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时期北方民族关系略论_曾国富

收稿日期:2008-02-11

作者简介:曾国富(1962-),男,广东信宜人,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研究。

黑龙江民族丛刊(双月刊) 2008年第3期(总第104期)民族历史

五代时期北方民族关系略论

曾国富

(湛江师范学院政法学院历史系,广东湛江524048)

摘 要:五代时期,中原及南方地区处于分裂、割据、混战状态。连绵战争加剧了汉族的内部矛盾,严重削弱了汉族封建王朝的国力。北方强盛的契丹族乘虚而入,造成了严重的边患,民族矛盾尖锐;西北党项等族也倔强一隅,阻挠中西交通。中原五代统治者采取了加强边防、设法削弱契丹力量、构建睦邻关系、遣使沟通化解矛盾、军事征服与政治招抚相结合等策略,安边靖边取得良效。

关键词:五代;契丹;党项;策略

中图分类号:24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4922(2008)03-0094-09

五代时期是由唐中后期割据混战至宋代局部统一的过渡时期。在这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进程中,历史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来强大的汉族封建王朝不复存在;原来臣属于唐王朝的一些边疆民族迅速发展壮大,仿效汉族王朝政治体制建立起了封建政权;原来一统的中华大地四分五裂,除统治中原地区的五个朝代(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外,周边还存在多个割据政权。各政权为了争夺政治、经济利益,争战不休,造成社会局势极度动荡,经济凋敝,民不聊生。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北方崛起的契丹族乘虚频频入寇;西北部包括党项族在内的一些民族也变得桀骜不驯,使北部民族关系趋于紧张,边疆形势变得异常严峻。“当是时,天下大乱,戎夷交侵,生民之命,急于倒悬”

[1](卷54,《冯道传》)

。中原王朝的统治者,一方面致

力于对中原地区的政治统治以及军事斗争,另一方面致力于防边安边,采取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民族策略缓和边境局势,并力图搞好双边关系,以求和睦共处。

一、五代时期北方民族关系述略

1.中原混战,契丹族乘虚而入。五代时期,

北方契丹族迅速崛起。史载,契丹“乘中原多故,北边无备,遂蚕食诸部,达靼、奚、室韦之属,咸被

驱役,族帐浸盛,有时入寇”[2](卷137,《外国列传第一》)

。自

唐末始,契丹族即对富饶而动乱的中原地区虎视眈眈,试图入犯,但由于卢龙节度使刘仁恭守备严密,无隙可乘,不得不有所收敛。后梁开平元年(907),契丹乘后梁王朝初建,百废待兴,且汴(后梁)、晋争战正酣,无暇北顾之机,不时犯边。后梁贞明二年(916),契丹建国,其主耶律阿保机称帝。随着北部党项、黄头、臭泊二室韦等部族的先后被征服,契丹族“由是名震诸夷”。同年八月,契丹主阿保机率诸部三十万,号称百万,进军至云州(今山西大同市)。为摆脱被动态势,晋王李克用遣使会契丹主,晓以利害,约其共攻后梁。尽管契丹主与晋王李克用“约为兄弟”,定立了盟誓;但契丹入寇的根本目的是谋取经济利益,即掠取人口、财物以至土地。因此,在梁强晋弱的形势下,阿保机很快就撕毁了誓约,“阿保机归而背盟,更附于(后)梁”

[3](卷266,太祖开平元年五月条)

。这是因为,在李克用拉

拢利用契丹的同时,后梁也频频遣使至契丹,约与契丹夹击晋,瓜分其地。这更符合契丹的利益。王夫之也指出:“当是时,朱温强而克用弱,助温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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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击克用,灭之也易,助克用以远攻温,胜之也难,克用乃欲以信结之,约与灭温,直一哂而已。”[4](卷28,《五代上·二》)梁、晋同时在争取契丹的援助,自然使契丹认识到梁、晋之间的矛盾可以充分利用以渔利。于是,契丹“一面与克用结盟,一面又利用梁、晋双方矛盾,坐收渔人之利,时而联梁,时而联晋,反复无常,唯利是图”[5](第216页)。从此便开始频频叩击边关,给北边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后梁贞明三年(917)三月,契丹又大举入寇。契丹主帅众30万,“乘胜进围幽州,声言有众百万,毡车毳幕弥漫山泽”[3](卷269,均王贞明三年三月条)。晋军尽管与后梁军争战激烈,但面对契丹气势汹汹的来犯,毅然分兵救援。晋军采取灵活战术,避免与契丹骑兵于平原作战,而从山地进军,引契丹军于山地作战,结果使“契丹人马死伤塞路”,并在幽州一战中,将契丹军打得大败,“席卷其众自北山去,委弃车帐铠仗羊马满野,晋兵追之,俘斩万计”[3](卷270,均王贞明三年八月条)。这是后梁朝契丹族最大规模的一次入犯,结果因为晋军不屈不挠的抵抗而大败,此后较长时间不敢南下。契丹军所以于此时大举入犯,是因为看到后梁与晋激烈争战,处于胶着状态,以为乘鹬蚌相争之机可得渔翁之利,不料打错了算盘。

