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四种近代史料看现代汉语前期词汇新现象

我们把现代汉语前期定在１９世纪至五四运动前。这一时期汉语处在中国社会大变革和西学东渐的双重

背景下，我们选取反映清末（本文称近代）历史与文化的四种史料作为主体考察对象。《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以下简称“汇编”）［１］汇集了从１６８９年到１９０１年中国与外国订立的各种条约、合同、章程、协定等共有３１３条，所有约章绝大多数用汉文原本，材料详尽可靠。《鸦片战争档案史料》（１－５册，简称“史料”）［２］记载的是１８１０年到１８４２年的奏折、上谕。①《万国公法》［３］是中外人士共同翻译的介绍国际法原理的专书，

１８６３年开始翻译，１８６４年刊印问世。《

海国图志》［４］１８４２年开始出版，是１９世纪中叶最丰富的世界知识百科全书。这几种史料除了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外，从汉语词汇史的角度来看，也具有极强的词汇学价值，它们记载了当时由于剧烈的社会变化和西学东渐而出现的一批新词语、新词义及相当多的词语过渡现象。这当中的许多新词语或新词义沿用至今，有的已是高频使用。

一、近代史料中的各种词汇新现象

（一）１９世纪是新词语峰出的时期

所谓新词语，是和固有词语相对的，即某个时期内新造的词语。汉语词汇史上曾多次出现新词语的高潮，分别是：汉魏隋唐、明代后期、１９世纪至民国初期、建国初期、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到今。几乎每次高潮都是在与外国或与外族的文化接触过程中产生的，有的甚至是以宗教文化为先导的，比如前三个时期就是以佛教、基督教为开路先锋，佛教直接带来了大规模的佛教词语及其相关联的词语，而基督教则不仅催生了基督教文化词语，更带来了反映复杂多样的西学词语；后两个时期主要是由巨大的社会变革引起的。

１９世纪至五四之前这一时期尤其值得我们关注，大量具有现代意义的现代汉语词就产生于此时，既有日常词语，也有学科、行业术语。我们的研究确定了多条新词语最早所见史料。如下例。

“海关”指设在口岸的国家行政机关，最早见于１８１３年《管理刑部事务董诰等奏复酌议买食鸦片罪名折》（史料）：“内地鸦片烟未能净绝，皆由各海关查察疏懈所致。”又如１８４３年《五口通商章程：海关税则》（汇编）：“近以免税不利粤海关，故关吏阴挠之。”

“走私”指非法运输或携带金、银、外币、货物等进出国境的行为。最早见于１８４３年《五口通商章程：

从四种近代史料看现代汉语前期词汇新现象＊

［摘要］在西学东渐和社会大变革的双重背景影响下，１９世纪的汉语中产生了大量新词语、新词义，同时

一实多名、古词义短暂存留等等词语过渡现象异常复杂多样，这在《中外旧约章汇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万

国公法》及《海国图志》四种近代史料中有突出的反映。随着对近代史料的进一步挖掘，我们越来越倾向于认为，

现代汉语词汇史甚至现代汉语史的上限都可定在１９世纪。

［关键词］词汇史现代汉语前期近代史料

〔中图分类号〕Ｈ１０９．３〔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３２６（２００７）０２－０１３９－０５

＊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１５０年间现代汉语词汇的演变”

，项目批准号：０５ＣＹＹ００１；暨南大学引进人才基金资助项目“１９世纪末叶至２０世纪前叶汉语词汇研究”

。谨向曾对本文提出宝贵意见的李如龙、李志江先生深表谢意！感谢第二届国际汉语词汇学暨第六届汉语词汇学研讨会的与会学者们提出的中肯意见。

作者简介刘晓梅，暨南大学华文学院讲师、博士（广东广州，５１０６１０）。

①《

史料》反映的不完全是近代史，为了了解词语较早的使用情况，语料不只限于近代阶段。

◎刘晓梅

２００７年第２期１３９

海关税则》及《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汇编）：“倘访闻有偷漏走私之案，该管事官即时通报中华地方官。”１８４４年１０月２４日《五口贸易章程：海关税则》（汇编）：“缘所定之税则公当，不为走私藉口，谅佛蘭西商船将来在五口不作走私之事；若或有商人、船只五口走私……地方官一体拿究入官。”

