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着历史脚步看东西方国际体系

沿着历史的脚步看东西方的国际体系摘要：东亚的“朝贡体系”和西方的“条约体系”历来被诸多学者进行对比研究，以期在历史层面、制度层面和对外关系层面得到启发。

但是，一个世界何以被分成两个个性鲜明的体系，二者又是怎样发展融合成今天的国际关系体系的？要知道“为什么”就必须从其本源“是什么”，发展条件“是什么”来考虑。

这便是本文的写作思路：以时间为纵轴，横向比较东西方体系的发展情况以及在比较中联系实际产生的思考。

关键词：朝贡体系；条约体系；农业文明；殖民扩张中图分类号：k1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6x（2012）10-0000-02“如果不谈奴隶，不谈附庸经济，欧洲是不可理解的。

同样，如果不谈其国内的未开化民族和国外的藩属，中国也是不可理解的。

”——西方史学家布罗代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的历史发展往往带有厚重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征。

在统治与被统治民族之间形成纳贡关系，是世界历史上普遍存在的现象。

社会关系的不平等也源于所有的文明都建立在纳贡关系而不是血亲关系之一事实之上。

但奇怪的是，西方国家慢慢形成了由军事征服而产生的条约关系，东方则以中国为代表形成了以双方自愿为主要原则的朝贡关系。

就让我们沿着历史的脚步看看东西方的国际体系。

一、东西方文明的起源（公元前3500年——公元5世纪）从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1000年，世界上陆续出现了主要的文明发源地。

他们分别是：公元前3500年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两河流域）；公元前3000年的埃及文明（尼罗河流域）、米诺斯文明（希腊）；公元前2500年的印度河流域文明；公元前1500年的黄河流域文明（殷商时期）。

这几个文明发源地在其婴儿期几乎是一样的模式：诞生于大河流的冲击平原，开始于农耕、驯化动物。

他们都经历着农业革命，并伴随着技术进步使人口增多、村落逐渐发展为城市。

技术进步和社会变革相互作用，共同促使城市的产生和文明的形成。

这一时期是几大文明共同走完的第一步。

在接下来更漫长的岁月里，由于“家庭环境”不同，这几大文明发源地的发展方向开始分道扬镳。

1.美索不达米亚文明被称为文明先驱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诞生于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冲击形成的肥沃平原上。

两河流域地势较低，北部有黑海、南部有波斯湾、西边是地中海和红海、东部有里海，地理位置极其优越。

但正这样的地理环境决定其易受外族入侵。

每年两河流域的洪水泛滥和外族入侵使苏美尔人常感到恐惧，他们试图通过编纂完备的法典来减轻他们的不安全感，《汉谟拉比法典》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一部。

通过理性的法典来约束社会行为渐渐成为他们的共识。

2.古代希腊文明古代希腊是由爱琴海和地中海沿岸的一些半岛和岛屿组成的。

半岛上布满森林，有充足的建造商船的木材，克里特岛上的商人可以在看到陆地的情况下航行到地中海沿岸的所有国家。

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8世纪，希腊人迫于压力开始与地中海东岸的腓尼基人展开贸易竞争，设立商业据点，并将其发展为殖民地。

希腊殖民扩张运动的结果便是产生了大量独立的城邦，而非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帝国。

3.尼罗河流域文明与印度河流域文明在不断的征战与扩张中，公元前5世纪前后，波斯人创建了横跨尼罗河和印度河的庞大帝国，亚历山大大帝多次派探险队建造通商口岸，开辟新航线。

