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收入分配问题的现状趋势与出路

我国收入分配问题的现状、趋势与出路
王小鲁
北京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新浪长安讲坛第51讲，长安讲坛总第182期，做客专家是论坛特邀专家、北京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

他演讲的题目是，我国收入分配问题的现状、趋势与出路。

以下为演讲实录：
谢谢大家来听演讲。

我今天讲的题目是我国收入分配问题的现状、趋势与出路。

今天一共有两个小时的时间，争取1个半小时以内讲完，然后给大家留出时间来自由讨论，或者是提问题，或者是发表评论都可以。

一、解决收入差距要靠制度变革
（一）从国际视角看收入分配的变化趋势
首先简单介绍一下关于收入分配的国际视角。

我们现在面临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发达国家在早期资本主义阶段遇到的老问题，并不是中国特有的问题。

实际上这个收入差距过大，在早期资本主义国家也产生了很多的尖锐的社会矛盾，而且由于收入分配方面的问题也带来了比如说像消费需求不足，生产过剩等等这样一些尖锐的问题。

由此也导致很严重的周期性经济危机，这种情况在20世纪的时候逐步改变，大多数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是明显缩小了。

马克思在1867和1894年的《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三卷出版的时候，提出一个论点，他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使得劳动者的报酬被压低，收入两极分化，导致了绝对贫困化，从而导致了大众消费需求的不足。

他认为这是导致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基本原因。

所以在这个基础上，马克思提出了一个很著名的论断，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间，这种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是一个没有办法克服的矛盾。

他认为是无法解决的。

而且这种危机会越演越烈，关键是收入分配产生的问题。

而收入分配问题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与生俱来的。

所以他认为，只有采取社会主义公有制才能解决这样一个社会矛盾。

但是，到了上世纪30年代，凯恩斯提出来一个关于有效需求不足的理论。

他认为，导致经济危机的原因主要是有效需求不足，这一点和马克思的分析差不多。

但是他主要强调的是有效需求不足在于投资小于储蓄，因此，当投资等于储蓄的时候，整个社会不存在有效需求不足。

因此，政府可以采取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来扩大投资，刺激投资扩展，通过这
种方式来提高有效需求。

实际上在解决经济危机方面，凯恩斯这一套理论是起了很明显的作用的。

但是长期来看，凯恩斯主义的这套制度常常导致滞胀，原因是过分依赖扩张性政策，特别是持续不断的采取扩张性政策，没有解决根本性的收入分配问题。

常常会导致政府的扩张性政策对有效需求的带动作用越来越小。

而同时带来一系列的负面效应。

不管怎么讲，凯恩斯主义这套实践也证明，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中间，收入分配方式和其他的一些政策还是可以调解的。

并不是像马克思讲得那样，是一个根本无法解决的矛盾。

实际上还是找到了很多解决这方面问题的一些办法。

关于收入差距问题到上世纪50年代，库兹涅茨提出来倒U型曲线理论，他实际上是通过对几个发达国家的发展过程的研究，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规律，就是这些国家的收入差距都在一定的历史时期经历了差距的扩大。

但是在长时期又看到了收入差距缩小这样一个趋势，差距先扩大后缩小，这个被后人称为是库兹涅茨倒U型型曲线。

实际上如果看看库兹涅茨的原文，他并不是认为，收入差距可以无条件的自动的收缩。

现在有一些经济学家解释说，因为存在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就意味着收入差距必然要有扩大的阶段，随后会逐渐的收缩，差距会逐渐的缩小。

所以我们不必在这个问题上过分担心，会经过一个发展阶段以后，收入差距就自然的缩小了。

实际上这并不是库兹涅茨原来的意思，库兹涅茨并不认为收入差距会自动收敛。

他做了一些分析，他认为这些发达国家收入差距的缩小，取决于一些客观条件，包括涉及到的劳动力转移、城市化、人口增长模式、政府政策，这里面他特别提到政府采取的所得税和遗产税，累进的所得税有利于转移支付和缩小差距，遗产税也有这样的作用。

另外他还提到民主化的政治体制改革，他认为很多国家在早期在政治制度处在专制状态下，政权常常会有掠夺社会的这样一种倾向，它是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原因。

而这些国家的民主化改革都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

因此，他提出来，听任收入差距扩大的那种完全的自由市场的观点是危险的。

他是不赞成这种观点的。

20世纪，发达国家采取了很多改善收入差距的措施，美国30年代的罗斯福新政，他对付大萧条的政策，经济学界比较注意的是他采取了很多扩大公共支付这样一些政策，扩大公共投资，扩大就业，这些是凯恩斯主义的政策。

