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分类及史书体例

古籍分类纪传体（正史）“正史”一名，到唐修《隋书·经籍志》时才正式设立。

是历朝历代从维护统治者的利益，巩固封建政权的立场出发，依据规定而著的史书。

包括24种纪传体史书，诸如《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

纪传体是史书的一种形式，是以本纪、列传人物为纲、时间为纬、反映历史事件的一种史书编纂体例。

纪传体史书的突出特点是以大量人物传记为中心内容，是记言、记事的进一步结合。

从体裁的形式上看，纪传体是本纪、世家、列传、书志、史表和史论的综合。

本纪，基本上是编年体，兼述帝王本人事迹。

世家，主要是记载诸侯和贵族的历史。

列传，是各方面代表人物的传记。

书志，是关于典章制度和有关自然、社会各方面的历史。

表，是用来表示错综复杂的社会情况和无法一一写入列传的众多人物。

优秀的纪传体史书把这些体裁配合起来，在一部史书里形成一个相辅相成的整体。

它既有多种体裁的混合，又有自己特殊的规格。

我国最早的纪传体史书，也是我国最优秀的一部史书，是西汉司马迁编纂的《史记》。

《史记》从传说中的黄帝写起，一直到作者所生活的汉武帝太初年间结束，上下三千年，共计一百三十篇，篇目分别为本纪、表、书、世家、列传。

本纪以历代帝王为中心，表为大事年表，书记礼制、官制及经济制度等，世家、列传记各诸侯国以及武帝以前的各类重要历史人物，少数民族，邻近国家的史实，其中世家与列传就占了一百篇。

司马迁为了写完这一巨著，费时二十余年，多次跋涉全国各地考察古迹民俗，倾尽毕生心血。

〈史记〉的古史资料价值特别高，有许多记载成为今人研究古史的珍贵文献资料；《史记》的史实分析和评价也比较客观，具有一定的人民性和科学性，例如肯定农民起义领袖陈胜的进步作用，用「世家」体裁为之作传，这是古代史家中所罕见的。

《史记》既是不朽的史著，又是优秀的文学作品，司马迁善用白描手法刻划人物形象，鲁迅甚至把《史记》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但《史记》只写到汉武帝为止，故汉代续补《史记》者丛出，其中以班固撰的《汉书》最为后世推崇，它是一部叙述了西汉二百二十九年史事的纪传体断代史。

自〈汉书〉着成后，以纪、表、志、传为主要形式，以断代为史的史书体例，便成为后世修「正史」的标准形式。

中国的官方正史“二十四史”的其他史书，都依照《史记》体例，以纪传体编纂而成。

二十四史还附志、表等作为附录。

朝鲜、日本的一些史书也是以纪传体写成的。

但纪传体也有其弊端，即「一事而复见数篇，宾主莫辨」，分头叙述人物，历史事件则被分记到人物传之中，产生重复矛盾的缺陷。

到南宋，始出现了克服编年、纪传二体缺陷而综合其优点的纪事本末体。

编年体史书是一个整体对纪年的统一的体裁，是一种形象化的历史记录方式。

特点是以时间为经、以事件为纬来记载历史事件。

有利于读者按照事件发展的先后顺序了解历史事件，便于了解历史事件间的互相联系；但是不便于集中描写人物、事件，一个人物、事件分散在不同的年代，读者不易了解其全貌。

如：*年*月*日，*国*人发动了*政变或光绪*年*月*日，*地发生了*事件。

宋代司马光编纂的《资治通鉴》是我国现存编年体史书中影响最大的一部。

纪事本末体以历史事件为纲的中国史书体裁。

始创于南宋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其后有明陈邦瞻的《宋史纪事本末》、清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李有棠的《辽史纪事本末》、《金史纪事本末》等。

其优点是每一历史事件独立成篇，各篇按时间顺序编写，能够完整地反映历史事件的全过程，可补编年体与纪传体之不足。

缺点在于不能表明同一时期各个历史事件的联系。

纪(一)纪事本末体概述纪事本末体，是以事件为中心的著史体裁。

它与编年体、纪传体，合称为古代三大史体。

纪事本末体裁，每事一题，为一专篇，把分散的材料，按时闲先後加以集中敍述，兼有编年体和纪传体的优点，详於记事，方便阅读。

南宋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正式创立此种体例。

其後，用此体改编或创作的史书很多，明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元史纪事本末》、张鉴《西夏纪事本末》、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近人黄鸿寿《清史纪事本末》等，贯通古今，自成系统。

