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那些人选读之5——是真名士自风流

1、刘文典——世上已无真狂徒
刘文典（1889～1958）字叔雅，安徽合肥人，民国大学者。

近来红学界颇不安宁，于是遥想当年，西南联大教授刘文典这样讲《红楼梦》：
其时天已近晚，讲台上燃起烛光。

不久，刘文典身着长衫，缓步走上讲台，坐定。

一位女生站在桌边用热水瓶为他斟茶。

先生从容饮尽一盏茶后，霍然站起，有板有眼地念出开场白：“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满筐！仙桃只要一口就行了啊……我讲红楼梦嘛，凡是别人说过的，我都不讲；凡是我讲的，别人都没有说过！今天给你们讲四个字就够了。

”于是他拿起笔，转身在旁边架着的小黑板上写下“蓼汀花滁”四个大字。

这次讲座原定在一间小教室开讲，后因听者甚众，改为大教室，还是容不下，只好改在联大教室区的广场上，学生席地而坐，洗耳恭听刘教授高论。

教室内，刘文典时有妙语。

他教学生写文章，仅授以“观世音菩萨”五字。

诸生不明所指，他解释说：“观”乃多多观察生活，“世”乃需要明白世故人情，“音”乃讲究音韵，“菩萨”，则是要有救苦救难，关爱众生的菩萨心肠。

诸生恍然大悟。

刘氏在西南联大开《文选》课，不拘常规，常常乘兴随意，别开生面。

上课前，先由校役提一壶茶，外带一根两尺来长的竹制旱烟袋，讲到得意处，就一边吸着旱烟，一边解说文章精义，下课铃响也不理会。

有一次，他却只上了半小时的课，就忽然宣布说，今天提前下课，改在下星期三晚饭后七时半继续上课。

原来，那天是阴历五月十五，他要在月光下讲《月赋》一篇。

有学生追忆：届时，在校园里月光下摆下一圈座位，他老人家坐在中间，当着一轮皓月大讲其《月赋》，“俨如《世说新语》中的魏晋人物”。

刘文典讲课时，同样是守旧派人物的吴宓也会前去听讲，而且总是坐在最后一排。

刘教授闭目讲课，每讲到得意处，便抬头张目向后排望，然后问道：“雨僧（吴宓的字）兄以为如何？”每当这时，吴教授照例起立，恭恭敬敬地一面点头一面回答：“高见甚是。

高见甚是。

”两位名教授一问一答之状，惹得全场为之暗笑。

清华校史研究专家黄延复认为，不论是在抗战前的北大和清华，还是在战争时期的西南联大校园里，刘文典都是最有学术威望、最受学生欢迎的教授之一。

由于他性格耿率，形象生动，学生们易于和他接近，有时还敢跟他开点儿善意的玩笑，因而留下了许多逸闻或趣话。

尽管学生们大多是道听途说而无法举出实证，但这些“段子”却令人信服地广泛流传着。

一日，日机空袭，警报响起，联大的教授和学生四下散开躲避。

刘文典跑到中途，忽然想起他“十二万分”佩服的陈寅恪身体羸弱且目力衰竭，于是便率几个学生折回来搀扶着陈往城外跑去。

他强撑着不让学生扶他，大声叫嚷着：“保存国粹要紧！保存国粹要紧！”让学生们搀着陈先走。

这时，只见他平素藐视的新文学作家沈从文也在人流中，便顾不得自己气喘如牛，转身呵斥道：“你跑什么跑？我刘某人是在替庄子跑，我要死了，就没人讲《庄子》了！你替谁跑？”
刘文典多年潜心研究庄子，出版了十卷本《庄子补正》，陈寅恪为之作序，推崇备至。

曾有人向刘氏问起古今治庄子者的得失，他大发感慨，口出狂言道：“在中国真正懂得《庄子》的，只有两个人。

一个是庄周，还有一个就是刘某人。

” 狂则狂矣，当下不少见，但其背后那股子傲骨嶙峋的气度，却是今人学不来的。

1928年，蒋介石掌握大权不久，想提高自己的声望，曾多次表示要到刘文典主持校务的安徽大学去视察，但刘拒绝其到校“训话”。

后来，蒋虽如愿以偿。

可是在他视察时，校园到处冷冷清清，并没有领袖所希望的那种隆重而热烈的欢迎场面。

一切皆因为刘文典冷冷掷出的一句话：“大学不是衙门。

”
后来安徽发生学潮，蒋介石召见刘文典。

之前刘氏曾有豪言：“我刘叔雅并非贩夫走卒，即是高官也不应对我呼之而来，挥手而去。

蒋介石一介武夫耳，其奈我何！”见面时，刘称蒋为“先生”而不称“主席”，蒋很是不满。

进而两人冲突升级，刘文典指着蒋介石说：“你就是军阀！”蒋介石则以“治学不严”为由，将刘当场羁押，说要枪毙。

后来多亏蔡元培等人说情，关了一个月才获释。

后人赞曰：“好个刘文典，名士风流，还是狷介狂人？我不知道，我能知道的是，今天，这样的知识分子已无处寻觅，所谓‘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
2、金岳霖——断裂的逻辑
金岳霖(1895－1984)字龙荪,湖南长沙人,哲学家、逻辑学家。

