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升激励与投资周期_来自中国省级官员的证据[1]

一 、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 ， 我国经济保持了长期快速增长 ， 年均增长率达 9.7%。 与此相随的是三驾马车中 的投资长期居高不下 ， 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长 ， 投资成了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推动力 。 此外 ， 透过统 计数据简单考察还发现经济波动与投资的大幅波动相伴随 。 30 年间我国的经济增长率在 5%— 15% 之间 ， 而投资增长率则在 -15% 和 30% 之间波动 ， 投资增长波动比产出增长波动更加剧烈 。
max（Vh+Ii ν）Prob（Ii +εi ＞Ij +εj）+（Vl +Ii ν）Prob（Ii +εi≤Ij +εj）-C（Ii ） =VhProb（εj-εi＜Ii -Ij ）+Vl [1-Prob（εj-εi＜Ii -Ij ）]+Ii ν-C（Ii ） =ΔVProb（εj-εi＜Ii -Ij ）+Vl+Ii ν-C（Ii ）
18
正向关系 。 地方官员更替频次高的年份 ， 投资增长会更高一些 。 为了检验结论的稳健性 ， 将地方官员更替次数变量前置一期 。 如果地方官员能够意识到未来的 一两年官员更替概率较高的话 ， 将会提前做出决策和行动 ， 加大本地投资力度 。 这一检验结果参见 表 1 第 2 列 ， 从结果来看仍然支持我们最初的发现 ， 地方官员更替次数变量的边际作用基本没有变 化 。 第 3 列将地方官员更替次数变量后置一期 ， 进行回归检验 ， 结果表明更替年份的高投资增长主 要不是由新任官员的影响造成的 。 第 4 列中 ， 同时将当期和前置一期的地方官员更替变量作为解释 变量进行回归检验 ， 结果显示两者的系数仍然显著为正 ， 特别是当年的地方官员更替变量最为显 著 ， 最初结论具有稳健性 。 第 5-6 列中 ， 我们通过加入当年实际产出增长率来分离经济增长本身的 影响 。
2010 年 12 月 第 12 期 （ 总 273 期 ）
China Industrial Economics
Dec. ， 2010 No．12
【国民经济 】
晋升激励与投资周期
— —— 来自中国省级官员的证据 王贤彬 1，
2.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 3. 湘潭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中心 ， [ 摘要 ]
16
对于中国投资高涨和波动的成因解释 ， 国内学术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方面 。 第一个研究视角 集中在货币政策 、 财政政策和国际资本流动等方面 。 第二个研究视角重视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所起 的作用 。 国内部分学者 （ 沈坤荣 ， 孙文杰 ，2004； 郭庆旺 ， 贾俊雪 ，2006） 论述 ， 地方政府的理性投资冲 动是造成投资高涨和宏观经济波动的重要原因 。 事实上 ， 这些研究已经开始意识到地方政府在投资 行为上的重要性 ， 但缺乏规范的实证检验和分析 。 我们发现 ，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各年的省级地方官 员更替频次与投资增长率之间存在着较强的相关关系 （ 见图 1）， 这意味着投资规模扩张和波动与 地方官员之间存在某种紧密的内在联系 。
90 年代以前 ， 地方官员更加倚重国有企业扩张融资 ， 而此后则更加注重银行贷款等外部
融资手段 。 上述发现为我们合理安排投资 、 增强宏观经济稳定性提供了有益启示 。
[关键词] 投资增长 ； 政治激励 ； 政治投资周期 [中图分类号 ]F0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480X（2010）12-0016-11
[收稿日期 ] 2010-11-18 [基金项目 ]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开放经济条件下中国经济预警系统设计及平衡增长路径选择”（批准号 10CJL036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 地方官员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及机制研究 ”（ 批准号 70803055 ）；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 学研究项目 “ 我 国 初 次 分 配 中 的 收 入 差 距 与 成 因 ”（ 批 准 号 08JC790103 ）； 全 国 优 秀 博 士 学 位 论 文 作 者 2007 年 专项资金资助项目 （ 批准号 2007B04 ）。
