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传奇婢女妓女形象研究

目 录
摘 要 (1)
引言 (4)
一、唐传奇婢女妓女题材兴盛的原因 (5)
（一）、唐代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 (5)
（二）、胡族文化风俗习惯的影响 (6)
（三）、儒、佛、道三教的影响 (6)
（四）、商品经济的发达促使了当时市民文学的兴起 (7)
（五）、传奇体裁的社会边缘性与女性社会地位的边缘性契合 (7)
二、婢女 (8)
（一）、唐代婢女的社会地位观照 (8)
（二）、唐传奇中婢女的类别及其来源 (10)
（三）、唐传奇中婢女的职份 (12)
三、妓女 (14)
（一）、唐代妓女的社会地位观照 (14)
（二）、唐传奇中妓女的类别及其来源 (15)
（三）、宫妓、官妓（营妓）、家妓社会地位及其待遇对比 (18)
四、唐传奇中婢女妓女形象对比分析 (20)
（一）、地位的地下 (20)
（二）、任人摆布的命运 (21)
（三）、不满反抗 (25)
（四）、女性外在美和内在美的充分展示 (27)
（五）、以悲剧而告终的爱情 (33)
注 释 (37)
参考文献 (38)
致谢 (40)
摘 要
中国小说发展到唐代，进入了新阶段，其突出的标志就是“传奇”的兴起。

在唐传奇中有大量关于婢女和妓女的题材，这些题材成为唐代小说出色的女性形象系列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根据大量史籍以及出土文书资料来看，唐代蓄养婢女形成风气，上自王公百家，下至平民百姓多拥有婢女的记载。

唐代婢女从事最繁杂的劳役，其地位却处于社会最底层。

同时，唐代社会繁华，世风开放，狎妓冶游成为风流时尚。

不论是高朋聚会，还是官府饮宴,总少不了妓女的身影。

唐人和婢女妓女的关系,在唐传奇中得到了集中反映。

文学反映社会生活，社会生活是文学的惟一来源。

因为“唐人始有意为小说”，唐代婢女妓女的生活状况及其身份地位，便在唐人小说中得到比较充分的反映。

唐传奇对婢女妓女的关注，塑造了一批具有一定典型意义的边缘化人物形象，真真切切地写到她们的性格情态和其悲惨的命运，情节较为复杂，内容较为丰富，从而为我们勾勒出一个个有血有肉的婢女妓女的形象。

对唐代这群“最底层”的人物进行研究，可以从人性的角度去审视她们的现实存在，解读唐代婢女妓女的地位和社会背景，从而认识叙写婢女妓女人、事的小说作品的深层内涵。

本文以唐传奇中有关婢女妓女的小说作为研究对象，归纳出相关题材作品，作为研究的基本材料。

再把归纳出来的材料加以分类整理，得出不同类别的婢女妓女，找出不同类型婢女妓女形象的共性和个性，同时结合唐朝社会的时代背景、文化内涵，试图对唐传奇中的婢女妓女作一个较全面、深入的对比研究，具体而言，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从唐代政治经济形势、胡族文化风俗以及儒、佛、道三教的影响等方面探讨唐传奇婢女妓女题材兴盛的原因。