4.黄河流域文明黄河流域的文明与其他欧亚大陆文明迥然不同，其独特性主要是由中国地理上的封闭性造成的。

中国位于亚欧大陆最东端，东边是浩瀚的太平洋，北部是冰封雪冻的西伯利亚平原，西部有绵延的山脉、沙漠和高原与大陆的其他部分分隔开。

因而前5世纪-8世纪，当西方世界在为生存征战、远航、建立殖民地、热衷于海上贸易时，中国正处于大一统的稳定而繁荣的西汉王朝。

不同的地理环境导致了不同的发展道路，也正是在这个阶段，一个整体的世界被分成了初具特点的东西方两个部分。

二、“朝贡体系”与“条约体系”的形成（公元5世纪——公元18世纪）1.朝贡体系东亚朝贡体系是近代以前东亚地区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体系的简称，即以周边“朝贡国”对中国的双边关系为结构，形成一个以中国为中心、从中心向外围扩展的同心圆的体系。

这一体系从一定意义上说是儒家天下理论塑造下的产物。

（1）.朝贡体系形成的思想基础说到“朝贡”就不能不提中国在思想和制度上的两个重要理念，即“天下观”和“五服理论”。

“天下观”作为一种政治思想形成于先秦时期。

《诗经·小雅·北山》中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在这样一个总合的世界，中国居于中心位置，“四方”则为“四夷”。

从而在思想认识上就构成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同心圆。

日本学者田崎仁义曾认为，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具有国民无限和领土无限的思想。

再说到“五服”。

大约从西周开始逐渐形成了以王畿为中心按照远近亲疏的关系划分等级的制度。

甸、侯、宾三服是所谓的“华夏”；要、荒二服，属于“蛮夷”，这就是所谓“五服”理论。

五服模式对于儒家天下秩序观的形成有直接的影响。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五服模式契合了儒家以“礼”为核心的政治架构原则。

它为儒家所提供的正是一种以天子为核心的、伦理等级式的天下模式。

可以说，朝贡体系正是儒家的天下模式与秦汉之后政治现实相结合的产物。

（2）.朝贡体系的形成过程“五服”的形成及西周“分封制”的确立形成了“朝贡”雏形。

“先王之制”的主旨在于“先王耀德不要兵”。

朝贡制度重名轻实、重礼仪轻物质的传统由此奠定。

秦汉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取代分封制，原来所谓的甸服、侯服、宾服都变成了“王畿”，成了“中国”。

于是天下秩序主要成了“中国”与“四夷”之间的关系问题。

汉代以后，随着中原王朝与周边民族与国家政治、经济与文化交流的不断发展，中原王朝的周边民族与国家一个个地被纳入了庞大的、以中原王朝为中心的朝贡体系之中。

朝贡关系也就因此被视为中原王朝同周边民族与国家唯一的主导性的关系形式。

到了唐代，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鼎盛时期，国力雄厚，四夷宾服。

随着中外关系的发展，朝贡范围的扩大，朝贡制度日趋成熟。

以积贫积弱著称的宋朝在古代中外关系史上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段，一方面宋朝于“澶渊之盟”和“绍兴和议”后分别向辽、金称臣纳贡，朝贡关系成颠倒之势。

另一方面为了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朝贡贸易由鼓励到限制。

明清时期，中国沿袭旧有传统，仍在封建古道上缓慢前行，在将封建专制统治发展到顶峰的同时，也使朝贡制度达到极致。

总结说来，朝贡体系是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体现的精神原则为：“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柔远人，则四方归之”。

日本学者信夫清三郎从现代人的眼光出发，将这种价值取向称为“慕化主义”与“不治主义”。

他说：从中国方面看来，由于夷狄未具有礼的文化，但它却仰慕具有礼文化的中华（中夏）而谋求化育，即“慕化（慕夏）主义”。

与慕化主义互为表里的观念是东汉何休所说的“王者不治夷狄，来者不拒，去者不追”的“不治主义”。

“慕化主义”反映的是文化的吸引与认同在朝贡体系中的纽带性作用；而“不治主义”则是朝贡体系在政治上的基本特点。

简言之即：中华先进文化的吸引；中国长久繁荣稳定使得周边国家依托中国有安全保障；中国在朝贡关系中的“厚往薄来”原则，使周边国家有利可图，并借此发展贸易。

2.条约体系“条约体系”指伴随近代殖民扩张，形成的西方殖民列强主导的以“条约关系”为结构的国际体系——其本质上是一种“殖民体系”。

从希腊罗马时代开始，对外扩张便是西方文明发展模式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由于地理条件的限制，希腊文明的繁荣不可能主要建立在本土的农业发展的基础上，而是走上了一条海外贸易、海外掠夺与海外殖民相结合的外向型发展道路，并由此而形成了区别于内向型农耕文明的价值观念。

