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史讲义05封建史学的成熟——隋唐五代史学

第五章封建史学的成熟——隋唐五代史学隋唐时期，史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发展的基础上，进入了封建史学的成熟时期，这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是私人修史受到了限制，皇家加强了对修史的控制，并设立了专门的修史机构——史馆，完善了相应的史官制度，管修实数成绩斐然。

第二，是史学在思想文化领域中逐步摆脱了经学的羁绊而卓然自立的地位得到了社会的承认，这反映在文献整理和科举考试方面尤为突出。

第三，是出现了对史学进行总结的专书，史学批评趋于成熟，标志着史学的发展进入了更加自觉的阶段。

第四，是在编年体和纪传体史书长期发展的基础上，出现了典志体实数这一新的表现形式，表明制度史的撰述受到了史学家的重视，从而丰富了史学的内涵，扩大了历史撰述的领域。

第五，是通史撰述出现了复兴的趋势和历史笔记开始发展起来。

史学发展中这些新的内容，从不同的方面反映出这个时期的历史特点和史学特点，反映出历史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和史家自觉意识的增强，对后来的史学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

第一节、唐初史馆的确立和官修史书的成就
一、唐朝史馆的设立
1、隋禁私修国史和唐初设立史馆
隋唐时期，统治集团的历史意识进一步增强，这在历史撰述和历史思想上都有明显表示。

隋文帝时期，大量收集和整理典籍史料，为唐朝官修前史打下了基础。

为了加强对史学的控制，开皇十三年下诏：“人间有撰国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绝。

”（《隋书、文帝纪》）从此，任何人未经朝廷允许都不能擅自撰修国史，这一方面限制了隋朝史学的发展，另一方面也推动了唐出史馆制度的确立。

自东汉到隋朝，虽已出现了官方修史的形式或机构，但始终未能形成定制。

贞观三年，，唐太宗因武德年间萧禹等人修史未成，认为很有必要加强史馆领导，建立史馆制度，并由宰相监修，“贞观三年闰十二月，始移史馆于禁中，在门下省北，宰相监修国史。

”（《旧唐书.职官二》）从此，这种官修形式成为定制，历代相沿，直至清朝，无一例外。

2、唐初设馆修史的原因
（1）、政治统一。

自汉末到隋统一前，中国长期处于军阀混战，封建割据的分裂局面，至隋唐才重新统一起来。

随着政治统一，需要加强中央集权，思想意识也须高度统一，才能巩固统一局面。

唐处统治者深谙此理，因此设立史馆，组织史官编修前代史和
国史，以求统一人们的历史认识，清除分裂割据的历史影响，适应统一政权的需要。

（2）社会经济发展。

从贞观到开元百余年间，唐代的经济空前繁荣，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富强的封建国家。

经济的繁荣，必定推动意识形态领域的发展，史学也不例外地得到发展。

（3）封建统治者重视。

唐初最高统治者保持了比较清醒的头脑，深知要巩固一统政权，还必须时时“以古为镜”。

加强对前朝兴亡治乱历史的研究，特别注意吸取隋亡的教训。

因此，高度重视修史工作，加强组织管理，将史馆由过去的秘书省所属移置到皇帝直接控制的门下省，并提高史官的地位，“馆宇华丽，酒馔丰厚，得厕其流者，实一时之美事”。

唐太宗还亲自参与《晋书》的史论撰写。

3、唐朝史馆的成绩
唐朝史馆成立后，史官们编修了《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晋书》、《南史》、《北史》等纪传体史书，还编修了本朝大量的起居注、实录和国史。

在《隋书、经籍志》中明确将群书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并以纪传体史书为“正史”，列于史部之首，这说明当时官修正史已制度化和明确化，对魏晋南北朝历史作了一次系统全面的总结。

二、起居注、实录、国史的修撰
唐朝史馆的人物，既修前朝史又修本朝史。

史官包括专职和兼职两种，名称为修撰、直馆。

专职史官人数很少。

但“如有修撰大事，则用他官兼之，事毕日停”（《旧唐书.职官二》）兼职史官主要承担前朝史的修撰，事成职罢，专职史官负责修本朝史。

1、起居注和时政记
起居注是“录天子法度”（《新唐书.百官志二》），设起居郎和起居舍人在君主上朝时立于阶下，“人主有命，则逼阶延首而听之，退而编录，以为起居注”（《史通.史官建置》）是记录君主言行法令的第一手原始资料，也是编修实录的重要依据。