二、对唐传奇中的婢女进行分类，分析其来源及社会地位，对唐传奇中婢女的职份进行归纳。

三、观照唐代妓女的社会地位，分析其类别及其来源，并对不同类别的妓女从社会地位及待遇等方面横向对比。

四、对唐传奇中的婢女妓女从地位命运、女性美的展示、爱情等方面纵向对比，分析其同中之异、异中之同。

关键词：唐传奇、婢女、妓女、兴盛原因、分类、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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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ang Dynasty,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novel entered the new stage. Its prominent symbol is the starting of “the legends”. In those legends there were many themes about the maids and prostitutes. Those themes became an indispensable part in the novels in Tang Dynasty describing splendid feminine images.
According to massive historical records as well as the unearthed written materials, gathering and raising maids became popular in Tang Dynasty. From nobilities to the common people, most of them had records of raising maids. Those maids in Tang were engaged in the most arduous services, although their status was in the lowest level. At the same time, under the lively and open social convention, prostitutes became a fashion. The relations of people with the maids and the prostitutes were reflected in the legends in Tang. Literature reflects social life, and social life is the only origin of literature. The living conditions and status of maids and prostitutes were reflected comprehensively in the novels in Tang. Those novels were written about maids and prostitutes’ dispositions and their pitiful destinies, which vividly outlining maids and prostitutes’ images. To study the group of “the lowest level” in Tang may help to examine their reality existence from the angle of human nature, unscramble the status and the social background of maids and prostitutes in Tang, so that to know the in-depth connotation of the novels about maids and prostitutes.
This article studies the legends concern maids and prostitutes in Tang, induces related works, takes those as the basic material. Then classifies those materials and reorganizes them to obtain maids and prostitutes of different categories, discovers the general character and the individuality of different types of maids and prostitutes, simultaneously unifies the time background and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the society in Tang Dynasty, attempting to do a contrast research about maids and prostitutes in the legends in Tang comprehensively and thoroughly. Specifically, this article concentrates in the following several asp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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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stly, discusses the reason of the prosperity of theme about the maids and prostitutes in the legends of Tang from the influence of the politics and economic situation of Tang Dynasty, Hu race’s cultures and customs, as well as Confucianism, Buddhism, Daoism. Secondly, classifies the maids in the legends of Tang, analyzes the origin and the social position, and inducts the duty of maids in the legends of Tang.
Thirdly, analyzes the category and origin of prostitutes’ social position in Tang Dynasty, and crosswise contrasts the prostitutes of different categories from aspects as social position and treatment.
Fourthly, longitudinally contrasts maids and prostitutes in the legends of Tang from status and destiny, female beauty, love, analyzes the differences and indifferences.
Key words: legends in Tang Dynasty, maids, prostitutes, reasons to be prosperous, classification, contr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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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传奇婢女妓女形象研究
引 言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有这样的论述：“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始有意为小说。

”中国的小说发展到唐代，其突出的标志就是“传奇”的兴起，这些“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对世相民俗的记载,弥补了我们从正史典章中全面观照古代中国社会文化生活视角的不足。

作为“始有意为小说”的唐传奇，在一定的程度上克服了魏晋南北朝小说人物形象单薄、现实性弱、反映社会面狭窄的缺点，从特定的生活环境出发塑造人物，从写鬼神灵异、奇闻佚事走向现实生活，使小说表现的题材得到极大丰富拓展。

一些不能在正史文学中占一席之地的普通人物如娼妓、仆婢、侍妾、商贾等，都成了传奇的主人公。

据李剑国《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统计，唐传奇有112篇，其中有名有姓，事迹可考者约70人，写作的时间贯穿唐朝整整一个时代。

今天所见到的唐传奇文本，大都收集在宋初李肪等人编纂的《太平广记》中。

通过唐传奇，我们可以领略到唐代五光十色的社会面貌。

检索唐传奇，有关女性的篇目就有60％之多，由此可见，女性形象是唐传奇反映现实的一个重点，而女性形象的主人公又多是社会地位低下的妓女或婢妾，唐传奇有意识的把婢女妓女作为一类人物进行不同程度描写，较为全面反映的她们卑屈低贱的生活，同时也对婢女妓女个人情感与追求给予了一定的关注与尊重。

结合唐代婢女妓女的地位、情感追求对这群“最底层”的人物进行研究,不仅可以从人性的角度去审视她们的现实存在,还可以多视角地比较准确地解读小说作品,从而认识叙写婢女、妓女人、事的小说作品的深层内涵。

又由于男性体验、男性创作的特点，唐传奇自始至终都带有男性的叙事视角，仍以高高在上的眼光来看待婢女妓女，仍以男性为中心的赏玩态度去描写婢女妓女，虽然某些妓女婢女的自身素质与唐代文人的感情取向相合，但这种情感追求与当时的社会规范是相矛盾的,从而注定了它的悲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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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妓”字与“伎”字通，在唐代同样是更多地强调伎艺，因此，本文将是否主要从事歌舞曲乐表演作为唐传奇中宫婢和宫妓、官婢和官妓、私婢和家妓区分的标准。

