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服饰与文化的关系

探究服饰与文化的关系

探究唐宋元明清几个朝代文化对贵族服饰的影响

一．唐朝

唐朝（公元618-907）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它并蓄古今、博采中外，创造了繁荣富丽、博大自由的服饰文化，而身处其中的宫廷和上层社会妇女即贵族女性，除律令格式规定礼服之外的日常着装更是极富时代特色，引领女装潮流，出现了神秘高耸的帷帽、潇洒伶俐的胡服、轻巧坦露的薄纱衣裙等新奇大胆的装束。整体看来，唐代贵族女装主要有三种组合变化，即襦裙装、胡服与女著男装。初唐女性装束多与隋代相近，上穿小袖短襦，披帛，下着紧身长裙，裙腰束至腋下，用绸带系扎，以后数百年虽屡经变化，且受到别样流行服式冲击，但始终保持襦裙这一基本样式；盛唐时期，来自异域的胡服以其全新的形式受到广大贵族女性的青睐，在此风气影响下女著男装也盛行一时；中晚唐以来，胡风渐弱，更多地恢复了汉族传统，经过改制的宽衣大袖的襦裙装又成为妇女的主要着装形式。

多元文化长期渗透形成独特的社会心理

唐王朝是在中国经历了十六国至南北朝近三个世纪的大分裂、大动荡及民族大迁徙、大融合之后，在隋代短暂统一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胡汉民族之间的交融渗透早已突破了单一、因袭的传统格局，诸胡汉化与汉族胡化已成为现实；丝绸之路的重新畅通，将当时世界诸多文明形式引入唐朝，在积极吸收这些文明成果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大唐文明盛极一时；此外，自李唐王朝建立以来，高祖、太宗以儒学为主，高宗薄于儒术而归心于佛道，武则天则以佛教治国，玄宗时道教大炽等，形成了儒道佛三家并立的文化新格局，其它宗教如景教、摩尼教等也纷纷在唐朝找到了适宜发展的广阔空间，这样使人们的价值取向进一步突破传统儒家的桎梏，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趋势，正是胡族习俗、异国文明、宗教文化与隋唐本土传统相互交流影响，造就了唐人兼容并包、平等开放的独特的社会心理，使人民自我认同感加强，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表现出前所未有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大家敢于冲破陈旧观念，勇于接受新鲜事物。文化思潮的多元化，带来了思想和信仰的自由，旧礼教的大崩溃又使唐代妇女，尤其是具有特权地位的贵族女性，能够生活在一种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中，使其获得比任何封建时代女性都要多的生存和发展的权利，她们洋溢着艺术的激情，对自己的着装进行了大胆的改造，这一点突出反映在首服的演变中。即初行羃蘺，复行帷帽，再兴胡帽等。“羃蘺者，唐武德、贞观年中，宫人骑马多著羃蘺。……其羃蘺之象，类今之方巾，全身障蔽，绸帛为之。”[1]羃蘺来自西域少数民族，原本目的是避免风沙，传到中原后，与儒家经典《礼记•内则》“女子出门必拥其面”的封建意识相结合，反而变成贵族女性出门远行时为防范路人窥视面容而设臵的防范措施了，羃蘺形制是用大幅黑色纱罗直接上覆于顶，后垂于背，蔽护全身，而且可合可分，欲窥人视物时可用手搴开。但是由于其使用不便，唐高宗时期宫中又开始流行帷帽，它是一种高顶宽沿的笠帽，帽檐周围缀有一

层网状的面纱，考究一些的还在网帘上加饰珠翠，显得十分高贵华丽，其长度比羃蘺短得多，下垂至颈部，而且在实际生活中不断缩短，以至脸面部分显露，对此统治者无法容忍，遂加以禁止，然而女性对美的追求却非一纸诏书所能限制，《旧唐书•舆服志》记载：“永徽之后，皆用帷帽，拖裙至颈，渐为浅露。寻下敕禁断，初虽暂息，旋又仍旧。……则天之后，帷帽大行，羃蘺渐息。中宗即位，宫禁宽弛，公私妇人，无复羃蘺之制。”此后胡风盛行，妇女皆着胡服胡帽，帷帽之制又湮没不彰。史称，“开元初，从驾宫人骑马者皆着胡帽，靓妆露面，无复障蔽。士庶之家，又相仿效，帷帽之制，绝不行用。”[2]所谓胡帽，实即西域地区的浑脱帽，一般多用较厚的锦缎制成，也有用“乌羊毛”制成的，帽子的顶部略成尖形，周身织有花纹，有的还镶嵌各种珠宝。受政治形势的影响，安史乱后胡风减弱，又回归汉装传统，一些贵族女性骑马出行，使用一片纱网于额间为饰，整个面庞也基本坦露于外，名曰“透额罗”。

主要的是自南北朝至隋代一直在进行着的民族大融合所形成的多种文化共存的现实，是大唐帝国不同于此前任何一个朝代的基本国情。在唐朝以前的漫长历史中，经济繁荣期有之，社会稳定期有之，尽管都产生了与之相适应的服装发展，却还没有哪一个朝代的服装发展水平能与唐代匹敌，服装毕竟是一种文化现象，脱离不了一定时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又绝不能仅仅是一定时期社会经济活动的翻版，说到底还是要受到一定历史时期社会文化氛围的影响，唐代多种民族交融、多样文明渗透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所形成的多元化的社会文化结构，以及这种多元文化结构对社会心理、价值取向和审美行为的影响和支配，不但给当时的女性构思、设计各种服装提供着文化依据，同时也对唐代贵族女装形成独特风格起着致关重要的作用。

女权意识的崛起

唐朝是封建社会的上升期，强盛的国力，先进的文化，为人们追求生活享受创造了条件，女权意识也就在这个特殊的时代崛起：女性的社会地位明显提高。女权意识的兴起使盛唐时期出现了一种开放的着装现象——女著男装，它首先盛行于宫中，《新唐书•五行志一》：“高宗尝内宴，太平公主紫衫、玉带、皂罗折上巾，具纷砺七事，歌舞于帝前。女着男装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是极为罕见的，《礼记〃内则》早就规定：“男女不通衣服。”女子著男装被视为不守妇道，视为妖服，而唐代正是在女权意识崛起的特殊情况下才产生了如此开放的着装方式，反过来这种现象的出现更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代社会的开放与兼容。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思想文化的异常活跃，长期的外来文化与本土习俗的水乳交融产生共同的认同感，李唐皇室开明的治国方式等等共同孕育了博大精深、包容开放的大唐文化，贵族妇女服装在潇洒的胡服、男装之外，充分吸收初唐窄袖襦裙的特点产生了新式服装：大袖袒胸裙，它由大袖衫和高束腰的裙子组成，为袒胸贯头式，领子开得很底，不著内衣，胸乳半露于外，同时为了充分突出美丽丰腴的曲线，女性往往以轻纱为裙质地，其上绣团花，露肩裸背，从披纱中透出细腻的肌肤。男性对这种服装是肯定的、欣赏的，纷纷加以赞美，如方干《赠美人》：“粉胸半掩凝晴雪”；温庭均《女冠子》：“雪胸鸾镜里”；周濆《逢邻女》：“漫步罗裙半露胸”；李群玉《赠歌妓诗》：“胸前瑞雪灯斜照”；欧阳询《南阳乡子》：“二八花钿，胸前如雪脸如花”等等，唐人在壁画、陶俑、雕塑中也把这种装束保存下来传之后世，穿过悠远的历史时空，仍然能够真切地感受到女性高贵典雅的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