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近代史论文

课序号 310004—04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期末论文

题目：论中国革命新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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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6月1日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论文评分表

毛泽东思想中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在毛泽东思想中无处不体现着鲜明的中国特色。要革命就必须有革命的理论，

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运动，近代中国80年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就是由于没有科学的革命理论指导。尽管在十月革命以后，马列主义传入中国，但是马列主义的传入和传播并不意味着中国革命面临的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的特殊国情相结合，批评和抛弃了“城市中心论”的错误思想，坚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和革命家的智慧，在实践中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发展道路，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发展道路理论。

首先，中国革命的实质是农民革命。旧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如何对待农民，是中国革命能否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所谓国民革命运动，其大部分即是农民运动。”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指出：农民运动乃是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乃是乡村的民主势力起来打翻乡村的封建势力。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指出：“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现在的抗日，实质上是农民的抗日。抗日战争，实质上就是农民战争。”“中国的人口百分之八十是农民，我们讲的人民主要就是农民。”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强调说：“忘记了农民，就没有中国革命，也就没有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没有一切革命。我们马克思主义的书读得很多，但是要注意，不要把‘农民’这两个字忘记了；这两个字忘记了，就是读一百万册马克思主义的书也是没有用处的，因为你没有力量。”其次，提出“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在中国再走以城市为中心的道路事实上已经不可能，必须另辟新径。秋收起义之后，毛泽东率领起义队伍上井冈山，开始了创建根据地的斗争。毛泽东深刻分析了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原因，完整阐述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指出工农武装割据，即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土地革命为基本内容，以农村革命根据地为战略基地，三者密切结合的思想。毛泽东认为那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而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无疑义地是正确的。”最后，形成了完整的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并不意味着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已经得到全党的认可，相反，在党内仍然盛行着照搬外国经验的教条主义思想，为此毛泽东批评了“城市中心论”的错误思想，科学地论述中国革命为什么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即中国的国情决定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农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要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必须建立巩固的农村根据地，把落后的农村造成革命阵地，借以反对利用城市进攻农村的敌人，借以在长期的斗争中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强调农村斗争并不是忽视城市斗争，必须正确处理农村斗争和城市斗争的关系，使它们相

互配合，相互促进。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证明，农村包围城市道路是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惟一正确的道路。

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是中国革命唯一正确的道路。这条道路的开辟，不仅使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赢得了一个欣欣向荣的新中国，而且也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树立了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光辉典范，这无疑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一大贡献，因而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近年来，大批论文，论著多层次多角度地对此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笔者不惮简陋，对这条道路的开辟作一番史的考察，就教于大家。

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农民问题和武装斗争重要性的认识，为日后开辟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提供了理论基础

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的开辟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的事。但任何历史现象的发生就其终极原因而言都具有发展的规定性。从社会性质来看，这条道路的开辟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从革命的发展来看，它的开辟则又是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农民问题和武装斗争重要性的认识的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占了人口的绝大多数。在这样的国家中，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就必须发动农民，马恩经典作家指出，农民是无产阶级最忠实的同盟军。马克思在总结1848年欧洲革命的失败，尤其是巴黎工人六月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时，明确提出了工农联盟的战略思想，指出工农联盟是无产阶级赢得胜利的关键①。处在帝国主义时代的列宁，针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具体特点，进一步发展了工农联盟的思想。他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民族和殖民地委员会的报告》等著作中反复强调，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中，必须实现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并与最广大的农民建立巩固的联盟，领导农民打倒封建地主，彻底解决土地问题。经典作家对农民在革命中的重要性的论述，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农民问题认识的理论指南。

大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一大批共产党人对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性的认识是深刻的，他们从中国民主革命的特点出发，研究农民运动的经验，充分论述了农民的革命性和农民在民主革命中的重要性。李大钊指出：中国是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国家，农民是社会经济的主体，而当时“中国农村的黑暗，算是达于极点”②再加上“帝国主义者和军阀扰乱中国，以致内乱踵起，影响所及，日益扩大，其结果遂使中国全国的农民生活不安定，以急转直下的趋势，濒于破产的境遇”③。因此，反帝反封建是农民的一致呼声。恰如邓中夏所言，“占全国绝大多数的农业群众”在革命运动中“是不可轻侮的伟大势力”。基于这种认识，李大钊预言：“中国的浩大的农民群众，如果能够组织起来，参与国民革命，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就不远了。”④邓中夏甚至明确指出：“我们工人阶级要领导中国革命至于成功，必须尽可能的，系统的帮助并联合各地农民逐渐从事经济和政治的斗争。假设没有这种势力，我们希望中国革命成功以及在民主革命中取得领导地位，都是不可能的”⑤。毛泽东对中国农民问题的理论有着杰出的贡献。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他把主要精力用于领导农民运动，并在总结农民运动成败的基础上，在进行广泛而深入调查

