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桥：中国转型经济中的嵌入性与合同关系

中国转型经济中的嵌入性与合同关系1作者：周雪光（杜克大学）、赵伟（音）（杜克大学）李强（清华大学）、蔡禾（中山大学）摘要：企业之间的合同意味着市场空间中的普通经济关系；它们同样被深深地嵌入于社会关系与社会制度之中。

在中国转型经济的背景下，本研究考察了这样三种机制——节约交易成本、以网络为基础的社会关系以及制度性关联——是如何影响企业间的合同关系的，其影响方式包括（1）选择寻找合同伙伴的渠道，（2）某项合同的正式程度与具体条款，（3）合同执行过程中社会互动的强度。

取自两个中国城市——北京和广州620家企业的877份合同的资料为本研究提供了经验证据。

作者发现了社会关系、制度性关联与规范性环境在合同开始阶段的独特作用，同时考察了企业所采用的合同的形式，而特定交易的因素在合同执行过程中对于社会互动的强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这些发现显示了经济计算、社会网络与制度性关联之间的相互影响，同时也是对原有理论观点的补充。

流行于市场、经济领域与社会之中的企业间的合同（interfirm contracts）意味着持久的双边经济联系。

这些合同以最为清晰的形式详细讲来，是一种预期的经济交易——购买顺序、租约或对所提供服务的认可，伴随着具体的最后期限、质量与价格——在经济行动者之间自愿达成一致。

如果没有预期的经济交换，就没有签订合同以建立和维持这种企业间的双边关系的需要了。

在这一意义上讲，合同关系是普通市场中最为明确的经济联系。

另一方面，正如Macaulay（1963）所指出的，商业合同关系通常并不是在法律的基础上，而是通过非正式的社会关系建立与维持的。

这些观察在解释经济行动嵌入于社会关系方面强调了几个关键但又未得解决的问题。

例如，Macaulay大量揭示出限制了合适商业行为的共有标准与期望。

但这些标准来自哪里？它们是由可以用对未来回报的期望（例如，名牌效应）这一经济学逻辑解释的经济动机加以维持的吗？或者它们是立足于经济交易的直觉领域（immediate realm）之外的社会过程？一个更一般性的问题是：社会关系在何种程度上、以什么方式影响经济交易？我们考察了社会关系与社会制度如何以企业间合同的形式影响持久的双边经济交易。

我们的研究在两个方面对“嵌入性”（embeddedness）观点有所贡献：首先，我们不仅通过思考Granovetter（1985）所曾强调过的以网络为基础的社会关系（network-based social relations），而且通过明确加进并论证作为经济关系重要基础的制度安排的作用，从而丰富了嵌入性观念。

其次，我们通过思考和比较基于交易成本、社会关系和制度的三种机制，从而增强了嵌入性概念的分析力。

在研究过程中，我们把精力集中在嵌入社会过程之中的经济行动的特定形式与条件上。

我们考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转型经济（transitional economy）。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正处于基础制度的改革过程之中。

与这些变革相伴随，原本控制于计划经济下的企业现在也开始了市场交易。

中国政府与地方政府的积极作用、企业财产所有权与企业形式的多样性、计划经济的制度遗产、市场机制的浮现、以及在改革前和改革时代流行的客户间的社会关系，所有这些都构成了对转型经济中的企业间合同进行理论思考和实证研究的丰富制度背作者周雪光的联系方式是：杜克大学社会学系，Durham，NC 27708（xzhou@）。

我们要对Lisa Keister，Nan Lin，Mark Mizruchi，Ezra Zucherman，以及《美国社会学评论》（ASR）的评稿人与编辑所提出的对本文有所帮助的意见表示感谢。

本项研究的资金部分来自于CCK基金会的赠予，部分来自于杜克大学对本文第一作者的研究经费。

1本文发表于《美国社会学评论》2003年2月，68卷1号，75-102页。

景（Bian 1997；Guthrie 1997，1999；Keister 1998，2001；N.Lin 1995；Naughton 1995；Nee 1989，1992；Oi 1999；Walder 1986，1992，1995）。

我们首先界定了合同关系背后的三种机制以及在这些推理思维之中的理论逻辑；在此基础上，我们通过讨论这些观点在中国转型经济中的含义而提出假设。

其次，我们给出了一个在这些假设指导下的针对合同关系的经验研究报告。

我们的经验研究以合同关系的模式为基础，资料来自于两个中国城市620家企业的877份合同。

对合同关系的解释：三种机制广义的合同关系是指两家企业之间就某一商业交易在一定时间限度内形成的正式或非正式协定。

合同来源于一件产品或一项服务订购与发送之间的时间分离（the separation of time）。

一项合同关系是一种经济交易的特殊形式。

在我们考虑这类关系中的特定机制之前，我们首先强调作为经济关系具体形式的企业间合同的特征。

合同关系：分析的焦点我们以Williamson（1975）提出的有关经济关系的两种理想类型——市场与等级（hierarchies）作为开端。

在其中一端，市场意味着在匿名的行动者之间进行的由价格来引导的经济交易。

在此理想图景下，除了交易群体的算计之外几乎没有必要存在其他任何关系。

而在另一端，经济交易可以内化到正式组织之中，在其中等级制权威建立起稳定的关系与互动的命令模式（例如，管理者与雇员之间的雇佣关系；附属企业之间的内部转移关系）。

许多经济关系都可以算作这两个理想类型之间连续统的某一点。

比如，战略联盟就通常包括双边关系中的独立与等级性合作（Gulati 1995b）；合并与获得（mergers and acquisitions）则是从企业间的市场关系（如资源交换或竞争）到正式等级的转化。

