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农民工市民化问题若干思考

城市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若干思考

【摘要】:城市农民工市民化是社会进步的必然,现代化必然意味着大多数农业人口的城市化。因此,无论是出于经济发展还是维护社会公平的考虑,农民工理所当然要成为市民,然而,目前农民工市民化化程度受城市发展水平,社会制度,社会经,城市农民工自身素质等因素的制约,这些制约因素将在社会发展过程中逐步消除。【关键词】:城市农民工市民化问题

城市农民工是指生活在城市、从事非农产业、身份是农民的特定群体。农民工的大量涌现,在为社会创造了财富同时,也增加了农村收入,同时,也为城乡发展注入了活力,为国家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目前由于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存在,城市农民工,无论从经济地位、权利上看,还是从社会声望、国民待遇上看,农民工的社会地位不仅低于其他社会阶层,而且与其对社会的贡献相比也极不相称,农民工的权益得不到保障,与城市居民的关系不融洽,与社会管理不和谐,有的地方农民工甚至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之一,出现了所谓的“农民工问题”。在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上,中国共产党正式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的历史目标,并且指出,和谐社会将是一个“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农民工能够在平等的基础上与城市居民正常交往、融洽相处,整个社会的和谐才有了基础。因此,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破解的课题。

一、农民工市民化是社会发展的要求,伴随着城市发展而发展

城市发展水平的制约农民工市民化程度。首先,人口城市化是城市化的本质要求和结果,城市化水平的高低是影响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重要因素。近几年来,我国城市化水平保持年均近2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但城市化水平仍低于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接近的发展中国家和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比如巴西为78%,阿根廷为88.4%,澳大利亚为84.7%,韩国为82.3%,朝鲜为61.5%,菲律宾为54.9%,新西兰86.1%。而且,我国的城市化水平也落后于工业化水平,城市化的滞后,制约了城市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

其次,城市经济的发展水平是影响城市劳动力就业的重要因素。城市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与城市经济发展的速度、规模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一般情况下,城市经济发展速度快、规模大,对劳动力(大部份是城市农民工)的需求量大,城市农民工转变为市民的进程就快。近年来我国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形成了良好的经济环境,对农民进城就业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但面对蜂拥而至的庞大农民工队伍,城市经济发展状况还远不能适应农民工就业的需要。一方面,随着我国经济改革的深化,企业之间竞争的加剧,部分企业破产,部分企业实行资产重组职工下岗分流,这就使得工业企业就业总量增长进一步减慢;另一方面,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加速向集约型转变,靠科技、靠管理、靠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越来越大,这就产生了资本和技术替代劳动力现象,加速了对劳动力需求减少的趋势。由此造成了近年来城市失业下岗人员不断增多,结果减缓了农民工进城步伐,制约了城市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

再者,城市财政承载能力制约着城市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因为,城市农民工市民化需要一定的公共支出,城市财政必须为农民工市民化提供强大的支持。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无论是转移到大中城市,还是进入小城镇,关键是城市的公共财政体制应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创造条件,只要是有稳定就业机会和固定住所的农村劳动力,在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方面,都应享有与当地人一样的平等待遇。《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要求把农民工纳入城市公共服务体系,在编制城市发展规划、制定公共政策、建设公用设施等方面,统筹考虑长期在城市就业、生活和居住的农民工对公共服务的需要,提高城市综合承载能力,多渠道改善农民工居住条件。农民工成为城市居民,不仅享用城市的公共资源,而且需要享受相

应水平的社会保障、福利待遇,其职业培训、教育、住房、子女上学、医疗、养老等方面都需政府提供全方位、多层次、适时到位的支持、引导、服务,帮助进城农民工适应新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使他们能够在城市安居乐业。这就意味着政府财政支出的迅猛扩大。据中科院牛文元测算,一个农民变成城市居民,需要个人支付成本

1.45万元,公共支付成本1.05万元,平均需要社会总成本

2.5万元,全国平均每年需支付城市化成本3000-3500亿元。毫无疑问,这一巨大的转化成本,无论对农民工还是对城市财政都是难以承受的。因此,农民工市民化是一个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伴随着城市发展

而发展。

二、农民工市民化是社会制度不断健全的产物,伴随着制度的完

善而实现

长期以来,我国的政治体制决定了农民与市民身份上的区别,以至于在世俗上造成了对农民的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市民对农民工缺少包容之心和宽广的胸怀。似乎城市中目前存在的较高的失业率、犯罪和工伤事故以及城市环境的脏乱差等,都与农民工有关,都是因为农民工造成的。城市市民对农民工的偏见,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有关部门的决策,势必造成城市对农民工的排斥,市民对农民工的歧视。

首先,户籍制度是农民工难以融入城市社会的最大障碍。户籍身份的背后,就意味着城乡利益、地区利益之间的巨大差异。户籍制度改革的根本目的是保障公民迁徙和居住,消除附加在户口上的城乡居民权利不平等的劳动用工、住房、教育等各方面不合理的制度,平等对待新进城落户居民与原城镇居民的权利和义务。这涉及到人口流动、迁徙等全局性的问题,政府面临着失业保险、养老保险、最低生活保障、卫生医疗、教育以及城镇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压力,只能采取渐进的方式,逐步实现人口的自由迁徙。

其次,现行的农村土地制度对城市农民工市民化是一个重要限制。改革开放以来,家庭经营承包制显示了它自身的活力和它与我国生产力水平相适应一面,但是家庭承包形成的土地分散化经营的问题十分突出,适度的规模经营模式难以形成,从而无法获得规模效益。在当前农民大量进城的现状下,势必造成两种后果:一方面农民进城而无暇顾及土地,导致农村大量土地弃耕、荒废;另一方面土

地续包政策虽然在一定时期促进了劳动力与耕地的重组和配置,为农民提供了一种保障,但却使进城务工农民还要承担附加于这种保障之上的耕种等相应责任,又限制了进城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

在农忙时节,不得不奔走于城乡之间,限制了市民化的规模和速度。再次,社会保障制度的滞后,增加了农民工市民化的风险。在城市,市民可以有最低生活保障、医疗保障、养老保险、住房补贴等社会保障,农民却无法分享这些文明成果,农业劳动力仍处于社会保障

的遗忘角落。目前,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社会保障水平低,农民基本上是自我保障,其主要形式是土地保障、家庭保障,以及农村集体经济基础上的社会救济,从而增加了城市农民工市民化过程的风险。

最后,就业制度是城市农民工难以在城市沉淀下来的直接原因。中国劳动力市场并非统一的劳动力市场,而是处于多元分割状态。政府对农民工就业歧视的政策导向表现为,它是以保障城市劳动力全面就业为目标的排他性就业制度,这本身就是一种劳动歧视。对农民工的排斥,是出于一个基本现实:在城市失业日趋严重的情势下,农民工却占据着很多就业岗位,其数量往往超过本地失业者的

数量。由此产生的一个简单逻辑就是,如果将他们所占据的岗位转移给本地失业者,就足以解决失业者的再就业问题。出于此种政策选择,地方性就业政策给予城市户籍者以高度的优先权,一些针对

农民工的限制措施,也阻碍了农业劳动力转移。户籍身份的限制,无形中把城市农民工推向次级劳动力市场,从事城市居民不愿干的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