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权与集权

前言：《企业管理》杂志前不久发表了《“一个说了算”的是与非》一文，就三九集团“一个说了算”的体制进行了比较深刻的分析。文章发表后，引起了较大反响。最近，《企业管理》杂志约我就这一问题写篇文章。集权与分权，一个人说了算还是大家说了算，是企业管理中一项重要的制度安排。我对这个问题比较感兴趣，加上对三九集团“一个人说了算”的体制比较了解，因此就写作了此文。该文已在近期《企业管理》杂志发表。

在制度与成本之间，一般表达是制度决定成本，即不同的制度产生不同的成本。反过来，即根据成本的高低来选择制度，从若干可供选择的制度中，选取一组成本最低的制度。

企业决策是集中还是分散，在企业决策中是一个人说了算，还是大家说了算，这是企业制度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在这方面，我们可以作出多种制度安排：可以一个人说了算，可以大家说了算，可以在两者之间进行多种组合：比如一般决策一个人说了算，重大战略决策大家说了算；与职工利益无关或关系不紧密的问题一个人说了算，与职工利益关系紧密的问题大家说了算，等等。

一、权力安排与决策成本

在上述多种制度组合中，一个企业选择什么样的制度，最终取决于成本比较。决策权的集中与分散，将从三个方面影响企业成本。

一是信息方面：权力越集中，权力背后的信息越少，盲目决策就会越多，由此造成的损失就会越多；权力越分散，权力背后的信息就越多，决策的失误就越少。

二是效率方面：权力越集中，决策效率越高。在所有的决策制度中，如股东会决策、董事会决策，职工代会决策，党委决策，等等，都不如一个人说了算的效率高。

三是利益方面：在私人企业，权力越集中，越有利于避免以权谋私；在公有制企业，权力适当分散，相互制衡，更有利于避免以权谋私。

下面分别从这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二、信息分布与权力安排

从知识和信息方面看，权力资源与信息资源的高度统一，是科学决策的基础。在任何一个企业，信息资源都是相对分散的。企业规模越大，产业越是多元化，信息资源就越分散。比如，某种产品在上海市场是否该降价，只有上海分公司的经理最有发言权，按照权力跟着信息走的原则，应该将此项权力交给上海分公司的经理，而不应该由总公司的总裁说了算。因为总公司在北京，让总公司的总裁决策在上海市场是否降价，很可能盲目决策。又比如，在多元化集团，如果所有产业的投资决策都由集团公司总裁决定，可能是盲目决策，因为集团公司总裁并没有相关产业的经验和信息。而子公司的领导由于长期从事这一产业的工作，具有信息和经验方面的优势，将决策权，包括投资决策权下放给子公司或子公司的领导，有利于权力和信息的充分结合，有利于提高决策的科学性。从这个意义上说，赵新先将酒店的投资决策权下放给霍树荣是对的，因为霍树荣在酒店系统工作过20年，在酒店方面，他肯定比赵新先更有信息优势。

可见，如果仅仅从信息优势，从权力与信息相结合方面看，越是分权，盲目决策就越少，决策的损失就越少，决策成本就越低；相反，越是集权，决策成本就越高。

三、权力安排与决策效率

集权的好处是，有利于提高决策效率；分权的弊端是，一件事情反复研究，大家七嘴八舌，久拖不决，贻误商机。

在三九与正大集团合作中有这样的故事：香港正大集团的老板想在内地投资，走了一大圈，大家都是研究研究，没有下文；而与三九接触后，因为一个说了算，很快达成意向。

裕兴科技是一家香港上市公司，该公司停牌已两年，至今尚未复牌。其原因是公司董事会在没有经过股东大会讨论的情况下，收购了平安保险5100万股的股权。按香港的规定，上市公司的重大投资和收购，必须经过股东大会讨论通过，否则属于违规。对裕兴来说，虽

