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近代工业民国前后已

武汉近代工业民国前后作为介绍背景

中华民国成立以后，压制民族工商业发展的封建专制桎梏被打碎，及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帝国主义列强忙于相互厮杀，无暇东顾，相对减弱了对中国的商品输出及资本输出；加之国内反帝爱国运动、抵制洋货运动的不断兴起，实业救国思潮的日益广泛传播，武汉曾出现过设厂高潮，民族工业得到较大发展。但是，20世纪20年代末，由于帝国主义列强卷土重来，不断蚕食，逐渐控制、垄断了武汉市场；加之国内战争，天灾人祸，以及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使武汉的民族工业资金匮乏，原料不足，市场萎缩，产品滞销，不少工厂纷纷停歇倒闭。直至抗战爆发的前几年，武汉工业才出现短暂的繁荣。武汉沦陷后，工业损失惨重，因元气大伤而一蹶不振。

前期工业的发展民国成立后的十余年期间，武汉的民族工业获得丰厚利润，买办资本、官僚资本和商业资本纷纷向工业投资，至20年代中期，武汉已有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企业（包括较大的手工作坊）约600家。这些厂分布20多个行业，以纺织工业最多，约290户；碾米业90余户，新建立的有80余户；印刷业71户，新建的有34户；机器业58户，新建立的有40余户。其中如果想侧重详细介绍打开民国后武汉工业文件

中期工业的变化1927年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后，战乱未停，武汉经济发展停滞，工业生产一蹶不振，直到1929年才略有转机。随后，在天灾、内战及世界经济危机、日本侵略加剧的形势下，武汉工业发展极受挫折。1935年后，由于抗战、抵制日货形势的发展和湖北农村丰收的影响，武汉工业出现短期的繁荣局面。

30年代的工业结构和地位】1933年，据汉口社会局调查，符合实业部工厂法规定的工厂，恢复到300～400家，工厂总数不下500家；工人增至万人，工业登记资本额约3000万元。至1936年，工厂家数虽只528家，工人万人，但资金则增至5148万元，年总产值约～2亿元左右。（表6）抗日战争初期，武汉逐渐成为经济和政治、文化中心。除原有的500余户工厂外，从上海、河南等地迁入一大批企业。全市80万人口中，工人约20～30万人，其中纺织工人2万余人，铁路工人6 000余人，兵工业工人4000余人，卷烟业工人3700余人，印刷工人3000余人。由于当时武汉经济的畸形发展，工业生产达到历史最高峰，使武汉成为当时内地最大的工业基地和经济中心。武汉占优势的工业，也演变为纺织、烟草、水电、饮食、军火等工业。在轻、重工业结构中以轻工业占优势，1936年轻工业的工厂数、资金额、职工数、年产值分别占76％、68％、80％、90％。在工业与商业比重中，工业仍居劣势。据1929年统计，武汉商业的职工数和资金额分别占％（7万人）、％（3420余万元），工业的工人数和资金额仅分别为％和％。手工业工人和资金额也只占％和％。

在武汉工业1911～1938年创办的工厂企业中，资金在1万元以上的大厂共102家，总资金额为3万元，平均每厂资金万元。（表7）

1936年，武汉工业仍为全省工业中心，并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武汉工业的工厂数、资金额、年产值分别占全省的94％、99％、92％；武汉六大纱厂纱锭数在上海、青岛、天津、无锡、南通、汉口等6城市中，仅次于上海，仍居第二位。但在工业整体上，1934年在与上海、天津、南京、青岛、无锡、汉口6城市比较中，工人数、动力数均占第4位，次于上海、天津和无锡，资金额和年总产值居第5位，工业总水平在全国却居偏下地位。（表8）

【抗日战争时期的工业】抗战初期的工厂内迁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从河南和上海等地迁武汉的工厂达170余家。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前，有250家工厂、万吨机器设备由武汉内迁到川、湘、陕、桂、黔等地，占全国内迁工厂总数的55％。武汉着名的大厂中，仅第一纱厂因英国债权洋行干涉而未迁走，其他均分别迁往西南、西北、华南各地。武汉内迁的工厂企业经过艰苦努力，

