辅助生殖行业前景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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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生殖行业前景分析报告
要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医疗供需实际出发,合理控制辅助生殖
机构规模,坚持公益性,严禁商业化和产业化。
对新筹建开展的人类
辅助生殖技术要强化准入管理,分年度有计划审批,合理预留审批空间,避免盲目建设和无序竞争。
要加强对辅助生殖机构的日常监管,
建立动态退出机制,对辅助生殖机构进行定期校验和随机抽查,对检
查中发现重大管理和技术问题的辅助生殖机构,按照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适度生育水平是维持人口良性再生产的重要前提。
要针对人口变
动态势,做好超前谋划和政策储备,健全生育服务和家庭发展支持体系,引导生育水平提升并稳定在适度区间,保持和发挥人口总量势能
优势,促进人口自身均衡发展。
准确把握经济发展对人口变动的影响,综合施策缓解经济因素带
来的生育率下降等人口发展问题。
统筹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统筹技术、产业、公共服务、就业同步扩散,引导人口与经济布局有效对接。
充
分发挥人口能动作用,为经济增长提供有效人力资本支撑和内需支撑。
实施积极的老龄化政策,防范和化解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
一、妇幼健康计划生育服务保障工程
向孕产妇提供覆盖生育全过程的基本医疗保健服务,实行生育登
记服务制度,加强出生人口监测预测,继续实施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落实国家规定的计划生育基本技术服务。
继续实施扩大国家免疫
规划,按规定提供孕产期保健和儿童保健服务。
扩大农村妇女两癌
(宫颈癌、乳腺癌)检查项目覆盖范围。
全面改善妇幼健康服务条件,支持省、市、县三级妇幼健康服务机构能力建设,提升孕产妇和新生
儿危急重症救治能力。
2020年前力争新增产床8.9万张,增加产科医生和助产士14万名。
二、我国人口发展态势
根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5年修订版》预测,今后较长时
期内世界人口将保持上升趋势,人口总量将从2015年的73亿上升到2030年的85亿,2050年接近100亿,发展中国家人口占比继续上升,中国人口占比持续下降。
世界多数国家已经或正在步入老龄化社会,
中国老龄化水平及增长速度将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我国人口发展既符合世界一般性规律,又具有自身特点,今后15
年人口变动的主要趋势是。
人口总规模增长惯性减弱,2030年前后达到峰值。
实施全面两孩
政策后,十三五时期出生人口有所增多,十四五以后受育龄妇女数量
减少及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死亡率上升影响,人口增长势能减弱。
总人
口将在2030年前后达到峰值,此后持续下降。
劳动年龄人口波动下降,劳动力老化程度加重。
劳动年龄人口在
十三五后期出现短暂小幅回升后,2021—2030年间将以较快速度减少。
劳动年龄人口趋于老化,到2030年,45—59岁大龄劳动力占比将达到36%左右。
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少儿比重呈下降趋势。
十三五时期,60岁
及以上老年人口平稳增长,2021—2030年增长速度将明显加快,到2030年占比将达到25%左右,其中80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口总量不断
增加。
0—14岁少儿人口占比下降,到2030年降至17%左右。
人口流动仍然活跃,人口集聚进一步增强。
预计2016—2030年,
农村向城镇累计转移人口约2亿人,转移势头有所减弱,城镇化水平
持续提高。
以瑷珲—腾冲线为界的全国人口分布基本格局保持不变,
但人口将持续向沿江、沿海、铁路沿线地区聚集,城市群人口集聚度
加大。
出生人口性别比逐渐回归正常,家庭呈现多样化趋势。
伴随经济
社会发展以及生育政策调整完善等,出生人口性别比呈稳步下降态势。
