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长竺可桢与浙大的“ 文军西迁”

校长竺可桢与浙大的“ 文军西迁”
作者：暂无
来源：《教育家》 2015年第5期
文／单泠张冬素
每年的4月7日，对于浙江大学，对于竺可桢来说，都是个特殊的日子。

1936年的4月7日，竺可桢被任命为浙江大学校长。

气象学家竺可桢在这一天的日记上写着：晨雷雨。

上午有雾。

午有雷。

下午四点见阳光。

晚又雨。

玉兰盛开，杏花落，寓中白樱花开。

1个月前刚过46岁生日的他，人生在这一天转了个大弯，开始长达13年的浙大校长之旅，从而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留下浓重一笔。

浙大有幸，在那个战火纷飞、兵荒马乱的年代，拥有了这么一位领路人。

一所战前只有3
个学院16个学系的大学，在颠沛流离中，发展壮大成7个学院27个学系的当时全国最完整的
两所综合性大学之一，被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称誉为“东方剑桥”。

今年是竺可桢诞辰125周年。

1890年3月7日，竺可桢出生在浙江绍兴东关镇。

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来重温这段历史，具有特殊的意义。

在中国教育问题重重，谋求变革的当下，“校长竺可桢”，具有了特殊的符号价值。

“ 教授是大学的灵魂”
到浙大当校长，竺可桢开始并不愿意。

1936年1月28日，丙子年正月初五，南京雪后放晴。

中午，著名的美丽川菜馆异常热闹，一间包厢里，竺可桢与地理气象学界的朋友小聚。

席间竺可桢得知，有人向蒋介石推荐他去当
浙大校长。

当时，浙大学生因反对校长郭任远，爆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学潮。

蒋介石急着物色一位有
声望、有学术成就的人去接任，以平息家乡的学潮。

宴会结束，竺可桢心事重重地回到家中。

他希望这不是真的。

一则是放不下气象研究所的
工作；二则大学校长事务繁杂，又要同官场打交道，而他自知不善亦不屑于官场应酬。

竺可桢当时是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这是他1928年创办的，也是我国第一个气象研究所，竺可桢已经苦心经营了10年。

此前，自1918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他在东
南大学创建了中国大学中的第一个地学系。

消息很快就被证实了。

但2月21日，蒋介石召见他时，竺可桢还是没有马上允诺。

3月16日，竺可桢仍在南京带领北极阁气象研究所的工作人员放飞了一枚探空氢气球。

这
枚探空氢气球升空高达17714米，获得了弥足珍贵的气象资料，这在东亚各国中属于第一次。

但此后的13年间，他最主要的工作，不再是气象研究。

竺可桢从一个科学家，成为了一个教育家。

1936年4月25日，杭州城内风和日丽。

下午4点，竺可桢结束与教师的座谈之后，来到
学校健身房，第一次面对浙江大学全校800多名学生和教职员工，发表讲话。

“ 今天与诸位同学第一次见面，就来略谈本人办学的主要方针，和我对于本校与诸位同学的希望。

”虽然显得有点紧张，但竺可桢清楚地向浙大师生表达了他的教育思想。

“ 一个学校实施教育的要素，最重要的不外乎教授的人选，图书仪器等设备和校舍建筑。

这三者之中，教授人才的充实，最为重要。

”
执掌浙大的13年中，竺可桢一直未改初衷。

动身来浙大的那天，他专门在上海停留，去了交通大学，为的是向校长裘次丰借人——裘
答应把胡刚复借给浙大两个月。

胡刚复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学者，他毕业于哈佛，是厦门大学、中央大学理学院的创建人。

胡刚复同竺可桢一起到了浙大，并在浙大历史上留下了他永远
不会消失的背影。

在浙大西迁过程中，胡刚复是行动的“总参谋长”，从出方案到找房子、探路、定船定车、运书运仪器，都是由他一统操办。

遵湄办学时期，胡刚复是浙大理学院院长。

竺可桢留用了当时浙大一批教授，包括陈建功、苏步青、贝时璋、钱宝琮、郑晓沧、李寿恒、周厚复等，又把因反对前任校长郭任远而离开的张绍忠、何增禄、束星北等一一请了回来，何增禄回来时还带来了在山东大学任教的王淦昌，苏步青又推荐了章用。