一、唐传奇婢女妓女题材兴盛的原因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开放性社会，它所创造的高度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使它成为当时世界上最文明、最开放的国度之一。

生活在这个时代的女性，不仅具有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而且具有不同于中国封建社会其他朝代女性的社会风貌，正如李思纯在《唐代妇女习尚考》中曾谈到的：“将近三千年的封建社会对妇女的要求不外是贞操、柔顺、服从,很少有什么例外。

如有例外，那便是唐代妇女。

"[1]而体现这种独特的社会风貌的当首推“可称一代之奇”[2]的唐传奇，它通过生动的故事情节和精彩的人物刻画展现了唐代的生活画卷，多层次地反映了人们的生存状态、道德观念和价值取向。

其中，尤以爱情小说为人瞩目。

“在众多的传奇作品中，我们看到追求自由的爱情成为中心主题，而妓女、婢妾这类低贱的社会成员成为作品歌颂的对象，这里面就反映着大众的心理。

”[3]
（一）、唐代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
在隋末农民大起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唐王朝，处处以隋亡为前车之鉴，选贤任能，广开言路，并以“民为邦本”的思想治理国家，整顿吏治，革新政治，以维护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从而开创了有唐一代开明政治的先河。

经济上，通过大力推行均田制、租庸调制，减轻了人民的负担，提高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促进了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因而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的局面。

社会的稳定和国力的强盛，使得唐朝统治者对其统治充满了自信心和自豪感，无论对内对外政策，都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宽怀大度和开明开放的态度。

因而处在封建社会盛世的唐王朝没有必要严格的去按照合禁锢人性的封建礼教去约束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更何况，唐以前的礼教从总体上来讲还处在一个逐步完善的阶段，远不及宋以后对女性强大的社会约束力。

因而，唐代在对待长期以来处于卑弱地位的女性的态度时，也能够一反以往统治者的歧视、压迫态度，表现出一定程度上的宽容和尊重，使广大女性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人身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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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和思想解放，女性作为“人”的新的社会意识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

（二）、胡族文化风俗习惯的影响
在经历了魏晋南北朝数百年民族大融合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唐王朝，其皇室本身就杂有胡族血统，他们始发迹于鲜卑族建立的北魏，后又直接承传以鲜卑族为主的北朝政权。

长期与北方各少数民族混居的生活，使他们的胡化程度很深。

当时的在北方还遗存着浓厚的原始风俗形态。

就婚姻关系而言，北方各少数民族的婚姻习俗中辈份观念、贞节观念极其淡薄，有些少数民族如突厥族、党项族、鲜卑族等，血族婚、逆缘婚、已婚女子婚外性生活现象还相当普遍。

有些民族“俗重妇人而轻丈夫”[4]。

因此，妇女地位比较高,她们没有礼法观念,生活上自由放纵,甚至有些少数民族国家还保留有妇女掌权的风俗制度。

唐朝建立后，北方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便自然被带入中原。

又由于本身很浓的胡族血统,唐统治者华夷之辨观念非常淡薄,因此唐政府又大量吸纳各少数民族成员入唐，更加深了中原地区的胡化程度。

唐代妇女在这种“胡风”文化的氛围中，在礼法薄弱的“胡人”社会，豪爽刚健，绝不类南朝娇羞柔媚和两汉的温贞娴雅，因而《酉阳杂俎》中有记载：“大历以前，士大夫妻多妒悍。

”[5]同样，受胡风影响的唐代女性的贞节观相当淡漠，两性关系比较放纵，以至于未婚女子自荐枕席，有夫之妇另觅情侣，离婚改嫁蔚然成风，故朱熹说：“唐源流概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

”[6]
（三）、儒、佛、道三教的影响
唐王朝建立之后，在思想文化领域以“兼收并蓄”的开明态度鼓励各种教派的发展，使之共同为封建统治服务。

因而，尽管唐初统治者极力扶持儒家思想，试图建立儒家的思想统治地位，却并不排斥佛、道两教，认为他们都有可以为己所用的因素，对有利因素要利用，对不利于统治的因素要限制，如唐太宗在《令道士在僧前诏》中说到：“老君垂范，义在清虚；释迦贻则，理存因果。

