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七十年

《晚清七十年》读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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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七十年》是海外史学家唐德刚所著、由岳麓书院出版的一部中国近代史书籍。

本书分为“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综论”、“太平天国”、“甲午与戊戌变法”、“义和团和八国联军”、“袁世凯、孙文与辛亥革命”五个部分。

这本书集中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至1912年辛亥革命、宣统退位为止大概七十年的晚清历史。

本书通过讲述七十年的晚清历史，来向读者阐述中国历史的发展框架及脉络。

本书带有一定的作者本人的主观意见，需要读者有一定良好的历史观以及个人观点阅读。

本书并没有采斯大林式的历史五段论，即把历史分为原始社会、奴隶制社会、封建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

由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具体到一片地区的历史会呈现跨越性发展，而并不按照这五个阶段步步推进，我国急速发展、突变的历史就是如此。

按作者的观点，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可分作三个部分：1.夏商周至秦汉的中国封建时代2.秦汉至晚清为中国帝制时代3.晚清民国之后的中国民治时代。

期间的两次转型则一是商鞅变法到汉武帝确立以郡县制为代表的中央集权制的由封建时代向帝制时代的转型，二是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如今以及以后可能一直持续的由帝制时代向民治时代的转型。

摘录部分原文如下：
“自夏禹家天下以后有记录可征之国史，凡四千余年（公元前2200～公元2000年）。

四千年中，如按我民族所特有之社会型态发展之程序而分析之，则四千年来我民族之社会政治型态之发展．盖可综合之为三大阶段，亦即封建、帝制与民治是也。

从封建转帝制，发生于商鞅与秦皇汉武之间，历时约三百年。

从帝制转民冶则发生于鸦片战争之后，吾侪及身而见之中国近现代史之阶段也。

笔者鄙见认为此一转型至少亦非二百年以上难见肤功也。

换言之，我民族于近代中国所受之苦难，至少需至下一世纪之中期，方可略见松动。

此不学所谓两大转型也。

”
为何作者并没有采用传统的历史原始-奴隶-封建-资本-社会五段论，而是采用了自己所秉持的不同与主流的封建-帝制-民治三段论呢？作者在原文中是这样叙述的：
“我国古代中有奴隶（slaves），而无奴隶制（slavery）...则我国史上之封建制，实自原始公社（Primitive Commune）直接演变而来...关于封建社会之特征，我们可以说有两点最为重要。

其一则为土地属于天子或诸侯，大贵族可以把土地“封”与小贵族，但不得买卖，百姓黎民更不得私有。

其二则是居统治阶层的贵族实行世袭制，黎民百姓除却裙带关系或结帮造反之外，绝不能进入统治阶层。

这一东方式的封建制度发展至公元前八世纪的西周之末，可说已登峰造极。

唯物极必反，迨平王东迁（公元前七七一年）之后，它就开始滑坡以至崩溃了。

”作者没有费太多的笔墨来叙述中国资本主义阶段，可能是因为从1912年宣统退位到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期间时间过短，作者大概是认为草草把四十多年划分为一个社会阶段不太妥当吧。

中国的历史，从其本质上来说，秦到清这两千多年并无太大的差别，仅仅
是在秦所创的郡县制为基础的中央集权制下对政治制度的改良以及对其细节的修缮。

在两千多年中，除却新添加的从隋开始的科举制，没有什么太大的波动。

在两千多年的帝制时代后，中国历史进入了民治时代。

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就可以赶英超美，中国在很多方面仍然不能与欧美相提并论。

“笔者在谈比较史学，尤其是谈比较文学和比较艺术时，总喜欢劝搞“比较学”的朋友们，比较要分“阶段”。

要古代比古代，中古比中古，现代比现代，才见高下。

不能囫囵吞枣说，中国音乐不如西洋音乐，中国诗歌不如西洋诗歌，或中国小说不如西方小说，……你只能说现代中国的音乐，远不如现代西方的音乐。

你可千万不能说，中国唐代的音乐比不上中古时期欧洲的音乐。

”我们中国仅仅刚刚开始民治，人民解决温饱问题也才仅仅十几年，才向小康迈出了几步，怎能动不动就和欧美成熟的民主体系下的人民权利进行对比呢？我们也不能太妄自菲薄，也需脚踏实地地建设民主，改革政治，而不能仅因那几个浮空的数字沾沾自喜。

历史与文明是逐渐发展的，并不是你想前进就能一蹴而就，它是阶段性的。

罗马教皇保罗六世说到：“我们的时代是一个问题时代，一个问题很大的时代。

在科技的神奇影响下，一切都经历着变革。

”改革固然是好事，但改革并不是冒进的借口。

历史是阶段性的，是一个时代接着一个时代，每个时代都有其独特的步调。

饭要一口口吃，路要一步步地走，脚踏实地。

美国现有的、以宪法为基础的、看似完美的政治体系，也不是由宪法之父们在1776年便一蹴而成，而是多少年来历代先贤不懈努力的结果。

所以我国的全面现代化进程也不可能通过“毕其功于一役”的革命一步到位，而需要通过若干代持续的努力和改进，太过理想化，太过激进，就会重蹈大跃进，文革的覆辙。

引用原文的一段：“鸦片战争在我国历史上的重要性，长话短说，便是它推动了上述从帝制阶段向民治阶段的转型。

在这两大阶段之间，它是个分水岭。

战前我国的社会政治制度是千年未变的；战后的中国那就十年一变了，甚至变得面目全非。

这一转变过程虽万般复杂，但是事后回头看去，却又阶段分明。

在各阶段中，身当其冲的革命家、变法家、观察家乃至一般智者与黎民百姓，均不知其所以然也。

其原因便是“身在此山中”，无法识其端倪也。

但也有少数智者（像洪秀全、康有为、毛泽东等人）往往自以为是，一朝在其位，得其势，难免就强人从己而贻误苍生了。

早朝的历史家，虽也不时回头看去，试作过历史分析。

无奈这次转型，如果最后能转出个长治久安的定型来，根据中西历史中的前例，它至少需时两百年才可能有个初步的结果。

因此在转型的初期和中期，如一八九八年的戊戌变法时期，和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时期，分析家对中国前途的变数，实无法掌握。

盖前途歧路太多，歧路亡羊，安知羊之所之也？可是日月推移，歧路渐少，羊在何路不难追踪，中国前途的远景何似也就隐约可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