凭借多年来留学美国
及在教育界、学术界的关系，竺可桢四处吸纳贤才， 1936年下学期开学时，被浙大新聘任的
教授、讲师有30多人。

王淦昌来到浙大时还只有29岁。

竺可桢亲自陪他参观校园，向他介绍学校的情况，还设家宴款待他。

“ 我从29岁到45岁，在浙大工作了16个年头……在黔北浙大的这段时间，是我
一生中科研思想特别活跃、成就较多、最值得追忆的时光之一。

”程开甲、谢学锦、许良英都
是王淦昌的学生。

苏步青教授的夫人是日本人，西迁时，没有一起走。

学校到了湄潭后，数学系设在姜公祠。

有一天，竺可桢走进姜公祠，对苏步青说：“你不要等到暑假，快把家眷接出来吧!”“我哪有这么多钱啊。

”“钱不用愁，我们学校替你包下来了。

”竺可桢一下子批给苏步青900块大洋。

当时这是多么大的一笔数字啊!那年4月，苏步青就回到浙江，经过35天，带家眷回校。

竺先
生知道后，说：“这下子我好放心了。

” 苏步青曾说：他把教授当宝贝，我们当教授的怎么不感动！这样的校长去哪里找呢？
费巩教授一度对竺可桢不满，开教务会时，当面冷嘲热讽：“ 我们的竺校长是学气象的，只会看天，不会看人。

”竺可桢却微笑不语。

后来，竺可桢不顾“ 只有党员才能担任训导长”的规定，认定费巩“ 资格极好，于学问、道德、才能为学生钦仰而能教课”，请他做训导处长。

竺可桢提倡教授治校、民主管理，主张校务公开。

竺可桢任校长期间，浙大的最高权力机
构是校务委员会，凡学校的一切重要事务都要经过校务委员会集体讨论决定，校务委员会成员
是校长、教务长、训导长、总务长和教授代表。

教授代表则由全体教员民主选举产生。

1936年
9月，《国立浙江大学日刊》创刊，大至各种会议纪要，小到校内消息拾零，天天与师生员工
见面。

“ 流亡大学”走出50名院士
竺可桢执掌浙大之前，就已深知，这是一份比研究所所长要难上十倍的职务，他对这个职
务的“ 难”有备而来。

但是，国家战争形势的“危”，却一次次击碎了他期望通过建立先进、正常的教育秩序来培养青年“精研科学，充实国力”的理想。

1937年8月，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上海，逼近杭州。

临近的炮火声和不断响起的空袭警报声，打破了刚刚呈现出新气象的浙大校园的宁静。

11月5日，日军在全公亭登陆，距杭城仅百公里。

为了保全浙江大学，1月11日至13日，竺可桢率全校师生分三批离开杭州，凡可以搬运的图书、仪器全部搬离，历时两年半，横穿浙江、江西、广东、湖南、广西、贵州6省，行程2600余公里。

一迁浙西建德，二迁江西泰和，三迁广西宜山，最终将校址迁到贵州遵义、湄潭，并在当地办学7年。

虽烽火连天，颠沛流离，却弦歌不辍。

每到一处，稍作安顿，师生们就打开教案，拿出课
本复课，科学研究也没有停顿过。

这一令世人瞩目的壮举，被全国人大常委会前委员长彭真称
赞为“ 一支文军”的长征。

电影《流亡大学》就是以此为原型拍摄。

浙大师生在食不果腹、衣衫不整的生活中依然保持了对科学的热爱和追求。

战时，科研仪
器缺乏，实验条件简陋，师生们自己动手造。

遵义没有电，改造的设备用桐油代替柴油发电为
工学院的学生开出了实验，老式柴油机需要人力驱动，每天，都会有学生去帮助拉皮带发动柴
油机。

湄潭的学生实验也没有电，束星北带领物理系的电工，修好了一台破旧的发电机，不仅
保证了实验用电，还使师生听到了国际无线电广播。

王淦昌教授在指导研究生叶笃正做“ 湄潭近地层大气电位的观测研究”课题时，没有观测仪器，只好找了个损坏的电位计进行修复，以
此观测到的数据成了叶笃正硕士论文的基础材料。

这也是他研究生涯中完成的第一篇论文。

当时，订阅外文期刊和专业刊物很难，竺可桢拨了近万元费用专门委托在上海的教授选购外文书刊。

竺可桢一向认为“ 大学无疑地应具有学术自由的精神”，因为“大学的最大目标是在蕲求真理”，没有独立研究的氛围，自由讨论的刺激，真理何由得明？在竺可桢的倡导下，浙大的
学术讨论之风盛行，教授与教授之间常常为学术问题争得面红耳赤。

