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苏轼与辛弃疾词风异同

浅析苏轼与辛弃疾词的异同内容摘要：在词的发展史上，由于苏轼、辛弃疾打破了晚唐五代和宋代文人惯用的用词佑觞，遣兴，娱宾，写那女恋情和离别惆怅的旧框子，扩大了词的题材，提高了词的意境，拓宽了词的艺术领域，所以在中国文学史上，苏轼，辛弃疾的词都以“豪放”为特征，人们谈论诗词，总喜欢将二人以“苏辛”并称。

纵观苏、辛二人的词风，作为豪放派的杰出代表，苏轼奠定了基础，随后辛弃疾把豪放派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可同为豪放派却又不尽相同，就是说，苏辛在词的创作上都朝着同一个方向发展，有共同性和连续性。

但由于作家所处年代，个性，个人经历和和艺术修养不同，因而艺术风格貌似而神异。

苏辛二人的作品描绘内容相近；在词语言的使用上都善于用典；词风大抵皆气势清雄，神彩俊迈，纵横挥洒，跌宕昭彰。

但是由于二者生活的时代、个人经历、思想性格和内在情感等的不同，他们的词作又显示了鲜明的个性差异，苏轼之旷，辛弃疾之豪，作家的个性风格表露无遗。

词风格多样，豪放与婉约各领风骚，作为豪放词风的代表性作家，北宋的苏轼和南宋的辛弃疾是具有重要地位的。

作为豪放词风的开山鼻祖和集大成者，他们的词风有不同的特色，在创作手法、意境、豪放特点以及意象的使用上各有千秋。

关键词：苏轼；辛弃疾；词；豪放派；异同在词的发展史上，由于苏轼、辛弃疾打破了晚唐五代和宋代文人惯用的用词佑觞，遣兴，娱宾，写那女恋情和离别惆怅的旧框子，扩大了词的题材，提高了词的意境，拓宽了词的艺术领域，所以在中国文学史上，苏轼，辛弃疾的词都以“豪放”为特征，人们谈论诗词，总喜欢将二人以“苏辛”并称。

纵观苏、辛二人的词风，作为豪放派的杰出代表，苏轼奠定了基础，随后辛弃疾把豪放派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可同为豪放派却又不尽相同，就是说，苏辛在词的创作上都朝着同一个方向发展，有共同性和连续性。

但由于作家所处年代，个性，个人经历和和艺术修养不同，因而艺术风格貌似而神异。

苏辛二人都是至情至性的人，他们的作品中有大量词作描绘了当时的农村生活、山河景色、人生情感、文人雅兴，其内容之冲实丰富，情感之饱满飞扬，显示了词人对祖国人民的热爱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除了内容相近之外，苏、辛词语言丰富多彩而独具个性，皆善于用典。

词中使事用典，既是一种替代性、浓缩性的叙事方式，也是一种曲折深婉的抒情方式。

如苏词中《江神子·密州出猎》具有较浓厚的叙事性和纪事性，但写射猎打虎的过程非三言两语所能穷形尽相，而作者用孙权射虎的典故来做替代性的概括描写，就一笔写出了太守一马当先、亲身射虎的英姿。

词的下阕用冯唐故事，既表达了作者的壮志，又蕴含着历史人物和自身怀才不遇的隐痛，增强了词的历史感和现实感。

如辛词中《虞美人·赋琵琶》列举了“昭君出塞”、“贺老定场”许多有关的典故，且所用典故中情事都与词人内心的情感和生活经历有关，与当时时代特点有关，故典故虽多，却不为事所累，且抒情气氛浓郁。

辛词广泛地引用经、史、子各种典籍和前人诗词中的语汇、成句和历史典故，融化或镶嵌在自己的词里，能够运用得恰到好处、浑成自然，或是别有妙趣，正如清人刘熙载《艺概》所说：“任古书中理语、瘦语，一经运用，便得风流”。

以《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一篇为例，百余字的篇幅，叙及孙权、刘裕、刘义隆、拓跋焘、廉颇五个历史人物的事迹，而与作者所要表达的主观情感、意念丝丝入扣；不仅内涵极为丰厚，而且语气飞动，神情毕露，实在是不容易的事情。