这是朝代的纪事本末。

另外，清代每一重大军事、外交行动结束，将有关诏谕奏报按时闲顺序汇编成书，称为方略。

《四库全书》也将其列入“纪事本末体”内，这是专史的纪事本末。

总计29种方略，可分为3类：一类为平定叛乱，削除地方割据势力，统一和巩固边疆的活动；一类为镇压农民和少数民族起义起事的；一类为处理外交洋务问题的。

纪事本末类史书，以事为题，事与事之闲缺乏联系，读者无法从中寻出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是其缺点。

历朝纪事本末史书概况表书名卷数编著者记史范围绎史160 清马驌太古～战国末左传纪事本末53 清高士奇春秋史事通鉴前编纪事本末100 近人沈朝阳唐尧～周威烈王二十三年通鉴纪事本末239 宋袁枢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五代末续通鉴纪事本末110 清李铭汉宋～明末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150 宋杨仲良北宋太祖～钦宗宋史纪事本末26 明陈邦瞻太祖～文天祥谢枋得之死辽史纪事本末40 清李有棠太祖～西辽金史纪事本末52 清李有棠有金一代西夏纪事本末36 明张鉴李思恭～李睍元史纪事本末27 明陈邦瞻世祖至元中～顺帝末明史纪事本末80 清谷应泰太祖起兵～清兵入关明朝纪事本末补编 5 清彭孙贻补谷应泰书之阙续明纪事本末18 清倪在田南明史事三藩纪事本末 4 清杨陆荣明末福王、唐王、桂王事清史纪事本末80 近人黄寿鸿起太祖～德宗别史正史以外的纪传体史书，是正史的别支，即官定正史以外的史书。