即使在纸张紧缺、环境险
恶的抗战期间，浙大的学术刊物也定期或不定期地也保持在二十多种，各种学术纪念报告会不断。

许多著名学者如卢鹤绂、苏步青、陈建功、贝时璋、谈家桢、罗宗洛等，一生学术上最重
要的成就就是在这里取得的。

苏步青在微分几何研究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被称为“ 东方第一几何学家”。

王淦昌1942年发表在美国《物理评论》上的著名论文《关于探测中微子的一个建议》就是在这里写成的。

在湄潭的唐家祠堂，谈家桢发现了瓢虫色斑变异的嵌镶显性现象，并
用两年时间搞清了其中的机制和规律。

这一成果在1946年美国《遗传学》杂志发表后，引起国际遗传学界轰动，被称为是对摩尔根遗传学说的丰富和发展。

谈家桢教授对此回忆说：“ 我的一些最重要的研究论文就是在那穷乡僻壤的湄潭唐家祠堂中研究出来的，我的一些卓有成就的学生，也是在那里培养出来的。

今天回顾我的一生，最宝
贵的时期，就是在浙江大学任教的这个时期。

”
据不完全统计，在湄潭的7年中，浙大在国内外发表的论文超过当时所有的中国大学。

中
国的物理学年会连续4次在湄潭召开。

英国《自然》周刊、美国《物理评论》经常收到来自
“中国湄潭”的论文。

浙大西迁培养的1300多名学生中，走出了不少如李政道、程开甲、谷超豪、施雅风、叶笃正等科学界的精英。

据不完全统计，在当年浙大任教和求学的师生中，后来有50人当选两院院
士。

李政道曾说，一年的“ 求是”校风熏陶，发端了他几十年细推物理之乐，给了他攀登世界高峰的中华文化底蕴。

1944年10月25日，中国科学社30周年年会在湄潭文庙的大成殿召开，英国皇家科学院
院士、英国驻华使馆科学参赞李约瑟到会致辞，并参加了竺可桢主持的讨论会，成为当时国内
的科学盛事。

李约瑟在湄潭待了一周，浙大师生学术氛围之浓、研究水平之高，让他惊叹不已。

他在为
浙大师生作“ 战时与平时之国际科学合作”演讲时，称赞浙大是“ 东方的剑桥”。

1945年，
李约瑟在英国《自然》周刊上这样写道：“在重庆与贵阳之间叫遵义的小城里可以找到浙江大学，这是中国最好的四所大学之一……遵义之东75公里的湄潭，是浙江大学科学活动的中心。