“酒精”即已醇的通称。最早见于１８４５年《上海租地章程》（汇编）：“如将火药、硝磺、酒精等物运至上海，官宪应会同在界址内择定一地，远离住宅货栈，以便储藏，并防失慎。”

“议价”即买卖双方或同业共同议定价格，用作动词；现也可作名词，即议定好的价格。作动词的最早见于１８３１年《湖广道监察御史冯赞勋奏陈夷人夹带鸦片烟入口积弊请饬查严禁折》（史料）：“如省城之十三行联兴街，多有此店，奸商到店与夷人议价立券，以凭到趸交货，谓之写书。”作名词性的最早见于

１８４４年７月３日《

五口贸易章程：海关税则》：“若内有估价定税之货，或因议价高下不等，除皮多寡不齐，致有辨论不能了结者，限该商于即日内禀报领事官。”

“省城”即省行政机关所在地。最早见于１８３０年《广州将军庆保等奏英吉利大班屡次妄禀已被该国撤回片》（史料）：“前会奏哎陆喇国大班携带番妇至省城夷馆居住。”又如：“广东谣传中国官府欲将省城外房屋拆毁……此不足信。”［４］（Ｐ１９７２）

“出租、承租、转租、租户”这四个词最早出现在１８４５年《上海租地章程》（汇编）中：“原业主与租户

出租、承租各字据，经查核钤印，交还收执，以凭信守，并免违犯”

，“该地既已租出，各租户应予修复，以便路人往来”，“倘洋商……或取得地基而将一部转租他人，该地租银仅得按原租银数目转让”。

（二）１９世纪也是新词义大批产生的阶段

新词义，即在词的原有词义基础上产生的与之相关联的意义。在西学东渐与社会大变革的背景之下，为了表达新概念，不可能完全依赖创造新词语。弥补的方法就是将固有词赋予新的内容，这使得一批古老的词具有了现代性，并成为现代汉语词汇的源头之一。如下例。

“权利”一词古已有之，但与其现代意义不同，如《荀子?劝学》：“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之不足为美也……是故权利不能倾也，群众不能移也。”《后汉书?董卓传》：“稍争权利，更相杀害。”这里的“权利”都是指“权势和货财”。而作现代法律术语“公民或法人依法行使的权力和享受的利益”来理解的“权利”

却出自《万国公法》［３］（Ｐ７、Ｐ６０）一书，如：“海氏以公法分为二派：论世人自然之权，并各国所认他国人民通行

之权利者，一也；论诸国交际之道，二也”

，“即其罪犯系可耻重案，而削其为民之权利，但此议亦不直行于他国之自主者”。显然这已不是旧义了，对应的是“ｒｉｇｈｔ”

。“外国语”的原义为汉语中的外来词，《汉语大词典》［５］（卷３Ｐ１１６０）例引清?周亮工（１６１２－１６７２）《书影》卷二：“欈李陈无功撰《庶物异名疏》，凡二千四百五十有二则，可称该博。余意外国语，佛经语，皆无定字，况屡经翻译，尤多差讹，不如删去，始称大雅。”近代开始指外国的语言、文字。最早的例子见于１８４４年

１０月２４日《

五口贸易章程：海关税则》（汇编）：“佛兰西人亦可以教习中国人愿学本国及外国语者，亦可以发卖佛兰西书籍，及采买中国各样书籍。”

“租”旧指田赋。近代产生的新词义为租赁，一指出租，二指承租。最早见于１８４５年《上海租地章程》（汇编）：“兹体察民情，斟酌上海地方情形，划定洋泾浜以北、李家庄以南之地，准租与英国商人，为建筑房舍及居住之用。”该例为“出租”。“承租”义最早见于１８４４年７月３日《五口贸易章程：海关税则》（汇编）：“合众国民人在五港口贸易，或久居，或暂住，均准其租赁民房，或租地自行建楼。”