唐朝规定。

起居注每季一卷，季末录送史馆。

起居注始于汉朝，汉武帝有《禁中起居注》，东汉明德马皇后撰有《明帝起居注》，以后，历代相沿。

唐朝著名的起居注有温大雅的《大唐创业起居注》和《开元起居注》，流传至今仅存《大唐创业起居注》三卷。

此外，唐朝还有一种由宰相专职的原始记录资料，名曰《时政记》，是对起居注的一种补充，始于武则天长寿二年宰相姚（王寿）之手。

《旧唐书》本传载：“自永徽以后，左右史虽得对仗承旨，仗下后谋议，皆不预闻，寿以为帝王谟训，不可(zhan)无记述，若不宣自皇帝，史官无从得书。

乃表请仗下所言军国政要，宰
相一人专知撰录，号为《时政记》，每月封送史馆。

宰相之撰《时政记》，自寿始也。

”由此可知，《时政记》也是唐朝史馆的重要资料来源之一。

为了广泛详尽地收集史料，唐朝还制定了《诸司应送史官条例》，规定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有关部门都要按期向史馆送报详细材料，从而建立了一套完整系统的史料搜集制度。

2、实录
实录是封建帝王的大事记，起源于南朝，梁人周兴嗣修撰《梁武帝实录》3卷。

唐时，新君即位后，即令史官修撰先帝实录，并成定例，一直沿袭到清朝。

唐朝历代皇帝都有实录，可惜流传至今者，仅存《顺宗实录》5卷，因保存在《韩昌黎外集》中而未散失。

3、国史
据史书记载，唐朝先后八次修撰国史，为后晋修唐史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三、八部“正史”的修撰
1、唐修五代史
唐高祖武德五年，就颁布了《命萧禹等修六代史诏》，但由于种种原因，未成而罢。

贞观三年，唐太宗下诏重修六代史，大家认为，北魏史已有魏收的《魏书》，于是决定只修梁、陈、北齐、周、隋五代史。

同时，任命宰相尚书左仆射房玄龄与魏征共同监修。

贞观十年，五代史的纪传部分全部修成，但当时并无表志，故又合称为“五代纪传”。

（1）《梁书》和《陈书》
作者姚思廉，在其父姚察所撰梁、陈二史的基础上，奉诏撰成。

贞观十年完成，次年姚病逝。

二书由魏征“裁其总论，其笔削则皆思廉之功”（《旧唐书.姚思廉传》）
《梁书》56卷，其中帝记6卷，列传50卷，记事起自梁武帝天监元年（502），迄于梁敬帝太平二年（557）共56年的历史。

梁武帝执政长达47年，因此《武帝纪》就占了3卷的篇幅。

《梁书》列传内容较丰富，以类传为主。

有的类传史料价值较高，如《诸夷传》详细记载了海南诸国的历史；《儒林传》立有梁代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范缜传》，并全文收录了他的代表作《神灭论》；《文学传》记载了文学家钟嵘、刘勰的生平事迹，还收录了他们的名著《诗品》和《文心雕龙》二书的序言。

这些都是很有参考价值的重要史料。

《陈书》36卷，其中帝记6卷，列传30卷，记事起于陈武帝永定元年（557），终于陈后主祯明三年（589年）共33年的历史，
姚察曾任陈吏部尚书，所以，对陈统治者多有曲笔讳饰。

列传不记载少数民族与族外之事，涉及的社会面狭窄，十分之九的篇幅记载的都是王室贵族及诸臣，这样，《陈书》就好象一部帝王家谱了。

《梁》、《陈》二书出于姚氏父子，二人都先后经历过并任过职，所以内容充实，史料丰富。

另一特点是文风质朴，文字简练，崇尚两汉散文，一改六朝浮艳骈俪文风。

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认为：“世但知六朝之后古文自唐韩昌黎始，而岂知姚察父子已振于陈末唐初也哉。

