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早期教育思想探析

纪念建党八十周年专辑
陈独秀早期教育思想探析
张运杰
陈独秀是我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也是一位有着丰富教育实践经验和深刻教育思想,在中国教育近代化过程中有过影响的教育家。

他创办的《安徽俗话报》,《新青年》杂志,有力地批判了封建礼教与迷信,宣传了民主科学思想,提出了新的教育方针。

倡导“教育必须取法西洋”,教育必须与社会相联系,并在北大、广东两地进行了颇有成效的教育改革。

他的教育思想正是在他的教育实践中逐渐形成的。

一、追求个性,痛恨科举制度
陈独秀,1879年10月8日生出于安庆一个知识分子家庭。

由于他从小聪明,所以,从他的祖父到他的母亲,乃至他的长兄,无不对他寄于厚望,极力用封建伦理道德,仁义忠信,教育陈独秀,希图使他成为忠君孝祖,光耀门楣的封建社会的忠臣孝子。

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陈独秀自幼即受到封建文化熏陶。

6至9岁期间,在祖父陈章旭的严教下读《四书》、《五经》。

9岁那年祖父去世,家里给他请过“好几个塾师”¹他“都不大满意”º。

到12～13岁时,随长兄孟吉读八股文,也学些《昭明文选》,然而他却“看不起八股文”»,讨厌这刻板的束缚个性的东西。

陈独秀为了“敷衍母亲”¼,对时人视为“选学妖孽”的《昭明文选》,他却颇有兴趣。

直到县考前一两个月,出于无奈,才看八股文章,县考府考勉强通过,院试时,陈独秀玩世不恭地把《文选》和《康熙字典》上的古文难字,胡乱拼凑一番,做成一篇皇皇大文,不意竟还中了第一名秀才。

这件事使他“更加鄙薄科举”½。

此后他着手准备乡试,“勉强研究了一番”那令人讨厌的八股文¾。

他如此认真的对待乡试并非是想沿着科举的阶梯一级级爬上去,而是觉得乡试“这场灾难是免不了的,不如积极的用点功,考个举人以了母亲的心愿”¿。

然而1897年8月陈独秀在“矮屋”(考场)里目睹了考生个个官迷心窍,丑态百出,《儒林外史》中描写的范进一类人物,活生生地再现出来。

考生的许多怪状和科举考试制度的种种弊端,强烈地震撼了他的心灵,使他“在一两个钟头当中联想到这班动物得了志,国家和人民要如何遭殃;因此又联想到所谓的抡才大典,简直是隔几年把这班猴子、狗熊搬出来开一次动物展览会;因此又联想到国家一切制度,恐怕都有如此这般的毛病;因此又最后感觉到梁启超那班人们在《时务报》上说的话是有些道理呀!”这一连串的联想“便是我由选学妖孽转变到康梁派的最大动机”À,加之当时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国内变法图强维新思潮的影响,大大激励陈独秀开始考虑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

南京乡试后,陈独秀回到安庆,他痛感“时势日非,不堪设想”Á,撰文向清庭献策。

1898年入浙江中西求是书院,开始接受西方科学文化知识。

1900年义和团运动后,陈独秀又抛弃对维新派的信仰。

此后,他为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留学日本,多次参加爱国运动。

并注意从教育民众着手办报,宣传民主革命思想。

二、开发民智,创办《安徽俗话报》
1904年初,陈独秀回到安庆,约房秩五、吴守一两人共办《安徽俗话报》,由房任教育、吴任小说,其余稿子都由陈独秀“自任之”。

在3月31日创刊号中,陈独秀陈述了办《安徽俗话报》有两个主义:“第一是把各处的事体说给我们安徽人听,免得大家躲在鼓里,外边事体一件都不知道”。

“第二是要把各项浅近的学问,用通行的俗话演出来,好教我们安徽人无钱多读书的看了这俗话报,也可以长点见识”。

同时还指出“这报的好处:一是门类分得多,各项人看着都有益处;二是做报的都是安徽人,所说的话,大家可以懂得,三是价钱便宜,穷人也可以买得起”b k。

总之,他办报的目的是为了“教大家通达学问,明白时事”。

报中绝不能用“之乎者也矣焉哉”字眼,而必须用“最浅近最好懂的俗话”b l编写出来。

在《安徽俗话报》发行的二十二期中,陈独秀以“三爱”为笔名,用通俗的语言,揭露清朝专制统治的黑暗、腐败和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种种罪恶,批判封建家族制度,反对封建恶俗和迷信思想,提倡兴办实业,还专门发表了《国语教育》,《王阳阴先生训蒙大意的解释》、《西洋各国小学堂的情形》等教育论文。

