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孝文帝汉化改革及其历史影响

孝文帝汉化改革及其历史影响对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即元宏），稍有中国历史常识的人无不有所了解。

他所主持的汉化改革，不仅是北魏鲜卑部及其王朝汉化进程中的关键环节，也是整个十六国北朝民族融合过程中的一个关键阶段，深刻地影响着此后历史的走向，因而素来备受重视。

北魏孝文帝一生虽然颇为短暂，仅有33岁，但他在位的时间却不短，皇兴五年（471年），其父献文帝拓跋弘称“太上皇”，让帝位给年仅5岁的孝文帝，他前后在位时间长达28年之久。

孝文帝在位期间，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继位之初（471-476年），因其年幼，退位的献文帝仍参决朝政，“国之大事咸以闻”《魏书》卷6《显祖纪》。

本讲以下引自《魏书》者，因查考方便，不再出注。

，而冯太后则从旁干预，并最终导致献文帝被害。

第二阶段（476-490年）是献文帝死后，太皇太后冯氏长期把持朝政，孝文帝随着年龄增长虽逐渐参政，但少有决定作用；第三阶段（490-498年）是自太和十四年冯太后死后孝文帝全面主政，直到太和二十三年（499年）孝文帝病逝。

孝文帝在位时期是北魏历史上重要的变革阶段，出现了汉化改革的高潮，一般称为“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

不过，从孝文帝时期政治局势演变的实际情况看，所谓孝文帝改革，其不同阶段的实际主持人，具体改革内容、措施及其影响，不可一概而论，需要予以具体介绍和评析。

一、冯太后的品格及其用人与改制冯太后（442-490年）是北魏中期的一位关键性人物。

在古代专制社会中，女主干政，并非少见，不过，北朝的情况则有所不同，除宫廷权力斗争之外，尚有广泛的社会基础。

当时鲜卑族保存了较浓郁的母系氏族社会的遗风，以致人称“妇人多幸，生逢今世，举朝略是无妾，天下殆皆一妻”，与此相应，形成了妇女尚妒之风，“父母嫁女，则教之以妒；姑姊逢迎，必相劝以忌。

持制夫为妇德，以能妒为女工。

自云不受人欺，畏他笑我”。

其实何止在家庭婚姻生活中如此，北朝妇女在社会活动上也是出头露面，南北朝末，颜之推由南入北，对此深有触感，他在《颜氏家训·治家篇》中记载：“江东妇女，略无交游，其婚姻之家，或十数年间，未相识者，惟以信命赠遗，致殷勤焉。

邺下风俗，专以妇持门户，争讼曲直，造请逢迎，车乘填街衢，绮罗盈府寺，代子求官，为夫诉屈。

此乃恒、代之遗风乎？”在这一社会风尚下，贵族妇女的地位更高，历经北朝、隋、唐，都受这一风气的影响，出现了一系列重要的女性政治人物，北魏冯太后便是其中一位地位突出、影响巨大的代表。

冯氏是北魏文成帝的皇后，其父冯朗，北魏时官至秦、雍二州刺史，后因事被诛，冯太后入宫。

据《魏书》卷一三《文成文明皇后冯氏传》，其姑为世祖左昭仪，冯氏在宫中得到姑母的“抚养教训”，史称“太后性聪达，自入宫掖，粗学书计”，显然与此不无关系。

其14岁被选为文成帝贵人，后被立为皇后。

465年，文成帝死，12岁的献文帝继位，冯氏被尊为皇太后。

当时丞相乙浑专权，有谋逆之心，“太后密定大策，诛浑，遂临朝听政”。

不过，献文帝与冯氏很快发生矛盾，献文帝年仅18岁便让位只有5岁的儿子孝文帝，称太上皇，明显是受到冯氏的逼迫，《魏书·天象志三》便说：“上迫于太后，传位太子。

”献文帝对冯氏颇为不满，《魏书》冯氏本传载：“太后行不正，内宠李弈，显祖因事诛之，太后不得意。

显祖暴崩，时言太后为之也。

”冯氏之祖父冯弘、伯父冯跋本为北燕国君，吕思勉先生以为“史虽云其家于昌黎，遂同夷俗，然观其政事，即知其大与胡虏不同”《两晋南北朝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510页……因此，作为具有汉族血统的王族之后，自少进入北魏宫廷，又得其姑母的教导，经历了权力斗争的熏染，对宫廷权力运作十分熟悉。