”
（2）、《北齐书》
作者李百药，其父李德林，历仕北齐、北周、隋三朝。

北齐时奉诏撰《齐书》，未成而卒。

其子在此基础上撰成《齐书》50卷，其中本纪8卷，列传42卷。

记事起于高欢（496年），终于幼主高恒承光元年（577），包括东魏和北齐两朝历史。

《北齐书》的价值在于，一是保存了一代史料，二是内容完整，不仅写了北齐，而且写了东魏。

（3）、《周书》
作者令狐德芬，他是建议唐高祖修撰前代史的第一人。

参与者有岑文本、崔仁师。

《周书》50卷，其中帝记8卷，列传42卷，记事起于宇文泰（505），止于北周静帝大定元年（581）包括西魏和北周两朝历史。

《北齐书》和《周书》都曾在宋代残缺，是后人复原不足的。

（4）、《隋书》
《隋书》85卷，其中帝纪5卷，列传50卷，志30卷。

纪传和十志分两次完成。

纪传由魏征主编，于贞观十年（636）完成，志由长孙无忌领衔，于高宗显庆元年（656）完成。

《隋书》记事起于隋文帝开皇元年（581），止于恭帝义宁元年（618），共记隋朝38年的历史。

《隋书》主要有以下特点：
第一、“以古为镜”、“以隋为鉴”的修史目的明确，将修史与借鉴紧密结合，故大多能据实直书。

隋朝是个短命王朝，其兴亡直接给唐初统治者提供了深刻教训。

《隋书》注意总结分析隋亡的原因，对隋帝王的胡作非为作了深刻的揭露和严厉的谴责。

统记述了各类人物，广泛反映了社会各方面的情况，保存了许多重要史料。

第二、文字简洁，受到后代史家好评。

2、五代史志
五代史只有纪传而没有志。

贞观十七年（643），唐太宗诏褚遂良监修。

永徽元年（650）。

高宗复命令狐德棼监修，至显庆元年
（656）成书，长孙无忌奏进。

《五代史志》综叙梁、陈、齐、周、隋五朝典章制度，与“五代史”纪传相配合。

亦称《隋志》，在史学发展上，它是自《史记》的八书和《汉书》的十志以来最重要的史志著作。

首先，它综合并囊括了除前史符瑞志以外的全部内容，是“正史”书志撰述以来的一次总结性成果。

其次，它反映出撰述者对于天道、人事在认识上的逻辑发展。

《五代史志》前五志即礼仪、音乐、律历、天文、五行，是以天道为中心，讲尊天敬神、天人感应，这是为君权神授和现实的上下长幼之序制造理论根据和神秘的面纱。

跟这个认识体系相对应的是它的后五志，即食货、刑法、百官、地理、经籍等志，记述了五个朝代的经济制度、法律制度、官吏制度、区域建置和唐初皇家所藏隋朝以前历代典籍存亡及学术流变。

这是按经济、政治、文化的逻辑建立起来的又一认识体系。

这个认识体系虽然还不能完全摆脱“天道”的影响，但在具体认识上已经把天道撇在一边而着重于人事的分析了。

这种还不得不讲天道，但把天道和人事分别开来看待的历史认识，在历史观上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第三，《五代史志》中的《经籍志》，是以目录书出现的学术史专篇。

它精练地概括了唐初以前的文化典籍和学术流变，是继刘向、刘歆之后一次更大规模的历史文献整理之总结性成果。

按经、史、子、集四部分分类著录历史文献，以道、佛作为附录，这就奠定了古代文献分类的基础，影响所及，直至明清。

《五代史志》在撰述思想上不止是有兼容南北的明确要求，而且有上承两汉的自觉意识，显示出一种细致爬梳和宏大气度相结合的格局。

《五代史志》的多方面成就，是“正史”书志发展的新阶段，也为独立的典制体史书的问世，提供了思想上和撰述上的条件。

三、新修《晋书》和《南史》、《北史》
1、《晋书》的编修
两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26种晋史著述，唐太宗对此都不满意，贞观二十年下达《修晋书诏》，以房玄龄、褚遂良为监修。

贞观二十二年修成，包括帝纪10卷、志20卷、列传70卷、载记30卷，叙例、目录各1卷。

叙、目已佚，今存130卷。

据宋人称，因唐太宗为宣、武二帝及陆机、王羲之二传写了后论，故全书曾总题为“御撰”。

《晋书》记事起于西晋武帝泰始元年（265年）止于东晋恭帝元熙二年（420），共记两晋165年的历史。

综观《晋书》，主要有以下特点：
（1）、保存了一代丰富史料。

《晋书》写出了两晋历史的全貌，它从追述晋室先世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在东汉末年和曹魏时期的活动写起，还包括了大致跟东晋同时代存在的北方十六国史
事。

