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出土的耀州窑青瓷

河北出土的耀州窑青瓷
按语：耀州窑是北方最优秀的青瓷窑场，其产品流布主要集中在北方地区。

河北出土的耀州青瓷虽数量不多，但皆为品质优良的精品。

深剔刻装饰最早源于越窑，流行时段集中在五代至北宋早期。

受越窑影响，耀州窑的深剔刻装饰迅速发展，并很快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代表了这一时期深剔刻工艺的最高水平。

定窑则从模仿越窑与耀州窑入手，将深剔刻技法用于白瓷装饰，为日后刻花工艺的大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北宋中期以后，单纯的深剔刻装饰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耀州窑创烧于唐代，早期也是以烧白瓷、黑瓷为主，但从五代起耀州窑青瓷日益成熟，釉色青绿，造型秀美，即使与越窑“秘色瓷”相比也毫不逊色。

此后耀州青瓷不断发展，耀州窑也成为北方规模最大、品质最高的青瓷窑场。

根据目前国内发表的出土资料，耀州青瓷的流布主要集中在北方地区，河南、河北、内蒙古以及东北地区皆有出土，且多出自身份地位较高的贵族墓葬。

河北定州静志寺塔基地
宫、平泉小吉沟辽墓以及张家口、保定、唐山等地，都出土过精美的耀州青瓷，虽然数量不多，但皆为品质优良的精品。

定州静志寺塔基出土耀州窑青瓷
耀州窑青釉瓜棱腹长颈瓶（图1）高18.5厘米。

长颈，圆唇，瓶腹呈带有弧度的五方形，棱角处压印出5条凹痕，使瓶体呈五曲瓜棱形。

圈足宽厚，微微外撇。

底足露胎处呈火石红色，灰白色胎。

通体施淡绿色釉，釉色绿中泛灰，釉面呈现很强的玻璃质感，布满细密的开片纹。

瓶腹呈五方或六方形的长颈瓶在耀州窑早期遗址中曾
有出土，从造型以及瓶腹棱角处压印凹痕的手法看，与静志寺塔基地宫出土的长颈瓶应属同一类型。

耀州窑青釉花口盘（图2）
口径11.7厘米。

侈口，弧腹，平底，圈足，足墙内侧外撇。

足底粘有白色沙粒，露胎处呈火石红色，胎色较白。

外腹压印出6条对称的凹痕，使盘口呈六曲花口状。

通体施淡绿色釉（底足内亦满釉），釉面晶莹润泽，仅外腹下部和底足内有少量开片纹。

瓷器上的花口与瓜棱本是源于模仿金银器加工时产生
的工艺痕迹。

金银属于贵金属，材料昂贵，制作时为了降低成本往往会利用金银延展性强的特点将器壁做得较薄。

但是器物变薄后抗变形能力也随之降低，于是金银器皿在设计造型时，常常将器物腹部做成瓜棱形，利用凹棱将较大的面积
分隔成小块，这样既丰富了造型变化，又能大大加强抗变形能力。