同时罗斯福新政期间进行了一系列的社会改革，通过公平劳动法，形成了社会保障和福利体系，实行了累积的所得税和遗产税等等。

这样的措施在美国都起到了一个减少收入差距这么一个作用。

这些制度上的变革，在欧洲国家也是或迟或早在20世纪上半期都实行过。

所以，整个20世纪期间，从前期到中期，大部分欧美国家都逐步建立了公共福利、社会保障和转移支付体系，改善了收入分配，减少了经济和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所以从这些发达国家的情况，也可以看出来，过去经济学界可能有一种误解，我们国家改革期间，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经济学界常常认为，市场经济体制天然能够实现资源配置的优化，效率的提高等等等等，因此，像类似收入差距这一类的问题也是市场体制本身能够解决的。

实际上从发达国家的实践可以看到。

这些方面问题的解决，不是靠市场，而是靠制度变革。

在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还需要有一些制度上的改变来弥补市场，来解决这个市场没有解决的问题。

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问题。

通过这样一些变革，发达国家改善了收入分配，减少了收入差距，也减少了社会和经济的不稳定因素。

从这个表里头可以看到，这里面列了若干个欧美国家的基尼系数50年期间的变动，从上世纪中期到上世纪末，1950年到2000年。

这里面除了美国以外，所有的其他发达国家基尼系数总的变动是下降的趋势，而且到2000年的时候，除美国以外的所有这些发达国家基尼系数大致都在0.2—0.3这样的水平上，英国0.36，德国0.28，法国0.32，北欧国家更低，一般在0.25左右，主要是因为北欧实行了更完整的社会福利和保障政策，美国是一个例外，美国在这个期间收入差距扩大了，基尼系数从0.36上升到0.4以上。

但是在美国收入差距扩大，并没有造成非常严重的社会冲突。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在我看来，有一些特殊的条件，首先美元是世界上的流通货币有一些得天独厚的条件，其他国家没有的条件。

所以美国在这次金融危机之前，可以长期的实行一种高消费，高负债这样一种政策。

美国的居民负债、政府负债和企业负债在金融危机之前加起来达到了GDP的三倍以上。

这样一个高负债使得一方面存在比较大的收入差距，但是另一方面，老百姓的生活基本上还可以，即便是低收入居民的生活还可以。

因为，收入低不要紧，还是可以借钱买房子，借钱消费。

这样一种情况，某种程度上在很长时期减少了社会冲突。

但是这种情况确实是一个例外，除了美国以外，恐怕没有哪个国家能够这么干。

至少货币不是像美元这样的国际流通货币，所以也没有靠高负债来进行高消费的条件。

再看其他国家，世界上收入差距特别大的国家，集中在拉美地区，当然还有欧洲国家。

在拉美国家，常常看到这种情况。

收入差距过大，很多国家基尼系数到0.5，或者是0.6，这样大的收入差距，常常导致很尖锐的社会冲突，导致发展的停滞、社会的动荡。

而在这些国家，又在政治上由于这种社会冲突也常常带来很多反弹，比如说最近一个时期，拉美国家很多政府都换成左翼政府上台了，因为老百姓不支持右翼政府，收入差距太大，他们觉得不公平，拥护左翼政府上台。