《晋书》对这样纷繁的历史格局，都能从容地表述出来，显示了唐初史学家的组织力量和创造才能。

（2）、体例完备。

晋朝是个社会矛盾异常尖锐复杂的特殊时代，胡汉分裂，政权众多，唐朝史学家们秉承唐太宗“华夷一家”的大一统思想，屏弃“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资治通鉴.贞观二十一年》）的民族偏见，以统一后的平等立场、观点来修撰分裂时期的历史，创立了完备的编撰体例，除一般纪传体所具备的纪传志外，还沿用《东观汉记》的“载记”体例，，创造性地以其记十六国君臣事迹、国之兴废，并着眼于僭伪，不再渲染华夷。

这跟南北朝史家互以对方之史为“传”且以“索虏”、“岛国”相称，不仅有表述上的区别，而且有认识上的发展，反映了隋唐统一后“天下一家”的思想。

（3）、集合众家之长，编修者各尽其能。

分工合作，成书迅速，仅用2年多时间修成《晋书》130卷，充分显示了集体编修史书的优越性。

（4）、据事直书。

《晋书》同五代史比较起来，据事直书是其优点，不象后者那样采取纪、传不同处置的写法，这跟晋史距唐代年代久远有关。

2、《南史》和《北史》
二书是唐朝所修前代史中的两部南北朝通史。

作者李延寿，曾参加编修《五代史志》、《晋书》。

他在其父李大师著述的基础上，又利用史馆工作之便，抄录搜集了大量史料，经过16年，修成两史180卷。

《南史》80卷，其中本纪10卷，列传70卷，记载起自宋武帝刘裕永初元年（420），止于陈后主陈叔宝祯明三年（589），包括宋齐梁陈四朝共170年史事。

《北史》100卷，其中本纪12卷，列传88卷，记载起自北魏道武帝拓拔（王圭）登国元年（368）年，止于隋恭帝侑义宁二年（618），包括北魏（内含东魏和西魏）、北齐、北周、隋共233年的史事。

《南史》、《北史》与前修八部南北史相比，有如下特点：
（1）、体例全备，统筹南北，贯通各朝。

打破了八书各记一朝，断代为史的格局，纠正了厚此薄彼，互相蔑称“索虏”、“岛夷”的民族偏见和缺陷，仿司马迁《史记》体例，于南北各朝皆立本纪，列传，力求统筹兼备，客观公允地反映八朝历史，这种编撰体例，既反映了史家大一统进步的思想，也反映了魏晋以来我国各民族大融合的历史发展趋势。

（2）对八书删繁补缺，纠正曲笔，重新编撰，并非简单节抄。

删削订正了八史中一些讳饰不实之记载，删去了大量空洞无物的表诏诗文。

并补充了一些珍贵史料。

晁公武指出：《南北史》“删繁补阙，过本书远甚”。

（《郡斋读书志.杂史类》）
（3叙事简要，文字简洁。

《南北史》将八史原来的566卷改编为180卷，约占原书卷数的三分之一，字数的二分之一。

（4）列传不以朝代为断限，而按世系排列。

以家族为中心，按家族立传，一姓一族之人，合立一篇，如南朝的王氏、谢氏，北朝的崔氏、卢氏等家族，都是祖孙数十人合为一传，好似一部家族氏谱，反映了南北朝门阀世族的特殊历史地位和社会现象。

总的看来，唐初设馆修史，对唐朝的史学发展起到了推动和促进作用，官修和私修官审的八部正史是这一时期的显著史学成就，在史学史上具有不可磨灭的重要地位和价值。

馆修史书有人多物多，史料丰富，成书快的特点，但也存在着“争学苟且，务相推避”，监修意见不一，“十羊九牧，其令难行”（《史通。

忤时》）的弊端，又带有官方政治倾向及明显的回护和曲笔，严重束缚了史家个人见解的发挥，所以唐中后期的史馆修史，成就不大。

反之，私人的史学著述却频见硕果。

第二节、第一部史学评论专著——《史通》
一、《史通》的内容
《史通》的作者刘知几，唐高宗年间举进士而入仕，武则天、中宗、玄宗时任史官，期间，因不满于武则天和唐中宗时史馆修史的紊乱和监修贵臣们对修史工作的横加干涉，毅然辞去史职，“退而私撰《史通》，以见其志”
1、《史通》出现的原因
《史通》的诞生不是偶然的。

第一，据《隋书.经籍志》载，唐以前属于史部的书尚存817部，13264卷，这样浩繁的文献积累，为刘知几进行史学评论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第二，刘知几的写作借鉴了前人的许多学术思想。