逐渐发展成为抗战后方工业的母厂，并改变了旧中国的工业布局。内迁活动中，还将一些战前原已废弃闲置的生产设备复活起来，如汉阳铁厂、谌家矶造纸厂、白沙洲造纸厂等工厂西迁后，在各地都得到重建和发展。（表9）

沦陷时期的工业武汉三镇沦陷以后，日本占领军打着“日华合作”、“租赁”等旗号掠夺中国工厂，将各厂留下的机器强行拆卸拼凑起来，驱使中国工人开工生产。在武汉，日军以“委托经营”方式将华资企业转交给日本株式会社经营，武汉残存的民族工业完全丧失自主发展的能力。据伪“汉口工商会议厅”统计，1942年武汉“复兴”工厂133家，约为战前武汉工厂数的％，年产额为战前的％。这些工厂多用手工、半手工操作，集中分布在汉口三民路以上的“难民区”，产品主要供给日本军需。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工业】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民政府的官僚借接收为名大肆劫收，致使武汉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又一次遭受严重打击和削弱。国民政府在接收日伪银行、铁路、矿山、航运和公用事业中，官僚资本垄断了武汉地区重要工业，如十一兵工厂、二十六兵工厂、武汉被服总厂、第二工厂等在接收后加以扩建，成为国民党军队内战的军需供给点。在接收中山洋行、泰安纱厂等6个单位后，建立了官办汉口纺织厂。华中钢铁公司则是在汉冶萍公司和日本制铁株式会社基础上改建的，既济水电公司、南洋兄弟烟草公司都被宋子文所控制。湖北地方官绅何成浚则以巧取豪夺手段在1946年打入第一纱厂，成为该厂董事长。何本人在一纱原无股本，由一纱股东抽取一部分股本奉送，何便一跃而成为最大股东，控制了该厂。武汉当时接收敌伪工厂共有103个，以1945年11月份物价估计，总数在80亿元以上。此时，由于美国商品和美国“援华”物资大量倾入中国，给民族工业以毁灭性的打击。国民政府接受大量美援棉花，减低进口税率（应征税70％，减低为40％），使用美援棉花纺成的纱或织成的布必须交给政府，以换取政府配发的原料，纱厂完全成为政府附属的生产机构。

在美货和官僚资本双重打击下，武汉民族工业大量破产。到1946年底，大小烟厂关闭90％，大小棉织工厂关闭75％，染织厂在1946年10月有300多家，一月之内关闭200家。1947年9月，武汉只有459家工厂，职工23863人。（表10、11）由于工厂倒闭，从重庆等地复员回武汉的工人、职员大量失业。1946年，汉口市失业者有31393人，占工人总数124704人的25％。

1948年初，武汉工业有动力设备的工厂233家，其中机械厂68家，纺织染整厂21家，面粉加工厂32家，卷烟厂18家，电力厂3家，火柴厂2家，印刷厂39家，肥皂厂27家，其他23家。由于内战和恶性通货膨胀，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处于艰难境地，开工生产还不如囤积物资有利可图，大部分工厂停工减产，转向商业投机，全市工厂用电不到战前的68％。武汉三镇临近解放时，一部分资本家抽走资金，转移设备，又使一些工厂陷于瘫痪。25家公营工厂有14家停工。私营工厂陷于极端困难境地，武昌第一纱厂、裕华纱厂、震寰纱厂和申新纱厂抗战前拥有万纱锭，解放时只万枚，实际运转的纱锭只有万枚；面粉厂开工率只有50％；卷烟厂24户，间断开工的只10户。到1949年，全市工业固定资产仅有7000万元，产值为19766万元。残存下来的为数不多的工厂中，职工在30人以上的工厂仅260家。这些厂设备陈旧，资金短缺，开工严重不足，大多濒临倒闭。(表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