但是左翼政府上台常常也带来一些问题，有些左翼政府实行国有化的政策，有些政策有点像我们改革以前那种搞国有企业，用国有经济来统治。

这些手段可能在一个时期内，有助于减少社会收入差距，但是又带来了很多另一方面的问题，带来经济上
的低效率。

另外，国家所有制的垄断，可能也带来另外一些方面的收入分配问题，这些国家常常看到政治上的左右摆动，是很厉害的。

右派搞不下去了，左派上台了，左派搞不下去了又是右派上台。

之所以经常这样大的摆动，大的政治上的动荡，前提条件还是整个社会收入差距的过大。

有人告诉我说，在巴西，城市基本上没有人敢在夜间出门，穷人太多，很多穷人缺乏基本生活来源，就偷、抢，这些事情就非常普遍。

恐怕其他不少拉美国家有类似的情况。

东亚国家和地区如果拿来做个比较的话可以看到，世界上最近这几十年中间发展特别快的东亚地区，在收入分配方面整个情况都是相对比较好的。

因为这些国家包括中国的香港、台湾，香港的收入差距是大一些。

但是像台湾，东亚的日本、韩国、新加坡，这些国家相对来说收入差距不是很大，基尼系数都在0.3多左右。

这些国家基本上实现了一个兼顾社会公平和经济发展这么一个模式。

各个国家包括体制转轨的国家情况也很不一样。

比如说在俄罗斯就出现了非常大的收入差距。

还有另外有一些东欧转轨国家，尽管也实行了比较激进的转轨措施，但是并没有出现像俄罗斯那样大的收入差距，情况是很不一样的。

这个表上是拉美几个国家的基尼系数的变动，像巴西、智利、阿根廷这些国家，基尼系数都在0.5，有的接近0.6。

东亚这些国家大致在0.3，除了中国在这些国家中间是最高的，2000年的时候是接近0.45，现在比那个时候应该又高了。

前苏联、东欧国家，俄罗斯收入差距比较大，其他几个国家总得来看差距还是比较小的。

（二）国内改革期间收入分配的变动趋势
那么这是一个从国际视角来看看收入差距，下面我简单说说改革期间收入分配的变动趋势。

中国改革前后，收入分配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计划经济时期，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是相当均等的，因为那时候计划经济实行八级工资制，整个工资标准是由中央政府来制定的。

不同等级的工资之间差距也不太大，但是城乡之间差距比较大，各地农村之间差距也比较大。

1978年城乡人均收入，城市是人均343，农村是133，相差2.6倍，那时候农村有三分之一是贫困人口，当时的贫困县基本上就是拿吃得饱吃不饱饭作为标准，如果连饭都吃不饱才能算贫困。

改革初期出现过一个比较短的时期，由于农村收入迅速提高，因为农村改革先行，农村搞了包产到户，搞了粮食市场的价格改革等等，农村收入提高很快，所以城乡之间的差距缩小了。

而这个也使得了全国的平均收入差距趋于缩小。

但是80年代中期以后，整个人均收入的差距是迅速扩大了，到90年代初期，基尼系数超过了0.4，0.4在国际上一般认为
是一个警戒线，超过0.4的基尼系数通常认为是基尼系数过大了，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这个图是用的世界银行和世界发展研究所计算的中国基尼系数做的一个时间序列的图。

从1978年到最近，基尼系数除了80年代前期，农村改革时期，基尼系数是下降的，以后是持续上升，现在是到2006年，大概是在0.47左右，其实这个基尼系数还是根据官方的居民收入统计来计算的。

但是官方居民收入统计，我待会要讲到，实际上是低估了收入差距的。

哪些因素影响收入分配，大致分为三个方面，这是针对中国而言。

首先是城乡差距，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了城乡二元结构，长期以来，城镇居民收入比农村收入要高很多，1978年的时候，两者是2.6倍，但是到2009年是3.3倍，城乡之间的差距在这个期间是上升趋势。

最近三四年，一直保持在3.3倍左右。

第二个因素，是地区之间的差距。

地区发展非常不平衡，用人均GDP最高的上海和最低的贵州来比较，人均GDP差距在1978年是14倍，2009年有所缩小，是7.6倍。

但是上海和贵州之间的收入差距缩小并不意味着所有的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差距都在缩小。

近几年由于实行一些地区政策，比如说西部大开发，东北地区振兴这样一些地区性的政策，中央给了欠发达地区比较多的优惠政策，有助于缩小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

但是这个差距的缩小，在近几年来有所表现，但看来还没有形成一个稳定的趋势。

第三个方面的差距是居民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

城镇居民家庭按10%分组，最高的和最低的10%家庭，在1995年的时候人均收入相差6倍，2009年相差9倍，我这儿说的都是依据统计数据，待会我要说统计数据本身的缺陷。

全国居民如果按10%分组的话，大致可以推算1995年是13倍左右，最高的10%和最低的10%，这里头包括了农村人口。

到了2009年扩大到23倍。

但是我要说，这几组数据只能反映收入差距是在相对扩大，但是这个差距的绝对水平，如果仅仅看9倍和23倍，实际上是大大的低估了十几的收入差距的。

但是不管怎么说，即便从统计数据来看，已经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判断，居民阶层间的收入差距已经成为影响收入差距的最主要因素。

过去，我们认为城乡之间差距和地区之间的差距是造成居民收入差距的主要因素，但是现在这个情况已经改变了。

这张图是城镇居民按10%分组的收入变动，可以看到，这都是用统计数据做的。

即便用现有的统计数据也可以反映出来，不同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是在持续扩大这样一个趋势。

这个是农村，也是10分组。

在这个变动期间有一个明显的现象，就是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很长时间以来是持续下降的。