苏、辛词大量运用典故，丰富和发展了词的表现手法，对后来词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苏、辛词风大抵皆气势清雄，神彩俊迈，纵横挥洒，跌宕昭彰。

苏、辛两人皆摆脱音律之束缚，畅所欲言，不以曲害意，扩充词之领域。

苏、辛的词作都可以遵守词的规律，但也能跳脱。

例如东坡词作的断句，以词的句式断或者是依据文义断有不同的味道。

苏、辛两人皆突破诗、词界线，援诗入词；亦即俾「词体诗化」也。

所谓「以词为词」是指将作诗时使用的体裁、句法也用于作词，使词体诗化，突破了诗词的界线。

东坡所作的词全面性的诗体他，以诗入词，内容、形式皆是诗的味道。

任何文学最早都是起于民间，如词的原始风貌是质朴的，写风俗民情的，与文人化后词不同。

但由于二者生活的时代、个人经历、思想性格和内在情感等的不同，他们的词作又显示了鲜明的个性差异，苏轼之旷，辛弃疾之豪，作家的个性风格表露无遗。

词风格多样，豪放与婉约各领风骚，作为豪放词风的代表性作家，北宋的苏轼和南宋的辛弃疾是具有重要地位的。

作为豪放词风的开山鼻祖和集大成者，他们的词风有不同的特色。

苏轼、辛弃疾同属豪放派词人,但苏词在豪放中蕴有清旷之意,较偏于洒脱疏朗,旷达雄放;而辛词则在豪情之外给人以慷慨悲歌,激情飞扬之感。

具体如下：首先,创作手法不同。

苏轼在《念奴娇·赤壁怀古》中首先将奔腾的长江与飞逝的历史相交织，以“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引出对雄伟江山的赞美和对英雄人物的追怀。

飞逝的流水自古就与流逝的时光紧密相联,而苏轼在此将二者相交织,在空间的壮阔和时间的纵深中,通过写景营造出惊心动魄的氛围。

在这种氛围中引出英雄人物周瑜,追忆其生前事迹,更加衬显出周瑜的风流潇洒、雄姿英才。

当年周瑜年仅三十四岁,却已奠定三国鼎立的局面。

而此时作者已是四十七岁,华发早生,理想尚未实现,而且又被朝迁贬谪。

作者在与英雄的对比中陷入了一种深深的痛苦之中。

但禀性开朗、超脱的苏轼却不愿过多地用痛苦来折磨自己,于是一句“人生如梦”,使他澎湃的内心情感得以平静。

词中通过写景来营造氛围,突出英雄形象,再通过两相对比表现诗人的情感。

而辛弃疾在《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中,重点用叙述的笔法,将千百年来曾在此地出现过的风云人物一一追忆,他们或驰骋沙场、建功立业,或兵败身亡、无所建树。

追古思今,以英雄自期的辛弃疾,面对满目疮痍的山河和历史上的成败兴亡,更加觉得责任重大,不由得豪气冲天,道一声“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抒发了自己长期受到压抑的慷慨情怀。

词中重点是用叙述的方法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虽然也有写景,但同样是面对长江,作者没有突出去写景,而只是用白描的手法简单地勾勒景物,以千百年不变的景串起千百年变化了的人,而不是像苏词中那样写景是为了大力渲染氛围。

前人说“东坡为词诗,稼轩为词论”,是对苏、辛二人的创作手法差异性的绝佳评价。

其次,意境不同。

由于两者创作手法不同。

形成两词在意境上也存在明显差异。

苏词中,无论是描写景物,还是追忆英雄事迹,都是为作者抒情服务。

雄伟的江山,英雄的伟业,激发了作者的豪情壮志。

然而在理想( 历史) 与现实的矛盾之中,作者的豪情却化成了一种悲怆。

作者在词中把景物描写与人物感情的抒发紧密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雄伟开阔、慷慨悲凉的意境。

