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纲要实践课

洋务运动

综述：

洋务运动，又称自救运动，该运动自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按目标的不同，洋务运动可分为前期、后期两个阶段。在洋务运动前期，清廷洋务派官员抱着“师夷长技以自强”的口号和目的，在全国展开工业运动。后期又以“求富”为口号增加民用工业部门。在两次鸦片战争失利、太平天国起义后，清廷上层为应对内忧外患形成了“洋务派”与“顽固派”两大阵营，以奕訢、李鸿章、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为代表的洋务派官员主张学习列强的工业技术和商业模式，利用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模式发展近代工业，以获得强大的军事装备、增加国库收入、增强国力，维护清廷统治。

基本介绍：

洋务运动是近代中国第一次大规模模仿、实施西式工业化的运动，是一场维护封建皇权前提下由上到下的改良运动。洋务运动引进了大量西方18世纪以后的科学技术成果，引入译入了大量各类西方著作文献，培养了第一批留学童生，打开了西学之门；学习近现代公司体制兴建了一大批工业及化学企业，开启了日后中国的工业发展和现代化之路。洋务运动的直接成果——清军水师在甲午海战的覆没使洋务运动最终黯然收场，沉重打击了清廷上层，为之后的百日维新埋下伏笔，也深刻影响了出生于19世纪末的一批中国人。甲午海战失利后清廷被迫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岛等一批领土领海于日本，更加重了清廷的统治危机；日本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军事战胜中国，深刻激发了中国国民的民族意识，对后来中日两国的文化思想政治走向以致国运都造成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洋务运动是中国历史上一次地主阶级的自救运动。

以江南制造总局为例研讨洋务运动：

摘要：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简称江南制造局或江南制造总局，又称作上海机器局，是清朝洋务运动中成立的军事生产机构，为晚清中国最重要的军工厂，是清政府洋务派开设的规模最大的近代军事企业，也是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早期厂房，近代最早的新式工厂之一。为江南造船厂的前身。

成立：该机构成立于1865年9月20日的上海，由曾国藩规划，后由李鸿章实际负责，是李鸿章在上海创办的规模最大的洋务企业。它不断扩充，先后建有十几个分厂，雇用工兵2800人，能够制造枪炮、弹药、轮船、机器，还设有翻译馆、广方言馆等文化教育机构。但是，它在管理上仍然存在着浓厚的衙门习气。江南制造局最初的建设是向上海租界的美国公司旗记铁厂购买机械厂房和船坞而成立，同年，将原本苏州洋炮局和由容闳向美国买的机器设备抵达一起并入而成。

沿革：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制造局造船的部门独立。称作江南船坞，辛亥革命又改称江南造船所。江南制造局本身也于1917年改称上海兵工厂，于1937年停办。日军占领上海后，将其场地和机械并入江南造船所。江南造船所至1953年，又更名为江南造船厂，1967年搬到高昌庙镇，扩充设备，建有机器厂、洋枪楼、汽炉（锅炉）厂、铸造厂、轮船厂等。占地70余亩。至80年代又相继建成炮弹厂、水雷厂、炼钢厂、栗色火药厂、无烟火药厂等。1996年改为江南造船有限责任公司，属于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

军事成果：

江南机器制造局在同治年间是全东亚最大的兵工厂，对于清朝的军事力量以及重工业生产都有提升作用。例如从1865年开始，在李鸿章、曾国藩的主持下，江南机器制造局开始了对德式武器的仿制，1867年仿制出德国毛瑟11mm前膛步枪，这是中国自己生产的第一种步枪，该枪使用黑火药和铅弹头，威力惊人，在1867年时，每天平均可以生产十五枝毛瑟枪和各式弹药，李鸿章认为当时该局生产的枪械弹药，对于后来捻乱的平定有所助益。除了枪弹之外，该局也在1868年生产出了中国第一艘自造的汽船（木制船身）惠吉号。1891年时，为中国首次炼出钢铁。但整体而言，江南制造局在晚清时的军备生产品质并不好，例如步枪的水准不高，性能不佳（据说因此连李鸿章率领的淮军都拒绝使用），且生产成本高于直接购买。造船的情形亦类似，1868年首次生产之后，陆续造了数艘汽船，但所造船的速度不快，整体生产成本及耗燃料都高，结果反而不如直接向外国购买（自造一艘船的钱大约可以向英国买两艘船）。