这两条曲线用的是不同口径的国家统计局数据，上面一条线用的是资金流量表数据，下面一条线是用的居民住户调查数据。

那么这两条线差的很远，这中间包括由于数据来源不同，由于口径不同造成的很多差距，但是总得来看，可以看出都反映了一个劳动报酬占
GDP的比重在持续下降，这样一个趋势。

二、我国灰色收入增长大幅提高
接下来，我想讲一讲，实际的收入差距状况是什么样，包括灰色收入问题。

最近我做了一个研究报告，2009年的时候在全国各地做了一些居民收入问题的调查，在这个调查的基础上完成了一个研究报告，也许有人注意到了，最近一个时期，媒体上对这个报告有比较多的报道，反映比较多。

之所以做这样一个研究主要是因为很长时间以来，我们感觉到实际的收入差距比统计数据显示的情况要大。

而且统计数据没有反映出真实的高收入居民的收入水平。

什么原因造成的呢？主要是国家统计局在进行住户调查的时候，统计局在城市和农村各有6万多户的样本户，每年进行数据收集分析、整理，然后用这些数据来反映居民收入的变动，包括分组的收入变动，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个样本的形成是根据统计调查要求的随机抽样的方法，形成了这样一个样本。

但是在这中间发生了两个比较突出的问题，一个问题是，纳入样本的居民收入水平是要自报的，要求他们要记帐，对自己每天的收入支出都要详细的记录，然后隔一定时期进行汇总，但是在这中间就发生了报告收入不真实的情况，有很多居民，特别是高收入居民，没有真实的报告自己的收入，特别是工资以外的收入，严重的低报。

导致了高收入居民的收入统计严重偏低。

再一个问题是遗漏高收入样本，你在确定调查样本的时候，比如说抽样抽到了高档住宅区，这个小区的居民基本上是高收入的，但是这个小区管理非常严格，门口有警卫，有电子锁，家家户户都养着狗，根本就进不去，好不容易调查员进去了，敲门敲不开，或者是敲开了门人家说我不接受调查，因为这个调查是自愿的，你不接受就换一家。

如果这个小区没有人接受调查，或者是很少有人接受调查，只好换一个小区，这样一换就换到了一个愿意接受调查的小区，他的人均收入水平要比原来那个小区要低得多。

这样一来，你的样本就把很多高收入居民都遗漏掉了。

所以抽样方法不能说不科学，但是在实际的调查过程中间产生了严重的系统性偏差。

所以为了想要在这个问题上找到一个解答，找到一个答案，去年我们在19个省份64个城市做了一些调查，包括不同规模的大中小城市，也包括部分的县城和镇，我们做了接近5千户的居民的调查，包括了不同职业、不同收入水平，不同年龄，不同教育程度的人群。

但是这里面，有一条我们采用的调查方法和国家统计局的随机抽样方法是完全不同的。

为什么我们不采取随机抽样方法，国家统计局对我们的研究报告有一个批评，有两篇文章，在统计局网站上公开出来了，他们说统计局的随机抽样方法是科学的，而我们这个调查因为没有采取随机抽样，因此这个方法不科学。

但是现在问题在哪？问题在于，科学的抽样方法，并
不代表真实的收入信息和真实的收入数据，这是两个问题。

抽样方法只能解决样本分布的问题，不能解决你拿到的数据是不是真实的问题。

同时，实际上也没有解决遗漏高收入样本的问题。

在这两个问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单凭所谓科学的抽样方法，并不解决这种统计数据的偏差。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我们没有采用相同的抽样方法，我们采用了一个不常用的抽样方法，我们借鉴社会学的抽样方法，通过社会关系取得真实数据这样的方法。

在各地通过调查人员直接调查他们熟悉的人群，因为这些人群他们基本的收入情况是了解的。

而且同时又存在个人之间的比较直接的关系，所以相对来说容易得到真实数据。

那么，这样的方法，再加上一些其他的辅助措施，比如说在问卷的设计上，采取了一些措施，在调查中间，我们做了对调查采取了匿名调查的方式，同时对被调查者做了保密承诺等等一些措施，保证了数据的相对真实可靠，因为得到真实数据是我们首要的目的。

但是在这样的抽样方法得到的数据，我们是不能用它直接来推算整体的收入分布的，因为确实不是随机抽样的样本，怎么办？我们用这个样本，因为这个数据相对真实比较可靠，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样本中间得到很多有用的信息，包括不同变量之间的相对关系，其中一个特别主要的关系就是收入水平和恩格尔系数之间的关系，大家知道恩格尔系数是食品消费占居民消费总额的比重，如果你的恩格尔系数很高，一般来说，你的收入水平会比较低，因为你把有限的支出都用在食品消费上。