求其教也，汲引之迹殊途；穷其宗也，宏益之风齐致。

”[7]在唐代前期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下，佛道二教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对人们的思想观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佛教在宣扬“因果报应”等宿命论的同时，还着重宣扬“众生平等”的思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蕴含着对封建等级制度和男女不平等现象的一种否定。

道教与儒家禁锢人性相反，在修炼养生之术的同时，还主张个性的自由与发展，唐代女性在婚姻生活中的自主行为，以及性关系上的放纵在一定程度上都受此影响。

唐代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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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国力衰弱，政治统治松弛，唐王朝已经没有前期的气魄和心胸，因此，加强思想统治成了这一时期的突出任务。

于是，作为国学的儒学从三教中的屈从地位被推向前台，对妇女的礼教进行了强化。

然而，唐代前期产生的女性自我意识与这一时期妇女礼教的强化，则产生了矛盾，于是，这个时期的文人，带着对生活乃至整个社会的独特感悟与思考，用他们的生花妙笔展示了唐人热情、浪漫、豁达、向上的精神风貌，同时也反映出他们自己在历史变迁中的思想转变、生活理想与独特追求。

就女性婚爱而言，在他们的笔下，上至宫廷，下至民间,超越封建礼教之事比比皆是，私奔、改嫁之事随处可见，不仅反映了时代潮流，冲击了封建礼教，更为中国小说的人物画廊增添了新形象。

（四）、商品经济的发达促使了当时市民文学的兴起
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农业、手工业、商业和国际贸易，都达到空前的繁荣。

同时，城市经济也迅速发展起来，长安、洛阳、扬州、成都,都成了人口密集的大城市，这些通都大邑聚集着官僚、地主、文人、士子、豪侠、商贾、手工业者，以及僧道、歌妓等各个阶层和各行各业的人物，形成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流传着形形色色的奇闻趣事，民间文学十分活跃，“变文”、“说话”等演唱文学在城市里十分流行。

“市民阶层为了满足他们对文化娱乐和需要，产生了‘市人小说’，为文人的传奇提供了一些新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方法”。

[8]城市经济的发达, 商贾市民的生活,文人官吏的会考游宴，乐工歌伎的演唱，开阔了传奇作家的视野，为他们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描写市民生活，反映市民意识的素材，使妇女形象的创造有了丰富的生活源泉，对传奇作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他们自觉地吸取民间文学题材来丰富自己的创作，如《李娃传》、《虬髯客传》、《长恨歌传》就具有上述因素。

反映在创作中，因为社会上有大量婢女妓女的存在，她们与士人的生活又是如此地贴近，甚至相互之间产生了真挚缠绵的爱情，因而唐人一方面轻视婢女妓女，另一方面又能以某种宽容的态度去反映她们的生活与喜怒哀乐，这一切都使她们得以在唐人小说中占有一席之地成为必然。

（五）、传奇体裁的社会边缘性与女性社会地位的边缘性契合
虽然唐代女性的社会地位较前代有了明显的提高，甚至可以参政议政，但并不能改变她整体上处于社会底层、软弱、受压迫的边缘位置。

中国自有史以来历代相承男尊女卑观，女子只是男子的附属。

因而，就算是在开放的唐代，女性的权利也只是在男人允诺的前提下而得以实现的，根本动摇不了男性中心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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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作为社会最下层的婢女妓女自然就是处在边缘的边缘。

另一方面，传奇体裁的边缘性是相对于诗歌、文赋的中心而言。

诗歌、文斌都是记载圣人之言，宜传儒学，教化民众的，是“百年之大计”，所以要庄重严肃。

小说文体自由灵活，又不必摆出道学面孔，这就使传奇作者能尽情发挥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心灵也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开放。