“公路”旧义指正道、正路。《汉语大词典》［５］（卷２Ｐ７４）引《宋书?王华传》：“以此论才，行之年岁，岂惟正无秕蠹，民庇手足而已，将使公路日清，私请渐塞。”现代意义上的“公路”最早见于１８４５年《上海租地章程》（汇编）：“洋商已租地基内原有公路，现因众人往来行走，恐将发生滋闹，兹决定另造正路”，“军工厂南面，东至头摆渡码头，前有公路一条，亦应改宽二丈”。

“买断”旧指花钱为妓女赎身并经官府批准落籍。近代指人或物被买后，断绝与原主的关系，最早见于１８７６年《收买吴淞铁路条款》（汇编）：“铁路拟归中国买断，所有地段、铁路、火轮车辆、机器等项，由盼口师口盼口师口１４０

中国买断之后，即与从前洋商承办之公司无涉”，“由中国买断一切，价银全数付清……”。

以上所举新词语、新词义的最早例证均早于《汉语大词典》或《近现代汉语新词词源词典》，［６］有些是未予收录或无例证。另外，《明史》以及近代的其他资料也未见更早的使用。

（三）１９世纪词语过渡现象复杂多样

所谓词语过渡现象是指词语或其意义在某个时期的创造、并存、选择、进退过程中的不稳定现象。

１．最显著的过渡现象就是一实多名，而其中的许多新词语经过若干年之后就消失了。最突出的是一些术语、国名地名。如：［吉罗葛稜么］千克，音译法语词ｋｉｌｏｇｒａｍｍｅ。［葛稜么］克，音译法语词ｇｒａｍｍｅ。［迈当］米，音译法语词ｍèｔｒｅ。［蜜理迈当］毫米，音译法语词ｍｉｌｌｉｍèｔｒｅ。《汇编》中首见例句为：“凡有税则内所算轻重、长短，中国壹担即系壹百觔者，以法国陆拾吉罗葛稜么零肆百伍拾叁葛稜么为准，中国壹丈即拾尺者，以法国叁迈当零伍拾伍桑的迈当为准，中国一尺即法国叁百伍拾捌蜜理迈当，均以此为例”（１８５８年１１月２４日《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海关税则》）。这几个词至迟在１９世纪７０年代还在使用，《近现代汉语新词词源词典》［６］（Ｐ１３２、８４、１６７、１７４）所引例均为７０年代的。

史料当中清晰地反应出这些新词语在近代的出现及共时选择、替换、过渡的过程。如同是《汇编》的例子，１８４４年１０月２４日《五口贸易章程：海关税则》中用的是“佛兰西国”：“今大清国与大佛兰西国以所历久贸易、船只情事等之往来，……应与佛兰西会同议允后，方可酌改。至税则与章程现定与将来所定者，佛兰西商民每处每时悉照遵行。”而在１８５８年６月２７日的《天津条约》中改称为“法国”：“嗣后大清国皇上与大法国皇上及两国商民，毋论何人在何地方，均永远和好。”再如，１８４４年７月３日《五口贸易章程：海关税则》中用的是“合众国”：“兹中华大清国、亚美理驾洲大合众国欲坚定两国诚实永远友谊之条约及太平和好贸易之章程，以为两国日后遵守成规。”１８５４年《上海英法美租界地章程》中用的是“美国”：“嗣后美国与法兰西所用官地，亦一律办理，惟照例给付钱粮。”这些现象背后的规律之一就是音译词让位于音译意译兼有的含有意译成分的词语。

２．一些古旧意义还存留在近代时期。进入稳定的现代汉语中，这些古旧意义已被淘汰，有的仅存于某些方言中。如“性质”一词在古汉语中可指人的禀性、本质。如《海国图志》［４］（Ｐ４１０）：“人皆丑黑，拳发，倮身跣行。性质直，不为寇盗。”《汉语大词典》［５］（卷７Ｐ４８０）例引徐特立《国民外交》：“自留学法国者加多，西人深知华人性质，日本运动，遂难生效。”而现在保留下来的意义是：一种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根本属性，不用于指人。上世纪３０年代开始编纂的《国语词典》①还保留两个义项，而从１９４６、１９４７两年的《人民日报》［７］检索出的３２４处用例已均不用于指人了。