核心家庭(由已婚夫妇及其未婚子女组成的家庭)和直系家庭(由父
母同一个已婚子女及其配偶、子女组成的家庭)是主要的家庭形式,
单人家庭、单亲家庭以及丁克家庭的比例将逐步提高。
少数民族人口增加,地区间人口变化不平衡。
2015年我国少数民
族人口总量为1.17亿,占比8.5%,少数民族生育率高于全国平均
水平,人口比例还将进一步提高。
在一些民族地区各民族人口发展不
均衡,一些边境地区青壮年人口流失比较严重。
三、2030年之前患者基数群体保持平稳增长
我国每年出生人口数量呈现下降趋势,但是在未来十年30-50岁
人口数量保持平稳,预计从2031年开始,30-50岁人口出现快速下滑。
由于不孕不育患病率随着年龄增长不断提升,30-50岁这部分IVF的重点目标群体在2020-2030年期间的数量维持平稳。
四、差异化需求未被满足,单价有望快速提升
在现有的辅助生殖市场中有两类要求难以被满足:普通中产阶级
患者在中国现有的政策限制内无法被满足的ARS需求,高收入患者在
中国公立医院难以满足的高品质辅助生殖服务需求。
而这两部分需求
在我国通过民营辅助生殖医院均有机会能够得到满足,与此同时其收
费也实现快速提升。
从政策来看,我国的辅助生殖政策限制最为严格,因此中国患者希望到海外进行辅助生殖业务的需求增加,但美国HRC的定价为14-20万元/周期,老挝为8-10万元/周期,均高出国内水平。
从患者体验来看,我国约90%的辅助生殖医院是公立医院,难以做到差异化、精细化、高端化的服务;而能够提供高端服务的民营辅助生殖医院不到50家,且同时具备高成功率的医院则更少。
因此公司作为民营辅助生殖市场龙头企业,在满足中国高收入患者的ARS需求方面具有显著的优势。
公司的VIP套餐实现不断迭代升级,目前价格带在6.5-10万元左右,未来仍然有提升空间。
五、不孕率患病率快速提升
(一)晚婚晚育现象日益突出,三胎政策助长辅助生殖需求
我国婚姻登记平均年龄逐年走高,2019年20-24岁结婚登记人群占比下降至20%。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从1990年至2017年,我国育龄妇女平均初婚年龄推迟4岁多,从21.4岁提高到25.7岁,并有继续走高趋势;平均初育年龄也从23.4岁提高到26.8岁。
20-29岁育龄妇女生育意愿明显下降,而30岁以上高龄产妇的生育率占比稳步提高。
三胎政策的全面实施促使愈来愈多家庭受鼓励或预计会生育第二
个孩子,高育龄妇女面临难以受孕的困扰,进而增长了对辅助生殖服务的需求。
(二)中国不孕症数量呈逐年上涨趋势
全球不孕症患病率已经由1997年的11.0%上升至2018年的15.4%,预计2023年将达17.2%。
在我国,随着环境污染(温度、辐射、大气污染等)、生活压力、不良生活方式及女性初次生育年龄推迟等原因,不孕不育发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
根据中国人口协会、国家计生委联名发布《中国不孕不育现状调研报告》显示,我国孕龄夫妇(21-49岁)的不孕不育率从20年前的2.5%-3%攀升至近年的12.5-15%左右。
根据佛若斯特沙利文数据预测,2023年我国不孕不育患病率将超18%,不孕不育患病人数将从2018年的4.8千万对增长至2023年的5千万对。
六、积极生育总体要求
深入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一体考虑,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综合施策、精准发力,完善和落实财政、税收、保险、教育、住房、就业等积极生育支持措施,落实政府、用人单位、个人等多方责任,持续优化服务供给,不断提升服务水平,积极营造婚育友好社会氛围,加快建立
积极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健全服务管理制度,为推动实现适度生育水平、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七、辅助生殖上下游产业链
目前辅助生殖的费用较高,上游产业对成本的影响较大,主要由
检测试剂、医疗器械和生物医药构成,同时随着第三代试管婴儿的普及,基因检测具备进入潜能。
中游为提供经期管理和辅助生殖服务的
互联网公司,下游为医院和辅助生殖中心。
(一)辅助生殖手术治疗费用占比较大
根据锦欣生殖官方披露辅助生殖费用情况来看,主要分为三大部分:1)手术费用大约需要2万元左右,主要包括取精、取卵、培养、
胚胎移植、冷冻等环节;2)药品费用大约1.5万元左右,主要是包
括促排卵、降调节等药品;3)检查费用大约5000元,包括男性和女