盘碗类器物腹部的瓜棱与口沿相交处采用V形小缺口进行过渡，这样不但保持了口、腹风格上的一致性，还能掩饰口部的微小变形。

瓷器上出现的瓜棱、花口纯粹是出于对金银器的模仿，是将金银器上为抑制变形而留下的工艺痕迹当成一种时髦。

从晚唐到北宋早期，花口与瓜棱在南北各大窑场烧造的陶瓷产品上屡见不鲜，成为一种流行时尚。

静志寺塔基地宫出土的定窑白瓷中，就有与之相似的白釉花口盘（图3）。

此外1954年陕西彬县窖藏出土的耀州青瓷中，也能见到类似产品。

耀州窑青釉刻花贴龟纹碗（图4）口径11.3厘米。

直口微敛，弧腹下收，圈足。

底足露胎处呈较深的火石红色，胎色灰白。

碗心贴塑一只模印的小乌龟。

外壁刻双重莲瓣纹，肥厚的莲瓣用偏刀刻出，看上去具有一定的立体感。

通体施淡绿色釉，釉色微泛蓝灰，光润晶莹，釉层中有疏密不等的开片纹。

在碗心贴塑乌龟、游鱼、飞鸟等小动物是耀州窑早期青瓷常用的装饰手法，同时外壁常常刻有莲瓣纹。

同类器物平泉小吉沟辽墓亦有出土，造型、尺寸均与定州静志寺塔基地宫出土的刻花贴龟纹碗相同，只是碗心贴塑的乌龟没有施釉，呈鲜艳的火石红色。

此外辽宁朝阳姑营子辽开泰九年
（1020年）耿延毅墓出土的耀州青瓷中，也有贴塑乌龟、游鱼、飞鸟的五曲花口杯。

定州静志寺塔基地宫共出土各类文物700余件，包括瓷器、铜器、玻璃器、木雕、石雕、玉器等。

根据文物上的铭文可以得知“塔基中的文物是由几个时代的遗物合到一起的，其中有北魏兴安二年（453年）所埋的石函，有隋大业二年（606年）重葬时埋入的铜函，有唐大中十二年（858年）重葬的石棺和龙纪元年（889年）葬入的石棺。

这些器物有的经过了几次迁葬，每次迁葬都增添了不少随葬物品。

最后一次迁葬在北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年）。

当时定州的头面人物都施舍了不少东西，善心寺、开元寺也都随葬了一批器物，因此这个塔基的文物十分丰富”。

静志寺塔基地宫出土瓷器115件，其中绝大多数是定窑烧造的白瓷，青瓷只有4件，除上述3件耀州青瓷外，还有一件越窑青釉盒。

由于地宫中的文物并非一次性埋入，因此放入地宫的时间还需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这100余件定窑白瓷无论造型还是装饰都具有北宋早期的时代特征，且不少器物的底部有墨书纪年铭文（图5），因此这些定窑白瓷应当是最后一次迁葬（北宋太平兴国二年）放入地宫的。

