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的价值取向

儒家文化的价值取向

一、推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取向。儒家倡导以天下为己任，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来自我约束、自我激励和自我塑造，体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对人生的积极进取精神，是一种积极有为的人生哲学。而当儒家这种积极的人格理想与价值目标受到挫折而无法实现时，他们继而转向道家思想中去寻找寄托。这就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精神内核。一方面以天下为己任，忧国忧民，有着很强的社会责任感；另一方面注重内在修养，即人格和道德的自我完善。这种儒道互补，进可攻退可守的人生哲学，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维持人们的身心平衡，体现了人生进展的有张有弛、张弛相融的生命哲学。

然而，如此的价值取向似乎暗示着世人，个人要想实现“治国、平天下”的人生价值，仿佛只有走从政当官这条路，这就促成了中国封建宗法等级制度的建立，也给中国传统思想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官本位”的思想，这种错误的价值导向，不仅容易导致全社会的单一行政化，也是社会落后和腐败现象的重要成因。

二、以伦理道德为评判一切是非的价值观。儒家去分析和评判他人的思想和行为，要求忠君爱国，孝敬父母，友兄悌弟，舍生取义，讲求信誉，对中华民族的民族心理、风情风俗、审美意识、价值观念等方面都产生了极为广泛深远的影响。从积极意义上看，它强化了个人的道德品行修养，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和谐人际关系，维系社会的既定秩序，中国历来被誉为“礼仪之邦”与此不无关系。从消极方面来看，它不是从平等的角度去维系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而是体现出上下贵贱、尊卑长幼的严格等级差别，甚至于性别歧视。它扭曲了正常的人际交往和各种社会关系，使人的本质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异化，甚至成为精神自由和个性解放的桎梏。

三、片面的夸大“义”，贬低“利”。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战国时期的孟子则趋于极端，他对梁惠王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迨及宋明，理学家们把贵义贱利的儒学传统推向戕害人性的阶段。在他们看来，所谓“义”，是指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伦理道德规范，如仁、礼、孝、悌、忠、恕等；所谓“利”，是指人们切身的物质利益和实际功利。他们认为，人生价值中，道德生活是最高尚的，对道德生活的追求是实现人生最高目标和价值的惟一途径，因此，道德生活绝对高于物质生活。

先秦儒家的价值观念主要体现在对人的地位的重视和对道德精神的高扬上。先秦儒家首先肯定人的价值。《孝经》记述孔子之言曰：“天地之性人为贵。”孟子提出“良贵”观念。所谓“良贵”，就是“人人有贵于己者”亦即人的内在价值最宝贵，是任何身外之物所不能比拟的。荀子也认为：“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其次，先秦儒家强调道德人格的培养，以及人格尊严的不可侵犯。他们提倡松柏气节，主张“见义勇为”、“当仁不让”，“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孟子提出“大丈夫”人格标准：“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此之谓大丈夫。”苟子提出“德操”观念：“权利不能倾也，群众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荡也。生由乎是，死由乎是，夫是之谓德操。”先秦儒家这种重视气节操守的价值取向有很多良好表现，它可以表现为“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斗争精神，可以表现为“临大节而不可夺”的不屈精神，可以表现为“士可杀不可辱”的抗暴精神，也可以表现为“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的牺牲精神，成为中华民族的优良道德传统。再次，先秦儒家还倡导“内圣外王”、“参赞化育”之道。他们主张先完善个人道德人格的修养，在此基础上推己及人、开物成务、建立事功。对这一思想表达最为系统的是《大学》、《中庸》。《大学》提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必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

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这即是儒家著名的内圣外王之学，其中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五日属内圣之学，齐家、治国、平天下属外王之学。《中庸》论述“尽性”(即内在道德修养)与“参赞化育”(即对外部事物的改造)的关系云：“唯天下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能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先秦儒家的内圣外王之学被后世儒者视为儒家价值观的核心，并称之为内外并举、本末兼顾的“十字大开”的基本模式。然而从实践中看，从儒家价值观整体看来，它重视道德的扶植，而忽视力量的培养、知识的研讨和功利的追求，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德力分离、德智分离和义利分离的不良倾向。用当代某些学者的话来说，先秦儒家及一般儒家的内圣外王之学有“内圣”强而“外王”弱的偏颇。

下面我将从儒家文化的几大重要思想谈谈我个人对于儒家文化的认识。

1.礼的思想：

可以说礼是儒家思想的重要来源之一。孔子本人即崇尚“周礼”倡导克己复礼，主张回复到周礼社会。以达到拯救春秋乱世、救民于水火之中的政治理想。可以说孔子所谓的“礼”就是指周礼。孔子甚至参照周礼社会和三皇五帝时代企求建立一个从互敬互爱、人人各得其志的和谐的“小康社会”和“大同社会”。在《礼记·礼运》篇中，就记载了孔子关于“大同社会”和“小康社会”的一席谈话，其中心意思是说，在小康社会之上，有一个“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在那个社会中，夜不闭户，道不拾遗，充满了“和谐”的色彩；而由禹、汤、文、武、成王、周公所治理的小康社会，讲究礼义，政教修明，但毕竟是“各亲其亲，各子其子”的私有社会，因而仍然比不上大同社会。这种对“大同社会”的向往，可以说是一种原始朴素的“和谐社会”的理想这种想象的理想社会曾令中国文人崇尚近千年。

但是后来“礼”就逐渐的扩大和发展并最终导致了牟宗三先生所谓的“政通”的合理性。此时“礼”就成了封建统治的工具。“礼教”就是对于这一封建统治工具的最高形式。可以说儒家文化起初的“礼”和后来的“礼教”有着天壤之别。