又如“地基”一词，旧为地面、地皮。１８４５年《上海租地章程》（汇编）中还使用古义项：“桂花滨及阿龙码头北面为出租地基，亦应留出海关南两条大路之地……业已出租之路而其价早经洋商偿付者，如有损坏，应由附近地基租主修复”。现常用义项是指承受建筑物重量的地层或岩层。《汉语大词典》［５］（卷２Ｐ１０２８）例引《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九三回：“这边租界上有人造房子，要来垫地基。”１９４６年开始的《人民日报》已均为此义项。

３．史料中还存在同形词现象。同形词即形体相同而意义没有任何联系或者来源上没有任何关系的不同的词。比如“教师”是元代产生的词，初指教授歌曲、戏曲、武术等技艺的人，到清代又可指传授知识、执行教学任务的人。《海国图志》［４］（Ｐ５４２）载：“其枪法刀法，皆有教师秘传。”这里用的是第一个意义。《清议报》（１８９９年２月２１日，第十册）：“所请之客，横滨地方官及有声望者十余人，又梁君启超及学校教师等凡十余人。”这里用的是第二个意义，但这两个意义是一个词范围内的。而在《万国公法》的“序一”写道：“此丁韪良教师《万国公法》之所由译也。”译者丁韪良是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１８５０年来华，先在宁波传教，１８６３年又到北京传教，他是以传教士的身份于１８６３年开始翻译、１８６４年印行此书，因而这个

①此处依据的是１９４７年版《国语词典》的删节本，并更名为《汉语词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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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应是传播宗教的老师。再如《清议报》（１８９９年１月２１日，第七册）：“诚以教堂非止四川有也，教师非华司铎一人也，仇教民者非但余蛮有是心也，挟教师者则固余蛮子创是举也。”一个“教”代表两个语素，前一个是“指导、传授”，后一个是“宗教”，所以“教师”代表的是两种全然不同的意义结构方式和意义特征，形成了来源不同的一组同形词。后一个“教师”多种词典未见收录，它只是近代的一个寿命不长的新词。

４．史料中也反映出部分同义词的并存、竞争。所谓同义词，是指意义的核心相同的多个词。比如“入口”与“进口”在指“国外货物运进国内”时可以并存并用，如１８４３年１０月８日《五口通商章程：海关税则》（汇编）：“英商货船担保一款：向例英国商船进口，投行认保，所有出、入口货税均由保商代纳。”１８４４年７月３日《五口通商章程：海关税则》：“合众国来中国贸易之民人所纳出口、入口货物之税饷，俱照现定例册，不得多于各国。”“合众国民人在五港口贸易，降中国例禁不准携带进口、出口之货物外，其余各项货物，均准其由本国或别国贩运进口售卖。”使用中这两个词实际上没有差别，不过这种并用现象没坚持几年就消失了，以后用的一直是“进口”。

５．史料中“过渡词”大量存在。周振鹤提到的“过渡词”是指在译名定型之前，“以描述、阐释之法译成的组合词”，［８］相当于用短语的方式来表达新概念。如，《海国图志》中有西洋医，对应现在所说的西医；有火轮船，对应后来的轮船。“过渡词”在其他同时期史料中出现得更多：玻璃暖房→温室，［６］（Ｐ２０）出师开路修桥兵→工程兵，［６］（Ｐ３４）得胜纪功坊→凯旋门，［６］（Ｐ４６）电气闹钟→电铃，［６］（Ｐ４９）电线传声机→电话，［６］（Ｐ５１）水底自行船、水底潜行之船→潜水艇，［６］（Ｐ２４１）水银细玻璃管→体温计［６］（Ｐ２４３）等等。过渡词寿命很短，且更像一个概念，但对于了解新事物的实质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并启发人们创造更合适的称名，这对于认识词语的创造和定型有很大帮助。

二、近代史料的语言学价值

近代史料浩如烟海，而本文只是取其中有代表性的、时段较为集中的四种来考察。其他的还有反映各个阶段的近代和现代史料丛刊（包括正史和野史）、笔记丛刊、政论文集、书信集、文学作品集以及早期报刊杂志、字典词典等，它们为研究现代汉语前期的语言状况尤其是词汇状况提供了极其丰富的语言材料，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近代史料可为加强现代汉语前期词汇的研究服务

