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论文

“文起八代之衰，泽被后世之功”
——解读韩愈的文学思想及其现实意义唐代中期出现文体文风改革的高潮，一方面缘于儒学思潮和政治改革的触发，即经世致用的需要促成了文体文风改革高潮的到来，另一方面与文章发展的内部规律密切相关。

以骈文而论，它发端于先秦，形成于魏晋，至南北朝大盛，此后一直延续不衰。

它的出现，突破了早期散文过于古朴简单的格局而向形式美方向发展。

但是发展到后来，弊端也逐渐明显。

如对偶惟求其工，四六句型限制了内容的充分表达；用典惟求其繁，不少篇章晦涩难懂；一意追求华丽辞藻，内容空虚浮泛。

华美的形式往往成了表达思想、反映现实的障碍。

骈文是唐代前期普遍使用的文章样式，不过，唐代骈文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自初唐四杰开始，不少作品已于工整的对偶、华丽的词藻之外，展示出流走活泼的生气和注重骨力的刚健风格。

骈文去赘典浮辞，走向平易流畅的过程，反映出文风正在不知不觉的变化中。

文风的这种变化，反映了散文领域中要求改革的愿望。

这种愿望也表现在理论批评上，从初唐以来，不断有人对骈体文风提出批评。

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韩愈、柳宗元提出了更为明确、更具有现实针对性德古文理论。

古文和骈文是中国古代文章写作的两种基本语言表达方式，古文的名词是后起的，是针对骈文而提出来的，指骈文产生以前先秦两汉文章写作的语言表达方式，即自由、不受任何限制的语言表达方式。

古文的概念产生很早，汉人所说古文指先秦文献典籍，亦指先秦古文字，在六朝人说的古人，乃是泛指前代的文章。

这些均与唐人所说古文不同。

唐代古文提倡者所说的古文，是指先秦两汉时期文章那种与六朝骈文不同的、不讲骈俪对偶的单行散体的语言表达方式。

古文并不绝对排斥骈文，也可以夹杂少量骈偶句，但以自由的单行散体为主。

古文和骈文作为两种语言表达方式应当是并行共存的，彼此也可以相互掺杂运用，事实上它们各自的发展都没有中断过，不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各有侧重而已。

骈文侧重于格式整齐的语言形式美，而且是一种绚丽铿锵、和谐对称的雕饰美；古文侧重于语言的自由流畅表达，讲究的是一种清新自然、生动简洁的本色美。

唐代古文的兴起和发展，并不是从简单模仿先秦、两汉文章而来，而是在政治革新的背景下，为了自由流畅地表达思想感情，继承和发扬先秦两汉文章单行散体的语言表达方式，经过长期创作实践，积累了丰富经验，创造出了一种生动、简洁、明朗、自然的文学语言和灵活自由、不受任何拘束、更符合当时人思维特征和思想习惯的语言表达方式后，才确立了其重要历史地位的。

唐代古文理论的提倡者和古文创作的实践者，如陈子昂、萧颖士、李华等，都是政治上颇有理想抱负，关心社会现实和民生疾苦，具有不同程度改革思想的文人。

不过，从韩愈以前古文理论地产生和发展来看，唐代古文理论中的一些基本问题，虽然已有所涉及，但都还是比较初步的、不成熟的，有些重大的关键问题还是没有接触到，在古文创作方面成就也比较一般，以古文代替骈文而成为文章写作的主要语体形式、并且在文风上发生重大转折的这场历时性变化，是由韩愈和柳宗元来完成的，而且这场语体改革的成功，主要应当归功于韩愈。

韩愈的古文理论是非常全面、系统、深刻而又富有独创性的，它之所以在当时有如此广泛的影响和产生巨大的作用，主要是他把古文写作和提倡儒学复古主义思潮紧密地结合到了一起。

韩愈对孟子特别崇敬，因为孟子发挥了孔子的“仁”的思想，主张帝王要“与民同乐”，提出了系统的“仁政”学说，强调“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而这正是中唐儒学复古主义思潮的核心所在。

韩愈在《原道》篇中要求君主能让百姓安居乐业，无温饱之忧，这正是对孟子“仁政”、“民本”思想的具体发挥。

韩愈竭力排佛老，并不是因为他完全不相信佛老思想，而是从改革政治弊端出发的，他认为当时从上到下崇佛老，是儒家仁义不行、社会动荡不安的主要原因。

韩愈提倡古文、复兴儒家古道有非常现实的社会政治目的，这就是改革弊政，中兴唐室，所以产生了极为广泛深刻的社会影响。

韩愈非常明确地提出了文以明道、注重实用的思想。

《争臣论》中说：“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

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

”韩愈认为，文章写作的目的是明道，而不是为文而文，所以必须有充实的内容，这种内容不应当是泛泛而论，而必须是密切结合现实，有实用价值的。

所以韩愈特别重视人品与文品的一致，认为作家要写好文章，关键是要有高尚的道德品质修养。

讲究人品与文品的统一，是中国传统的重要文学批评原则，韩愈在《答李翊书》中就其作了集中的、全面而深入的论述，其意义是深远。

韩愈重视文章内容的充实，但并没有因此而轻视文章写作的技巧，他提倡古文并不是要人们机械地模仿先秦两汉文章的语言，他希望创造一种吸收唐代语言发展中的新成果，甚至某些口语因素，并对先秦两汉语言加以改造的新的书面语言，或者说，一种适合于唐人习惯，具有时代特点的新的文学语言。