40 30 20 10 0 40 30 20 10 0 -10 -20
投资行为原本属于市场经济主体的问题 ， 但在中国分块经济治理下却总是和政治脱离不了关 系 ， 投资扩张和波动与地方官员更替的依存关系是我国经济与政治互动机制的现实表现与写照 。 改 革开放以来 ， 我国中央对地方官员的考核方式由原来的以政治挂帅转变为以经济发展绩效为主 ， 地 方官员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互竞争的职业锦标赛格局 （Li and Zhou ，2005； 张军 ，2005； 徐现祥 ，2005； 周黎安 ，2004，2007）。 在中央逐步下放经济管理权限 ， 同时保持财政分权体制的背景下 ， 地方政府和 官员拥有足够的空间来为增长而竞争 ， 其中扩张地方投资成为其共同选择的主要手段 。 这是因为 ：
徐现祥 2，
周靖祥 3
广东 广州 湖南 湘潭
ຫໍສະໝຸດ Baidu
（1.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 广东 广州
510006； 510275； 411105 ）
本文通过实证发现 ， 我国改革开放之后出现了政治投资周期 ， 地方官员更替
倾向于推高全国总体的投资增长率 。 同时 ，地方官员职业竞争的加剧推高了当年地方投资 增长率 ，也增加了当年地方投资扩张的概率 。 这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表现得尤为明显 。 最后 ， 我们对地方官员推动投资扩张的可能渠道进行了分析 ， 发现国有企业扩张 、 银行贷 款和引进外资都是其潜在的投资增长渠道，但其在不同阶段所倚重的渠道存在差异 。 20 世纪
①
[作 者 简 介 ]
王 贤 彬 （1982 —）， 男 ， 广 东 肇 庆 人 ， 广 东 外 语 外 贸 大 学 国 际 经 济 贸 易 学 院 讲 师 ； 徐 现 祥 （1975 —），
男 ， 山东菏泽人 ，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教授 ； 周靖祥 （1982 —）， 男 ， 云南曲靖人 ， 湘潭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中心讲 师 ， 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
①
刘瑞明和白永秀 （2007 ） 将中国经济周期理论学说分为真实经济周期说 、 政治经济周期说 、 货币信贷周期说 和投资周期说 。 四种学说对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解释不尽相同 ， 却具有两个共同的特征 。 第一个特征就是 中国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主要由投资所驱动 ； 第二个特点就是政府力量在经济以及投资波动中起了重要 影响 。 因此 ， 要完整地了解中国的经济周期和波动 ， 应该将重点放在政府的投资行为上 。
我们在本节通过一个简单的模型说明在我国特定的政治体制之下 ， 地方政府官员之间的竞争 和博弈会带来经济特别是投资的高速增长和周期性波动 ， 也即构建政治经济学视角的投资和增长 波动的联动分析框架 。 经济增长是党和政府政绩和执政能力的最重要体现之一 ， 中央具有加快全国 经济增长的内生激励 。 地方官员执政一方 ， 自身就具有发展本地经济的动力 ， 这为地方政府和官员 带来直接的经济利益 ； 在中央的政绩考核体制下 ， 地方官员的职业晋升强烈依赖于其发展地方经济 的最终表现 。 职业激励成为影响地方经济发展的另一重要因素 。 当职业竞争变得激烈时 ， 地方官员 加快本地经济增长的动机就会变得尤为强烈 。 为实现快速的经济增长目标 ， 地方官员高度倚重投资 扩张 ， 尤其是在短期内面临较大的横向竞争时 ， 加速投资是促进经济增长最直接和快速的手段 。
由 （7） 式可知 ， 存在政治锦标赛竞争的情况下 ， 地方官员的投资动力进一步加强 。 当地方官员展 开职业晋升竞争时 ， 地方官员的最优投资水平会高于一般情形的水平 。 政治晋升的相对收益越高 、 投资对提高晋升概率的边际贡献越大 ， 地方官员投资量增长的幅度就越大 。
三 、 地方官员更替与投资增长
① 投资作为经济增长的最主要推动力 ， 是地方官员所能掌握的最有力工具之一 ， 能直接快捷地运