其实正史与别史并无性质上和价值上的区别，只是正史是经过命令规定，而别史是未经命令规定而已。

杂史起源很早，但正式列有杂史这一门，是跟正史正式设立同时期的。

所谓杂史是指其体例、内容都不如正史、别史那样严谨完整的史书。

它与纪、传、表、志俱全的正史和关系一代大政的别史都有不同。

它是异体杂记，是不受体例拘束的又一种体裁的史书。

诏令奏议传记类传记类史书是以人物为主的历史记载。

根据中国史学的发展来看，这一类记载到司马迁撰《史记》时已成熟，后世纪传体史籍也以“列传”一门分量为最多，大致不出《史记》范围，惟生卒年及历官次序较详而已。

传记大都隐恶扬善，尤其是唐宋以来文集所载的墓志（始于东汉蔡邕）大多为谀墓之文。

但生卒年、历官次序、亲友关系的记载较为可靠。

再从保存历史资料的角度看，这一类史籍的重要性也是要充分估计的。

传记类史料大体可分为四类：一、分类专书按历史人物的不同类型分类编篡。

如《列女传》、《高僧传》、《唐才子传》、《畴人传》、《高士传》、《文士传》等。

二、以朝代为主的传记按同一朝代编篡。

如《宋名臣言行录》、《元名臣事略》，宋明等朝《琬琰集》、《耆献类征》、《碑传集》等。

三、地方性传记按同一地区编撰。

如《陈留耆旧传》、《襄阳耆旧传》、《百越先贤志》、《浦阳人物记》，及各地方志中的人物传。

四、个人专传编篡形式有家传、年谱、别传等。

如《郑玄别传》、《华佗别传》、《赵云别传》、《王朗家传》、《邺侯家传》、《孔子年谱》等。

分类专书《列女传》八卷，汉刘向撰。

成书正当西汉成帝间赵飞燕姊妹嬖宠之时，意在讽谏。

北宋曾巩序云：“列古女善恶所以致兴亡者以戒天子，此向述作之大意也。

”《列女传》将列女分为七类叙述：母仪、贤明、仁智、贞顺、节义、辨通、孽嬖除第七类外，大都有褒无贬，载述妇女事迹多以封建伦理道德为准则。

但一般史籍于妇女事迹或疏于记载或肆意诬蔑，此书能搜集百余著名妇女之事，加以比较详尽的叙述，在传记史籍中应有一定的地位。

《高僧传》，十四卷，梁释慧皎撰。

编撰缘由，慧皎《序录》云：“自汉之梁，经历弥远，世涉六代，年将五百。

此土桑门含章秀起，群英间出，迭有其人，众家记录，叙载各异。

”诸家僧传、僧史，“各竞举一方，不通今古，务存一，不及余行。

或褒赞之下，过相揄扬；或叙事之中，空列词费，求之实理，无的可称；或复嫌以繁广，删减其事，而抗迹之奇，多所遗失削。

”梁武帝大兴佛教，僧众流品猥杂。

“自前代所撰名曰名僧，然名者实之宾也，若实行潜光，则高而不名；寡得适时，则名而不高。

名而不高，本非所纪；高而不名，则北今录。

故省名音，代以高字。

”《高僧传》凡分十门（附各门所录僧数）译经35 义解101 神异20 习禅21 明律13亡身11 诵经21 兴福14 经师11 唱异10共记载自后汉明帝永平十年（67年）至梁初天监十八年（519年）四百五十三年间高僧二百五十七人，又旁出附见者二百余人。

因南北朝分裂的社会局势所限，所载详于江南诸僧而略于北方，所谓伪魏僧者仅得数人。

所录梁僧亦不多，仅十三传，实则宋僧多于梁僧。

书中僧人多属西域。

如：支谦，支者，月氏人；康僧会，康者，康居人；安清，乃安息太子等等。

作用：一为佛教史研究之用，二为研究中外交通史之用，三为研究中印文化交流史之用。

此外，可资其他方面研究：卷四《朱士行传》载其经历，说他出家后专务经典，尝于洛阳讲“道德经”，以汉灵帝时竺佛朔所译“道德经”文章隐质，诸未尽善，遂“以魏甘露五年（260）发迹雍州，西渡流沙，既至于阗，果得梵书正本凡九十章，遣弟子弗如檀，此言法饶，送经梵本还归洛阳。

”这就是中土沙门最早西行求法之事了。

同卷《安清传》云：“以汉桓之世，始到中夏。

至止未久，即通华语。

于是宣译众经，改胡为汉。

”“其先后所出经论凡三十九部，义理明晰，文字允正，辩而不华，质而不野。

”这是外域人到中土求学的事例。

传众对安清享年考证甚详。

卷九《竺佛调传》载有灵帝末，沙门严佛调，共安玄都尉译出《法镜经》及《十慧》等。

以上三例，都是佛学史中值得注意的问题。

《高僧传》把这些资料保存下来，其功不可没。

卷三载有东晋高僧法显三岁为僧，以晋安帝隆安三年（399）与同学慧景、道整、慧应等发自长安，西渡流沙，越葱岭，经三十余国，至天竺。

留中天竺三年，学梵语梵书，又附商船到狮子国（即锡兰，今斯里兰卡）停三年，附商人大舶（可载二百余人）循海而还至广州，为风飘至青州（山东胶东半岛），除其诸国别有大传即《佛国记》外，传文本身便是中西交通史的重要资料。

卷四有记康僧渊，本西域人，生于长安，貌虽梵人，语实中国。

晋成之世，与康法畅等过江，与殷浩、王导等交游，导曾以其鼻高眼深而戏之，而渊曰：“鼻者面之山，眼者面之渊，山不高则不灵，渊不深则不清。

”时人皆以为明对。

这些材料反映了中土与西域交往渊源之深远。

卷一《康僧会传》附《支谦传》载优婆塞支谦，字恭明，一明越，本月氏人，来游汉境。

支谦受业于支亮，“博览经籍，莫不精究，世间技艺，多所综习，遍学异书，通六国语，其为人细长，眼多白而睛黄，时人为之语曰：‘支郎眼中黄，行躯虽细是智囊’。

汉献末乱，避地于吴，孙权闻其慧，召见悦之，拜为博士，使辅导东宫。

”这也是对研究佛教与中西交往有用的资料，但因支谦“生自外域，故《吴志》不载。

”卷十三《昙迁传》载，范晔死后，“门有十二丧，无敢近者，迁抽货衣物，悉营葬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