2.内忧外患,契丹助石敬瑭灭后唐。晋灭后梁,建立后唐王朝之后,加强了北边的驻兵防守。但已发展壮大的契丹族已不甘愿局限于漠北草原,因而还是屡屡犯边。同光二年(924)五月,契丹入寇幽州(今北京),屯兵于东南城门之外,“虏骑充斥,馈运多为所掠”。契丹在后唐初虽屡有犯边记录,但多为浅尝辄止。究其原因,除后唐边防严密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契丹欲先解决后顾之忧的问题。史载:当时,“东北诸夷皆役属契丹,惟渤海未服;契丹主谋入寇,恐渤海掎其后,乃先举兵击渤海之辽东,遣其将秃馁及卢文进据营、平等州以扰燕地”[3](卷273,庄宗同光二年七月条),故其对后唐边境的入寇只是旨在“扰”之,担心后唐出兵援助渤海,令其腹背受敌,因而“以攻为守”。当契丹攻渤海无功而还后,不得不暂时搁置这块“硬骨头”,转而集中兵力扩大对后唐的侵扰。契丹铁骑先后蹂躏幽州、易定、蔚州、岚州等近边诸州。面对契丹的频频寇边,后唐庄宗命大将李嗣源率军北征,于涿州挫败契丹军。后唐明宗(李嗣源)朝初期,契丹虽时有犯边,但为患不重,双边关系较缓和。其原因,一是契丹要集中力量对付东北新兴的女真族及强盛的渤海,恐后唐乘虚袭之,故遣使来修好;二是契丹主阿保机新死,子耶律德光刚即位,其母述律后为巩固德光的政治地位和权力,频频诛戮契丹将领、大臣,弄得契丹统治集团人心惶惶。因此,后唐边境稍获安宁,边民得以休息,生产也得以复苏。至天成二年(927),“是岁,蔚、代缘边粟米不过十钱”[3](卷276,明宗天成二年十二月条)。然而,后唐内部发生了变故,改变了边境形势。后唐明宗对于北部边防极为重视,派遣大将率重兵驻守。然而,心怀异志的义武节度使兼中书令王都,“镇易定十余年,自除刺史以下官,租赋皆赡本军”,企图割据一隅,对于后唐派遣重兵屯驻边境,心生疑惧。他一方面策动卢龙节度使赵德钧、成德节度使王建立等“谋复河北故事”,割据一方,官职世袭,不输朝廷贡赋,不受朝廷征调;另一方面则引诱塞北异族为援,企图以此威胁后唐朝廷,以实现其个人政治野心。天成三年(928),王都先是以重赂求援于奚酋秃馁,引奚族军队万骑突入定州,但被后唐军队击败于嘉山下;后又引契丹发兵救定州。王都悉发其众与后唐军激战。后唐军在北面招讨使王晏球的正确指挥下,战术得当,“契丹兵死者过半,余众北走,王都与秃馁得数骑,仅免。契丹退师,又为卢龙节度使赵德钧邀击,殆无孑遗”[6](卷2《太宗嗣圣皇帝上》)。

后唐长兴四年(933),明宗死后,皇位成为诸王争夺目标。后唐统治者对皇位的频频争夺,引发了契丹对中原土地、人口、财富的觊觎,“契丹屡攻北边”;同时也激起了防边大将石敬瑭、赵德钧对皇位的争夺。他们都手握重兵,都想藉此局势动荡之机,借助契丹族的支持而夺取皇位,由将帅而为君主。石敬瑭的野心为朝廷察觉,企图将其迁移以化解危机。石敬瑭不受迁调,决意起兵反叛,勾结契丹以夺取后唐政权。石敬瑭以割让燕云十六州为条件以换取契丹的援助,于是,对中原王朝土地、财富早已垂诞的契丹族倾兵南下。后唐政权迅速土崩瓦解。

3.后晋与契丹关系恶化,契丹再次倾兵南下。后晋既为契丹所扶立,后晋成为契丹的傀儡政权实乃必然。石敬瑭认契丹主为“父皇帝”,自称“儿皇帝”,以丰厚的岁币及频繁的遣使,卑躬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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