因此，传奇小说无疑成了他们表达幽秘的情感世界的最好途径。

唐传奇不再拘于政治伦理需要，记述帝王将相的文治武功，不再将人作为政治机器中的筹码，而是看作有七情六欲、鲜活生动的人，全方位展示纷繁复杂的世俗生活。

尽管它的题材涉及广阔的杜会、政治、伦理等方面，但它着力描写的多是琐屑的日常生活小事，流传民间的精怪传说，有悖礼教的、动人肺腑的爱情故事等。

从文学的角度上说，传奇作者已自觉地将小说的叙事性同重大政治、历史题材区分开来，而转向了缠绵悱恻的情爱描写，对神怪的津津乐道的市民文学倾向的轨道。

因而小说被视为俗文学的范畴，处于远离诗歌、文赋为中心的边缘位置。

传奇体裁的社会边缘性与女性社会地位边缘性的契合促成了唐传奇中诸多形象鲜明的贱妾婢娼的形成。

二、婢 女
（一）、唐代婢女的社会地位观照
唐王朝是我国封建制度高度发展的时期，然而，却严重遗存着奴隶制的残余形态，社会上存在着大量的奴婢，不仅达官贵人拥有奴婢“有女奴四百人”（《投荒杂录·韦公干》），家境贫寒者也拥有数量不多的奴婢，“长洲县丞陆某，家素贫三月三日，家人悉游虎丘寺，女年十五六，以无衣不得往，独与一婢守舍。

”《广异记·长洲陆氏女》甚至被称为“清净”之地的寺院道观中也役使奴婢：“寺中小僧何马师与寺中青衣通”（《纪闻·僧齐之》），人世间尚且如此，那么在想像的王国，唐传奇作者心目中的天上神仙，地下鬼怪自然更要用“姿态婉丽”的婢女，来作为他们高高在上身份地位的象征和衬托。

《灵怪集·郭翰》“太原郭翰……仰视空中，见有人冉冉而下……侍女二人，皆有殊色，感荡心神。

”“府君令我取婢，今不得已，暂将婢去，明日当遣之还。

”《广异记·韦璜》一方面是以自给自足为主要地位的封建经济的高速发展，另一方面却是奴隶制残余形态的变态发展，二者存在着对立统一的矛盾关系。

正如恩格斯所说：“奴隶制是古代世界所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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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第一个剥削形式；继之而来的是中世纪的农奴制和近代的雇佣劳动制。

这就是文明时代的三大时期所特有的三大奴役形式；公开的而近来是隐蔽的农奴制始终伴随着文明时代”[9]因而，为数众多的唐代奴婢，是作为奴隶制的一种残余形态存在于封建社会之中，是被统治阶级中一个特定等级。

在唐代的社会阶级中，除了等级规定外，还有“良”“贱”之分。

所谓“良”，指的是“良人”、“良口”，皇室贵族、官吏、僧道、身份自由的农民、手工业者均属于良人。

所谓“贱”，即指“贱民’、“贱人”、“贱口”、 “贱色”，官户、杂户、奴婢等属于贱人。

奴婢是“贱民”，完全没有人身自由和权利，完全为其主人所占有。

《唐律》规定“奴婢贱人，律比畜产”(《唐律疏议·名例六》)；奴婢“身系于主”(《唐律疏议·贼盗一》)；“奴婢不得自立门户，必须附入主家户籍”(《唐律疏议·户婚律》)。