徐志摩这样描述他那个研究逻辑的朋友金岳霖：“金先生的嗜好是捡起一根名词的头发，耐心地拿在手里给分。

他可以暂时不吃饭，但这头发丝粗得怪讨厌的，非给它劈开了不得舒服……”
金岳霖主讲逻辑学，有学生感到这门学问十分枯燥，便好奇地问他：你为什么要搞逻辑？金教授答：“我觉得它很好玩。

”
西南联大时，金岳霖曾开设一门选修课“符号逻辑”。

对很多人来说，听这门课如听天书。

因而每次上课，教室中只有零星几个人。

其中一个叫王浩的学生却是例外，颇能懂得个中奥妙。

金岳霖经常会在讲授过程中停下来，问道：“王浩，你以为如何？”于是，接下来的这堂课便成了他们师生二人的对话。

王浩后来赴美留学，成为国际一流的逻辑学家。

作为金岳霖最得意的学生，他感叹，金先生的绝大部分文章和3本专著都完成于1948年年底以前。

王浩写过一篇《金岳霖先生的道路》，他认为：“金先生于1949年以前及以后追求了两个很不相同的理想。

这两种理想在今天都值得推荐，值得追求。

但我不以为一个人可以同时追求这样一对难于兼得的理想。

“1949年以后的理想，可以说是以哲学作为一项思想上的武器，为当前国家的需要直接服务。

1949年以前的理想则是以哲学作为一项专门的学问来研究，逐渐扩展后来者的眼界，改进他们的精神生活。

“为接近这两个理想所需要的能力和准备都很不一样，所以一个人如果多年来专心追求一个理想而中途忽然转向另一个理想，恐怕不易得到像持续一个理想所能得到的成绩。

”
1958年，金岳霖参加一个文化代表团访英。

王浩当时正任教于牛津大学，便安排老师在牛津哲学教师会作了一个不长的报告。

金岳霖谈到，因为马克思主义救了中国，所以他放弃了以前所研究的学院哲学，转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据王浩回忆，当时听讲的大部分教师觉得像这样的论证太简单了一些，“可是因为金先生的英式英语特别高雅漂亮，牛津的教师大多数对他很尊敬”。

金岳霖的哲学同行难以完全理解他为自己的转变所给出的“逻辑论证”，今天许多研究者也觉得，对于他后来的转变，很难理解。

因为作为曾经“最倔强的个人主义的哲学家”，以金岳霖的过去推断他后来的转变，这中间“缺乏合理的逻辑过程”。

1922年，还在留学的金岳霖在国内发表长文《优秀分子与今日的社会》。

文中，他第一希望知识分子能成为“独立进款”的人，“我开剃头店的进款比交通部秘书的进款独立多了，所以与其做官，不如开剃头店，与其在部里拍马，不如在水果摊子上唱歌”，第二希望知识分子不做官，也就是“不做政客，不把官当做职业……独立过自己的生活”。

1955年，金岳霖离开北大，调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

另一位副所长告诉他应该坐在办公室办公。

他在办公室待了一上午，也没弄明白如何“办公”。

他说：“他们说我应该坐办公室办公。

我不知‘公’是如何办的，可是办公室我总可以坐。

我恭而敬之地坐在办公室，坐了整个上午，而‘公’不来，根本没有人找我。

我只是浪费了一个早晨而已。

如果我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话，我这个知识分子确实不能办事。

”
1926年，金岳霖留学回国后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哲学论文。

他在文中说：“世界上似乎有很多的哲学动物，我自己也是一个，就是把他们放在监牢里做苦工，他们脑子里仍然是满脑子的哲学问题。

”
后来，这个“哲学动物”于1953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他自己说：“解放后，我们花大功夫，长时间，学习政治，端正政治态度。

我这样的人有条件争取入盟入党，难道我可以不争取吗？不错，我是一个搞抽象思维的人，但是，我终究是一个活的、具体的人。

”
研究者称，金岳霖的转变，乃是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普遍选择。

王浩不曾面临这样的选择。

在他的记忆中，1939年到1946年在昆明（西南联大），他享受到生活贫苦而精神食粮丰盛的乐趣，因为与金先生有着“共同的兴趣”和“暗合的视为当然的价值标准”，他觉得心情愉快。

