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孩危机：一个危言耸听的伪命题

至于“男孩的入学标准应降低20-30分”和“班干部选拔应限制女生比例”等“拯救男孩”的政策提议，实际上早已成为许多学校的潜规则，尽管这对于女孩来说既不合理、合法也不公正、公平。不能只看到城市女孩在学业上的进步和优势，而忽略了她们同样是应试教育和性别角色刻板化的受害者，出生人口性别比的畸高，更表明女孩在娘胎孕育中或出生后就被大量的扼杀，她们的生命权、人身安全受到更多地威胁、摧残，把女孩在学业上的长足进步视作应试教育的负面后果，更是对女孩勤奋、细心和自我努力的否定。况且在进入社会以后，女孩的逆境还是要多得多，同样能力和水平男性的发展机会远高于女性，女性或许需要优于男孩若干倍才可能获得类似或平等的地位。
国外的“父亲缺失”的概念并非国内一些专家所认为的，是因为父亲工作压力大而参与子女教育少，而是指因父母分居、离婚或父亲死亡等形成的单亲家庭子女缺少父教、父爱的现象。包括一些专家反复引用的所谓“美国60%的强奸犯、72%的少年凶杀犯、70%的长期服役犯”来自父亲缺失家庭，实际上是无父单亲家庭（其中监护人为未婚母亲的占相当比例），而并非父亲参与教养少的家庭。似未见有研究表明，在家庭教育中，父亲的作用应大于母亲，或以母亲为主的抚养教育方式会导致男孩的所谓“中性化”、“娘娘腔”。至于“教师队伍中的女性比例远高于男性”被认为是“男孩不男”的原因之一也缺乏实据。《中国教育统计年鉴》的资料表明，2008年仅学前教育、特殊教育和小学教师中的女性过半，总计全国专任教师队伍中的女性为53.3%，并非为传媒所渲染的“远高于男性”甚至所谓的“由女教师独霸”。
不可否认，近20年来，高等院校女生比例大幅度增长，从1988年的三分之一上升到2008年的近50%，应该说性别平等在高校入学率方面获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而且这种趋势还将持续。但是分类统计还表明，教育层次越高，女生的比例越低。2008年女生在大专、本科、硕士和博士生中所占的比例分别为51.9%、48.2%、48.2%和34.7%，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女性在高等教育学生总数中的比率作为评估性别平等的主要指标，并认为“50%的比例”反映了良好的性别平等。这里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2009年6月更新的数据做了统计，在有相关资料的148个国家和地区中，女性在高等教育学生总数中的比例超过50%的有104个（达70.3%），其中超过60%以上的就有27个，最高的达84.6%。也就是说，女生学业成绩优秀、升学率高是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普遍现象，即使在20年前，包括菲律宾、蒙古、古巴、科威特、阿根廷、牙买加等34个国家高等教育学生中的女性比例就已过半。而在中国不仅在高校，即使在普通高中、初中和小学，女生的比例也都只占47%左右。也就是说，从义务教育到高等教育，中国女孩的总体教育机会仍少于男孩，农村地区更是如此。
“因性施教”、“限招女性”是“拯救男孩”的妙方？
首先要分清“男女有别”的先赋性和后致性。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生理决定论”者曾试图以两性生理结构上的先天差异也就是男性的“生理优越性”（比如智商、主动性、理性高于女性），来证明男性的攻击性、竞争性和统治性具有生理依据，以及男权制的合理性。但随着半个世纪以来的学术和政治辩论，“社会建构论”在西方理论界已成为主流。“社会建构论”以医学科学的最新成果证明两性间遗传学上的生理差异虽存在但很细微，男女孩的大多数差异并非“天生”的而是在成长的社会化过程中学习、模仿，尤其是被传统的性别规范所建构和塑就的。其次，还应将“双性化”和“中性化”相区别。心理学意义的双性化特质并不是带有否定和扭曲含义的所谓“不男不女”、“中性化”的同义语，而是指同时兼具男性和女性气质长处和优势的一种综合性的人格／心理特征。几乎所有的研究均表明，具有双性化特质的男女在心理健康、社会适应和自我评价等方面都优于单性化者，双性化是一种顺应时代进步、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综合性的心理特质，也是信息化、多元化时代性别角色发展趋势。因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03-2004年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中，提出教育权利的意义以及在该领域性别平等的四条标准，更给人们对儿童实施“双性化教育”以理论和实践上的有力指导。一些学者却倡导所谓的“因性施教”和单性化的“男子气”培育，显然与世界发展潮流相悖。