这使得她在文成帝之后的宫廷权力争夺中能够驾轻就熟，年青的献文帝是很难与之为敌的。

承明元年（476年），冯氏被尊为太皇太后，《魏书》冯太后本传载其“复临朝听政。

……及登尊极，省决万机。

……自太后临朝专权，高祖雅性孝谨，不欲参决，事无巨细，一禀于太后。

太后多智略，猜忍，能行大事，生杀赏罚，决之俄顷，多有不关高祖者。

是以威福兼作，震动内外”。

毫无疑问，直到太和十四年冯太后去世，她是当时北魏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和决策人。

不过，冯太后善于用人，注意协调统治集团上层各方面的平衡关系。

其所用之人，大体可分为三个部分：冯太后永固陵（左）与孝文帝寿陵虚宫（右）一是其内宫中阉宦和佞幸。

《魏书》冯太后本传载：“杞道德、王遇、张祐、苻承祖等拔自微阉，岁中而至王公；王叡出入卧内，数年便为宰辅，赏赉财帛以千万亿计，金书铁劵，许以不死之诏。

”《魏书·天象志三》又载：“是时冯太后宣淫于朝，昵近小人而附益之，所费以巨万亿计，天子徒尸位而已。

”如王叡，其父善天文卜筮，“凉州平，入京，家贫，以术自给”，本为凉州人士，因得冯太后宠爱，“内参机密，外豫政事”，所得赏赐“前后巨万”；其嫁女，冯太后先将其女迎入宫中，“其礼略如公主、王女之仪”；王叡生病，太后领着孝文帝亲自探视，“侍官省问，相望于道”，王叡死后出葬，太后与孝文帝“亲临哀恸，赐温明秘器”，出葬时，“高祖登城楼以望之”，并下诏为其立祀、起庙、四时祭祷、立碑等，极为荣耀。

这些人出身卑微，缺乏社会基础，一切仰仗冯太后的宠信，自然便于驱使，这对于冯太后的专权是十分有利的。

当然，对这些人必须严格加以控制和约束，《魏书》冯太后本传载“后性严明，假有宠待，亦无所纵。

左右纤介之愆，动加捶楚，多至百余，少亦数十。

然性不宿憾，寻亦待之如初，或因此更加富贵。

是以人人怀于利欲，至死而不思退”。

可见冯太后虽以私情提携其内廷亲信集团，但尚注意节制，从而做到了重用而不放纵。

此外，冯氏很重视笼络拓跋宗室和鲜卑勋贵中的部分元老代表。

如以元丕为太尉、录尚书事，另有尉元、拓跋他、拓跋苟颓等，冯氏对诸人“并以旧老见礼，每有大事，引入禁中，乘步挽，杖于朝，进退相随”。

其中尤其是元丕，“声气高朗，博记国事，飨国事，恒居坐端，必抗音大言，叙列既往成败。

帝、后敬纳焉。

然谄事要人，骄侮轻贱，每见王叡、苻承祖，常倾身下之”。

冯太后对他们大加笼络，“太后外礼民望元丕、游明根等，颁赐金帛舆马，每至褒美（王）叡等，皆引丕等参之，以示无私”。

这种内廷佞幸与鲜卑“民望”的结合，既相互配合，又互相牵制，冯太后居中协调，坐收统治稳定之成效。

不过，如果冯太后仅止于此，她也只是一个操弄权术的高手而已。

实际上，冯氏的高明之处远不止此，她还能够启用一些有锐气的汉族士大夫人物，其中不仅有年长的儒学名士高允、游明根等人，还有年富力强、勇于变革的李冲、高闾等人，他们参预机密，帮助冯太后设计变革方略，并积极付诸实施，此后还成为孝文帝深入汉化的主要谋臣。

其中对冯太后影响最大者无疑是李冲，他是冯太后后期最宠幸的人物。

《魏书》冯太后本传载：“李冲虽以器能受任，亦由见宠帷幄，密加锡赉，不可胜数。

”《魏书·李冲传》亦载：“冲为文明太后所幸，恩宠日盛，赏赐月至数千万，进爵陇西公，密致珍宝御物以充其第，外人莫得而知焉。

冲家素清贫，于是始为富室。

而谦以自牧，积而能散，近自姻族，逮于乡闾，莫不分及。

虚己接物，垂念羁寒，衰旧沦屈由之跻叙者，亦以多矣。

时以此称之。

”李冲虽是文明太后宠臣，但本质上是儒学名士，其为陇西人，为西凉王李暠之曾孙，性格“沉雅有大量”，为中书学生，初仕为秘书中散，“典禁中文事，以修整敏惠，渐见宠待”，后历任内秘书令、中书令、南部尚书等职，为当时北魏政治舞台上河西士人群体的代表，从其得宠后，恩惠所及，“近自姻族，逮于乡闾”云云，又可见到他具有强烈的河西文化的情怀。