当年的经历，使王浩衷心希望：愈来愈多的中国青年可以有机会享受这样一种清淡的幸福！
3、叶公超——还是文人最自由
叶公超（1904－1981）名崇智，字公超，从政后以字行，广东番禺人。

早年留学美国和英国，归国后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等校教授，后入政坛,曾在台湾任“外交部长”、“驻美大使”等职。

叶教授隔壁是一户美国人家。

其家顽童时常翻墙过来骚扰，叶不胜其烦，出面制止。

顽童不听，反以恶言相向，于是双方大声对骂，秽语尽出。

美童家长闻声出视，堂堂教授正厉声大喝：“I’ll crown you with a pot of shit！（我要把一桶粪浇在你的头上！）”那位家长慢步走了过来，并无怒容，问道：“你这一句话是从哪里学来的？我有好久没听见过这样的话了。

你使得我想起我的家乡。

”结局皆大欢喜，一句粪便浇头的脏话使得叶公超和邻居从此成了朋友。

梁实秋为我们记录了这桩轶事。

老友此举，他毫不惊讶，因为“公超是在美国读完中学才进大学的，所以美国孩子们骂人的话他都学会了。

他说，学一种语言，一定要把整套的骂人话学会，才算彻底。

”待到粉墨登场，那又是另一番景象了。

叶公超出使美国，应邀发表演讲，“不看讲稿，出口成章，手挥目送，亦庄亦谐。

有时声若洪钟，排山倒海；忽然把声音降低到如怨如慕，窃窃私语，全场听众屏息静听”。

演讲完毕，三四百位听众起立鼓掌，历数分钟不息。

在场的多位名教授都赞许他的英语是“王者英语”，声调和姿态简直可以和英国首相丘吉尔相媲美。

作为学者从政的典型，后人评价叶公超：在他从政后的举止言行里仍然可以看出他基本上是一个读书人、一个书生、一个知识分子，一生中都放不下他那知识分子的身段，丢不掉那股知识分子的傲气。

1961年，因蒙古加入联合国问题，叶公超被蒋介石电召返台，随即被免去“驻美大使”职务。

记者问其感想，他愤然曰：“叶公超死了，以后别来找他！”一代外交家的谢幕辞，却丝毫无关外交辞令，纯然一派文人气。

赋闲之后的叶公超曾到台大和台师大兼任教授，开的课还是老本行“现代英美诗”。

台下听者如云，他于是感慨：还是文人最自由啊，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然而毕竟文人最天真。

不久，有关方面便来干预，向校方施压。

叶教授的课匆匆上了一个学期，便被迫收场。

人问：“假如生命可以重新来过，你打算如何？”叶公超不假思索答：“我再也不做同样的事！”
外交家叶公超总是西装笔挺，风度翩翩，这是他“玩熟了”的一套规则。

然而平日生活中，他给人的印象却是“处处藐视外国规矩”。

他讽刺西装，说西装袖子上的纽扣现在用来装饰，其起源却是防止大家吃喝之后，用袖子揩嘴巴。

洋人打领带，更“妙不可言”，是为了便于让人牵着脖子走，且面对牵着他的人，表示由衷的臣服。

这是骨子里的文人气。

他的同时代人不用“gentleman”来描述他，虽然他在“绅士”的故乡剑桥大学拿过学位，又长期悠游于最重礼仪的外交界。

更贴切的形容是“名士”———雅到与王室、首相相提并论者，乃名士；俗到与顽童骂架者，亦名士。

名士习惯于“见大人，则藐之”。

当“驻美大使”，他对朋友说：“见了艾森豪（美国总统），心理上把他看成是大兵，与肯尼迪（美国总统）晤谈时，心想他不过是一个花花公子、一个有钱的小开而已。

”
从前的学生祝贺他荣膺“驻美大使”，他一笑，俯耳低声说：“别提了，是赔本儿生意！”朱自清日记里提到叶公超，形容他“喜怒无常、狂狷耿介。

和他相处，如同喝一杯醇酒，吃一碟辣椒……”
在上世纪30年代那段文人自由的岁月里，朋友们总是习惯“深埋进叶教授家舒适的沙发（清华最舒适的沙发），呷着叶教授家著名的普洱茶，听任叶教授把他有趣的谈话不受节制地一直讲下去”，他的谈话“涉及太阳底下的一切，外加太阳之上的一些———百科全书的全部范围”。