尽管早期的性别角色理两者具有稳定的相关性。史蒂文斯等通过对6420个核心家庭和14000个无父单亲家庭的追踪研究发现，父亲缺失家庭和双亲家庭中的男孩与女孩并无显著差异，儿童生活中的其他男性，如朋友、亲戚，甚至电视或书中的男性形象提供了榜样。尤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父母外出工作的时间和双重负荷递增，使得不少儿童接受幼托机构和大众媒体教育的时间比与父母共处的时间还多，父亲也就未必是儿童主要的甚至唯一的性别角色榜样或社会化的引导者，青少年也并非生活在所谓的“女人圈”。作者近30年来所做的以及其他学者有关亲子关系的定量研究都显示，中青年父亲在与孩子的互动沟通、关怀陪伴方面，都比以往的父亲有更积极的关注和投入表现。因此，如果父教缺少致使“阳衰”男孩递增的假设成立的话，那么，随着父亲关怀陪伴的增加，男孩的所谓“中性化”、“娘娘腔”也应越来越少而不是越来越多啊！至于溺爱型教养方法无论在父亲还是母亲都只占少数，不少研究表明溺爱型教养方法未呈显著的性别差异，甚至显示母亲反而更少地溺爱孩子。
“父亲榜样缺失”导致“男孩阳衰”？
“男孩危机”的另一杀手被认定为男子汉榜样的缺失，包括父亲参与教育的不足以及男教师比重的下降。作者曾做过父职参与的专题研究，中国父亲在子女教养和关怀陪伴方面确实做得还很不够，也非常赞同并期待父亲有更多的参与和作为，这不仅对男孩而且对女孩的全面发展，不仅对孩子而且对夫妻关系的和谐融洽，乃至对父亲自身的体验及成长都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贬损女性的教养方法、夸大男性主导作用以及父教对男孩气质起决定作用的推断尚缺乏充分的理论和实证依据。
此外，尽管体力在职场的优势弱化，信息社会也给人力资本雄厚者（包括女性）提供了更多的发展机会，但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市场经济本能地排斥劳动力成本较高的女性，尤其是一些私营的、中小企业及乡镇企业无论在招聘、录用、下岗、解雇，还是在培训、晋升、福利待遇，或在女职工的特殊保护等方面，更多地做出不利于女性的制度安排。更何况，在未能有更公平、有效、可行的方法之前，各种考试仍将是评估学业成绩和选拔人才的主要测试方法。唯一需要进一步探讨和改变的是考试内容更有效地评估考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最大限度地减少靠死记硬背获得高分的概率，而不是因为女生成绩优秀而全盘否定她们的勤奋和努力，并由此全面否定近年来素质教育的进展和考试方式改进的探索。
近日，由两位青少年教育专家撰写的“‘男孩危机’：一个亟须关注的教育现象”（《光明日报》2009年12月9日）引起热议，针对中国男孩“陷入全面危机”、需要被“拯救”的专家观点和传媒误导，现从以下四个观点提出质疑，并以相关的研究结果和统计资料论证了“男孩危机”并非是一个振聋发聩的警言，而是一个危言耸听的伪命题。
高考状元女生多是“男孩学业危机”的主要指示器？
“全国高考状元中的女生比例持续上升，甚至通常是男生‘优势领域’的理科状元也逐渐被女生占领”以及“女生获得奖学金的比重超过男生”，被一些传媒反复强调为专家所认定的男孩学业危机的主要测量指标。其实，这只是反映了部分考试成绩突出女生的学业成就，即使是各级各类学校的女生学习成绩优于男生，也未必表明女性在教育领域已占据优势地位，“阴盛阳衰”的所谓“性别倒挂”已威胁到男孩的生存。
至于专家和传媒所列举或强调的在各种成长热线、咨询机构、网瘾戒除机构中，需要帮助的男孩多于女孩，以及在工读学校、未成年犯管教所中的男孩远多于女孩等现象，把这些都归因于应试教育扼杀了“男孩爱冒险、爱挑战、爱争吵、爱跑动”等天性和特长也缺乏充分的依据。正如不少研究报告了青少年中具有焦虑、抑郁症状以及自杀意念和行为的女性更多，但也不能由此得出女孩的心理和社会适应不良的结论，况且，青少年的不良适应与应试教育之间并非是简单的因果关系。
应试教育是“男孩危机”最凶猛的杀手？
实际上，女生的成绩日渐上升，说明当今的女孩并非只是擅长死记硬背，她们同时还是素质教育的受益者。而女生进入高校比例的上升，在很大程度上是计划生育国策全面推行的延伸。独生子女的日渐普及，使女孩的价值有所提升，家长对男女孩抱有同样的期望；在抚养、教育方面提供同等的资源和支持；女孩和男孩一样承载着继嗣、养老、带给父母欢乐和成就感、实现父母未竟愿望和激励父母自身成长的功效；家庭中的重男轻女减弱，女孩的自尊、自信随着自我价值和责任、压力的提升而不断强化，力争学业成功成为她们及其家庭的主要奋斗目标。
不可否定的是，学生技能和身体素质下降确实是应试教育的负面后果之一，加上青少年获取信息更多地依赖网络，出行更多地使用电梯、交通工具，以及生活方式的电器化，家长对独生子女安全和受累的过度担忧，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青少年的体育锻炼。但综观《2005年中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报告》的研究结果，似未发现所谓“男孩体质下降已成为举国性的危机”和“直接危及国家安全和未来竞争力”等结论，而更多地凸显出城乡差异，其中性别差异主要体现在男孩“超重+肥胖”的检出率更高，女孩“营养不良+低体重”的较多。但这个性别差异或许更多地与部分男女孩生活方式的不同有关，比如男孩在饮食方面更多地不加节制或更多地沉溺于网络，女孩更多地盲目节食，或部分家长对女孩的营养不够重视（尤其在农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