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墟中的大学》①镜诠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大学教育科学２０１１年第５期（总第１２９期）

《废墟中的大学》①镜诠

姜　国　钧

（中南大学　高等教育研究所，湖南　长沙　４１００８３）

１、把作为民族国家意识形态标志的现代大学与作为官僚公司的当代大学区别开来的重要性在于，它能使我们观察一个重要的现象。“一流”正在迅速成为大学的口号，而且想要理解当代大学，需要反思一下追求一流意味着或不意味着什么。［ｐ２０］

一流要我们认识到，大学不只是像一个企业；它就是一个企业。一流大学的学生不只是像顾客；他们就是顾客。

作为一个综合的原则，一流唯一的优点是完全没有内在的意义，或更准确地说，没有所指。［ｐ２１］

一流是通用的等级标准。由各种不同的内容所做的分类，如学生类型、班级的大小、资金情况、馆藏量等，都可放到一起，用一流这个唯一的标准来衡量。这种评价标准并不是出于盲目的和简单的考虑。学者们以一种引以为自豪的严肃认真态度，在杂志中用了整整两页叙述他们如何制定这个评价标准。因此，学生类型的划分标准是入学分数（越高越好）、学习过程中每学年的平均分数（越高越好）、非本州学生的数量（多为好）、标准时间期限内毕业率（达到正常标准是好事）。班级的大小和质量是以师生比（应该低）以及终身制教师与兼职或研究生助教的比例（应该高）为标准。对教师队伍的评价是看具有博士学位者的数量、获奖者数量、获得联邦奖金的数量和次数，所有这些都被认为是价值的标志。“资金”类评价是以大学财政是否健康为标准，如用日常费用、学生服务和奖学金支出的预算的比例是否合理。馆藏量是以学生人均占有图书量、大 １、把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ｃｅ翻译为“一流”真是神来之笔。它让我在阅读过程中无时无刻不在作中西大学的比较，并且反复追问：中西大学站在了同一终结点或同一起跑线上了吗？中国的大学也进入了后现代抑或已成了雷丁斯所说的“后历史大学”吗？“一流”和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ｃｅ究竟有何不同？

对于有魔力的语言要特别保持高度的警惕。表面上有着惊人地相似的东西，骨子里头有着本质的差别。“一流”的等级标准在西方国家是“通用的”，而在我们国家是“统一的”。作为通用的标准，一流是一种内在评价的等级标准；作为统一的标准，一流是一种用以衡量各个大学水平的外在尺度。

在美国，“联邦政府历来不对高等教育进行直接监督和控制”，一流的等级标准是院校用来作自我评价的。“鉴定的关键之处在于它是一种同行评价程序，鉴定机构的那些负责人本身都是教育工作者，而不是政客或官僚。”总体上，“鉴定程序的效果很好。它鼓励院校在一种缺乏危机感的环境中不断进行反思和改进，可能更重要的是，它还提供了一种无需政府直接参与而质量可以得到保证的有效机制。”在美国，质量评估有悠久的传统，但在西方其它地方，评估遇到了很大的阻力，“阻力是根据这样的观点，认为质量评估是政府用来控制高等教育的一个干涉主义的工具。”①在中国，评估是自上而下的行政行为，是政府部门对高等学校的直接监督和控制的手段。在中国，评估所遇到的阻力同样是巨大的。但那只是全体教师和学生，包括大部分管理者内心的强

①＊＊

①［加拿大］比尔·雷丁斯著，郭军，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

［收稿日期］２０１１－０５－０６

［作者简介］姜国钧（１９６２－），男，湖南宁乡人，教育学博士，中南大学教授，主要从事教育史、大学课程与教学论研究。

参见弗兰斯·Ｆ·范福格特主编，王承绪等译《国际高等教育政策比较研究》第７５－７６页、４３３页，浙江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

姜国钧：《废墟中的大学》镜诠大学教育科学·名著镜诠

学财政预算里图书馆所占的百分比以及图书馆预算中用于购买新书的比例为标准。最后一项是声望，它把本校校友进入高级大学官员调查表的数量和在加拿大各大型公司担任首席执行官的数量结合起来作为衡量标准。一流的最终标准是把各个数字的比例结合起来：学生占２０％，班级的大小占１８％，教师占２０％，资金占１０％，图书馆占１２％，声望占２０％。［ｐ２３－２４］