然而也有朋友尝过辣椒的滋味。

一次叶公超与友人谈起某某英国诗人，叶取出其人诗集，翻出几首代表作，要友人读，说读过之后再讨论。

友人倦极，抛卷而眠。

叶公超竟大怒，顺手捡起一本大书投掷过去。

友人虽未头破血出，却也大惊失色。

叶公超晚年幽居台湾，以书画排遣寂寞，“怒写竹，喜写兰”，只是，写竹多于写兰。

4、黄侃——“斯文”的传说与真实
黄侃(1886—1935)字季刚，湖北蕲春人，精文字、音韵、训诂之学，一个真正当得起“国学大师”称号的人。

季刚先生精研小学、经学，是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重镇。

也许是因为他的学问太过精深，人们似乎往往更乐于传播他性格中狂放的一面，于是便有了各种稗官野史中无法证实却也难以证伪的传说。

“黄侃在学术史上自有他的地位，但在更广义的文化史上，他像是一个符号。

”一个北大博士生说，“他承载了人们关于旧派文人狂狷性格的追慕与想像。

文人的风雅，其实也是‘斯文’的一种。

今天——唉，不提也罢——早就斯文扫地了。

那些传说中的逸事，当真很妙啊。

”他引用明朝人张岱的话：“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

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

传说黄侃年轻时，拜访大学者王闿运，王对黄侃的诗文激赏有加，不禁夸赞道：“你年方弱冠就已文采斐然，我儿子与你年纪相当，却还一窍不通，真是钝犬啊。

”黄侃听罢美言，狂性立刻发作，竟道：“你老先生尚且不通，更何况你的儿子。

”好在王闿运通脱，并未计较。

黄门弟子程千帆则为我们记载了一事。

他流寓成都时，在一位学者家里读到老师黄侃答复这位学者的信，措辞极其谦和。

这位学者去信赞赏黄侃所撰《音略》，黄侃回信说：“尝自笑非经略之略，乃疏略之略也，何意先生称道之乎？”
程千帆于是感慨，老师脾气坏，爱骂人，所以人们常忽略他性格中非常谨慎谦虚的一面。

黄侃素性狂傲，不惯趋炎附势。

他早年参加同盟会，国民党在南京执政后，其同盟会故友多据要津，他耻与往来。

居正当时被蒋介石软禁，无人顾惜，惟独黄侃念及旧情，常至囚地，与他聊天解闷。

后来居正东山再起，官至国民政府司法院院长，黄侃便不再出入其门。

居正觉得奇怪，亲赴黄宅诘问，为何中断往来。

黄侃正色答曰：“君今非昔比，宾客盈门，权重位高，我岂能作攀附之徒！”
1915年，他的老师章太炎因触怒袁世凯，被软禁在北京钱粮胡同一处宅院内，黄侃立刻晋京探望，以“研究学问”为名，住进宅院侍奉恩师。

这段史实，被演绎出一段真假难辨的传闻。

黄侃爱好佳肴，是个美食家，川菜、粤菜、闽菜、湘菜、苏州船菜、东洋菜、法国菜、俄国菜……他都要一饱口福。

这次，虽有陪同恩师共患难的义举，无奈章氏向来不重口腹之欲，饭菜很不讲究，厨子手艺差，菜式单调。

黄侃对政治风险谈笑自若，对此般饭菜却是举箸难下。

于是，他怂恿章太炎换了个四川厨子。

谁知如此一来却坏了事。

黄侃无意间得罪了那位假扮厨子的警察(此公贪污伙食费，恨黄侃断其财路)，没几天就被赶了出来，不准再入宅“研究学问”。

黄侃曾任教于北京大学国学门。

周作人说，要讲北大名人的故事，黄侃是断不可缺的一个人，因为“他的国学是数一数二的，可是他的脾气乖僻，和他的学问成正比例，说起有些事情来，着实令人不能恭维”。

传说他在课堂上，讲到紧要处，有时会突然停下来，对学生说，这段古书后面隐藏着一个极大的秘密，对不起，仅靠北大这几百块钱薪水，我还不能讲，谁想知道，得另外请我吃馆子。

章太炎在《黄季刚墓志铭》中的记载则无疑是可信的。

黄侃与陈汉章同为北大国学门教授，两人“言小学不相中，至欲以刀杖相决”——切磋学问，一言不合，竟闹得要决斗。

不过，两位教授“后又善遇焉”。

时人作诗题咏北大校内名人，题黄侃的一句是“八部书外皆狗屁”，指他坚守典籍，尤重《毛诗》、《左传》、《周礼》、《说文解字》、《广韵》、《史记》、《汉书》和《昭明文选》。

黄侃凡得书，必字字读之，未尝跳脱。

他曾讥讽世上读书而不能终卷者为“杀书头”。

传说他临终之际，所读《唐文粹续编》尚有一卷没有批点完，他吐着血，叹息道：“我平生骂人杀书头，毋令人骂我也。

”
他的学生作《季刚师得病始末》，记载他临终情形：黄侃不断吐血，医生注射安眠止血药剂，“乃稍稍入睡，昏卧喃喃若梦呓，多涉学术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