如果主人谋反、谋叛,婢女同“资财、田宅，并没官”（《唐律疏议·贼盗二》）。

反逆者若蒙恩得免,其缘坐家口亦从放免，“而奴婢同于资财”，“不从缘坐免法”(《唐律疏议·名例律》)。

这些条律明确反映出婢女如同财产的性质。

既然是主人的私有财产，那么主人就有权将其私产进行处置，甚至买卖。

“奴婢有价，部曲转事无估。

”(《唐律疏议·诈伪》)可以证明唐代买卖奴婢，是法律所允许的，并以“明文立券”的方式对奴婢的买卖加以肯定，使之合法化。

《续玄怪录·梁革》“按察使于敖有青衣曰莲子，念之甚厚。

一旦以笑语获罪，斥出货焉，市吏定直曰七百缗。

”冒犯了主人的婢女被送到市场上如同牲畜一样被市吏定价七百串钱卖出。

因而在唐代社会中奴婢完全被当作牲畜、财物看待，是当时统治阶级中最卑下和最受奴役的一个等级。

奴婢虽然是“贱人”，但贱人毕竟是属于人的范畴，其生命在某种程度上已受到法律的保护。

《唐律疏议·名例律》规定不管奴婢是否有罪，主人都不能任意杀戮：“奴婢贱隶，虽各有主，至于杀戮，宜有禀承。

”《唐律疏议·斗讼二》“诸奴婢有罪，其主不请官而杀者，杖一百，无罪而杀者，徒一年。

”尽管这些措施对奴婢人身权利的保障还是很有限的，但毕竟已将奴婢作为“人”来加以保护，相比于唐前来说，已迈进了很大一步。

《北梦琐言·鱼玄机》记载懿宗时著名女词人鱼玄机怀疑婢女绿翘与自己的恋人有私情,将其活活打死，后来东窗事发,鱼玄机被官府捉拿,以命偿命，便是奴婢已不能随便杀害的明证。

同时，唐代奴婢的地位在其“贱人”内部也起着质的变化。

虽然唐代的大多数奴婢虽也一无所有，处境悲惨，但奴婢内部也存在着上层奴婢，一些精明能干或有技艺在身婢女往往能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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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人的器重，成为了地主阶级的一部分：《三水小牍·却要》“湖南观察使李庾之女奴，曰却要，美容止，善辞令。

朔望通礼谒于亲姻家，惟却要主之，李侍婢数十，莫之偕也。

而巧媚才捷，能承顺颜色，姻党亦多怜之。

”漂亮而又善于辞令的婢女却要，在主人家中能够主事，连亲戚们都很喜欢她，这样的婢女受到主人的怜爱多于压迫，岂能同于牛马。

《甘泽谣·红线》中的婢女红线善于弹奏阮，还能读经阅史。

薛嵩很器重她，派她掌管文件、书信，并雅称其为“内记室”。

而线向薛蒿告别时所言：“幸生于公家，今十九年矣。

身厌罗绮，口穷甘鲜，宠待有加，荣亦甚矣。

”这种少数婢女的生活待遇与大多数下等奴婢自然不可同日而语。

（二）、唐传奇中婢女的类别及其来源
唐代奴婢的类别，如果根据奴婢的不同隶属关系，即根据谁是奴婢的所有者并对奴婢拥有支配、使用、处置等权来区分的话，可分为官属、私属两类。

这两类奴婢在来源上也不同，如触犯刑律，降为奴婢者，一般属于官奴婢，通过买卖(实则多为掠卖)而为奴婢者，则多属于私奴婢。

1、官属婢女
籍没是唐代官属婢女的主要来源，即官府籍没罪犯的家属包括母亲、妻妾、未嫁女等及其私婢为官奴婢，《无双传》中的女主人公刘无双本为朝臣之女，乃金枝玉叶之体，建中四年泾原兵反，拥朱太尉为帝,刘父被叛兵捉去并受伪命官，无双因此而入掖庭，成为官奴婢。

据《唐六典·刑部都官》曰：“凡反逆相坐没其家为官奴婢。

”《新唐书·刑法志》进一步指出：“反逆者,祖孙与兄弟缘坐，皆配没，……谋反者,男女奴婢没为官奴婢。

”无双之父接受了伪命官，犯下谋逆之罪，与他关联的人自然遭此惩治。

官属婢女又可细分为宫婢和官婢，被籍没的妇女中工巧者进入掖庭作宫婢，其余的便配给司农寺、少府监等官府做官婢。

官婢虽然名目众多，但在唐传奇中得以反映的却只有宫婢，宫婢实际上就是帝后的私婢，在宫中宦官的管辖下从事打扫、灯火、织染等杂役。

除籍没之外，还有一些宫婢是从良家子中选出的，如《玉堂闲话·郑雍》“郑雍学士未第时，求婚于白州崔相公远。

才允许，而博陵有事，女则随例填宫。

”她们被迫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一入深宫，就犹如身陷固圈，从此失去了家庭欢乐和婚姻自由，正如明宪宗妃邵氏所言：“女子入宫，无生人乐，饮食起居皆不得自如，如幽系然”。

[10]因而，就有一些女子为了自由，为了爱情以自身的毁灭拒绝入宫，《杜阳编·芸辉堂》描述了元载妻王韫秀在元载获罪，按律王氏当被籍没入宫后，王氏叹道：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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