制造局军备生产成本的高涨，可归因于几个方面：一、所有的生产原料几乎都靠进口。二、人员薪水偏高。三、申购物资浮滥。四、人员人数过于浮滥：除了外国顾问日渐增加，中国官员、职员有不少人是利用关系进入，坐领干薪。以官员而言，1870年代初期只有40人，大约不到十年人数就增加了一倍之多。

到19世纪末，江南制造总局一年可以制造子弹9万发，地雷200枚，枪支2000支。

文化影响：

江南机器制造局除了机械的制造之外，另附设有广方言馆（即语言学校，原设于1863年，1869年并入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以及工艺学堂，用以介绍西方知识，以及培养语言和科技人才，在1868年-1907年之间，译书达160种，除以军事科技为主之外，旁及地理、经济、政治、历史等方面的书籍，其所翻译书籍的水准，被认为超过晚清数十年其他翻译书籍的质量。对于晚清的知识分子吸收西方知识产生很大的影响。

140年前，它的出现及后来的崛起，开了我国近代化军事及民族工业与其它诸项文化事业之先河。

船业领航：

江南制造局发展到主营造船，与近代科学家徐寿大有关系。徐寿被称为中国近代造船的鼻祖。曾国藩说徐寿：“研精器数，博学多通”，评价极高。1862年，曾国藩将徐寿推荐到安庆军营内军械所，专办制造事宜。1867年，江南制造局创办第二年，曾国藩、李鸿章就把徐寿派到局门，入住高昌庙。由此，江南制造局开创了造船新纪元。

弊端：

成本过高

“造船不如买船”的问题在当时并非个例：李鸿章属下的江南制造总局在创办的第六年，开始量产先进的林明敦式后膛来福枪，但只造了不到五千支，明察秋毫的李大人就看出了问题：国产林明敦枪造价不但是进口林明敦枪售价近两倍，而且质量还远不如进口货。李鸿章本着对国防大计负责的态度，果断拒绝这种国产步枪在淮军列装，继续带头进口价廉物美的洋枪洋炮。

贪腐严重

洋务运动的产品确实如此——成本高昂、质量低劣——逼得李鸿章们不得不继续买外国装备来搞中国国防，原因何在？一是采购大吃回扣。中国商人给官员回扣自古天经地义，毋庸再提；洋商与中国官员打过几回交道，也入乡随俗了。

克虏伯进入中国不久，就学会了在合同金中划出专门比例送回扣。痛心疾首的李鸿章专门出台规定：所有采购都要经总办（总负责人）以及采买、支应、会计三个有关部门共同签字才能生效。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李大人此举见效甚微。二是人力成本高企。来华工作的洋人工资远比在本国工作要高，这倒好理解。中国没有技术骨干，能不求着洋人吗？问题在于，很多有关系的中国人想方设法挤进这些“有钱途”的洋务单位：19世纪70年代初，江南制造局只有40个官员领导管理；到70年代末，就有80个官员吃拿卡要了。

洋务运动涉及内容：

洋务运动的内容很庞杂，涉及军事、政治、经济、教育，外交等，而以“自强”为名，兴办军事工业并围绕军事工业开办其他企业，建立新式武器装备的陆海军，是其主要内容。从60年代开始开办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安庆内军械所等近代军事工业。其中，江南制造局是中国第一个较大的官办军事工厂，1865年由李鸿章在上海创办，全厂约2000余人，主要制造枪炮、弹药、水雷等军用品，同时还制造轮船，1867年后开始制造船舰。福州船政局是清政府创办的规模最大的船舶修造厂，1866年由左宗棠在福州创办，全厂约1700余人，以制造大小战舰为主。安庆内军械所是清政府最早开办的近代兵工厂，1861年12月由曾国藩在安庆创建，厂子规模不大，主要制造子弹、火药、炮弹等武器。除创办上述一类工厂外，还派遣留学生学习技术。但是，洋务派兴办军事工业的过程中，遇到了难以解决的问题，最主要的就是资金、原料、燃料和交通运输等方面的困难。

