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映：再议实践

再议实践

陈嘉映这样的题目，我也有点担心，因为现在像这样在概念上踱来踱去，是否还是一个有意思的事情？百十来年的倾向就是，在做经济学、法学等社会科学时，就是希望做得硬。硬有它好的一面，但是也有可能我们会说有点僵硬，好像概念是确定的，方法是确定的，然后就是产生数据、得到结论这么一套做法。这跟以前的做法是不一样的，以前的做法是天然的，像法学、经济学这些都跟哲学联系得非常紧密。比如亚当•斯密，你说他是哲学家也好、经济学家也好，再如韦伯，你说他是社会学家、法学家、哲学家都可以。这是一个巨大的转变，这个转变的内容不是今天要说的。

今天主要就是想谈谈“实践”的概念。大家都知道，我们在论理的时候经常用到“实践”这个词，如“实践检验真理”“理论指导实践”等。只要是喜欢论理的人，你读书甚至写东西可能都会用到这些词，但是，我们在论理中这样使用“实践”这个词，这样来想“实践”这件事，基本上——我可能说得比较重——已经误入歧途，然后会得出很多混乱的结果。

比较简单的如“中国革命据说是由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指导的”，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发现当时共产党的领袖基本上都不太懂马克思主义是怎么回事（我没有批评的意思）。就是说，他们不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这套理论到现在可能主要是学院里面在研究，当然就更不用说共产党的那些基层、中层的革命干部了，他们可能连

马克思的书都没读过一行。在什么意义上理论能够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这是一个政治学的大问题。但是，像“理论指导实践”这些话，只要你稍微想一想，就会觉得很奇怪。

再比如“实践检验真理”。物理学家争论“黑洞是否存在”、“是不是有能量从黑洞中溢出”、“宇宙爆炸三分钟之后，宇宙的温度大概是11℃”，所有这些东西有真有假，你叫它真理也罢或者什么也罢，但是，你怎么可能用实践去检验呢？这跟实践好像没关系，但跟实验有点关系。实验和实践，显然不是一回事。实际上如果深入地说，实验和实践是两个相当对立的观念。我只是想说明平常我们在论理中使用“实践”这个词，有不少耳熟能详的命题，这些命题的意义都是高度可疑的——如果不说它们是错的话。

整个人生就是一场实践

人类活动大致可以分成三类：第一类就是单纯“取效”的活动。我指的就是糊火柴盒、扛麻袋、挖沟，等等。这些活动没有人喜欢，只是用这件事来挣钱或者生活，目的单一。另外一类活动就是像象棋那样的游戏。跟“取效”的活动相反，它的目的本身一点都不重要，它的目的本身就是为了活动设的，是内置的目的。有时候你能问一个人“为什么挖沟”，但是你不能问一个街头的人“为什么下棋”。

我想说的是：人类的活动基本上介于游戏和单纯“取效”之间，即实践活动。我们探讨实践的特点、实践的本质结构，对于我们理解

人类生活、人类活动有着最根本的意义。

我想稍微讲一讲行医这项实践。首先，行医是偏于取效的，而不是纯粹取效的。那么行医为什么不是一个纯粹取效的活动？医生不就是治病救人吗？实际上疗效只是它的考核指标之一，虽然是核心的指标。我现在讲的行医，不是现代医院里面的行医，显然以前的郎中是一个更好的实践者的形象。一个郎中在评价自己工作的时候，他首先自己就提不出那么多明确的指标。比如，一个病该花多少钱治？一个病这么治比较冒险，但是治愈的可能性大一点，那么治比较保守，但是治愈的可能性小一点，但是你能够有多少把握，你也没有统计数。所以他在下手治病用什么药的时候，他主要是依赖于一个传统。简单地说，就是他的前任或师傅怎么做的，他就怎么做，大致如此。当然他也可以修改，但是在他从业的大部分时间中，他主要是依据于一个传统。

一般来说，实践活动不是受智性理想引导的，它基本上只受“示范”的引导。比如我们学画画跟当海员是一样的，你跟着学就是了，自古以来到19世纪都是这样。如果我们把共产主义革命看成是一种实践活动的话，虽然它好像是从理论开始，陈独秀、瞿秋白等人去读马克思的书，然后读了之后就转化成中国革命。但对参加革命的人来说，他既不读马克思的书，也不读瞿秋白的书，他们主要是看瞿秋白、陈独秀这些人在干什么。因此，任何一种理想，从来都是体现在不同的“示范者”的身上，然后每个人都是主要去追随一个“示范”。比如追随了列宁或者斯大林，追随了陈独秀或者毛泽东，或者雷锋，或

者切•格瓦拉，或者其他人，虽然都是共产主义理想，但是你追随的那个“示范者”将决定你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共产主义革命者。是列宁式的，还是斯大林式的，还是切•格瓦拉式的，那是非常不一样的（这也是一个比较大的话题）。

包括我们现在说的民主，我不认为研究民主理论这事没意思，假设中国真有一天已经走上民主道路了，但走上什么民主道路跟研究民主理论几乎没有关系——我说得是相当相当绝对了。实际上，我们谈论民主的时候，好像是在谈论一些民主理想，其实没有人在谈论民主理想，除了真正在书本上研究的。因为民主制本身就有好多种“示范”，至少一百种吧。因此，你谈民主，你谈的就不是雅典的民主，你谈的就不是菲律宾的民主，你脑子里想的明明确确就是美国的民主，或者法国的民主。就是说，只有“示范”在我们的实践活动中会起作用，理论不相干。我说得很肯定，但是我又没有时间或者没有能力去把这个讲清楚，我把这个观点抛出来以供批判。

亚里士多德说过，“良好的实践本身就是目的”，“只有目的寓于其中的活动才是实践”，如果我们愿意走得再远一点、再极端一点，我们最后会说整个人生就是一场实践。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从实践中所能获得的最深的内在利益，简单地说，就是它赋予你生命的意义。这个和我们去做壮工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在一个目的是外在于这种活动的这类活动中，我们没有办法从这种活动本身去获得利益。而实践不一样，所有的实践活动都有这个特点——它都能够让你热爱到它就是你的生命的主要内容。反过来说，生命本身我们可以看作一

场整体的实践。亚里士多德说，“好生活就是已经好好生活了，幸福就是已经幸福了。”你会看到，最深的报酬是：你热爱你的行业、热爱你的生活，然后这种热爱本身让你有机会去投身于它，这就已经报答你了，就已经给了你生活的意义。

医生的美德和战士的美德是不一样的

我关于实践的讲法基本上走的是亚里士多德的路子。毫无疑问，任何一个人讲实践都应该走亚里士多德的路子，因为实践基本上就是亚里士多德开创的，而且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或者古希腊的思想都是深不可测，永远都不能脱离的，脱离了肯定就会讲错。然后，我的很多内容来自麦金太尔在上世纪80年代出的一本书——《After Virtue》（《追寻美德》，又译为《美德之后》），他讲实践的概念讲得比较丰富。

麦金太尔实践概念的一个基本目的是什么？他的基本志趣是什么？他的一个基本志趣就是他反对普遍主义的道德理论。普遍主义的道德理论可以说是统治了我们近代的伦理和道德思想。由于它统治了一般的思想界，它也就渗透到了每一个好反思的人的脑子里。人做事时他不得不跟着事走，但反思的时候，他往往就跟着观念走了。

近代有两大道德理论、两大系统：一个系统是功利主义的理论，另外一大系统是跟它相对立的康德主义的理论。这两套理论都是普遍主义的理论，康德的绝对命令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是普遍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