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现代风险社会的信仰危机与拯救

基于现代风险社会的信仰危机与拯救
信仰危机是社会转型时期人类信仰发展必然经历的一个过程和环节，当代人的信仰危机产生的重要社会根源之一，是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现代风险。

这种风险直接威胁传统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信仰被普遍置于反思和怀疑的状态之中。

在当代中国，要解决因风险引起的信仰危机需要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引领作用，在社会变迁的历史进程中使人的信仰得到升华。

信仰危机是人类精神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其实质是信仰体系遭到质疑。

一方面，信仰危机意味着传统价值体系受到挑战或者破坏；另一方面，信仰危机也潜藏着信仰体系修正与完善的可能。

在现代转型社会，导致信仰危机的诱因之一是现代社会中的风险。

认识当代社会中风险与信仰危机的关系，对一个国家与民族走出信仰危机，进一步巩固和完善社会核心价值体系，无疑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为此，本文从西方风险社会理论出发探讨现代社会信仰危机的产生与拯救，希望能够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有所裨益。

一、现代社会与风险
风险与人类社会是同在的，任何事情在结果出现之前都意味着某种程度的风险，但在现代社会，风险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不确定性和危险了，而是内在于社会运行机制自身的某种不确定性和危机。

英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在谈到现代性时认为，现代性卷入的变革比过往时代的绝大多数变迁都更加意义深远。

在外延方面，它们确立了跨越全球的社会联系方式，在内涵方面，他们正在改变我们日常生活中最熟悉和最带个人色彩的领域。

现代性在很大程度上产生了新的风险，从而有可能导致普遍的不安全感。

吉登斯认为：在工业社会，人们可以根据当下场景确定自己的行为以及行为的预期，但在当代社会，时空的分离使地域变得越来越捉摸不定，人们无法预知面临的风险。

首先，在社会制度层面上，由于时空跨度增大，一项社会制度的确立与实施都面临许多不确定性因素，其后果根本不可能完全被预知，虽然各个国家都建立了各种制度以防止和降低风险，但往往是这种制度本身又反过来成为制造风险的源头，从而使“风险的制度化”变成了“制度化风险”。

并且，“大部分制度化的结构性风险环境在现代社会要比前现代社会更为重要。

这种制度化的风险系统实际上影响到每一个人，无论他们是否是系统的‘演示者’”[1](P135)；其次，在个体的层面上，我们每个人面临的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时空环境，行为的可预知性较差。

许多人都知道自己面临风险，但对如何消解和最大限度地减小风险的影响却感到很困惑，而依赖专家系统的设计来避免风险则由于制度本身的风险而变得越来越不可能。

与吉登斯持类似观点的还有德国社会学家贝克。

他认为，人类历史上所有时期都存在风险，风险是与人类活动共存亡的，但只有在近代以后，特别是进入现
代社会以后，风险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才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

现代社会的风险无论从结构上还是从特征上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而使现代社会出现了“风险社会”的特征。

在贝克看来，现代社会的风险与第一次现代化(实际上是指工业社会)中的风险相比较已经出现了区别，这种区别在于：一方面，人类不仅是风险的承担者，而且成了风险的制造者，许多风险都是制度性的，同时具有全球化特征，全球生态危机、全球经济危机和跨国恐怖主义网络等都带来了全球风险，而不是偶然行为所产生的；另一方面，现代社会在技术上越来越完善，它甚至能提供越来越完美的解决办法，但是与此息息相关的后果影响和种种危险却是受害人根本无法直接感受到的。

如环境污染所产生的风险后果也许要到几年甚至几十年以后才能感受到。

2001年11月，贝克在俄罗斯国家杜马的演讲中讲到，现代社会风险的新含义依赖于这样一个现实：“那就是运用我们的文明的决策，我们可以导致全球性后果，而这种全球性后果可以触发一系列问题和一连串的风险，这些问题和这些风险又与权威机构针对全球范围内的巨大灾难事例而构筑的那一成不变的语言及其做出的各种各样的承诺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2]
在当代西方，吉登斯和贝克是在风险社会理论研究中很有影响的社会学家，他们对风险社会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提供了风险社会理论研究的话语环境。

不能否认，现代社会以其特有的方式给人类社会带来的风险是有目共睹的，这种风险一方面来自人与自然的关系，另一方面来自人类自身。

但“自然消失”(吉登斯语)的时候，人类活动对自然的影响越来越大，其行为的潜在风险也就越来越突出，而人依靠自身来控制与干预风险的能力也正面临巨大的挑战。

因而风险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再是外在于人类自身，而是内在于人类的活动之中，成为左右人类行为动机和行动的因素。

