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卡列尼娜》读后感4000字

《安娜·卡列尼娜》读后感4000字在念书的时候，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兴趣，要远远超过托尔斯泰。这种偏爱可能仅仅是因为，出于偶然，我先接触了《罪与罚》，然后是《卡拉马佐夫兄弟》。

那时，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由衷地敬佩，认为他代表了人类心灵的深度，这当然要比代表了人类心灵的广度的托尔斯泰来得厉害，尽管那时我还没有真正读过托尔斯泰的任何作品，只是凭借一些浮光掠影的二手印象，认定托尔斯泰不过是一个推崇人道主义的老好人，而这就意味着一种对历史和人性黑暗面的无知，意味着浅薄。

直到2014年底，我大病初愈，渴望摆脱那种绝望的，被各种阴险设想、死亡意象追踪的状态，几乎是在命运推动下，不由自主地选择了《复活》。并在家人的悉心照料与陪伴下，真正康复起来。

当然，我不会因为个人经历，再犯一次年轻时候犯过的错误，武断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谁优谁劣。我在心灵壮健的时候，倾向于《罪与罚》；而在心灵衰弱的时候，倾向于《复活》，这种倾向能不能推广到两位伟大作家的所有作品，是不是适用于所有读者，我不知道。

前不久，志军兄在豆瓣上发了一条《复活》的短评，他说：“从头到尾笼罩在一种强大的善的观念的阴影之下，所以有一种至善特有的乏味。再加上这个时期托尔斯泰关注比较多的已经不是艺术而是宗教，写那种劝人从善的故事的比较简单文风也让这书打了些折扣。”他说这番话，是以《安娜·卡列尼娜》为参照对象，而当时我还没有读过这本书。

现在，读过《安娜·卡列尼娜》之后，我可以表明自己的态度：我同意志军兄的话。

并且，也是通过志军兄在豆瓣读书的标记，我才知道托尔斯泰的女儿亚·托尔斯泰娅所写的《父亲---列夫·托尔斯泰的生平》这本书，中文版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在1985年出版，译者是启篁、贾民、锷权。

结合这本“传记”，以及《安娜》一书中显然带有托尔斯泰自传色彩的“列文”这个角色，我觉得我对托尔斯泰有了更多了解。

一个拥有精神生活的人，会依照自己的本性，自己的时代，自己的生活处境，倾向于求真、求善、求美这三条不同的道路------尽管人们常说，这三条路殊途同归。这三条路各自有各自的代表人物，哲学家与科学家是求真者的代表，宗教人士是求善者的代表，艺术家则

是求美者的代表。那些认识到这三条路，其实通往同一个方向的看法，很可能是正确的，因为真正的求美者，比如说一个艺术家，在进行艺术创作及其围绕整个创作构建起来的生活当中，是不可能不触及到真与善，并将他们作为自己的方法来运用的。

而托尔斯泰是一个毕生的求善者，始终如一。这并不是说他毫不考虑美和真的实现，但他确实并不以美和真为最高人生目的。他以善为宗旨，在对善的追求过程中，实现了美和真，仿佛后者只不过是附带现象或意外产物。事实当然不是如此，更准确的说法是，美和真是其求善的方法，就好像古代少女为了寄托情思，将心力全部投注到一个荷包的刺绣上面那样。绣荷包当然是为了有朝一日寄予情郎，乃至最终结两姓之好，但少女在专心劳动时，并不会为自己设定嫁作人妇这样的具体目标，如果这么想，就会粗鲁、俗气，而且荷包也绣不好。

在《安娜》中，托尔斯泰借书中角色之口说，他拒绝左拉那种法国自然主义的创作方法，他也很难从斯宾诺莎、康德、黑格尔、谢林那里获得真正的教益，这意味着他并不是一个求真者：既不像左拉那样通过文学来求真，也不像黑格尔那样通过哲学来求真。他心仪的对象，按照托尔斯泰娅的介绍看，是卢梭。而卢梭是一个对艺术与科学持批判态度的人------也就是对美和真的价值，有所怀疑的人。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根据精神聚落来定义这个“群”，可能比

行当、职业等名目，更方便我们进入我们想要了解的人物的内心。比如说，同为文学家，托尔斯泰是求善者，屠格涅夫则是求美者。求美者，以《会饮》里的阿伽通为典型，其特征是厌恶暴力，心肠柔软，逃避人世间的黑暗。求美者对求善的政治与宗教领域感到隔膜，容易对道德持鄙夷态度。至于求真者，可以举古希腊的自然哲学家为例，现代从事逻辑学、分析哲学或实证史学研究的学者，亦属此列。无论是以传统伦理，还是自由主义伦理引导自己的人，都是广义的求善者，这意味着求善者类别并非求善者阵营，同一类别的求善者，也许分属不同阵营，彼此之间的斗争可能与求善者与求真者之间的斗争一样惨烈。

我之所以采用真善美这样老掉牙的概念，来思考我所遇到的古人和今人，是因为借助这些概念，似乎能把握到某些统一性。比如，我认为孔子是求善者，将目光从天上投向城邦的苏格拉底也是求善者，柏拉图是貌似求真的求善者，亚里士多德则是貌似求善的求真者。而当代中国学者，就我所熟悉的，研究法学、政治哲学和古典学的，大都是求善者。尽管很多学者采用了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挥舞着科学的旗号，貌似求真者，但在根柢上，他们仍是求善者，只不过所信奉的善的原则彼此不同。

受制于形形色色的ism，他们之间的冲突，在根本上是善与善的冲突，他们处理这种冲突的方法，可以分为三类：一，将对方贬低为

恶，于是善与善的冲突，就成了善与恶的斗争。这是一种最幼稚的方法，近乎孩子气的划分敌友，但同时也最容易被采纳，最为人们所习惯；二，将对方吸纳进自己的体系。近年来流行的“通三统”的思想谋划即属此列。这种方法在根本上，是一种“礼”的构想，以否定、批判、但绝非消灭的态度，将对方保持在思想内部。这种方法的优点在于，它比第一种方法更明智，更审慎，而且也开辟了通向真的可能性。如果说将对手宣布为恶而予以摈弃，在思想上容易流于狂热和懒惰，那么构想一种思想的“礼”的秩序，则要求更深入地理解对手，要求更冷静、更富有同情心，尽管这种方法不可能否定自身的主体性，所以在根本上仍然是一种政治态度，而不是思想态度。三，否认自己是求善者，将自己打扮成求真者，同时指出对方是求善者，是无法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触及科学的层次的乡愿。

用真善美的分类法，来观察当代思想人物与事件，会更容易看清一些脉络。例如，我认为刘小枫就是一名求善者，从《记恋冬妮娅》到“国父论”，其求善的旨趣一以贯之。在青年时期，他还会被美魅惑，但在领受自己天命的过程中，越来越摈弃身上的文学青年气质，其标志是写出那篇嘲讽阿伽通的文章。因为如果不抛弃文青气质，则不能彻底打开进入政治思考空间的渠道。不过，刘小枫对政治的理解，是纯然古典式的，或说伦理的，他既从善恶角度来理解政治，也从善恶角度来理解宗教，也从善恶角度来理解哲学。但他对善恶的思考，永远固守常识的层次，不愿意从中抽象出伦理学。这一点，他与他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