相比于词汇史的其他各个阶段而言，现代汉语词汇史的前期的研究并不充分。这一时期词汇的整体状况如何，发生了哪些变化等等，都没有很好的研究。除了王力的《汉语史稿》、向熹的《简明汉语史》当中列专节概括介绍之外，较为关注的热点问题就是词源探讨，香港中国语文学会的期刊《语文建设通讯》、

—中西

—十九世纪汉语外来词研究》、［９］《新语探源——

《近现代汉语新词词源词典》、《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

日文化互动与近代汉字术语生成》［１０］等，都注重从词源学角度集中探讨新词语、新词义在近代的产生。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对近代史料利用的逐步深入、广泛，我们发现，汉语系统自身的繁衍能力异常发达，比如说很多普遍认为是直接借自日语的日语词或汉语词，其实都是我们的先辈们创造的。就如前面提到的“权利”的新词义，虽然找到了它的古汉语源头，可是赋予其新词义的是日本人还是汉译的《万国公法》？我们知道，《万国公法》是在１８６６年才译成日文，且译为“权”，日语里“权利”的出现是在这之后的几年。而汉译的《万国公法》在译稿刚成形之时，总理衙门就按照相关条例来解决由“普鲁士在中国领海截获丹麦商船”引发的争端，“效果极佳，于是由总理衙门批准，北京崇实印书馆印行３００部，颁发各省督抚备用。”（见《万国公法》点校说明）当时该词已相当有影响力了。这些足以表明，“权利”的新词义并非像流行观点认为的那样源自日本。

我们要在现有的研究成果基础上，充分利用近代史料，不仅描写这一段的新词语、新词义的出现及变化情况，也要描写词语、意义的隐退、淡出，描写词语的不同使用价值，考察词汇场内部成员的分布状况和更替关系等等。一方面要为反映汉语词汇史全貌的《汉语大词典》提供更早的例证；更重要的是另一方１４２

面，为汉语词汇史研究提供相当多的词语发展变化的直接证据，从而为全面疏理、描写、归纳与阐释现代汉语词汇史服务。

（二）近代史料可为汉语史的分期提供一定的词汇依据

从汉语史的分期来看，近代汉语的下限也即现代汉语的上限问题一直是有争议的，有的定在清初，有的定在《红楼梦》时期，有的定在鸦片战争时期，有的定在民国或五四时期。不管现代汉语的上限定在何时，其标准都是以语法和语音为主，而很少有词汇标准的介入。如果我们能够从包括近代史料在内的各种体裁的语料中确定大批有时期特征的词语，就会给现代汉语史的上限的确定提供相应的词汇标准。目前就针对史料所做的调查来看，这一时期的口语的词汇面貌和现代的非常接近，另外，我们通过对《近现代汉语新词词源词典》、《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

—十九世纪汉语外来词研究》两书所列新词的考察发现，１９世纪产生的新词不会少于１３０００条，这个数量比起后来的几个高潮自然要少得多，但从绝对数量来看，却不是一个小数目。更重要的事实是，随着对近代史料的广泛检索，这个数字还要继续增加。这当中许多沿用至今，并且是常用词、次常用词。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的标准就是要看具有现代意义的一批词汇的形成，所以我们倾向于将现代汉语词汇的上限定在１９世纪初，１９世纪初至五四前是现代汉语词汇的前期，五四之后定为后期。这一结论能否适用于现代汉语史的划分呢？笔者认为，随着史料范围的扩大，史料中的口语语料不断被重视起来，我们会最终建立一个综合语法、语音、词汇及语体因素的现代汉语史分期标准。本文暂将现代汉语史的上限与现代汉语词汇史的上限合而为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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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罗竹风．汉语大词典［Ｍ］．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１９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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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意）马西尼著、黄河清译．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

—十九世纪汉语外来词研究［Ｍ］．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１９９７．［１０］冯天瑜．新语探源——