我们读这首词,仿佛仍能听见作者那催人泪下的叹息声。

苏轼这种借景抒情、融情入景的作词方法,给我们创造了一个大气磅礴、景象雄伟的诗意境界,令人浮想联翩,感慨万千。

反观辛弃疾的词,却又是另外一种境界。

词中虽没有主人公的直接抒情,但作者借古讽今,通过叙述一个个典故,联系时事,非常明确地表达作者的思想、情感。

整首词中充溢着作者对英雄的敬仰和对“气吞万里如虎”的战斗生活的向往。

它营造出的是一种如长河落日般的雄浑悲壮、如建安诗歌一般气韵沉雄的意境(“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英雄主义激情令人振奋,令人鼓舞,更令人深深体味到一种愈挫愈奋的慷慨豪情和昂扬斗志。

) 由此可见,苏轼的词给人以丰富的想象空间,而辛词则是非常鲜明地表现了英雄主义的主题。

再者,豪放的特点不同。

王国维《人间词话》说“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是苏辛二人豪放风格在具体表现上的差异。

苏轼的词在广阔的时空联系中引发出的是作者对人的生命意义的思考,在对生命的意义和价值的观照中获得一种精神的超越和解脱。

虽然在词中也表现出了一种豪情,但作者最终却归为一种旷达和超脱。

而辛弃疾的词却在广阔的时空联系中引出对社会现实问题的思考,词中表现的是一种负有社会责任感的士大夫不能实现自己理想而产生的悲愤。

尽管作者一生受到抑制,但强烈的爱国激情和必胜的信念,使辛词中仍然透射出不可逼视的英雄豪气。

另外，在意象的使用上，苏辛二人也不同。

辛弃疾一般很少采用传统词作中常见的兰柳花草及红粉佳人为点缀；与所要表达的悲凉雄壮的情感基调相吻合，在他的笔下所描绘的自然景物，多有一种奔腾耸峙、不可一世的气派。

如“峡束苍江对起，过危楼、欲飞还敛”（《水龙吟》），“谁信天峰飞堕地，傍湖千丈开青壁”（《满江红》）；他所采摭的历史人物，也多属于奇伟英豪、宕放不羁，或慷慨悲凉的类型，如“射虎山横一骑，裂石响惊弦”的李广（《八声甘州》），“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刘裕（《永遇乐》），“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的孙权（《南乡子》）等等。

这种自然和历史素材的选用，都与词中的感情力量成为恰好的配合，令人为之感奋。

所以，同属于豪放雄阔的风格，苏轼词较偏于潇洒疏朗、旷达超迈，而辛词则给人以慷慨悲歌、激情飞扬之感。

辛弃疾的艺术成就概括起来说，辛词在语言技巧方面的一大特色，是形式松散，语义流动连贯，句子往往写得比较长。

文人词较多使用的以密集的意象拼合成句、跳跃地连接句子构成整体意境的方式，在辛词中完全被打破了。

但并不是说，辛弃疾的所谓“以文为词”不再有音乐性的节奏。

在大量使用散文句式、注意保持生动的语气的同时，他仍然能够用各种手段造成变化的节奏。

如《水龙吟》中“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

把吴钩看了，栏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意义联贯而下，在词中是很长的句子，但却是顿挫鲜明，铿锵有力，决不是把一段文章套在词的形式中而已。

苏轼与辛弃疾时代相隔久远，但他们的词风却有所传承。

他们俩人都具有积极乐观开朗的人生观，然而毕竟他们所处的时代和政治特点有所不同，他们的词作就显示了不同的个性。

二人在文学史上都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痕迹，他们的作品中包含着他们的思想感情。

他们的作品值得我们进一步的探讨和揣摩。

参考文献：[1] 苏轼，《东坡乐府笺》，上海商务印书馆，1958年。

[2] 苏轼，《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

[3] 余秋雨，“苏轼突围”，《余秋雨文集》，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4] 辛弃疾，《辛弃疾词鉴赏》，齐鲁书社编辑出版，1986年。

[5]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6] 王兆鹏，《唐宋词的审美层次及其嬗变》，文学遗产，1994年。

[7]《全宋词简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