罗马的起源本身就是战争的产物。

从外邦、外族夺取财富，特别是夺取土地、奴隶来支撑它的强盛。

柏拉图也认为对于城邦公民来说，海港和船坞、城墙和贡税要比正直和克己更重要。

海港与船坞代表的是贸易，城墙和贡税代表的是征服。

当贸易与征服相结合成为文明发展的重心的时候，“正直和克己”这样的道德意识是不可能得到崇尚的。

随着美洲和通往东印度航线的地理大发现，世界商业贸易日益繁荣，并由此扩大了世人交往的范围。

近代地理大发现之后，尤其是资本主义的地位得到确立之后，西方文明的“扩张—发展—进一步扩张”的模式得到了强化。

因而近代西方文明的扩张从一开始就注定要扩张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西方文明也正是在这个全球性的扩张中确立了在所谓的“现代世界体系”中的中心地位。

通常认为，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反映了西方条约体系的内涵。

因为和约确立了主权国家的合法边界及对彼此国家内部事务的不干涉原则。

在这样的发展背景下，我们不难看出“条约体系”实际上是以航海文明的扩张和工业文明的再扩张为基础的，其精神原则为政治意义上的主权独立和平等。

但是面对它的价值取向，我们知道，在西方，文明的优势意味着积极的对外扩张，通过殖民扩张积累资本，实现利益最大化。

因此条约体系的最大特点就是：国家间形式上是平等的主权国之间的条约关系；实际上是一种征服与被征服、剥削与被剥削、掠夺与被掠夺的弱肉强食的不平等关系。

三、朝贡体系的解构与新国际关系的形成（公元18世纪至今）1.“朝贡体系”的解体当历史的车轮进入公元1840年，英国带着他们所谓的“条约和平”秩序理念，用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的大门。

以鸦片战争和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为标志，朝贡体系逐渐解体！19世纪的一个全球性现象就是西方殖民列强与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政治实体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并通过这些不平等条约将后者的领土、主权和权益以“合法的”形式转移到殖民列强手中。

资本主义经济的扩张成为朝贡体系解体的首要因素。

西方殖民列强入侵朝贡国，使他们成为殖民地或保护国。

处于“天下体系”边缘的国家如日本、越南等国在接受中华文化之余，民族意识及自尊意识逐渐增强，渐渐不满于中国作为天朝上国的姿态，故而在西方世界的冲击下安于或乐于成为条约体系的合作者。

最突出的表现为日本“明治三杰”之一的福泽谕吉积极倡导“脱亚入欧”理论，及13世纪越南彻底摆脱汉字影响，全国统一采用法国传教士整理的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文字。

这两件事已充分证明维系“朝贡体系”的文化因素已经动摇、断裂。

再者，晚清政府腐败无能。

中国自身已无力抵制西方殖民列强的扩张而维持传统的“封贡关系”。

西方殖民列强通过与“朝贡国”建立所谓的“条约关系”取代了传统的“封贡关系”。

近代殖民主义的“条约体系”取代了传统的“朝贡体系”。

2.当今国际形势“条约体系”在全球的确立，使得一分为二的世界又合成了一个整体。

实践中，越来越多的国家都在寻求国际规则对自身利益的保护，条约作为正式的国际协议对国家行为具有重要的制约作用。

“朝贡—条约”体系的对立已成为历史，但是经济政治的全球化并不意味着东西方开始采用一致的观念来看待世界，本源的不同依旧会影响着中西方处理国际关系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