—中西日文化互动与近代汉字术语生成［Ｍ］．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４．

责任编辑：陶原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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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ｕＪｉａｎｘｉｎａｎｄＺｈｏｎｇＨａｉｙａｎ９８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ｓｕｐｐｏｒｔｏｆｔｈｅｆｅｕｄａｌ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ａｎｄｔｈｅｇｅｎｔｌｅｍｅｎｉｎｔｈｅｌｅａｄ，ｔｈ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ｏｆＦｅｎｇＳｈｕｉｗｅｒｅｆｌｏｕｒｉｓｈｅｄｉｎ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ＭｉｎｇａｎｄＱｉｎｇ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Ｔｈｅｃｌａｎｓａｎｄｇｅｎｔｌｅｍｅｎｕｓｅｄｔｈｅ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ａｂｏｕｔＦｅｎｇＳｈｕｉｔｏｃｏｎｔｒｏｌｔｈｅｌｉｍｉｔｅｄｌｏｃ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ｔｏｄｅｆｅｎｓｅｔｈｅｉｒ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Ｔｈｅｙａｌｓｏｍａｄｅｕｓｅｏｆｔｈｅ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ｏｆＦｅｎｇＳｈｕｉｔｏｓｅｔｔｈｅ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ｏｆｌｉｖｉｎｇ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ｗｈｉｃｈｍｉｇｈｔｂｒｉｎｇｄｉｓｐｕｔｅｓｏｆ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ｏｃｉａｌｇｒｏｕｐｓａｎｄｉｎｄｕｃｅｄｓｏｃｉａｌｕｎｒｅｓｔｓａｎｄｅｎｄｌｅｓｓｄｉｓｐｕｔｅｓ．

ＲｅｒｅａｄｉｎｇＭａｒｘ’ｓＬｉｔｅｒａｒｙ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ｉｎ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Ｖｉｅｗｐｏｉｎｔｓ

ＨｅＣｈｕｎｈｕａｎａｎｄＨｅＺｕｎｐｅｉ１３４Ｗｅｌｌｄｅｆｉｎｉｎｇｔｈｅｉｎｔｅｎｓｉｏｎａｎｄ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ｏｆＣｉＰｏｅｔｒｙｉｓａｎ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ｐｒｅｒｅｑｕｉｓｉｔｅｆｏｒ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ｐｏｐｕｌａｒＣｉｐｏｅｔｒｙ．Ｂｕｔｔｈｅ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ｈａｖｅｇｉｖｅｎｓｏｍｅｓｏ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ｐｏｐｕｌａｒＣｉｐｏｅｔｒｙ．Ｓｏ，ｗｅｉｎｔｈｅｐａｐｅｒｓｔｕｄｙｔｈｅｒｅｆｉｎｅｄａｎｄｐｏｐｕｌａｒｔｈｅｏｒｉｅｓｏｆａｎｃｉｅｎｔ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ａｒｔ，ｓｕｍｕｐｔｈｅｃｏｍｍｅｎｔｓａｂｏｕｔＣｉｐｏｅｔｒｙｓｅｒｉｏｕｓｌｙ，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ｔｅｘｔｓｏｆｆｏｌｋｐｏｐｕｌａｒＣｉｐｏｅｔｒｙｉｎｔｈｅＴａｎｇａｎｄＳｏｎｇ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ｔｈｏｓｅｋｅｐｔａｔＤｕｎＨｕａｎｇ，ａｎｄｃｏｍｐａｒｅｉｔｗｉｔｈｔｈｅｃｒｅａｔｉｖｅ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ａｔｔｈａｔｔｉｍｅ．Ａｎｄｓｏｔｈａｔ，ｗｅｃａｎｇｉｖｅａｐｒｏｐｅｒ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ｏｆｐｏｐｕｌａｒＣｉｐｏｅｔｒｙ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ｉｒｆｅａｔｕｒｅｏｆ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ｗａｙ，ａｎｄ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ｔｅｎｄｅｎｃｙ，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ｃｌａｒｉｆｙｔｈｅｉｎｔｅｎｓｉｏｎａｎｄ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ｏｆＣｉｐｏｅｔｒｙ，ｃｌｅａｒａｗａｙｔｈ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ｃｏｎｆｕｓｉｏｎａｎｄｇｉｖｅａ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ａｎｓｗｅｒｆｏｒｔｈａｔ．

