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言小说《怀旧》看鲁迅的初声吟唱

从文言小说《怀旧》看鲁迅的初声吟唱
《怀旧》作于鲁迅归国次年（即辛亥年）冬，最初发表于1913年4月的《小说月刊》。

它是作者最早的一篇小说，也是唯一以文言文写就的作品。

小说以冷静的现实主义笔法，较为真实地揭示了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现实生活，有着独到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

不过，小说《怀旧》所受到的关注，相对于鲁迅其它的篇章以及众多杂文而言，可谓鲜为人知，备受冷落。

作为中国新文化的先驱，鲁迅把文学看作改良社会、人生和斗争的武器。

其作品一开始便与人民的命运联系起来，关注当时重大的社会问题，对中国旧有的封建陈腐思想和传统观念进行深刻的剖析与鞭挞，表现出浓重的民族忧患意识和进行社会变革的强烈要求。

“揭示出病，引起疗救的注意。

”作者把向民众进行革命启蒙思想教育、改造国民性、唤起同胞的觉醒作为其小说创作的宗旨。

他的这篇《怀旧》与后来的小说集《呐喊》、《彷徨》中有着一种剪不断的血脉联系，作品无论在思想内容，抑或艺术风格上，都体现了鲁迅小说的创作特色。

《呐喊》、《彷徨》的许多篇章在内容题材的构成，以及表现手法上，都可以从《怀旧》中找到渊源。

一
一九一一年爆发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建立了民国。

小说《怀旧》并没有盲目陶醉于革命胜利的喜悦之中，它通过描写辛亥革命在中国南方某偏僻小镇激起的微澜，反映出了这场资产阶级革命并未从根本上动摇封建统治势力这一历史事实。

鲁迅早期小说“画出沉默的国民的灵魂”的实践，由此拉开序幕。

小说从一个学童的眼光和感受，去透视了辛亥革命在豪绅金耀宗和“吾”师秃先生、家仆、乡邻等各阶层中所引起的不同态度
和反响，真实而生动地描绘了一幅辛亥革命的世态图画，揭露了乡绅土豪及其帮闲文人的投机、卑怯，愚顽，同时也嘲讽了乡镇居民的庸人自扰，富家姨太太的荒唐可笑等。

小说中有这样一个故事插曲，太平天国时代替地主看门的赵五叔和帮佣吴妪，在主人逃走后留守以抗拒太平军，因而落得死亡的结局。

作为最底层的贫民百姓，就其社会地位而言，本应追随太平军去获取自已的政治经济和人身权利，相反，他们却努力维护那本应砸碎的封建枷锁和自己悲惨的生活现状，视这场革命如大敌，抵死抗拒隶属于本阶级并帮助他们摆脱苦难的武装力量。

同样，到了辛亥之际，身处下层的民众对革命亦是如此，当革命的消息传来，大家竟懵里懵懂地误为又是发生了“长毛变乱”，众皆恐慌逃难，当金秃二人探得真情，而自嘲先前的惊慌失措时，雇工王翁、女仆李媪和围聚“吾”家的农民，也都相随哄笑而散去。

他们都主动积极地附和地主阶级，愚蠢地把革命视为异类和叛逆，甚至用“长毛初来时良可恐，顾后则何所有”的历史来推论眼前这场革命不足为功。

中国新兴革命势力的浴血奋战，只给那些不明真情与尚不觉悟的农民佣仆们晚间纳凉增添一点“长毛”稀奇古怪的传闻轶事和“新乱”的谈资，只勾起他们对旧事的追怀，引发他们昔日的自豪与荣耀。

《怀旧》表明这样一个事实：辛亥革命并不为广大下层农民所知晓，他们对革命采取了一种冷漠、抵制，甚至仇视的错误态度。

从作品我们清楚地看到，存在于那些朴实的乡村劳动者身上是非不论、敌我不分的可怕的精神病态。

群众的这种愚昧无知和麻木不仁，有着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它在过去的封建社会，特别是长期处于落后闭塞的中国广大农村，表现得尤为突出和严重。

鲁迅最初怀着极大的热情迎来了辛亥革命，然而胜利后的景况令人大失所望。

白旗“貌虽如此，内骨子依然是旧的，因为还有几个旧乡绅所组织的军政府，什么铁路股东是行政司长，钱店掌柜是军械司长……”（《朝花夕拾》）皇帝和清朝统治者虽然被赶下了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并没有结束，篡国复辟的风潮
迭起，封建经济和封建思想并没有被摧毁。

人们满眼看到的是，中国社会依然被剥削阶级所控制的这一严酷现实。

在事实面前，鲁迅很快意识到辛亥革命的流产和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归于了失败，并进而对这场轰轰烈烈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开始了认真的观察与思考。