出土的越窑青釉盒（图6）
釉色青黄，底部采用泥块垫烧，能看到明显的环状垫烧
痕迹，这些特征与晚唐越窑产品完全吻合。

此外，这件青釉盒的造型与宁波市义和路唐代码头遗址出土的青瓷盒以及
余姚上林湖越窑遗址出土的晚唐越窑青瓷盒盖风格一致。

由此推断，其最初放入地宫的时间很可能是唐大中十二年或龙纪元年。

出土的3件耀州青瓷属于耀州窑早期产品，其烧造年代大约在五代至北宋初期。

瓜棱腹长颈瓶造型稳重大方，整体风格仍留有晚唐遗风，因此其烧造时间应当不晚于五代。

青釉花口盘与刻花贴龟纹碗的烧造时间可能略晚，应与上面提到的彬县北宋窖藏和平泉小吉沟辽墓与朝阳辽开泰九年（1020年）耿延毅墓所出同类器相当。

3件耀州青瓷的时代跨度包含五代和北宋早期，因此放入地宫的时间应当是北宋太平兴国二年。

平泉小吉沟辽墓出土耀州窑青瓷
耀州窑青釉刻花缠枝牡丹纹执壶（图7）高19厘米。

直口微侈，长颈，鼓腹，圈足微向外撇。

肩部安管状弯流，流上划刻简单的几何纹，另一侧是扁泥条曲柄，柄上印有菱形几何纹。

壶腹饰缠枝牡丹纹，大花大叶，富有气势。

采用深剔刻刀法，先在坯体上划出纹饰轮廓，然后用刀将花纹以外的地子挖掉，使花纹呈微微凸起的浅浮雕效果。

胎体坚致，胎色白中泛灰。

釉色呈浅淡的绿色，釉面有开片纹，因受环境侵蚀光泽感较差。

深剔刻是耀州窑早期刻花采用
的典型技法，主要流行于五代末至北宋早期，其中最经典的作品就是这种刻花缠枝花卉纹执壶。

在五代耀州窑遗址出土的标本中，有一件与其最为相似，造型、尺寸以及壶柄模印的菱形纹等都相差无几。

此外河北尚义县出土的刻花执壶亦属同一类型。

耀州窑青釉刻花贴龟纹碗（图8）口径11.8厘米。

直口微敛，深腹，圈足。

釉色青绿，有开片纹。

外壁用偏刀斜挖技法刻双层莲瓣纹，碗心贴塑模印乌龟，龟体无釉，呈火石红色。

其造型、纹饰、尺寸以及碗心贴塑的乌龟形状，均与定州静志寺塔基地宫出土的刻花莲瓣纹碗相似。

耀州窑青釉敛口碗（图9）3件。

高分别为5.4厘米、5.5厘米、6厘米，口径分别为12.3厘米、12.4厘米、12.8
厘米。

直口微敛，深腹，圈足。

通体光素无纹。

釉色青中泛灰，有开片纹（图14）。

耀州窑青釉印花莲瓣纹盏托（图10）口径14.9厘米。

六出花口，弧腹，盏心有隆起的圆形台座，圈足外撇。

台座中心模印10个圆圈纹，似代表莲蓬，周边模印椭圆形莲瓣。

耀州窑烧造的盏托很多都有模印莲瓣纹，莲瓣环绕圆形台座，莲瓣的形状有多种变化。

在五代耀州窑遗址出土的标本中，有与其同属一种类型者。

平泉小吉沟辽墓出土物中有一件龙凤纹鎏金银冠，表明墓主身份应当是契丹贵族。

其墓葬形制与法库叶茂台墓和北
票水泉一号墓接近，其主室、耳室均为方形墓室，依然存留辽代早期墓葬形制的特点。

而法库叶茂台墓的年代其上限可能略晚于公元959年赤峰驸马墓，其下限一般不晚于986年的耶律延宁墓，最晚也不会晚到辽圣宗耶律隆绪统和（984～1012年）后期。

由此可见，平泉小吉沟辽墓的年代应当与定州静志寺塔基大体相当。

其他零散出土耀州窑青瓷
耀州窑青釉刻花缠枝牡丹纹执壶（图11）高17.4厘米。

1958年河北尚义县出土。

直口微侈，长颈，鼓腹，圈足微向外撇。

肩部安管状弯流，流上划刻简单的几何纹，另一侧是扁泥条曲柄，柄上印有菱形几何纹。

肩部阴刻浅细的平行弧形，腹部采用偏刀斜挖技法刻缠枝牡丹纹。

胎体坚致，胎色白中微微泛灰。

釉色青绿，积釉处颜色较深，釉面有开片纹。

耀州窑青釉刻花花卉纹盖碗（图12）口径12.7厘米。

1973年河北新城县南场村出土。

直口，深腹，圈足，圆弧形盖，顶部为蒂形钮，板沿，子母口。

器身及器盖用偏刀技法刻花卉纹，刀锋犀利，花纹具有一定的立体感。

