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曹不出如苍生何

“吾曹不出如苍生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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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学者和爱国人士。

他学贯古今、著述颇丰且宁折不弯、耿介执拗。

抗日战争时期，他致力于乡村建设
运动，并奔走于国共两党间、发起民主同盟，以“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的
气魄投入到了中国向何处去的思考与实践中。

梁漱溟，1893年出生，1988年去世，享年95岁。

当今的人们对于梁漱溟的了解，更多的是他的性格—宁折不弯，敢于
仗义执言；刚正不阿，无惧廷争面折。

然而，梁漱溟自己却这样解释：我
的祖上是蒙古人—“从种族血统上说，我们本是元朝宗室。

”原来，在他
的血管里流淌着桀骜不驯的蒙古民族的血，在他的身体里蕴含着耿介执拗
的草原骁骑的基因。

当今的学者对于梁漱溟的评价，更多的是他的学问—国学家、哲学家、思想家……然而，梁漱溟自己却反复说道：“我无意乎学问。

”“我不是
学问家。

”原来，他所希望于自己的竟是这样一个论定—“他是一个有思想，又且本着他的思想而行动的人。

”他说了：“我自14岁进入中学以
后便有一股向上之心驱使我在两个问题上追求不已：一是人生问题，即人
活着为了什么；二是社会问题，亦即中国问题，中国向何处去。

”
于是乎，性格中的倔强与刚毅支撑着他不断地去探寻心中的那两个追求，心中的那两个追求又反过来不断地增强着他性格中的自信与自负。

于是乎，他的一生便这样走了过来；又于是乎，他对世人发出了这样
的“狂言”—
前人云：“为往圣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

”此正是我一生的使命……我不能死。

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那是不可
想象的，乃不会有的事！
“我们自有立国之道”
梁漱溟所诞生的年代为清末光绪年间，为此有学者称他是“具有古代
‘士’的理想风范的新型知识分子”，抑或说，就是“新时代的‘士’”。

然而，最初之时梁漱溟却一心皈依于佛教，想从“古印度人的出世思想”中探寻“人生问题”。

不料，1917年的春夏之交，梁漱溟南游时遭
遇一场军阀混战，生灵涂炭的现实强烈地震撼了他；回到北京之后，他奋
笔写下了《吾曹不出如苍生何》一文，不仅表示出坚决与过去的出世思想
告别，而且表示出希望天下的士人都能挺身而出，以“济苍生”为己任—吾曹不出，悉就死关；吾曹若出，都是活路。

而吾曹果出，大局立转，乃至易解决之事，乃必成功之事。

今日之宇内更无有巨大力量如吾曹者，
握全国之枢机者不在秉钧之当局，而在吾曹。

嗟呼！吾曹其兴起！吾曹不
出如苍生何？
好大的口气啊！—胡适读后慨然曰：“梁先生这个人将来是会革命的！”拖着条小辫子的辜鸿铭也情不自禁地称赞道：“有心人哉！”
梁漱溟前去山东省第六中学讲课，当年的学生清楚地记得该时的情景：“在六中大礼堂北面有一棵老槐树。

老槐树生在一个土坛上。

老槐树前边
放一张教桌，树上钉一块黑板，供梁先生写字之用……梁先生讲到军阀混战，人民生活痛苦时，怒气冲天，手拿小草鞯拍打着桌子，泪水从眼镜后
面像雨点似地流下。

这时全场寂穆，听不见一点声音……”—应该说，就从这时起，梁漱溟开始由“人生问题”转入到“社会问题”的思考了，他要以“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的气魄，为中国寻找一条改革的途径。

……这是一个“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阶段—“天将明未明时，大家起来后在月台上团坐，疏星残月，悠悬空际，山河大地，皆在静默，唯间闻更鸡喔喔作啼。

此情此景，最易令人兴起，特别地感觉心地清明、兴奋、静寂，觉得世人都在睡梦中，我独清醒，益感到自身责任之重大……我们就是在这时候反省自己，只要能兴奋反省，就是我们生命中最宝贵的一刹那。

”这是后来梁漱溟对于这段生活的回忆，但是他的这一“反省”，却是极其漫长的—前后花去了整整10年的时间；他的这一“刹那”，也是极其艰难的—每每都是茫无崖岸的失望。

但是，这一天终于还是来了—它令梁漱溟顿感彻悟，顿感觉醒，也顿感自己找到了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途径—
于一向所怀疑而未能遽然否认者，现在断然地否认他了；于一向之所有见而未敢遽然自信者，现在断然地相信他了！否认了什么？否认了一切西洋的把戏，更不沾恋！相信了什么？相信了我们自有立国之道，更不虚怯！
详言之，便是西方的政治制度、教育方式以及所走的都市化道路，都不适合于中国的国情，都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

要想摆脱目前的困境，解决现实的问题，只有依靠中国人自己，依靠中国文化中所固有的东西。

—梁漱溟所认定的道路，不是别的，就是“乡村自治”（后来又称为“乡村建设”），他坚定不移地相信：这，才是“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

梁漱溟的这番思索，来自于这样的一个认识：几千年来，中国的社会
只能算是一个“村落社会”，其最大的特点就是散漫无组织。

因此要想改革，必须从农村开始，这样才能一步步地走向有组织的社会。

具体来说，
就是在经济方面实行社会化，在政治方面实行民治化。

数十年之后，梁漱
溟在回顾自己的这一改革时，再次将他的蓝图进行了归纳：“中国政治问
题须要分两步解决。

树立统一稳定的国权是为头一步。

有此统一稳定的国
权即可进行有方针有计划的建国—建设一个政治上达成民主主义，经济上
达成社会主义的新中国。

必须到建国完成，方为政治问题的完全解决，是
为第二步。

从开头到末尾说作两步，却全靠一个乡村建设运动贯彻于其间。

乡建运动实是建国运动；它为自己创造出它在政治上所需的前提条件—统
一稳定的国权。

于先，又随着经济和文化的建设而推进政治的民主化，以
至奠立完美的民主政治制度于后。

”再具体一点便是：“我所想的宪政的
新中国，必须从地方自治入手，而地方自治又必须从团体自治入手，将农
民组织起来，才能实现。

我梦想的团体自治是合作社；这种合作社主要是
生产合作，也包括消费合作、信用合作。

”
梁漱溟既然将自己定位于“有思想，又且本着他的思想而行动的人”，那么他很快便亲自动手，脚踏实地地干起来了。

—最初，他选择在广东进
行他的“乡治”实验，但《建议书》却迟迟批复不下来；继而，他又选择
在河南创办“村治学院”，但因“中原大战”的爆发而被迫关闭；最后，
是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出面，给予了一定的支持，他那盼望已久的“乡村建
设研究院”才终于建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