鲁迅把人民是否觉悟和革命是否符合人民的要求看作成败的重要标志，没有实质性的社会变革，任何朝代的更替或改头换面都不是革命的真正目的。

在未庄人们既看不到革命党人的纲领宣传，也没有发现革命组织和行动踪迹，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与《怀旧》中人们从金秃二人那里探得革命真情一样，举人老爷的逃难竟成了未庄人知道革命消息的唯一来源，无怪乎“阿Q们”对革命全然不知。

当时民众对革命陌生的程度，是着实让人吃惊的，这正是包括农民在内的广大民众不理解革命，要求革命却缺乏觉悟的真正原因所在。

觉悟毕竟不是天生的，它需要通过革命过程的启蒙和教育来逐渐形成和实现，没有群众的觉悟和群众的支持，无论革命者多么勇敢多么坚强，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脱离群众，不能唤起和发动民众，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严重失误和致命弱点。

也正因为如此，辛亥革命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它的失败结局。

几千年以来，中国人民所遭受的沉重的封建压迫和精神奴役，是世所罕见的。

建立在小农经济生产方式之上的封建正统观念、等级观念，纲常伦理道德，中庸保守等一套完整的封建思想，已经牢牢地把广大人民塑成了愚昧、冷漠和自私的机器，剥削阶级不仅统治着全社会人的肉体，也统治了整个社会群体的灵魂。

《怀旧》中群众这种身受压迫而不自觉，饱经苦难却不自醒，盲目维护既存现实的极端愚忠，使中国广大农民命运的悲剧色彩表现得尤为浓烈。

作品对国民弱点与劣性的忠实刻画，民众在这种重压之下自得其乐的“恣睢”和辛苦麻木人生的状貌绘写，寓托着多么强烈而复杂的情感！鲁迅对当时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怀疑和否定，还有启蒙愚昧和对全新理想人生的向往等现代意识，在这篇小说中已开始展露出来。

这是作家在创作中与众不同的特殊贡
献。

《怀旧》所表现出的群众的愚昧、麻木和对革命的不理解，在鲁迅后来的《呐喊》、《彷徨》里得到了广泛的铺展和深入的发掘。

作为处在社会底层备受蹂躏的广大人民，从根本上是欢迎革命和想投身革命的。

一方面，对极端生活痛苦长期忍受的闰土们，已经变得苍白无力和完全听认于命；另一方面，虽然难以承受的剥削压迫使农民不得不向往革命，但王翁那种“打宝”发财的物质贪欲也发展成为阿Q式的报仇、发财、讨老婆，“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喜欢谁就是谁”的极端虚妄、自私与堕落的个人主义思想。

阿Q式的革命既没有对土地的愿望，也没有对政权的要求，更缺乏对革命性质和内容的理解。

这种植根于谋求私欲土壤而产生起来的、目光短浅而愚昧的革命观，正是小生产者遍布城乡的旧中国国民灵魂的病根所在。

鲁迅抓住这一时代特点，在小说《怀旧》、《呐喊》和《彷徨》中创造出一系列典型人物，对这些不觉悟农民和已经觉醒了的分子的革命及其遭遇的描写，形象而中肯地总结了辛亥革命的历史教训。

所有这些，都体现了鲁迅小说的革命性和思想的深刻性、革命性。

鲁迅在揭示“愚弱国民的魂灵”的同时，苦苦探索和寻找革命的前途和出路。

长期逆来顺受，缺乏是非观念，丧失自主意识和斗争精神的广大民众，灾难深重却如铁屋般死寂和黑暗的专制社会，这就是作家当时所目睹与痛切的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现状。

“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纪念刘和珍君》）作家多么希望中国民众能放眼世界发展潮流，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摆脱那沉重的传统桎梏，冲破和抛弃人们头上的精神枷锁，走向一个全新的天地。

“可是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师生仇敌和各不相识的人，都结成一伙，互相劝勉，互相牵掣，死也不肯跨过这一步”（《狂人日记》），要真正改变这种人们不能不革命的生活地位和他们主观上又缺乏民主革命觉悟两者之间的矛盾，是何等艰难！特别是《怀旧》里面昔日助纣为虐、帮助官府截击太平军的众乡
民与《药》中那个蘸满烈士鲜血的人血馒头，更触目惊心地向人们展示了民众的原始愚昧与革命的严重冲突。

从《呐喊》到《彷徨》，鲁迅对启蒙主义的思考更趋冷峻，像《彷徨》中吕纬甫、魏连殳和涓生等这些觉醒的分子，其新的思想价值观在与封建伦理道德的碰撞和较量中，最终也不可避免地被推向了苦闷、虚无和寂寞的境遇，他们最终都逃不脱封建思想的重重包围和残害，逃不过悲剧的命运终点。