胎体坚致。

釉色青绿，有细开片纹，釉面光洁明亮。

耀州窑盖碗最早出现于北宋中期，宋、金、元皆有生产。

新城县出土的刻花盖碗与2003年铜川红土镇窖藏出土的同类器非常接近，应当是耀州窑北宋晚期的产品。

耀州窑青釉刻花缠枝牡丹纹葫芦形执壶（图13）通高
22.6厘米。

1972年河北滦南县宋道口乡西泽沱出土。

壶体呈葫芦形，小口，短颈，管状长弯流，扁泥条曲柄，圈足，宝顶式盖。

壶身刻缠枝牡丹纹，腰部弦纹上下分别刻仰覆莲瓣纹，口部弦纹下刻覆莲。

胎色灰白。

釉色青中泛黄。

葫芦形执壶在耀州窑青瓷中并不多见，这件葫芦形执壶造型秀巧，线条优美，具有典型的宋代风格。

纹饰轮廓虽然仍采用偏刀，但运刀力度已比早期大大降低，不再具有浅浮雕效果。

花纹细节采用篦状工具划刻，浅细的阴刻线宽窄一致，整齐划一。

篦状工具大约出现于北宋中期，到北宋晚期才在各大窑场普遍使用，因此这件刻花葫芦形执壶应当是耀州窑北宋晚期的产品。

以上介绍的12件耀州窑青瓷中，除了盖碗和葫芦形执壶外，其他10件都具有耀州窑早期青瓷的特征，且大多数都能与五代耀州窑遗址出土的标本相对应。

但目前这类具有早期特征的青瓷在五代和北宋、辽早期墓葬或遗址中均有出土，这一现象说明瓷器本身艺术风格的变化周期并不一定与历史分期完全对应，一种成熟产品其生产时间往往是跨时代的。

例如晚唐定窑器与五代、北宋晚期与金代定窑瓷器就存在这种界限不清的问题。

因此，笔者认为将耀州窑这类青瓷的时段定为五代末至北宋早期更符合客观实际。

下面，对五代至北宋早期青瓷与白瓷上的深剔刻装饰做一探讨。

深剔刻装饰属于刻花范畴，由于雕刻手法较重且采
用偏刀深挖技法，纹饰轮廓以外的地子被挖掉，因此花纹看上去带有较强的立体感。

这种刻花技法主要流行于五代至北宋早期，其中以越窑、耀州窑以及定窑最具代表性。

越窑是我国烧瓷历史最早、规模最大的青瓷窑场，在工艺、造型、装饰等方面往往起到示范作用，其影响遍及大江南北。

深剔刻莲瓣纹最早见于南朝青瓷，浙江余姚市丈亭凤陆村南朝墓出土的青釉刻花莲瓣纹唾壶（图14），浙江瑞安市南朝梁天监九年（510年）砖室墓出土的青釉刻花莲瓣纹盖罐（图15）就是采用深剔刻技法。

但这种独特的刻花技法隋唐时期并未流行，直到五代才再度出现在越窑青瓷上。

图16是杭州市玉皇山五代天福七年（942年）钱元??墓出土的越窑青釉刻花龙纹罂，通体采用深剔刻技法雕刻龙纹，龙身微微凸起，线条流畅，刀法相当娴熟。

北宋早期，越窑青瓷上的莲瓣纹大多采用深剔刻技法，如苏州市虎丘塔（建成于961年）发现的青釉刻花莲瓣纹带托茶盏（图17），黄岩市头陀灵石寺塔（建成于998年）出土的青釉刻花卷草莲瓣纹熏炉（图18）。

之后随着刻花技法的日益成熟，单一的深剔刻逐渐减少，更多的是采用刻花、划花相结合或刻花、篦划花相结合的装饰方法（图19）。

耀州窑深剔刻技法显然是受越窑影响，尤其是碗类外壁的莲瓣纹，无论构图还是刀法都与越窑非常相似。

但最能代表耀州窑特色的当属大朵缠枝花卉纹，这种纹饰通常装饰在
执壶、瓶、罐腹部，大花大叶，颇具气魄，花纹轮廓棱角分明，凸起的效果十分明显。

耀州窑深剔刻大多采用偏刀深挖与划花相结合的手法，纹饰轮廓用偏刀，将纹饰以外的地子削掉，形成一个明显的斜面，由此形成的反差使花纹看上去具有明显的立体感。

花蕊、叶脉等细节采用划花技法，用浅细的阴刻线来表现。

两种刀法深浅有致，刚柔相济，具有极佳的装饰效果（图20）。

耀州窑这种具有浅浮雕效果的刻花主要流行于五代末至北宋早期，内蒙古巴林右旗床金沟5号辽墓（辽怀陵）出土的刻花葫芦形执壶，平泉小吉沟辽墓出土的刻花执壶，西安北宋天禧三年（1019年）李保枢夫妇墓出土的青釉刻花盖罐（图21），都是采用这种风格的偏刀深挖技法。