许冠三说：“《左传》、《论衡》与《文心雕龙.史传篇》乃是刘知几构其实录史学之三大支点，《史通》各篇原是循此三者所启示之思想与纲领写成。

”（许冠三《刘知几的实录史学》，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傅振伦也说：“《文心雕龙》为文史类之书，然《史传》一篇，则论史之功用、源流利病、史籍得失及撰史态度，实为史评之先河。

《史通》一书，即就《文心.史传篇》意推广而成。

”（傅氏《刘知几年谱》，中华书局1963年）第三，刘知几的史学批评意识，得力于他在史学上的修养。

他自称：“自小观书，喜谈名理，其所悟者，皆得之襟
腑，非由染习。

……其有暗合于古人者，盖不可胜记。

始知流俗之士，难与之言。

凡有异同，蓄诸方寸。

”（《史通.自叙》）这说明他在史学批评上有多年的积累。

他的史学意识，还受启示于当时修史工作的实践，正由于对官修史书弊端的认识，使他愤然辞去了史官之职，把批评的意识变成批评的行动，专心从事《史通》的写作。

2、《史通》的内容
《史通》凡20卷，分内外篇两部分，内篇10卷39篇，外篇10卷13篇，共52篇。

但内篇的《体统》、《纰缪》、《弛张》3篇，已佚，实际只剩49篇。

凡83352字，自注5498字（据宋刻本统计）。

内篇是全书的主要部分，着重阐述了史书的体裁、体例、史料采集、表述要求和撰史原则，而以评论纪传体史书体例为主。

外篇论述史官制度、正史源流，杂评史家、史著得失，并略申作者对于历史的见解。

刘知几撰述《史通》的目的，是“伤当时载笔之士，其义不纯。

思欲辨其指归，殚其体统。

”他是志在总结历史撰述中的利弊得失，通过对历史的回顾和理论的分析，提高史家的认识，推动史学的发展。

他自称此书“商榷史篇，下笔不休”，“多讥往哲，喜述前非”。

这两句话，概括《史通》全书的精髓在于史学批评。

二、刘知几的历史观
刘知几的史学思想可分为历史观和历史编纂学两个方面。

在历史观上，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敢于对过去的圣贤经传提出怀疑批判。

这主要表现在《史通》的《疑古》、《惑经》中。

如《疑古》指出了《尚书》有十条疑事，又为商纣王翻案，说纣王并不象人们说的那样坏。

在《惑经》中，刘知几敢于对孔子的《春秋》提出十二条“所未谕”的问题，指出孔子存在五种“虚美”现象。

但有的恰恰暴露了他的封建名教思想。

认为孔子为亲者、为尊者还讳的不够。

过去有的研究者只看到刘知几敢于批判怀疑的表面现象，而未认真分析其批评怀疑的内容及实质，这显然是片面的。

还应该指出，刘知几的《疑古》、《惑经》两篇，显然是受到王充《论衡》中的《书虚》和《问孔》篇的影响和启发。

2.有反对天命论的思想和因素。

刘知几在《史通.杂说上》中指出：“夫论成败者，当以人事为主，必推命而言，则其理悖矣。

这种“以人事为主”论兴灭的思想无疑是正确的。

3.对怪、力、乱、神取“若存若亡”的态度。

刘知几说“怪、力、乱、神，宣尼不语；而事鬼求福，墨生所信。

故圣人于其间，
若存若亡而已。

”（《史通.书事》）这种“若存若亡”的观点与态度，与“无神论”不能划等号。

4.主张天人感应说。

《史通.五行志错误》指出班固《汉书.五行志》的所谓错误，但实际上却暴露了他严重的天人感应思想。

比如他说《汉书.五行志》“多直叙其灾而不言其应”就是如此。

他主张在史书中记载所谓的天人感应现象。

《史通.书志》中说：“至如荧惑退舍，宋公延龄；中台告坼(che裂开)晋相速祸；星集颍川而贤人聚；月犯少微而处士亡；如斯之类，志之可也。

”
5.迷信灾祥符瑞。

在刘知几看来，“夫灾祥之作，从表吉凶，此理昭昭，不易诬也”（《史通.书志》）因此，他竭力主张要在史书中详细记载灾祥符瑞现象。

他甚至批评班固《汉书.五行志》：“灾祥示兆，其事甚明，忽而不书，为略和何甚？”（《史通.书志》）刘知几认为灾祥符瑞表现出来的天人感应现象是存在的，但也不能“以前为后，以虚为实，移的就箭，曲取相谐”（《史通.书志》）。