于是，洋务派在“求富”的口号下，从70年代起采取官办、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等方式，开办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天津电报局、唐山胥各庄铁路、上海机器织布局、兰州织呢局等民用企业。与此同时，洋务派还开始筹划海防，在1884年初步建立起南洋、北洋和福建海军。在洋务派控制了海军衙门以后，又进一步扩建北洋舰队，修建旅顺船坞和威海卫军港。

洋务运动失败原因：

洋务运动在当时的中国，其失败命运是不可避免的。

第一，在不触动腐朽的封建专制的前提下，洋务派试图利用西方资本主义的某些长处来维护封建专制统治，这种手段和基础的矛盾，使洋务运动注定是不可能成功的。同时，洋务运动处处受到顽固派的阻挠和破坏，从而加大了洋务运动开展的阻力。

第二，洋务派本身的阶级局限性，决定了他们既是近代工业的创办者和经营者，也是其摧残者和破坏者，其封建衙门和官僚式的体制，必定导致洋务企业的失败。

第三，洋务运动的目的之一是抵御外侮，但洋务派在主持外交活动中，坚持

“外须和戎”，对外妥协投降，他们所创办的近代企业有抵御外侮和“稍分洋人之利”作用，但却不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地位。

甲午战争，洋务派标榜的“自强”、“求富”目标未能实现，洋务运动基本失败。

第四，当时的大多数中国人对洋务知之甚少，思想还处于被愚昧迷信和封建礼教束缚的阶段。

洋务运动历史意义：

在甲午中日战争中，北洋水师全军覆灭，洋务运动也随之破产。洋务运动发生在中国近代社会新旧交替的特殊历史阶段中。是一次失败的封建统治者的自救运动。洋务派的主观目的是维护清朝统治，而不是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它没有使中国富强起来，但引进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使中国出现了第一批近代企业。洋务运动为中国近代企业积累了生产经验。培养了技术力量，在客观上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为中国近代化开辟了道路。

洋务派经营的近代工业企业，是以不改变封建生产关系为前提的。所办企业，具有很强的对外依赖性、封建性和一定程度的垄断性。因此，洋务派要在中国兴办近代工业企业和筹办海防，都不得不在工业技术、资本乃至管理上受帝国主义的左右和牵制。因而也就加深了帝国主义对中国政治、军事和经济的控制，洋务派也就加速了自身的买办化。这样的企业不仅无法避免自身遭到破产的命运，而且严重地阻碍和压制了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

办“洋务”30年间，中国被迫开辟的通商口岸，由1860年前的7个增加到1894年的34个，外国的进口额，也由1864年的5100余万两，激增为1894年的1亿6千余万两。进口货物中，80年代前鸦片占首位，80年代后棉织品跃居第一，鸦片退居第二，但绝对数仍一直上升。出口的货物，80年代前主要是茶和丝，80年代后棉花和大豆逐步增长。中国被迫加速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的漩涡，成为它们的商品销售市场和廉价原料产地。因此，洋务运动的过程，就是中外反动派进一步结合，中国半殖民地化逐步加深的过程，也是地主阶级的自救运动。

虽然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工业，是在洋务运动同一个过程中艰难地成长起来的，这主要是受中国近代经济规律制约的结果，对洋务派来说是事与愿违的。但是，洋务运动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随着近代工业的兴建，引进了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近代生产技术，一批近代产业工人在中国社会出现了，在洋务派创办的新式学堂里，也造就了一批掌握自然科学的知识分子和工程技术人员。同时，企业的利润，还吸引了一些官僚、地主、商人投资于近代工业，客观上对中国资本主义发展起了刺激作用。虽然洋务运动没有使中国富强起来，但它引进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使中国出现了第一批近代化工业企业，客观上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