分数是学生成绩的唯一标准吗？为什么效率享有特权，因而就自动地认为按时毕业是件好事？需要多少时间才算是受了教育？调查认为，最好的老师应具有最高的大学学位，能争取到最多基金，并忠诚地保持大学系统的正常运转。但什么是好教授呢？好大学一定是最富有的吗？如果把图书馆主要看成是储藏知识的地方，那么它与知识是什么关系呢？图书量是馆藏意义的最好衡量标准吗？知识是简单地从仓库再生产出来的，还是在教学中生产出来的？为什么大学高级官员和大型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是“声望”的最好判断标准？他们有什么共同点，这种协调一致是否令人担忧？“声望”这一项会不会提高对价值指标水平的偏见？人选是如何确定的？为什么“声望调查”以已有的声望为评价标准？

这些问题大多是哲学问题，因为它们都不能产生认知确定性或确定的答案。［ｐ２４］

在美国，大学与国家的关系一直是不明确的。这是因为美国的公民社会是建立在约定或契约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唯一的国家种族特点的基础上。［ｐ３１］

霍普斯金大学的现代特性的关键特征：美国作为一个民族没有内在的文化内容。［ｐ３２］

今天全球的“美国化”（不同于冷战时期、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并不意味着美国民族的支配地位，但要认识到美国民族思想的无内容性，这种无内容性能够分享货币关系的空洞性和一流的空洞性。

在这场运动中，美国绝不孤独。英国转向“绩效指标”也应当理解为迈向通往一流话语之路，正如北美一样，一流正替代文化诉求。［ｐ３４］

追求一流标志着这样一个事实：不再有大学的概念，或更确切地说，这个概念已经失去了它所有的内容。作为一个完全属于系统内部的没有所指的价值单位，一流只不过标志着技术的自我反映的烈抵触，外在表现却是“热烈欢迎”和“积极配合”。哪怕是部里下来的一个小小的科员，也会受到全校领导的列队欢迎。也许，评估的目的正是要达到这样一种“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的效果。

因此，对于中国来说，追问“分数是学生成绩的唯一标准吗？”“图书量是馆藏意义的最好衡量标准吗？”这样的问题意义不大，或者说并不那么重要。我们要追问的是：六个校长列队迎接一个部里来的秘书就是真正的“热烈欢迎”吗？给每一位评估专家配备专用笔记本电脑和贴身秘书就是真正的“积极配合”吗？为什么对公开的造假行为视而不见？为什么在争创一流的过程中学术腐败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为什么在争创一流的过程中人才培养质量反而会严重下降？为什么在争创一流的过程中高等学校的负债越来越沉重？为什么争创一流这么多年了，至今还只有一所国内一流大学麻着胆子誓言：争取在该校建校１００周年校庆的时候达到世界一流水平，并且还招致潮水般涌来的质疑和嘲讽？……这样的追问虽然重要，但同样意义不大。回答这些问题的难度比回答“分数是学生成绩的唯一标准吗？”之类的问题要容易得多。

这些问题并不具有学术性，只具有情感性。它拷问的是良心。

争创一流的实质不一样，原因也不一样。在西方，一流理念表面看来是世界文化全球化，大学管理官僚化的结果，说到底是后文所说的现代理性主义的终结。全球化即美国化，美国化意味着民族国家意识形态和民族文化的消亡，剩下的是美国文化无内容的一流。管理的官僚化即管理的大公司化，它意味着消费主义的货币关系主宰一切，剩下的是空洞的一流服务。这是现代性的终结，作者接着用了整整５章的内容追寻这一过程。

不要以为中国的一流理念也是文化美国化和管理大公司化的结果。在中国，大学恰恰是在强化民族国家意识形态，极力消除美国文化影响的过程中争创一流的。中国大学管理的官僚化并非大公司化管理的技术化和规范化而是自上而下的、等级森严等的、官僚主义的行政化和专制化。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为了振兴中华而争创一流的努力，其结果却是比虚无和空洞更可怕的虚伪和虚假。西方的一流理念抽空了文化的实指性内容而成了一个一般性的衡量标准。这种一般性的标准虽然没有思维的具体，是解指涉化的，但它是对

４０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