在这些担负着启蒙重任的人物形象中，融进了作家对启蒙主义的怀疑，它反映了在没有找到共产主义思想这个斗争武器之前，鲁迅作为一个启蒙者所感到的历史性悲哀。

即便如此，民众的觉醒以及发掘蕴涵于他们身上的巨大力量，始终是鲁迅首肯并为之不懈奋斗的目标。

如果不唤起民众，将革命变为劳苦大众自觉的行动，革命断没有成功的希望，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堪忧。

爱之心切，恨之亦切，“衰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深深叹惋，寄寓着鲁迅满腔的忧国忧民之情。

鲁迅满怀忧愤地描绘出自古以来“要做奴隶而不得”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两种人生的同时，又热切期待着“中国历史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的出现，把进化的希望寓托于未来新人。

在小说《怀旧》中，饱含热情地描写了一个聪慧敏锐、生性活泼的小学童对窗外自然人生的热望，在这个比那些冥顽不灵的成年人要率真、清醒得多的孩童身上看到了新世界的一抹曙光和希望。

与此同时，作家又不满于死气沉沉的私塾教育，篇未“惊噩梦”一笔，使我们看清陈腐的封建教育制度进一步走向了没落与死亡的境地。

鲁迅对少年闰土的挚爱，对《社戏》中孩童那纯朴自然、勇于助人的活泼天性的赞美，以及对渐受社会污染的幼小者的忧虑，都可以在《怀旧》中找到共同点，在“救救孩子”的隐隐呼声中，寄予了作者对孩童纯朴天性遭受压抑的深切同情与呼唤！
二
从日本留学归国的鲁迅，以进化论、人本主义为武器的思想特征和以启蒙主义、为人生而艺术的文艺观已基本成型。

外国文
学为鲁迅提供了丰富的创作营养和有力的表现手法，其小说特色指向，也由于学习借鉴，以及翻译出版《城外小说集》而基本形成。

其创作个性的诸多方面，都在小说《怀旧》中得到了展示，并显示出某种程度的定型化趋势。

在艺术上，《怀旧》率先尝试了“不为常俗所囿”的西方近现代小说技巧。

正如捷克学者普实克所说的“用忆童年经历的形式叙述故事，以及故意不去发展故事情节，这是十分新颖的成份；然而这篇小说与中国传统小说的最大区别，还在于记录这种无关紧要的谈话。

”（《国外研究论集》）。

首先，作家用叙事口吻，采取回忆式的内视角方式，以书房和青桐树下为中心，绘出一个个社会人生场景，将众多生活——现实人生与心理幻觉，太平天国的历史事件与辛亥革命的眼前现状交织一体，展现出普通民众那种“辛苦麻木”的悲剧式生活。

这种用心理时空代替物理时空的现代小说结构方法，完全突破了传统小说以情节故事为框架的平铺直叙程式，节省了许多繁琐的铺叙联结文字，从而使需要表现的内容鲜明突出，增大了短篇小说的思想容量，且富于抒情的情调。

其次，《怀旧》突破了中国小说重视情节因素的老套，不以讲述故事为主，而是以展现生活和刻划人物性格为重点；不以情节曲折、故事离奇取胜，而是截取生活的若干横断面，将创作的重心置于人物性格塑造、场面描绘和作者主观意绪情感的表现上，从而深化了辛亥革命脱离群众，以及对民众非人生活批判的主题。

由于作家对学童“吾”心理的准确把握，并利用其简单幼稚地对众多社会现象所作的推理谬误，产生了一系列误会、荒诞和夸张变形，使《怀旧》在沉重、灰暗和冷峻压抑中又呈现出许多喜剧因素。

但是，由于鲁迅那种“衰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情感基调是那样的浓郁，以致于这些喜剧因素最终带给人的是“含泪的笑”。

《怀旧》中这种第一人称的使用、人物性格塑造和心理描写，以及圆熟的讽刺写作手法，成了鲁迅以后小说中的惯用技巧，特别是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其对“迫害狂”患者的精神状态和
心理的把握与抒写，可以说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短篇小说《怀旧》是在革命民主主义的土壤上萌生起来的，它是一部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力作。

作品已经褪去了革命时期狂飚似的热情，而代之以反对专制暴政的冷静和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

它是鲁迅小说“古为今用”和“外为中用”的心血结晶，无论在上，还是艺术上都进行了大胆的开拓与创新，它借小说革新，呼唤着新小说的诞生，为革命思想启蒙作有力的探索和实践。

从这个意义上讲，《怀旧》是从晚清进步的谴责小说通向五四文学革命，高扬反帝、反封建的一面旗帜，因而它在小说史上具有开启性的重要意义。

我们在充分肯定《怀旧》的同时，无需讳言，也要看到作品的文言形式，既妨碍了对历史大动荡时期复杂社会生活的全面深入表现，也限制了自己对丰富人生阅历和精深社会见解的自由表达，限制了这样文情并茂、引人深思的佳作的普及传播。

从中国近代小说的发展趋势来说，白话小说取代文言小说，实属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