的基础上，分别在1926年3月及1927年初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这两篇文章中，毛泽东对中国会社及农村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革命的态度”⑥作了科学的分析，明确指出：农民中有“富农、中农、贫农三种”，他们“对于革命的观感也各别”，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二十的中农，是我们争取的力量，而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七十的贫农则是我们依靠的力量“⑦。农民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力量，土地革命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内容，必须建立农民政权和农民武装。毫无疑问，毛泽东的论述，集中国共产党人对农民问题研究之大成。

与此相对应，在中共中央的文件中，越来越明确地肯定农民在民主革命中的重要性。1922年《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指出：“中国三万万的农民，乃是革命运动中的最大要素”。“……那大量的贫苦农民和工人握手革命，那时可以保证中国革命的成功。”⑧1924年的中共“四大”上还专门通过了一个《关于农民问题的决议案》，第一次把农民问题和无产阶级领导权联系起来，明确地表达了没有农民参加，就没有民主革命的胜利的思想。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地农民运动得到了蓬勃发展，有不少地方还尝试着建立农民政权，组织了农民武装。“一切权力归农会”。据统计，到1927年的3月中旬，全国的农会会员达500万人左右。无疑，大革命时期，对农民问题的阐述以及农民运动的展开，为造就“以乡村为中心”的思想和实践创造了条件。

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是大革命失败后引出的经验教训。就整个来说，大革命时期我党对武装斗争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但这并不能抹杀这一时期我党对武装斗争重要性的认识。在这里，周恩来同志有着卓越的贡献。早在欧洲留学期间，他就确立了对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道路的信念。在《评胡适的“努力”》、《德国问题与革命》等一系列文章中，再三提出并阐明创建革命军队、用枪杆子夺取政权的重要性。国共合作建立后，他参加了黄埔军校的领导工作，为我党培养了一大批军事人才，创建了我党直接领导和掌握的第一支革命武装。通过参与平定商团判乱、东征讨伐陈炯明等一系列军事实践，初步提出了建军的几个原则问题。指出：“军队是压迫阶级的工具，而也可以作被压迫阶级的工具”，革命军队是“为人民所用的军队，是苏联红军那样的军队”⑨。要建立这样的军队，须从三个方面入手：首先，建立“农民自卫军，工人自卫军”；其次，在国民革命中，创建以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为骨干的革命武装；再次，改造旧军队。周恩来的这种建军思想，虽然不很完备，但它的开拓意义却是重大的。大革命时期，我党组织了一些农民自卫军和工人自卫军，到大革命后期，我党已领导和掌握了一批武装力量。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1925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在中央委员会之下设立军事委员会，并与次年2月成立了中央军事部，由张国焘、王一飞、任弼时三人组成。同年11月，中央军事部改称中央军事委员会，由周恩来出任书记。可见，在大革命时期，随着形势的发展，我党逐步加深了对武装斗争的认识。对此，毛泽东曾有一个总结，他说：我党虽在1921年到1924年的几年中，不懂得准备战争和组织军队的重要性；1924年到1927年，乃至以后一个时期，也还认识不足，但是从1924年参加黄埔军事学较开始，已进到了新的阶段，开始懂得了军事的重要了⑩。恰是这个“重要”的懂得，为日后武装开辟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

市道路提供了前提条件。

大革命虽然失败了，但正是这场大革命，它“准备好了红军的种子，准备好了红军的领导者即共产党，又准备好了参加过一次革命的民众，”(11)准备好了为开辟农村包围城市道路所需要的革命的主观力量。

