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军伊战-失之战略得之战术

美军伊战:失之战略得之战术
历时近8年后，伊拉克战争终于结束了。

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给人最突出的印象就是美军的“虎头蛇尾”。

事实证明，美军可以轻而易举地摧毁一个政权，却无法实现对一个民族的征服。

其实，美国人做事常有只顾眼前、不顾长远的急功近利倾向。

正因为如此，在美国的军事理论界，长期存在着一种重技术和战役战术层面研究的倾向，认为战略上的不足可以用技术的先进和战役战术的胜利去弥补。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种蕴涵实用主义色彩的思维方式具有一定程度的灵活多变特点，表现在战术运用上，则没有太多条条框框，一切从实际需要出发，只要能达成作战目标、减少伤亡即可。

伊拉克战争的目的是“推翻萨达姆”“解放伊拉克”。

因此，战争一开始美军就选择了以直击要害为主的空地一体“快速决定性作战”。

冷战后，美军发动的战争几乎每次都采取不同的战术方式。

1991年的海湾战争，运用了“先空中打击、后地面突击、以空中打击为主”的“非线式机动战”；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运用了以空中打击为主的“非对称、非接触”战术；阿富汗战争，出现了全频谱支援的特种作战；伊拉克战争，又实践了以直击要害为主的空地一体“快速决定性作战”，并极大地震动了世界军事理论界。

实战效果的出色，来源于军事理论的先进。

“快速决定性作战”理论上承“战略瘫痪论”的基本思想，为军种作战构想提供框架和指导，是美军作战理论的核心。

“快速决定性作战”强调以效果为基础，将作战目的集中指向摧毁敌装备、设施，解除敌武装，而不再是消灭敌“有生力量”。

因此，争取“快速主导”，控制作战进程和结局，不仅是美军的主观愿望，而且变成了不以伊拉克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进程。

其实，这也是美军从一开始就投入地面部队的根本理由。

在一场战争中使不使用陆军、如何使用，关键取决于战争要达成的目的是什么。

既然美国将伊拉克战争的目的锁定为“推翻萨达姆”“解放伊拉克”，也就决定了美军必然要使用地面部队。

近年来，美军作战理论虽多次修改、更新频繁，但其核心思想并没有太多变化，仍然是以投入决定性力量、实施决定性打击、夺取决定性胜利为根本指导思想。

这种决战思想，可以说是美军作战理论的核心和灵魂。

战争初期，围绕有效控制的“群岛”式城市进攻战术迅速达到了围攻巴格达的目的。

此后，美军的城市进攻战术灵活多变，打破了其不擅城市战的怪圈。

在伊拉克，美军越来越认识到“文化中心战”的重要。

依托此设计的反游击战术大幅度地提高了美军的软性战斗力。

特别是在陷入“游击泥潭”之后，美军才开始改变习惯于用技术手段解决战争问题的思维方法，提出和开展“文化中心战”，并采取启动“国家安全语言”计划、从文化层面转型情报机构、提高军人学习和思考能力等措施。

在2007年美国陆军协会会议上，国防部长盖茨提出新的陆军改革方向，认为陆军应该更注重训练外国军队，掌握更多外国语言和习俗，重视“文化”在战争中的作用，进一步提出了“文化中心战”理论。

以“混合战争”理论为指导的非正规作战战术，使美军实现了从履行一般任务向“多任务”部队的转变。

打一场仗，进步一次，在战争中学习战争，都是美国军队的可贵品质。

以“混合战争”理论为指导的非正规作战的诞生就是典型例证。

正如美国国防部长盖茨所说的那样，“为真正取得克劳塞维茨所定义的胜利――即达成政治目标，美国需要一支具备两种相配能力的军队，既能踢翻大门，又能随后清理混乱甚至重建房屋。

”
可以说，盖茨的这种比喻非常贴切准确。

正是伊拉克战争的实践使美国认识到，未来
军队的力量建设不但要强化“踢翻大门的打击性力量”，更要积极筹划“重建房屋的建设灶力量”。

从某种意义上讲，使用“建设性力量”更为重要。

在作战能力建设方面，美国国防部2009年1月出台的首份《四年任务使命审查报告》第一次将非正规作战纳入美军6个核心任务之中。

这六大任务分别是：国土防御和民事支援行动；威慑行动；大规模作战行动；非正规战；对稳定、安全、过渡与重建行动的军事支援；合作安全中的军事行动。

总之，非正规作战拓展了军队任务领域，使美军实现了从履行一般任务向“多任务”部队的转变。

伊拉克战争中，美军在战术运用方面也暴露了太过依赖科技力量的弊端，从而导致指挥者本身的能动性和战术灵感无法有效发挥，所以，尽管美军一直谋求使战场透明化，但战场终究无法完全透明。

作战指挥无论在何种时候都无法摆脱谋略的牵引。

然而美军在推进信息化的进程中，伴随着战术指挥本身的程序化，使指挥者本身的能动性和战术灵感无法有效发挥。

美军在伊拉克战场的指挥印证了这一点。

美军迅速取得的胜利并不能掩盖其战术理论发展严重落后于军事装备技术发展的事实。

战争中，美军各军种及各作战单位在战场上的协同仍有待改善。

值得一提的是，一直孤军冒进的第3机步师是美军指挥上的一个明显败笔。

此外，美军在伊拉克战场上也暴露了太多的容易遭受攻击的薄弱环节。

由于太过强调和依赖火力，加之害怕人员伤亡，造成了美军地面部队遇到阻击时畏缩不前，在火力难以发挥作用时只能长时间等待。

所以说，虽然火力打击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是，如果把火力打击当作万能钥匙，就成了一种包袱。

因为火力打击的前提条件是对目标的准确定位和对己方以及平民安全度的有效评估，特别是如果目标隐蔽或流动性大，目标与非战争人群混杂或与已方人员距离过近，就难以发挥火力的优势。

这些不利于发扬火力的因素，恰恰被伊拉克反美武装很好地利用，常常造成美军的强大火力无用武之地。

同人类历史上所有大的社会变革都需要反复实践一样，当前世界范围的军事变革也需要反复实践的推动和检验。

作为特殊的实践，战争不仅检验军事变革的物质成果和思想成果，而且是对参战国家在军事变革中的观念、机制、行动和成效的客观检验和评价。

美国人深谙此道，伊拉克战争中，美军的种种战术战法、武器装备在伊拉克不断地进行试验、测试、修改和优化。

数字化部队、轻型打击旅等新部队进行了部署和作战来试验如何应对低强度的游击战、城市战；无人机被广泛应用并开始了攻击试验，悍马被证明不符合低强度游击战争而被防地雷车取代；M1A2／A3被证明在城市作战中有着不可取代的地位而因此要发展M1A4；单兵防护装备不断提升，单兵作战能力不断提升。

直升机的作用不可取代，但也受到了挑战。

超高速、远程、精确是未来火力投射的发展趋势。

一支军队需要不断在战争中检验、提升自身的能力，不断挑战新的目标，其设想的敌人永远是强大的，需要军队不断提升战斗力，完善战术战法，改进武器装备，加强兵员素质。

抛开这其中的诸多政治依附，就此而言，伊拉克战争军事价值就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