在湄潭，可以看到科研活动的一片繁忙紧张的情景。

”
大学生要“ 谋食”还要“ 谋道”
“诸位在校，有两个问题应该自己问问。

第一，到浙大来做什么？第二，将来毕业后要做
什么样的人？”
在浙大玉泉校区正门口，这句话写在一块铭牌上。

在浙大紫金港校区，这句话，刻写在一
块巨大的石头上。

1936年9月18日，竺可桢校长在与新生的谈话会上这样问学生。

70余年后
的今天，这著名的“两问”，每一个浙大学生依然耳熟能详。

这两个问题，竺校长是给出了答案的。

他说，第一，诸位求学，应不仅在科目本身，而且
要训练如何正确地训练自己的思想；第二，我们人生的目的是在能服务，而不在享受。

竺可桢用自己的言行，让人们记住了他的“两问”，也记住了他给出的答案。

竺可桢甫一上任，第一次召开校务会议就提出大学各学院一年级不分系的建议。

“ 大学一二年级中，工院自宜打定数理良好基础，文法等院自宜重视文学、经济以及中外历史，以备专精。

虽然彼此不可偏废，仍宜互相切磋，不限系院，庶几智识广博，而兴趣亦可盎然。

”
那时的浙大，理工科学生选读唐诗宋词，文学院学生选读微积分、地学通论、物理等课程，是常见的事。

为加强数、理、化、国文、英文等基础课教育，竺可桢要求“ 第一等的教授”亲自到教学第一线。

苏步青、钱宝琮执教一年级数学，王淦昌、朱福忻教新生物理。

1938年8月，在竺夫人张侠魂女士和二儿竺衡葬后的第3天，国立浙江大学告别了安居半
年的江西泰和，开始迁往广西宜山。

有一支队伍由19个学生组成，管理500件行李，用船运，走水路。

因为听传闻说有敌军来，学生弃舟上岸顾自奔逃，导致一船行李全部丢失。

行李最终
找回来了，但竺可桢对此事深以为耻。

1938年11月14日，竺可桢在大会上批评学生，声色俱厉。

“ 事先已知三水危急而贸然前往是为不智；临危急又各鸟兽散，是为不勇；眼见同学落水而不视其至安全地点各自分跑，无恻隐之心，是为不仁。

”
宜山时期，是浙大西迁过程中最艰难的时刻。

1938年11月，在一次校务会议上，竺可桢
正式提议将“求是” 定为浙大校训。

1938年11月19日，他在日记中记下了这样一句话：
“ 决定校训为‘ 求是’两字，校歌请马一浮制。

”
在竺可桢的心目中，“ 求是”的精神应包括：(1)不盲从，不附和，一切以理智为依归。

如遇横逆之境遇，则不屈不挠，不畏强御，只问是非，不计利害。

(2)虚怀若谷，不武断，不蛮横。

(3)专心一致，实事求是，不作无病呻吟，严谨整饬毫不苟且。

他希望大学生能成为一个地方的楷模，成为一般人士的表率，能做到不仅“ 谋食”，而且“ 谋道”。

他说：“凡是有真知灼见的人，无论社会如何腐化，政治如何不良，他必独行其是。

”他经常引用古今中外的进步思想勉励和教育学生。

浙大校友刘奎斗回忆说，聆听竺师训话，“他的家乡口音比较重，实在使我这北方人无法完全听懂，但是训话中诚恳、慈祥的态度，以及一再说到母校校训：‘求是’，令我永铭于心”。

数十年后，刘奎斗捐款在浙大建造了竺
可桢国际教育大楼，他执意要以竺师的名字命名这座大楼。

刘奎斗是浙大工学院的学生。

他两度投笔从戎，参战抗日，两度进出浙大。

每次走，竺可
桢送他；每次回来，竺可桢为他接风。

一直到去世，刘奎斗的书房中，都挂着竺可桢的像，与
祖上的画像挂在一起。

每逢初一十五，他总不忘拜一下竺可桢老校长。

从抗日战争开始，教育部决定解散浙江大学的电令下了不止一次。

在内外交困的夹缝中，
心力交瘁的竺可桢曾一次又一次产生辞职的念头，但面对师生的挽留，又一次次留了下来。

1945年，抗战胜利，竺可桢“ 带着”浙大回到了杭州。

1949年，竺可桢60岁了。

3月6日，浙大学生自治会为校长60寿辰举行祝寿晚会，不矜
己功的竺可桢没有参加晚会。

浙大的学生为竺可桢做了一面旗，上面写了4个字——“ 浙大保姆”。

师生们就这样用自己朴素的心情，表彰当了他们13年校长的竺可桢。

但是没过多久，竺可桢辞别了家人和浙大，走了。

日记记载的时间是1949年4月29日。

日记里还记录了他和同乡蒋经国之间，在上海的一条马路上的一次对话。

竺可桢明确地告诉蒋
经国：我已经老了，一生最好的时间已经托付给了浙江大学，不想再继续做下去，也不想跟随
国民党去台湾了。

几天后，竺可桢和上海市民一起迎接了上海的解放。

10月1日，竺可桢在天安门城楼见证
了开国大典。

新中国也为竺可桢个人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在浙大玉泉校区主轴线的大草坪前端，立着竺可桢铜像，以平和、淡然的目光，注视着每
一个经过的求是学子。

每年四五月间，在他的雕像前，经常会有人们献上的束束鲜花，通常，
这都是远道而来的老校友们献的。

人们不忘记他，是记住了他做的事，并且努力照着去做，这
就是传承吧。

竺可桢
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

假使大学里有许多教授，以研究学问为毕生事业，以教育后进为无上职责，自然会养成良好的学风，不断地培植出来博
学敦行的学者。

——竺可桢
大学教育的目标，决不仅是造就多少专家如工程师、医生之类，而尤在乎养成公忠坚毅，
能担当大任，主持风尚，转移国运的领导人才。

竺可桢
科学精神是什么？科学精神就是“ 只问是非，不计利害”。

这就是说只求真理，不管个人的利害。

有了这种科学的精神，然后才能够有科学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