ＮｅｗＬｅｘｉｃａｌ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ａｉｎｔｈｅＰｒｏ－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Ｃｈｉｎｅｓｅ，ＢａｓｅｄｏｎＦｏｕｒＫｉｎｄｓｏｆＭｏｄｅｒｎ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Ｄａｔａ

ＬｉｕＸｉａｏｍｅｉ１３９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ｏｆｗｅｓｔｅｒｎｃｕｌｔｕｒｅｔｏＣｈｉｎａｉｎｔｈｅ１９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ａｌａｒｇ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ｎｅｗｗｏｒｄｓａｎｄｎｅｗｍｅａｎｉｎｇｓａｐｐｅａｒｅｄ．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ａｌ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ａ，ｓｕｃｈａｓｐｏｌｙｏｎｙｍｏｕｓ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ｔｈｅｓｈｏｒｔ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ｏｆａｒｃｈａｉｃｍｅａｎｉｎｇｓａｎｄｓｏｏｎ，ａｒｅｖｅｒｙｃｏｍｐｌｅｘ．Ｔｈｅｓｅａｒｅｏｂｖｉｏｕｓｌｙｒｅｃｏｒｄｅｄｉｎｔｈｅｂｏｏｋｏｆ‘Ａ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ａｓｔＴｒｅａｔｉｅｓ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ｎｄ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ＤａｔａｏｆＯｐｉｕｍＷａｒ’（ｂｏｏｋ１－５），ａｎｄ‘ｔｈ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ａｎｄ‘Ｈａｉｇｕｏｔｕｚｈｉ’（海国图志）．Ｔｈｅｍｏｄｅｒｎ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ｄａｔａｓｈｏｕｌｄｎｏｔｂｅｉｇｎｏｒｅｄｆｏｒｔｈｅｉｒ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ｆｍｏｄｅｒ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ｅｘｉｃ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Ｗｉｔｈｔｈｅｎｅｗ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ｗｅａｒｅｉｎｃｌｉｎｅｄｔｏｂｅｌｉｅｖｅｔｈａｔ，ｔｈｅｅａｒｌｙｔｉｍｅｏｆｍｏｄｅｒ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ｅｘｉｃ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ｒｅｖｅｎ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ｓｅｔｉｎｔｈｅ１９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

Ｏｎ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ＺｅｎｇＷｅｎｊｉｅ１４４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ｒｅｆｅｒｔｏ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ａｎｄ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ｎｄｔｈｅｉｄｅａｓ，ｔｈｅｏｒｉｅｓａｎｄｔｈｏｕｇｈｔ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ｋｎｏｗｉｎｇａｂｏｕｔｔｈｏｓｅｉｎｔｅ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ｗｈｉｃｈ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ｔｈｅｆａｃｔｓａｎｄｔｈｅｏｒｉｅｓｏｎｗｈｉｃｈ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ｒｅｌｉｅｓｆｏｒ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Ｔｈｅ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ａｎｄｃｕｌｔｕｒｅ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ｔｏ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ｔｈｅ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Ｔｏ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ｔｈｅ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ｗｅｎｅｅｄｔｏｐａｙｍｏｒｅ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ｔｏｏｎｅｃｏｒｅｉｓｓｕｅｏｆｖａｌｕｅ，ｔｗｏｋｅｙｉｓｓｕｅｓｔｈａｔｒｅｆｅｒ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ｔｏｔｈ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ｆｆｅｃｔｅｄ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ｓ，ａｎｄｔｈｅｙｆｏｃｕｓｏｎｎｉｎｅｐｏｉｎｔｓ：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ｍ，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ｃｅ，ｅｑｕｉｔｙ，ｒｕｒ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ｏｆｍｏｒ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ｃｒｉｍｅａｎｄｌｅｇａｌｉｔｙ，ｆａｍｉｌｙｎｅｅｄｓ，ｔｈｅｊｏｉｎｉｎｇｏｆｐｕｂｌｉｃ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ｉｎｏｒｉｔｙ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ｙａｌｓｏｃｏｎｃｅｒｎｏｔｈｅｒｔｈｒｅｅｄｏｍａｉｎｓａｓ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ｓｔｕｄｙ，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１６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