主张把搞封建恶俗、迷信活动的钱拿来办学堂,“教育出人才来整顿国家”。

他提倡国语教育,主张改革课程内容。

认为小学堂里顶要紧的功课,就是“国语教育”一科,“小孩子不懂得深文奥意,只有把古今事件和些人情事理,用本国通用的俗语,编成课本,给他们读”b m。

新开的学堂也要教学“官话”,反对强制学生“抱着几本古书,闭了眼睛乱念”,去“混那功名富贵”。

主张按“志意性情”,教育儿童,并“训练他的品行”,及时进行“改良教育”b n。

他的这些主张已经初步涉及到教育国民的基本问题。

三、救国新民,改善国民素质行为
《安徽俗话报》停刊后,陈独秀又东渡日本,先后就读东京高等师范学校速成科、东京正则英语学校和早稻田大学,深受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人权思想及达尔文进化论影响,继续投身于反清革命活动。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回国,中华民国成立后,出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任职期间,陈独秀十分关注家乡的教育事业,在安徽大学堂旧址,重办安徽高等学堂,亲自担任教导主任。

为了专心从事教育,他辞去秘书长职务。

直到1913年的上半年,因学生闹事被驱逐出学校,7月又调任教育司司长。

尔后他又多次东渡日本,从事反帝爱国斗争。

1914年,陈独秀帮助章士钊编辑《甲寅杂志》,陈独秀以强烈的忧患意识,关注祖国前途和民族命运,提出国民要有“爱国心和自觉心”,认为爱国心是“国人立国之要素”,他痛切直陈:“国人无爱国心者,其国恒亡。

国人无自觉心者,其国亦殆。

二者俱无,国必不国。

”b o大声疾呼要以教育“救国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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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忧国忧民出发,陈独秀揭示了民族素质与国家兴亡的内在联系,认为:“一国之民德,民力,在水平线以上者,一时遭逢独夫强敌,国家濒于危亡,得献身为国之烈士而救之,足济于难;若其国之民德,民力,在水平线以下者,则自侮自伐,其招致强敌独夫也,如磁石之引针,其国家无时不在灭亡之数,其亡自亡也,其灭自灭也”,因此“欲图根本之救亡,所需乎国民性质行为之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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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改善国民性质行为”的艰巨使命,教育应发挥什么作用呢?陈独秀认为:“盖教育之道无他,乃以发展人们身心之所长而去其短”,“即补偏救弊,以求适世界之生存而已”。

在国势日危,民心涣散的状况下,“教学相期者,第一当了解人生之真相,第二当了解国家之意义,第三当了解人与社会经济之关系,第四当了解本来责任之艰巨。

”若能“准此以定今日教育之方针,教
于斯,学于斯,吾国庶有起死回生之望乎。

”b r他自觉地把教育和救国联系起来,试图通过教育唤醒民众,使国家“起死回生”,“救适世界之生存”。

他提出的“现实主义,惟民主义,职业主义和兽性主义”的教育方针,是他落实国民教育的措施,体现了当时的时代精神和需要,把教育和新民联系起来,依靠教育开发民智,培养人才为改造社会服务。

四、批孔倡新,传布民主科学思想
当陈独秀大声疾呼以教育“救国新民”时,尊孔复古的思潮也正泛滥于教育领域内,所以为扫清民国教育近代化进程中的思想障碍,陈独秀站在时代前列,以激进的反传统精神,猛烈地抨击封建复古逆流,积极提倡民主和科学的教育。

面对袁世凯制订的《特定教育纲要》强调的“各学校均应崇奉古圣贤以为师法,宜尊孔以端其基,尚孟以致其用。

”申令“中小学校均加读经一科,按照经书及学校程度分别讲读”b s。

陈独秀予以严厉的批判,揭露孔教学说根本要义是“三纲五常”,不适合民国教育精神。

他指出:“任何学说不得不以社会组织生活状况之变迁为兴废,”若“独尊一说”,奉为“万代不易之宗”,在理论上“决为必不可能之妄想”。

“宇宙精神物质,无时不在变迁”b t。

认为孔子生长于封建时代,所提倡之道德、礼教、政治,必定是封建之道德、礼教、政治,因此民国时代的国民不应盲目尊孔,随声附和,而应“诉诸良心,下一是非善恶进化或退化之明白判断,勿依违,勿调和——依违调和为真理发见之最大障碍!”c k陈独秀抓住孔子之道和现代生活不相容这个要害,抨击定孔教为“国教”背离了时代精神,“孔教与共和乃绝对两个不相容之物,存其一必废其一。

”c l 陈独秀在尖锐抨击尊孔复古的封建教育的同时,积极提倡民主和科学的新教育。

他认为中国传统教育最大的缺点是不民主不科学,是一种奴隶性教育,致使学生成为“能言的鹦鹉”或统治阶级的驯服工具。

为此,他大力提倡“共和国民之教育,其应发挥人权平等之教育精神”c m,主张用“民主”和“科学”的精神改造中国的传统教育,希望青年抛弃一切旧信仰,树立“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新人生观。

认定“国人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即急起直追,当以科学和人权并重”c n,只有民主和科学才“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为了拥护民主和科学,“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c o从此,陈独秀高举民主科学的大旗,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为提高国民整体素质,昂首向前。

五、取法西洋,注重教育全面发展
由于《新青年》的创办,陈独秀对民主和科学精神的大力提倡,1917年夏,蔡元培邀请陈独秀就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