他和提倡古文的先驱者的区别是，韩愈特别重视写作古文时要做到在语言上有独创性，而决不能因袭拟古。

他在《答刘正夫书》中说学习古文要“师其意，不师其辞”。

他非常深刻地指出，必须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达，文章才能流传后世，这就要求在语言表达上琢磨锤炼。

当然，韩愈古文的语言和当时口语的差别还是相当大的，但和先秦两汉文章的语言相比，已有了明显的不同。

从文学语言的改革来看，以单行散体的古文来代替偶俪的骈文，如果只是单纯模仿先秦两汉的文学语言，而不能加以革新，不吸收文学语言发展中的新词汇、语法上的新变化，创
造一种适合于当时需要的新的书面文学语言，那么，这种语体改革是不可能真正实现的。

韩愈的古文理论之所以能高出前人，并获得巨大成功，正是在于他能在道与文两方面都提出了新的见解，并且是适合于当时现实需要的。

同时，他还以出色的古文创作实践，为他的理论作了最有力的证明。

韩愈文学思想中非常有价值的一点是他提出了文学创作是“不平则鸣”的产物。

这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一个富有民主精神和反抗精神的重要命题。

它既是对中国古代诗“可以怨”的传统的继承，同时，又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

韩愈在《送孟东野序》中指出“不平则鸣”是一个宇宙间的普遍现象，不论在自然界还是在社会生活中，不管是“人”还是“物”，只要遇到“不平”就都要“鸣”。

韩愈认为“物”受到外来的冲击，打破了它自身的平衡与稳定，它就会“鸣”。

作为“人”来说，由于某种环境或人为的因素之影响，他的正常的思想与感情得不到自由的发挥，他的正常的行动受到不应有的障碍，那么他也必然要“鸣”。

人之所以“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都不是无根由的。

人们的理想和愿望无法顺利地实现，必然要形之于言，发之于歌。

这不仅仅是文学创作，而且许多学术著作的产生也是如此。

显然，在韩愈看来，文学并不是对现实生活的单纯的客观描写，而主要是表现作家的思想、感情和愿望的。

“鸣”，不是一种消极的遭到不平后自然反应，而是一种积极地对现实的干预，对不合理现象的愤怒抗争，为受“郁结”的“意”找到一条能够疏通的路。

因此，“不平则鸣”是封建时代受压抑人们所表现出来的强烈不满和反抗。

这种坚毅不屈的顽强斗争精神，正是中华民族性格中及其可贵的优秀品质之体现。

韩愈对“不平则鸣”的论述，更为可贵的是，他特别指出了真正有“不平”而“善鸣”者，不是志满气得的王公贵人，而是“羁旅草野”之士。

“王公贵人”权高势大，生活优裕，既没有什么“不平”，也没有什么济世安民的理想抱负，自然就没有“鸣”的要求。

然而，“羁旅草野”之士，大都是仕途不得意，虽有豪情壮志，满腹经纶，却只能穷愁潦倒，无法施展，不得不假语言文字来“鸣”，在文学创作或学术著作中来寄托自己的理想和愿望。

同时他们也往往因为遭际不幸，官场失败，才有时间和精力集中到钻研学问和文章写作上去，发展了自己的艺术创作才能。

韩愈的“不平则鸣”思想不仅是对孔子诗“可以怨”和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继承和发挥，和六朝的“风骨”论有内在精神上的联系，而且对后来许多文学理论批评家产生了很大影响，使之成为中国古代的一个重要文学思想传统。

以古文代替骈文作为语体改革，其范围是很广阔的，它包括了一切用语言文字写作的文章和著作，它不只对文学创作有影响，而且对中国整个文化发展都有很大的影响。

韩愈发展了孟子的文气说，提出了“气盛言宜”论，这对文学创作中重视表现作家鲜明的个性特征，
有很重要的意义。

韩愈所说的气与言的关系，就是仁义道德修养和文章之间的关系。

他说的气，是指儒家的仁义道德修养达到很高水平后在精神气质上的一种体现。

这种气不是老庄所说的自然之气，不是曹丕所说的先天禀赋、“不可力强而致”的气，而是像孟子所说的“配义与道”的后天修养而成的“浩然之气”。

但不论是何种性质的气，它都是人的一种活跃的生命力，一种独特的精神风貌，一种与众不同的个性特征之体现。

韩愈认为“气盛”然后“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也正说明了文学创作首先要充分体现作家的创作个性，然后其语言艺术技巧方能运用得当。

韩愈的“明道”思想对克服文学创作中内容贫乏、片面追求形式美的创作倾向是很有意义的。

“气盛言宜”要求作家提高自身修养。

“不平则鸣”要求作家尽量体验人生的不幸，这对突出创作个性影响深远。

韩愈不仅提出了一系列的古文创作理论，而且创作出许多优秀的散文，以自己出色的创作实绩向世人证明散行单句的语言形式同样可以创作出高水准的作品，从而有力地推动了散文创作的发展与繁荣。

韩愈的古文思想不仅引导了唐代的古文运动获得巨大的成功，而且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也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