然该交易给公司带来了很好的收益，但因董事会违规，照样要受到处罚。从该项交易的实际情况看看，如果经过股东大会讨论，则需要一个过程。该交易是个极好的商机，如果经过上述过程，可能早已被别人买走。但按照上市规则，即使丢失该商机，也要经过股东大会讨论。

从制度层面看，上市公司的重大投资和收购决策，如果不经过股东大会决议，董事会，甚至大股东可能因个人目的，将上市公司的巨额资金用于不正当交易；或者可能因决策失误，将上市公司的巨额资金用于错误投资，造成公司和广大股民的巨大损失。因此，上市公司的重大投资和收购决策，需要经过股东大会讨论通过，这是必要的。民主决策，或大家说了算的一项重大成本，就是可能丧失许多重要商机。由此造成的损失，与其说是分权体制的成本，不如说是上市公司这种企业制度的成本。

四、权力集中与代理成本

在私有企业，集权的好处是，有利于减少以权谋私。权利越是分散，给他人以权谋私的机会就越多。包括三株、德隆这样的民营企业，由于企业规模较大，管理链条较长，委托—代理关系较多，给人以权谋私的机会也多。结果，职业经理人利用权利谋取私利的现象大量出现，公司成本由此大幅上升。这个成本就是分权的成本。

同一个话题如果放在国有企业，情况可能相反，即越是集权，越有可能导致腐败。因为在国有企业，最高决策者本人也是代理人，他的个人目标与企业投资者的目标并不一致，权力越是集中，越是缺少内部制约机制，以权谋私的现象可能就越多，集权的成本也就越高。

因此，从目标不一致和代理成本方面看，私有企业越是放权，以权谋私的人就越多，制度成本就越高，为了降低决策成本，应当尽可能集权；国有企业越是集权，以权谋私的可能性就越大，制度成本就越高，为了降低决策成本，应当尽可能分权和形成相互制衡的机制。

五、决定集权与分权的六个因素

以上分析说明，集权好还是分权好，企业决策应该一个人说了算，还是大家说了算，不能一概而论，应该作以下区分：

一看所有制。如果仅仅从所有制的看，私有化程度越高的企业，越应该集权。在这样的企业，只有老板不会贪污和受贿，其他任何人都有可能贪污和受贿。相反，公有程度越高的企业，越应该分权。通过分权，对权力加以适当制衡，有利于减少以权谋私。

二看企业规模。如果仅仅从企业规模看，规模越大的企业，越要分权；规模越小的企业，越是可以集权。正因为这样，个体户的决策效率最高。

三看产业结构。越是多元化的企业，越应当分权；越是专业化的企业，越有条件集权。三九如果仅仅造药，甚至仅仅造三九胃泰或其他胃药，让赵新先一个说了算，绝对不会出现那么多盲目决策。相反，重大战略决策让赵一个说了算，而不是让大家七嘴八舌，其决策可能更加正确。

四看企业管理制度和人员的结构。企业的管理制度越严密，各级决策人员的利益与企业整体利益相关度越高，分权的成本就越低，而由分权所获得信息优势就越大。比如，西安海星集团是荣海的私人企业，而许多二级公司的领导人或者是荣海的亲戚，或者是老同学，权力下放，这些人一般不会因个人利益而损害公司利益。荣海就可以大量放权。如果海星的中高层管理者都是从市场上招聘的职业经理人，而海星的管理制度又不是很健全，只要放权，大家都有机会以权谋私，在这种情况下，荣海就应该尽可能集权。

五看主要决策者的水平。以三九为例，那么多二级公司、三级公司，而这些公司主要决策者的水平、能力差别很大。正确安排是，能力强的，充分放权，让其一个人说了算；能力弱的，上面加强审批，和身边派个“政委”。因此，在决策权的分配上，应该实行一厂一策，而不应千篇一律。

六看决策内容。仅仅是战略决策，如果也让全体职工参与，或者让全体股东参与，搞民主集中制，所形成的不一定是正确决策，因为一般股东和一般职工既不了解产业，也不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