用 ；②投资属于生产性积累 — —— 资本 ， 这备受致力于长期发展的中央政府重视 ；③处于相互博弈之下 的地方官员 ， 吸引资本和扩大本地投资能够增加本地的横向经济优势 ，①并直接和间接地为地方官 员积累政治晋升资本 。
1. 地方官员更替与投资增长 ：基于全国总体数据 我们首先采用 1981— 2007 年全国投资增长数据考察地方官员更替的影响 。 其中 ， 固定资产投
资增长率为消除价格因素后的实际增长率 ， 具体是 1981— 1990 年采用 GDP 平减指数进行价格调 整 ，1991— 2007 年采用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进行价格调整 ； 地方官员更替人次变量为各年我国 大陆所有省份省委书记和省长更替人次 。 检验方程为 ： （8 ） git=β0+β1chant+γXt+εt 其中 ，git 为第 t 年的投资增长率 ，chant 为当年的省级地方官员更替次人次 ，Xt 为一系列控制变 量 。 经过序列单位根检验 ，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和地方官员更替次数两个序列都是平稳的 ， 因此可 以直接进行线性 OLS 回归 。 从表 1 的第 1 列可以看出当年地方官员更替次数与当年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增长率存在显著的
书记和省长更替频次 （ 左轴 ） 投资增长率 （ 右轴 ）
图1
1979—2007 年地方官员更替人次与投资增长率
二 、 模型分析
17
我们分析的第一种情形是 ， 地方官员之间不存在职业竞争的情形 。 此时 ， 地方官员进行决策不 考虑政治锦标赛收益 。 为了简单起见 ， 假定整个经济由两个地区组成 ， 有两个同级的地方政府 i 、 j ， 地方政府的核心目标是促进经济增长 ， 其实现核心目标的手段是拉动本地投资增长 。 设投资量为 Ii， 投资带来的经济产出为 Ii+εi， 其中 εi：N （0，σε ）， 即从投资转化为产出的过程存在不确定性 ， 单位经 济产出带来的收益为 ν， 投资产生的总成本为 C。 另外假定随着投资总量的增加其边际成本递增 ， 有
①
实际上 ， 地方政府和官员的投资冲动和偏好 ， 与中央层面的增长偏好紧密相关 。 中央自改革开放起逐渐形 成了 “ 增长共识 ”（ 姚洋 ，2008 ）。 中央对经济建设成就的需求会通过各种宏观经济政策以及对地方政府的激 励和引导表现出来 ， 不断引发一轮轮的投资增长波动 。
19 7 19 9 80 19 8 19 1 8 19 2 83 19 8 19 4 8 19 5 86 19 8 19 7 88 19 8 19 9 9 19 0 9 19 1 92 19 9 19 3 9 19 4 95 19 9 19 6 9 19 7 98 19 9 20 9 00 20 0 20 1 02 20 0 20 3 0 20 4 0 20 5 06 20 07
2
C′（I）＞0，C″（I）＞0，此假设的含义是 ，单位投资的期望收益固定不变 ，而边际成本递增 。
地方政府官员通过确定本地投资水平来最大化自身收益 。 首先假定地方官员的总收益函数是 ：
ui=（Ii+εi）ν-C（Ii）
* i
（1 ）
由于不存在职业竞争 ， 地方官员独立地选择本地最优投资水平 I ， 使 （1） 式最大化 。 最优化一阶 条件得到 ：
记 ζ=εj-εi， 则 ζ∶N （0，2σε ）。 上述 （5） 式转化为 ：
2
（3 ） （4 ） （5 ）
=ΔVFζ（Ii -Ij ）+Vl+Ii ν-C（Ii ）
在存在对称纳什均衡解的情况下 ，Ii**=Ij**， 地方官员收益最大化的一阶条件为 ：
（6 ） （7 ）
fζ（0）ΔV+ν=C′（Ii**）
ν=C′（Ii*）
即地方官员最优投资水平满足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相等 。
（2 ）
我们分析的第二种情形 ， 是在第一种情形基础上引入地方官员职业竞争 ， 即地方官员之间开展 政治锦标赛 （Political Tournaments ）。 在政治锦标赛中 ， 考核指标有突出表现的地方官员将获得更好 的职业任命 。 我们假设在两个地区中经济增长较快 （ 即经济总量更大 ） 的地方政府官员将获得晋升 （ 连任 ）， 而经济增长较慢的地方政府官员将无法晋升 （ 或被罢黜 ）。 设晋升带来的政治收益为 Vh， 未 获晋升所得到的政治收益为 Vl， 并且限定 Vh＞Vl， 记 ΔV=Vh-Vl。 因此 ， 地方政府官员获得晋升情况下 所得到的总收益为 Vh+Ii ν， 未获得晋升所获得的总收益为 Vl +Ii ν。 在进行晋升博弈的情形下 ， 对每 个地方官员而言 ，Ii 必然使其期望收益函数最大 ， 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