河西地区自汉代以来已出现本土之文化士族。

汉魏时期，间有中原人士避难河西，特别从西晋末以来，流寓之士更多，从而使这一地区成为华夏文化的保存地。

对此，王夫之在《读通鉴论》卷一五中说：魏晋以降，玄学兴而天下无道，五胡入而天下无君，上无教，下无学，是二统者皆将斩于天下。

乃永嘉之乱，能守先王之训典者，皆全身以去，西依张氏于河西；若其随琅邪而东迁者，则固多得之于玄虚之徒，灭裂君子之教者也。

河西之儒，虽文行相辅，为天下后世所宗主者亦鲜；而矩矱不失，传习不废，自以为道崇，而不随其国以荣落。

……流风所被，施于上下，拓跋氏乃革面而袭先王之文物；宇文氏承之，而隋以一天下；苏绰、李谔定隋之治具，关朗、王通开唐之文教，皆自此昉也。

王夫之从北朝儒家道统承传的角度，高度评价了流迁河西儒学之士的作用。

陈寅恪先生也曾指出：“盖张轨领凉州之后，河西秩序安定，经济丰饶，既为中州人士避难之地，复是流民移徙之区，百余年间纷争扰攘固所不免，但较之河北、山东屡经大乱者，略胜一筹。

故托命河西之士庶犹可以苏喘息长子孙，而世族学者自得保身传代以延其家业也。

”特别是前凉张轨和西凉李暠等地方统治者，“皆汉族世家，其本身即以经学文艺著称，故能设学校奖儒业”，有助于河西地区学术文化的保存。

北魏太武帝征服凉州之后，将河西大族名士整体性地迁移平城，这是北魏文化变革与发展过程中的重大事件，太武帝时期崔浩致力汉化变革，便对河西学者多有依重。

北魏中后期社会文化变革依然多有河西文化因子的影响，并构成此后隋唐制度的渊源之一。

陈寅恪先生在具体考述河西学者的文化表现后指出：“足知当日学术中心在家族而不在学校，凉州一隅，其秩序较中原为安全，故其所保存者亦较中原为多。

……由此言之，秦凉诸州西北一隅之地，其文化上续汉、魏、西晋之学风，下开（北）魏、（北）齐、隋、唐之制度，承前启后，继绝扶衰，五百年间延绵一脉，然后始知北朝文化系统之中，其由江左发展变迁输入者之外，尚别有汉、魏、西晋之河西遗传。

”至于李冲，孝文帝太和年间，先受宠于冯太后，后为孝文帝重用，成为当时汉化改革的主要谋臣，主要在于其作为河西士人群体的代表，具有良好的文化素质，负载着汉魏以来的文化传统，并能应用于当时北魏社会变革的实践之中。

对此，陈寅恪先生也有精辟的论述：“李冲者，西凉李暠之曾孙，虽以得幸文明太后遂致贵显，然孝文既非庸暗之主，且为酷慕汉化之君，其付冲以端揆重任，凡制定礼仪律令，及营建都邑宫庙诸役，以及其他有关变革夷风摹拟汉化之事，无不使冲参决监令者，盖几以待王肃者待冲，则冲之为人必非庸碌凡流，实能保持其河西家世遗传之旧学无疑也。

魏初宗主督护之制，盖与道武时离散部落为编户一事有关，实本胡部之遗迹，不仅普通豪家之兼并已也。

李冲请改宗主督护制为三长制，亦用夏变夷之政策，为北魏汉化历程之一重要阶段。

其事发于李冲，岂偶然哉！”以上见《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三联书店2001年，第30页、第45-47页。

至于冯太后的私生活，从封建道德的角度看，私幸宠臣确实不少，但考虑到北魏时代特殊的社会风俗，当时鲜卑上层并非不能包容，北朝、隋、唐时代统治者宫廷生活常有严重的违法黩礼之事，这与当时普遍的胡化风尚密切相关，对此，我们不能以汉族的礼法特别是宋明理学的贞节观念加以苛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