性相关检查。
(二)辅助生殖术前检测试剂已实现全面国产化
辅助生殖术前检测的项目种类繁多,所需的检测试剂也多种多样。
其中,以各项妇科内分泌检查为主,主要包涵孕激素六项检测、人绒
毛膜促性腺激素检测和其他检测项目,检测卵巢的储备和反应能力,
是治疗中至关重要的环节。
目前辅助生殖术前相关检测试剂已实现全
面国产化,国内主要的试剂生产商包括深圳亚辉龙、北京北方生物、
广州万孚生物、北京博奥生物等多家上市或非上市企业。
(三)辅助生殖主要医疗器械由国外企业垄断
在辅助生殖治疗周期的各个步骤中,都涉及了多种品类的医疗器械,按照产品性质,可大致分为液体类和操作类产品。
液体类产品主
要包括取卵取精、配子处理和培养等步骤中涉及到的取精液、取卵液、培养液、移植液和活检液等产品。
操作类产品包括取卵针、显微注射针、胚胎移植导管、培养皿、显微注射显微镜、胚胎培养箱等相关手
术器械和专业设备。
由于相关器械对辅助生殖手术的成功率有着直接
影响,所以我国监管部门对器械的管制十分严谨,审评过程较慢,加
上产品的技术难点较高,目前仍以发展较早、技术较成熟的外资厂商
为主,如瑞典Vitrolife、美国Cook、英国Wallace、丹麦ORIGIO等
生产商占据了大量的市场份额。
我国取得注册证的国产操作类产品主
要为Ⅰ类、Ⅱ类医疗器械,包括精子采样管、精液洗涤液、无菌取卵针、胚胎活检针、胚胎移植导管等,主要企业有江西诺德医疗器械有
限公司、上海安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山东威高新生医疗器械有限公
司等。
Ⅲ类医疗器械如培养液等配方,由于要求较高,目前国内还没
有获批的厂商。
(四)辅助生殖生物医药进口替代有较大提升空间
在辅助生殖治疗周期内,主要的药品包括降调节、促排卵、诱发排卵、黄体支持等相关药品。
八、我国人口发展问题和挑战
今后15年我国人口发展进入深度转型阶段,人口自身的安全以及人口与经济、社会等外部系统关系的平衡都将面临不可忽视的问题和挑战。
实现适度生育水平压力较大。
我国生育率已较长时期处于更替水平以下,虽然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后生育率有望出现短期回升,但受生育行为选择变化等因素影响,从长期看生育水平存在走低的风险。
老龄化加速的不利影响加大。
人口老龄化加快会明显加大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压力,凸显劳动力有效供给约束,人口红利减弱,持续影响社会活力、创新动力和经济潜在增长率。
人口合理有序流动仍面临体制机制障碍。
城乡、区域间人口流动仍面临户籍、财政、土地等改革不到位形成的制度性约束,人口集聚与产业集聚不同步、公共服务资源配置与常住人口不衔接、人口城镇化滞后于土地城镇化等问题依然突出,不利于有效支撑国家重大区域战略实施。
人口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始终处于紧平衡状态。
本世纪中叶前我国人口总量将保持在13亿以上,人口对粮食供给的压力持续存在,人口与水资源短缺的矛盾始终突出,人口与能源消费的平衡关系十分紧张。
边境地区人口安全问题需高度关注。
家庭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隐患不断积聚。
小型化和空巢化家庭抗风险能力低,养老抚幼、疾病照料、精神慰藉等问题日益突出。
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期失衡积累的社会风险不容忽视。
总的看,未来15年特别是2021—2030年,我国人口发展进入关键转折期,但人口众多的基本国情不会根本改变,人口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压力不会根本改变,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紧张关系不会根本改变。
既面临诸多问题和潜在风险挑战,同时继续存在劳动力总量充裕、仍处于人口红利期等有利条件,统筹解决人口问题有较大的回旋空间。
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和政策体系,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最大限度地发挥人口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动作用,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