北宋中期以后，随着图案风格的变化，构图日趋繁复细致，刀法也随之改变。

纹饰轮廓虽然仍采用偏刀技法，但用刀力度已明显下降。

纹饰细节采用划刻或篦划，其中带有篦划纹的时代相对较晚。

唐代定窑在烧造工艺以及器物造型方面主要受邢窑影响，邢窑不尚装饰，因此定窑早期白瓷也大多光素无纹。

到了北宋早期，受越窑与耀州窑影响，采用深剔刻技法的刻花开始在定窑流行。

北宋早期定窑的纹饰相对比较贫乏，所见最多的是莲瓣纹。

定州静志寺塔基地宫出土的白釉“官”字刻花莲瓣纹碗（图22）和白釉“孟”字款刻花莲瓣纹碗（图23），外壁的莲瓣与苏州虎丘塔越窑刻花莲瓣纹带托茶盏上
的莲瓣如出一辙。

静志寺塔基出土定窑白瓷100余件，其中刻莲瓣纹的只有寥寥数件。

定州净众院塔基（995年）比静志寺（977年）略晚，虽然出土瓷器的总数只有40余件，但刻莲瓣纹的比例却大大增多。

长颈瓶、盖罐，净瓶等器物的腹部多刻有瘦长的莲瓣，一般为三层仰莲，瓣脊棱线凸起，具有很强的立体感（图24）。

此外北京顺义辽开泰二年净光舍利塔（1013年）、内蒙古昭乌达盟辽开泰七年（1018年）陈国公主墓、辽宁朝阳辽开泰九年耿延毅墓等辽代塔基和墓葬中，都出土过这类刻莲瓣纹的定窑白瓷。

可见定窑刻莲瓣纹装饰的鼎盛时期在11世纪初。

图25是定州市出土的定窑刻花带温碗葫芦形执壶，腹部的牡丹大花大叶，纹饰轮廓采用偏刀深挖技法，花蕊、叶脉采用短细的浅阴刻线。

与耀州窑同类执壶相比，壶体造型、壶柄以及纹饰构图风格、刻花刀法都十分相似，显然是模仿耀州窑的风格。

但是无论刀法力度还是凸起的立体效果，都不及耀州青瓷。

与此相类似的还有法国巴黎国立亚洲美术馆收藏的定窑刻花葫芦形执壶。

此外定州市出土的定窑刻花缠枝牡丹纹龙首执壶（图26）亦采用深剔刻刀法，但细节部分已改用篦状工具划刻浅阴刻线，因此其时代应略晚于上述两件葫芦形执壶。

综上所述，深剔刻作为一种独特的刻花工艺，首先出现在越窑青瓷上。

杭州市玉皇山五代天福七年钱元??墓出土的
越窑青釉刻花龙纹罂，剔刻刀法已经相当成熟，由此推断，深剔刻工艺至少出现于五代，甚至可能早到晚唐。

耀州窑的深剔刻装饰在越窑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尤其是大朵缠枝花卉，用刀深重，凹凸分明，立体感强，代表了深剔刻工艺的最高水平。

定窑的深剔刻装饰明显受越窑和耀州窑影响，但用在白瓷上的效果显然不如青瓷。

受越窑深剔刻技法影响的实际上远不止耀州窑与定窑，包括青白瓷窑系、磁州窑系等诸多窑场，都或多或少受到过越窑的影响。

北宋中期以后，随着刻花工艺的成熟，刻花手法越来越丰富，所用刀具也不断翻新，加之薄胎器物增多，单纯的深剔刻技法逐渐淡出历史舞台。

责编耕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