2.仁的思想：

可以说“礼”和“仁”是儒家文化起始最重要的两大思想。但是在没有“仁”的思想之前，儒家还不能成为儒家。因为“礼”早于儒家出现，而“仁”的思想才是儒家的真正的独创。因而“仁”也是儒家文化最为核心的部分。

儒家文化的核心是“仁”，而“仁”的中心含义是“爱人“，是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最高标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被誉为处理人际关系的世界性“黄金法则“。

我认为通过“仁”的思想儒家至少引申出两个重要的思想：①对于士大夫阶层提出了要求，即要心系天下、关心民生疾苦，并以“治国平天下”作为人生的最高目标。②提出了“民本思想”，即“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可以说能在先秦时代就提出这种思想无疑是非常先进的，甚至是超越历史和地域的。

3.伦理宗法观念

中国是一个伦理社会、宗法社会大概是没有大的错误。而这种社会可以说是在千百年的儒家文化的熏陶和影响下形成的。

现在再让我们后头看看当代的儒家文化复兴。

儒家文化在大陆生机重现，自有其内在原因。一种历史悠久、厚重博大的文化，是一活生生的生命体，正如一个人的生命一样——抹杀记忆，割裂传统，会使这个生命体得失忆症和分裂症。近代国人迷失于乱世，并为迎接挑战应付危机而对儒家文化采取激进态度和激烈措施，是可以理解的；而在安平治世，续接儒家文化以建设新文化，则既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

儒家文化重新振起的历史机遇还在于：其一，在现代民族国家体系尚未解体的当代世界，文化民族主义是应对全球化冲击和实现民族认同的有效途径；其二，在工具理性扩张泛滥的现代社会，文化保守主义是应对现代性吊诡托寄身心性命的有效途径；其三，文化兴盛未必带来民族强大，但民族强大必然带来文化兴盛，特别是会带来传统文化的信仰回归与价值认同——试问，作为中国人，又有谁对中国的发展前景不抱有极大信心呢？

现代新儒家认为，应当抛弃的不是传统文化的本身，而是那种受西方学者、传教士和清代汉学家影响的不恰当的研究方法。要怀着同情和敬意去体悟传统文化的内在的精神价值，并弘扬发展它。在新儒家看来，全盘西化无异于使中国陷于文化上的殖民地，而民族首先是一个文化范畴，因此，中华民族的命运与民族文化的命运是息息相关的。牺牲民族文化不仅不能换取民族的生存，反而会加速民族的灭亡，因为文化不仅是形上的意义象征，而且是民

族存在的内在基础。现代新儒家正是怀着这种危机意识从事文化自救运动的。并且，他们认为，这种文化自救的意义不仅在于中国文化的复兴，也不仅在于民族的自我生存，更关系到世界文化的未来。这种使命感和民族存亡的危机意识成为现代新儒家从事儒学复兴运动的内驱力。

重新认识和复兴儒家文化的重要意义

1.重振儒家文化对于传承中华文明，实现文化认同与民族认同意义巨大。一个民族要想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要有自己的特色自己的文化。重振国学可以扭转一个时期以来中国人对本民族文化的陌生和疏离，通过培养对本民族文化的自豪感来实现中国人的文化认同和文化归属。国学是中华民族共同的血脉和灵魂，不论大陆，还是香港、澳门、台湾都拥有同一部历史，同一种文化，同一种语言，同一种文字。我们的传统文化是连接华人世界的文化之桥，心灵之桥，血脉之桥，在实现祖国统一大业中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2.对于提升国人道德水准，维持良好的社会秩序意义重大。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日益增强，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正处于一种新文化新道德养成的关键时期。在构建社会主流价值观，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过程中，传统文化中的一些道德准则和伦理规范，如“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等是具有普世价值的，完全可以在与时俱进的基础上加以利用。

3.增强我国文化竞争力，增强国际影响的意义重大。当今时代，虽然文化多元化的要求已成为全球性的呼声，然而，现代社会的话语霸权、文化霸权同样存在。在与强势文化的争夺中，放弃自身固有的传统文化就意味着全盘西化，就意味着放弃自己的优势。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弘扬中国民族传统文化、振兴国学，不仅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协调发展的需要，而且也是应对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增强综合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世界各地的汉学家都在积极研究并加以利用，我们更没有丝毫道理不去继承、不去推动，不去发展。

可以说由此可见，国学不仅是我们建构和谐社会赖以取资的文化资源，而且是思想理念资源，是我们不可或缺的精神资源。

虽然我们倡导民族文化的回归和儒家文化的复兴但是我们并不能排斥外来文化，我们应给正确处理好传统儒家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在这方面，维柯早给我们指示了这样一种文化意境：“谁也不会因为哥特式大教堂或中国式庙宇不合古典美的模式而说它们丑，谁也不会认为《罗兰之歌》野蛮粗俗，不值得和伏尔泰精致完美的《昂利亚德》相提并论。……我们以乐于去理解的一视同仁的态度，欣赏不同时代的音乐、诗和艺术。”我们主张儒家文化复兴但是在全球化的浪潮冲击下，绝不因循守旧、抱残守缺，决不发出弱者无助的呻吟；而是与时俱进，主动搏击，倡导接受一切先进和文明的优秀文化。

世界一切国家与民族的文化有着共生的平等机遇。我们的文化自觉，明确主张选优汰劣。但要淘汰的，应是各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中的负面劣质，而绝不是淘汰那些目前暂时落后的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要选择的，应是各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中的优秀部分，而绝不是对着某一个国家、某一种文化顶礼膜拜。

世界各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的优质方面，应借着经济全球化的大潮而多元发展，在历史长河中继续交融。这才是未来世界文化形成的唯一途径。也是我们东亚诸国在21世纪文化建设中应具备的文化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