物质生活匮乏，追求精神生活无可厚非。她不愿意在生活的重压下成为汪文宣那样沉默懦弱的老好人，她选择在灯红酒绿中寻找安慰，靠频繁的交际活动麻痹自己，让自己忘掉现实生活的苦闷。这是一种消极的逃避，也是在社会环境逼迫下产生的有些畸形的生活方式。 小说中描写的汪家带有一种死气沉沉的感觉，曾树生是这个家里唯一的亮色。男主人汪文宣老实怯懦，虽然心里还存有反抗精神，但从不把想法与别人分享，只是把所有苦闷都憋在自己心里，一个人默默的忍受所有不公平的待遇和不顺心的遭遇。每次曾树生向他倾诉，他心里虽然开心，但嘴上只是淡淡地一句安慰。这对于一个充满激情、正值青春的女人来说太过于冷淡和沉闷了。作为丈夫，汪文宣并不能给予曾树生生活上乃至于心理上的依靠和支持，所以曾树生才在外面“交男朋友”来寻求家中得不到的心理安慰。 汪母对于曾树生可谓恨之入骨，她只要一找到机会都会讲曾树生的坏话或是把曾树生羞辱一番。曾树生不愿意回家有很大的原因是因为与汪母不和。曾树生是接受新式教育成长起来的，她思想开放，与旧时代的大家闺秀汪母在观念上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她赚钱养家还要被嘲讽是“花瓶”，汪母话里话外都暗示她红杏出墙，行为不检。曾树生面对这样的侮辱心中必然不痛快，她为捍卫自己的尊严多次与汪母争吵，这凸显了新时代女性的渴望摆脱封建家长专权的反抗性和强烈自尊。 小说中对小宣的描写不多，但清楚的刻画出这是一个像汪文宣一样沉默寡言的孩子，带着与年龄不相符的老气。这个孩子性格不像曾树生，因此不为曾树生所喜，而小宣从小跟祖母亲近，导致母子关系淡薄。中国人过去要求妇女相夫教子，曾树生面对着一对毫无生机、死气沉沉的父子，根本无从与他们亲近，夫妻母子之间都没有正常家庭应有的亲密，家人之间没有牵绊，她对这个家庭自然也不会有太多留恋。 在诸多因素的驱使下，曾树生连日饭局、整晚跳舞就有情可原了。曾树生只是一个爱热闹的平凡女人，她渴望丈夫能与她互诉衷情，关怀她，理解她；她也渴望孩子能多与她亲近，像别人家孩子那样天真活泼、充满活力，每天缠着她问东问西。然而她得不到其他妇人拥有的家庭的温暖，她只是空虚寂寞，感情上得不到满足，需要充实的社交活动来填补内心的空洞。这不是她个人的错误，是家庭环境和社会现实的错误。 曾树生是一个社会与历史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