当你的收入水平提高的时候，你在食品以外的其他方面的消费会增加。

因此你的恩格尔系数会下降。

所以恩格尔系数在经济学中间，常常用来作为一个指标来反应一个国家，或者是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就因为它和人均收入水平是直接相关的。

所以我们用这样的一个关系，就可以利用我们收集的样本数据，直接来进行恩格尔系数和收入水平之间的关系的推算。

我们还采取了分组比较和模型分析法，在模型分析法中间，我们也对其他影响恩格尔系数的变量进行了控制，包括地区差异，家庭的平均教育水平，家庭规模，就业面等等这样一些变量，也可能对恩格尔系数产生影响，在模型中间作为控制变量。

通过这样的分析方法，我们得到了一个比较真实的关系，在目前的情况下，一个什么样的恩格尔系数，对应的收入水平，应当是怎么样的。

然后，我们再来拿这种关系，来对国家统计局的分组居民收入数据进行重新推算。

那么推算的结果，这是一个模型估计的结果，可以看出来，包括收入和其他控制变量在内，这些变量在回归中间都是非常显著的。

那么根据这些推算结果，可以对恩格尔系数和收入水平之间的关系进行模拟。

那么，这里红色的这条线是最后确定使用的模拟的关系。

模拟的结果，是按城镇居民分七组的收入水平，这是国家统计局的分法，最低收入、低
收入、中低收入、中等收入、中高收入、高收入和最高收入，分了这么七组。

我们对这七组的居民收入进行重新推算，结果发现蓝色的立柱是国家统计局的原始数据，后面两个立柱是我们用两种不同方法对他们收入推算的结果。

大家可以看的很清楚，低收入居民差不多，推算结果和统计数据差不多，中等收入居民，我们的推算结果略高于统计数据，差距最大的是最高收入这一组，这一组是按照统计局的推算，是占城镇居民的10%，那么这一组2008年按统计数据，人均收入是43000块钱，这是中国城镇的最高收入的一组，人均可支配收入43000块钱，我们的推算结果是139000，是统计局数据的3.2倍。

这个数据可以和2005年的推算，当时做过类似的调查，得到结果基本差不多，大家可以看到，突出的收入差距，是发生在最高收入这一组。

那么推算的收入，最低收入，统计局数据是4700多，我们略超过5千，最低收入和低收入这两组非常接近，中间几组差距逐渐变大，最高的是发生在最高收入组，从43000调到139000。

看这两组数据的相对比例，大家可以看到，最高收入那一组，推算结果是统计数据的3.2倍。

因此，这里头就发生了一个隐性收入，根据这个结果，有很多的收入，相当大一部分收入是没有反映在国家统计局的收入统计中间的。

如果把这部分收入加总，再来看分布情况是什么样，最后一列，最高收入和高收入这两组居民在所谓的隐性收入中间，他们占了80%。

就是说没有调查到的这部分收入集中在高收入居民。

那么这样一来，真实的收入差距究竟有多大。

做了这样一个调整以后，我们再来计算，城镇居民按10%分组，最高收入和最低收入之比，从原来的9倍扩大到26倍。

全国的居民，农村的都加上，按10%分组，最高和最低的差距从23倍增加到65倍。

全国没有计入居民收入统计的隐性收入合计93100。

这是用我们推算的收入和国家统计局的居民住户调查数据来推算的收入相比差9万多。

国家统计局还有一个数据是来自资金流量表，资金流量表的数据是根据经济普查得到的。

经济普查数据里头反映出来的居民可支配收入要高于统计局的住户调查反映出来的居民可支配收入。

那么我们如果用我们推算的收入和资金流向表的数据相比，高了54000亿，我把这些叫做灰色收入，经济普查是一个全面的普查，而这个信息主要是通过企业，而不是通过居民个人自报来得到的。

如果在经济普查中间都没有办法查到这么一部分居民收入，那么可以认为，他是灰色收入。

这个结果究竟准确不准确，我们的报告公布以后，也引起了很多争论。

国家统计局也有一些人，他们说是代表个人观点，不是代表统计局观点。

但是他们的文章是贴在了统计局的网站上，对报告提出质疑，说你估计过高了。

估计过高的原因是你的方法有问题，不准确等等。

但是判断这个数据准确不准确恐怕最后要让谁来说话，让事实来说话。

那么我们怎么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