在我们的研究中，一项企业间的合同意味着某种形式的经济关系，这种经济关系更接近于市场而非等级制。

合同与固定地点的市场交换有所不同，因为在其执行过程中通常会包含两个合同群体之间的持续互动。

合同也不同于长期的组织间关系或商业群体的关系（Baker, Faulkner, and Fisher 1998; Keister 2001; Mizruchi 1992），因为我们所研究的不同类型的合同包含了借助价格机制而非企业间合作的特定资源的交换（商品或服务）。

然而，Granovetter（1985）曾指出，经济交易很少发生在匿名的市场中；甚至可以说，它们通常“嵌入”于社会关系之中。

这一点特别适合于那种通常包含了个体之间稳定互动的合同关系，而对于这些个体来说，商业关系经常与社会关系“相混合”，“尤其是在商业精英之间，商业关系会溢出为喜好社交（spill over into sociability）或喜好社交溢出至商业关系”（Granovetter 1985: 495-96）。

在本项研究中，我们把合同关系作为分析的焦点以检验经济关系是如何嵌入到社会关系和制度之中的。

我们根据这样三种构成合同关系之基础的特定机制来组织自己的理论发现：（1）以节约交易成本（economizing transaction costs）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经济计算，（2）基于网络的社会关系，（3）稳定的制度性关联（institutional links）。

这里的机制是指可能解释可观察的社会事实之间关联的近似的因果关系。

甚至当我们观察到商业交易中存在社会关系时——例如信任、规则和社会互动——仍然需要解释哪种特定机制导致和影响了这些例子中社会关系的作用。

举例来说，通常可以看到商业关系中存在个人间的友谊。

这样两个社会事实之间的关联或许可以归功于不同的机制：经济计算，文化规范，社会网络的存在或这些机制的混合。

由此看来，我们的目标不仅是确认社会过程的存在，而且要解释为什么去观察这些经验模式。

三种机制节约交易成本根据新古典主义的逻辑，人类经济学（the homo economicus）面对的中心问题是最优化问题——发现最有效的资源分配方式以实现个人的期望目标（效用）。

这一原则同样引导着个人对于合同关系的选择。

最近的经济学研究焦点在于把交易成本的最小化作为一种机制用于解释不同类型合同的形式与实际执行情况。

经济活动产生交易成本，其中之一就是为解决商业交易中的复杂性和无法预测的不确定性而设计合同时产生的成本。

合同关系形成于这类情境，在其中经济交换从固定市场（spot markets）中转移出来并依靠合同双方的承诺以规范未来的行动。

合同群体（the contractual parties）面对着一系列的新问题：双方信息的不对称，量度合同效果与强制对方执行的困难以及相伴而生的机会主义行为。

结果，合同的古典模式不再有意义并让位于关系性合同（Macneil 1978）。

正如威廉姆森（Williamson）（1985）指出的：“产生于那一情境中的组织的需要在于：把交易活动组织起来以遵循有限理性进行计算，同时保护它们以避免机会主义的危险”（p. 32）。

在这一分析框架中，一项合同关系所采取的特定形式取决于所包含的交易成本（例如，特殊的交易资产）以及必需的合同管理或保障的类型。

为论证这一系列观点，我们来思考一下一家电力企业在购买煤炭时所面临的不同类型的交易成本。

考虑到运输成本（交易成本的一种），电力企业把设备安装在靠近煤矿的地方更为节省。

然而，存在一个潜在的“障碍”问题，即一旦电力企业决定投资安装设备，这家煤矿就拥有了一种对交易活动重新谈判的优势。

寻找一个合适的合同伙伴与针对未来的不确定性设计合同都会带来大量的交易成本。

那么，根据交易成本经济学，在这些条件下产生的合同关系就应该采取特殊的形式以使成本最小化。

实际上，Joskow（1987）曾指出，煤炭供应者与电力使用者之间合同的持续期更倾向于长期性——以适应特定关系的投资和潜在的障碍（参见Shelanski与Klein1999年对类似经验研究的回顾）。

在多大程度上这些观点可以应用于对中国这类转型经济的研究？在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机构在资源分配上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企业只在生产与资源交换方面有不大的自主决定权。

但即使在计划经济下，也存在广泛的、侧面的企业交易以寻求计划之外的资源支持（Berliner 1957; Kornai 1980; Walder 1989）。

结果，在资源交换与企业关系中也就包含了大量的交易成本。

20世纪80年代以来，所有的国有与集体企业都获得了更大经营决定自主权。

各种新型的企业也在中国出现，例如私有企业、外资企业以及更近出现的股份制企业。

更重要的是，企业之间关系的本质也在随着时间转变。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企业间的关系主要发生于国有企业或集体企业之间并且要受到紧密的行政监控的支配，而在20世纪90年代晚期，大多数的企业交易是借助市场中的价格机制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