仅此而已，并无反对、批判之意。

可见，他还没有跳出天人感应的圈子。

6.轻视人民群众。

刘知几认为：“民者冥也。

冥然无知”（《史通.自叙》）；而另一方面，他却十分推崇“高门华胄”，说什么“帝王苗裔，公侯子孙，余庆所钟，百世无绝”（《史通.书志》）
三、刘知几的历史编纂理论
1、关于历史编纂的目的和作用，刘知几说：“盖史之为用也，记功司过，彰善馋瘅恶，得失一朝，荣辱千载”（《史通、曲笔》）；“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史通、直书》）。

总的来说，是要“劝善惩恶”，“激扬名教”（《史通、曲笔》）。

刘知几在这方面的理论比这个理论的创始者孔子还来得系统完整和彻底。

2关于编纂内容，刘知几主张在以往史书“五志”的基础上“广以三科”，增加“三志”。

“五志”即荀悦提出的达道义、彰法式、通古今、著功勋、表贤能。

显然，这里只有“劝善”而无“惩恶”的内容，也无记载灾祥符瑞、天人感应的内容。

为此，刘知几主张“广以三科”，即“一曰叙沿革，二曰明罪恶，三曰旌怪异”，具体地说就是：“礼仪用舍、节文升降则书之；君臣邪僻、国家丧乱则书之；幽明感应、获福萌兆则书之。

”他认为，“以此三科，参诸五志，则史氏所载庶几无阙。

”（《史通.书事》）所谓“三志”，“一曰都邑志，二曰氏族志，三曰方物志”，这可说是写地方志的建议。

为什么要写《氏族志》呢？他认为“可以品藻士
庶”，“甄别华夷”（《史通.书志》）这明显是为巩固封建统治服务的。

3、关于编纂体例方面。

刘知几有“六家”、“二体”之说，主张断代的编年体与纪传体二体并行不悖。

刘知几不主张写司马迁《史记》那样的通史，而极力推崇班固的断代的纪传体《汉书》。

而在断代的编年体方面，则推崇《左传》。

根据上述观点，宋人郑樵说他“尊班而抑马”（《通志总序》）。

两汉、魏晋以来，史家盛誉左丘明而深抑司马迁几乎成为风尚，刘知几的“尊班抑马”论只是给予了一个理论总结。

4.关于史才方面。

刘知几提出了史才的“三长”说和评定史才优劣的具体标准。

“礼部尚书郑惟忠问：‘自古文士多，史才少，何也？’对曰：‘史有三长：才、学、识，世罕兼之，故史者少。

夫有学无才，犹愚贾操金，不能货殖；有才无学，犹巧匠无（pian）木便楠斧斤，弗能成室；善恶必书，使骄君贼臣知惧，此为无可加者。

’时以为笃论。

”（《新唐书.刘子玄传》）“才”是指历史研究与写作的能力；“学”主要是指掌握史料的广度和深度；“识”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能对史料进行正确的鉴别与取裁；二是在写史时能作到“善恶必书”
5.在修史制度方面，刘知几反对设官局修史之制，而主张“一家独断”，个人修史。

以切身的体会，指出了史馆修史的弊端。

在《史通.忤时》中指出，史馆众人修史，意见不一；看不到地方史料，视听不广；史馆人多，言易外传，致使下笔多有顾忌；监修各持己见，“十羊九牧，其令难行，一国三公，适从何在”；监修既不指授，修之者又无遵奉，“争学苟且，务相推避，坐变炎凉，徒延岁月”。

6.在历史写作方面。

刘知几主张“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以简要为主”。

为此，他专门设置了《直书》和《曲笔》两篇。

并分析了产生这两种现象的社会根源。

首先，是从人的“邪正有别，曲直不同”，探讨“直书”与“曲笔”产生的社会根源，这是很有见地的。

其次,是从史学的历史考察上可以看出：“古来惟闻以直笔见诛，不闻以曲词获罪”。

这是揭示了曲笔终究不能根绝的历史原因。

第三，是从史家本人的品行各异，以致出现“直书”和“曲笔”的分途。

同时，刘知几主张，好的史学作品不应该“繁词褥说，理尽于篇中”（所谓“现”），而应该“省字约文，事溢于句外”（所谓“晦”）他对当时文史不分，文人把持史职的现象十分不满，感叹“世重文藻，词宗丽淫”，“文之于史，何相乱之甚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