在当代中国的转型社会中，影响较大的莫过于对人们信仰产生的冲击以及随之而来的信仰危机。

充分认识现代社会与风险的特征，对于人们走出信仰迷局，重拾信仰的价值与意义将是非常重要的。

二、现代风险与信仰危机
恩格斯在谈到宗教信仰时认为：“即使是最荒谬的迷信，其根基也是反映人类本质的永恒本性。

”[3](P651)这种永恒本性一方面包含了人对理想生活的向往和对某种规则的遵从，另一方面也包含了对自我精神的救赎，是现实与理想、当下与未来的统一。

信仰是特定的社会文化群体和生活于该社群文化条件下的个体对某种理论、学说、主义或人等的信服和崇拜，是带有倾向特征的心理状态。

作为人对待生活的根本态度，信仰是以认同永恒价值或终极意义的“存在”为基本前提，是对生命不朽的精神追求，是每个生命安身立命的根本，是精神寄托的基础。

信仰危机是人类信仰发展过程中的否定性环节，从社会层面看，在当代，信仰危机表现为社会的一种整体精神状态，具体体现为社会原有精神价值受到质疑甚至否定；从个体层面上考察，信仰危机表现为个体信仰缺失与目标混乱、理想迷茫。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时期，思想上也经历了大的变化。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进行，对外开放的力度加大，新旧思想和文化上的碰撞非常剧烈，现代化进程所面临的普遍性风险仍然
存在。

一方面，社会经历现代化进程所带来的普遍性问题仍然存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速度不断加快，科学技术的新领域和新成果不断涌现，这种发展在不断扩大人们认识疆域的同时，也增加了许多不确定性，导致许多新问题的出现，使人们对科学技术本身也产生了怀疑。

同时，人类不合理地利用自然资源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自然界的生态平衡，违背了自然规律，从而引发了许多本不该有的自然灾害或威胁，如全球变暖、环境污染等，这些都隐藏着许多难以预料的风险。

另一方面，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正在经历体制转轨时期，在面临人类共同的风险的同时，也承受着来自于体制转轨中有可能面临各种各样的风险。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传统价值观遇到严重的挑战，人的信仰体系也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危机。

(一)现代风险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使人们对传统价值观产生了怀疑
从信仰产生的内在逻辑来看，人类作为一个拥有思想的生物体，其存在的本质特性之一就在于对外在客体和自身具有主体性意识。

正是这种意识的属性，使人在面对浩瀚宇宙与有限人生的时候，不断地发现和知觉自身的渺小，在面对世界变化的时候甚至感到了自己的无能为力。

于是有限与无限、短暂与永恒的矛盾产生了，人类在有限生命中对无限的追求成为精神生活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人类精神家园的构建成了生命中的重要内容。

在这里，信仰无疑担当了人类精神家园的重要角色。

当前，存在于中国社会的信仰危机，最直接的威胁是对社会主义的怀疑甚至否定，这种怀疑与否定对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成了潜在的威胁。

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教育，把全国人民的意志集中到共同理想中来，对于抵御信仰危机产生的负面影响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

”只要我们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凝聚人心，集中意志，引导人们为共同理想而努力奋斗，不断推进现代化建设，就能通过理想的实现进一步坚定信念，消除信仰危机产生的各种隐患。

(三)发扬爱国主义的民族精神和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不断完善信仰体系
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中最本质和最核心的部分，民族精神反映了一个民族的精神理想和价值追求，是民族成员之间联系的精神纽带。

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精神血脉，是维护国家团结统一、鼓舞人民奋发进取的精神旗帜，也是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追求。

中华民族精神在凝聚中华儿女，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将发挥重要作用。

在当代，面对新的时代变化，我们必须以改革创新精神构建人的精神信仰体系。

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前提下，与时俱进，不断完善信仰体系，充实时代内容。

只有弘扬时代精神，才能使广大人民群众不断接受时代变化的挑战，战胜各种精神危机。

(四)坚持社会主义荣辱观，强化社会主义价值取向
人的信仰与荣辱观也具有内在联系，一方面，信仰对象在信仰者看来是引以为荣的东西，一个人在确定某种信仰以后，在他追求信仰过程中的一切行为都会给予“荣”的价值判断；另一方面，荣辱观一旦确立以后，又会反过来影响信仰的确立。

个体在选择信仰对象的时候一定是符合“荣”的价值要求的事物与思想。

在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的荣辱观容易受到各种观念的冲击而影响个人的价值追求，并进而影响人的信仰。

宣扬社会主义荣辱观，强化社会主义价值取向，对于克服信仰危机产生的精神困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社会主义荣辱观从八个方面概括了荣和辱的选择标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在荣辱观上的集中体现。

它对于马克思主义信仰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树立具有提供动力、坚定意志的重要作用。

以马克思主义信仰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为荣，就能够振奋精神，坚定信念，走出信仰危机。

总之，理性地面对风险社会产生的信仰危机，高扬马克思主义信仰大旗，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充分发挥民族精神的凝聚作用和改革创新精神的进步作用，以社会主义价值目标与要求为荣，以违背社会主义价值导向为耻，就能使人把风险变机遇，把危机变转机，使人的精神更完满，信仰更坚定，从而走出因风险产生的信仰迷宫。

[参考文献]
[1]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M].赵旭东，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
[2]乌里希斯·贝克.9·11事件后的全球风险社会[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4，
(2).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4](美)乔治·瑞泽尔.后现代社会理论[M].谢立中，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