城市暴动的失败和武装起义在农村的成功，为我党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从而开辟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12)中国革命是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进行的。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时，一再试图“选定”走城市暴动的道路。便是到了1928年初，各地农民暴运相继发生并取得了相当的成功的情况下，共产国际依然认为：“这些农民暴动可以变成全国暴动胜利的出发点，只有在它们与无产阶级之新的革命高潮相联合的条件之下。党在这里也应当见着自己的主要任务，是在准备城市与乡村相配合相适应的发动。”“必须反对对于游击战争的溺爱，反对沉溺于散乱的，不相关的，必致失败的游击战争。”(13)直到1930年，共产国际在承认中国的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之间的不平衡状态的同时，依然认定农村的武装起义是为城市暴动作准备的，中国共产党应当“立意在巨大的和最大的工业中心地点举行武装起义”(14)。共产国际的这些指示显然是脱离了中国革命的实际。但党内的一些教条主义者唯共产国际是听，通过了一系列关于城市暴动的决议。固守十月革命道路的具体模式，高举起“城市中心论”的旗帜，号召各地的武装起义向大城市进攻。(15)

大革命失败后，为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两年内，我党在全国各地领导了100多次起义，英勇地开始了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斗争，“进入了创造红军的新时期”(16)。但由于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道路的“选定”及党内教条主义者们对“城市中心论”的狂热，我党一开始所走的都是一条城市暴动的道路。著名的三大起义均是以占领中心城市为主要目标的。城市暴动并不能赢得政权的建设。

然而，教训毕竟也是一笔财富。城市暴动的失败，促使一大批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开始独立地思考、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对苏联模式的革命道路在中国的实践发生了怀疑，并由怀疑而否定。三大起义，就其起义本身的目标来说，是失败了。但失败后所选择的道路却是正确的，这条道路便是深入农村、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南昌起义部队在潮州失败后，一部分由董朗等率领到达海陆丰地区，并与当地的农民会合，一部分由朱德、陈毅率领转移到闽粤边界的农村，“努力进行农村斗争”，并“已经开始探索上山打游击，开展农村革命的新的革命途径”。秋收起义受挫后，毛泽东率军上了井冈山，开始了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伟大实践。广州起义失败后，部队突围到海陆丰左右江等地，也与当地的农民斗争相结合。其他各地的武装起义也均在农村找到了落脚点。激流归大海地事实说明，到农村去发动农民，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是中国革命唯一正确的道路。这条道路，是中国革命发展规律所规定着的历史的必然。

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红色政权理论的阐述，为中共走农村包围城市

道路提供了可靠的理论依据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是找到了，然而，直到中央红军撤出江西以前，尤其是中共中央迁入江西以前的相当一段时间里，这条道路一直受到共产国际与党内“左”倾人士的指责，他们甚至用似是而非的所谓马克思主义观点诋毁它是违反了“无产阶级是革命的领导者，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同盟者”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为了辩明真假马克思主义，捍卫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创立了一套完整的红色政权理论，为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正确性提供了可靠的理论依据。

红色政权理论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的实践中经过了从实践到认识，再由认识到实践的多次反复后创立的，它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会社的性质、革命任务和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等实践，考察了大革命失败后的政治形势、阶级力量的重新配备等事实创立的。中国革命道路问题的解决，有赖于中国革命自身的实践经验的积累，同样，理论的创立也离不开理论经验的积累。这一理论的创立，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朱德、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此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其中又以毛泽东同志的功绩为大。一般认为，1928年到1930年期间，毛泽东先后发表的《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三篇光辉著作是红色政权理论形成的标志。

随着革命的深入和发展，毛泽东在1936年到1939年，又写下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等，使红色政权理论得到了进一步完善。

毫无疑问，红色政权理论的创立，不仅抨击了“城市中心论”，更重要的是为中国共产党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提供了可靠的理论依据，确保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坚定不移地沿着这条道路前进而赢得了一个新中国。

参考文献：

①(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P403；P603

②③④《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P147；P564；P535

⑤邓中夏《劳动运动复兴中的几个重要问题》，1925年5月《中国工人》年5期。

⑥⑦(11)《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P3～4；P19、21；P189

⑧《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P76

⑨转引自《在大革峥嵘岁月里》，《南方日报》，1977年8月1日。

⑩(16)《毛泽东选集》第2卷，P547；P548

(13)(14)(15)《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P45-46；P411；第3册P3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