他在协助蔡元培整顿北大文科的过程中,以全球意识审视教育,从中西教育比较的角度,借鉴西方近代教育,对中国旧教育进行理性反思,明确提出了“中国教育必须取法西洋”的主张,希冀使民国教育汇入世界近代教育的大潮。

陈独秀在1917年5月同胡子承的通信中,分析中西教育的异同,认为“吾国今日教育界之现象,上焉者为盲目的国粹主义,下焉者科举之变相耳,”,是一种“伪教育”。

现代西洋才是“真教育”。

惊呼中国之“伪教育”若不改变,“欲求竞进,乌可得哉”c p。

陈独秀以“真”“伪”来论断西洋和中国教育,未免形而上学,但他已体察到中西教育总体上的时代差异,大胆地倡导以近代西洋教育为参照系,来革新中国的教育。

1917年6月,陈独秀赴南开学校作《近代西洋教育》专题讲演,系统阐述了西洋教育的三
大方针:第一,是自动的而非被动的,是启发的而非灌输的;第二,是世俗的而非神圣的,是直观的而非幻想的,第三,是全身的而非单独脑部的。

虽然说陈独秀存在着严重的“全盘西化”的教育观,但他提倡启发式而非灌输式的教授方法,有利于学生的智力开发,对解放长期在封建教育下被禁锢的人们的思想,发挥受教育者的思想能力和创造意识,都有积极的意义。

他主张教学内容要“重自然科学的知识和日常生活的技能”,使教育与社会经济建设和现实生活紧密结合起来,便于学生适应社会实际生活,他要求加强对学生进行“全身的而非单独脑部”的训练,注重身体和意志的锻炼,以健壮的体魄,献身于社会改革。

这一切都说明了陈独秀已经开始注意到教育要自动地、全面地发展了。

六、改革探索,寻找教育真谛
陈独秀为救亡和改造中国而献身启蒙运动,与职业教育家相比,视野更宽阔,更重视教育的社会功用。

五四前后,他接连发表了《今日之教育方针》、《新教育的精神》、《教育缺点》、《新教育是什么?》等文章和演讲,对中国新教育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什么是教育?陈独秀认为,教育包括狭义和广义两个方面,从狭义而言,“乃学校师弟之所授受,”从广义而言,“凡伟人大哲之所造传,书籍报章之所论列,家庭之所教导,交游娱乐之所观感,皆教育也”c q。

这就是说,教育不仅指学校教育,而且还包括文化传统、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

什么是教育的主要问题?陈独秀认为,教育主要应研究三大问题,即“教育之对象”、“教育之方针”、“教育之方法”。

他所说的教育对象,“即受教育者之生理的及心理的性质也”;教育方针,指“应采何主义以为归宿”;教育方法,指“应若何教授陶冶以实施此方针。

”三者之中,又以教育方针最重要,“如矢之的,如舟之柁。

不此是图,其它设施,悉无意识”c r。

为此,他外察列强之大势,内鉴国情之要求,“采近世各国教育之所长”,于1915年10月提出了“现实主义”,“惟民主义、职业主义、兽性主义”4条教育方针。

五四运动爆发后,陈独秀先后赴武昌、南京、广州等地发表一系列讲演,进一步宣传其新教育主张,他的《新教育精神》有三点:第一,“教育要趋重社会”。

认为社会离开了教育,人类的知识便不能发展。

第二,“教育要注重启发”。

认为教育不是简单地传授知识,层层因袭。

教育是训练的,发展的,教育要以学生为本位,采取启发式教授法,发展学生思维能力,使之能推此及彼,举一反三,触类旁通。

第三,“教育要讲究实际的应用。

”认为办教育,不在追求形式,而在培养学生的应用能力。

如果“用新方法新精神,就一定可以得新教育,造就新人材。

”c s要确立新教育,必须克服当时教育界存在的“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如果“这两条主义不破,中国的教育决不会有进步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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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探索新教育过程中,陈独秀注意从新旧教育比较分析入手,认为旧教育和新教育的差别,不在于两者形式(科举与学校)、教材种类(经史子集与科学)的不同,而在于两者的主义和方法不同,旧教育是主观的,其主义是个人的,教授方法是教训式的;新教育是客观的,其主义是社会的,教授方法是启发式的。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陈独秀反复强调新教育“应该以现在及将来社会生活进步的实际需要为中心”d k,要在教育社会学方面有所建树。

他主张“一切教育都建立在社会底需要上面”,“无论设立农工何项学校以及农工学校何种科目,都必须适应学校所在地社会底需要以及产业、交通、原料各种状况。

”d l他还提出了学校社会化、社会学校化的命题,认为“自大学以至幼稚园,凡属图书馆、试验场、博物院,都应该公开,使社会上人人都能够享用,必如此才能够将教育与社会打成一片,必如此才能够使社会就是一个大的学校,学校就是
一个小的社会,必如此才能够造成社会化的学校,学校化的社会”d m。

打破封闭型的旧学校模式,主张教育与社会打成一片,让国民都能利用学校的图书资料,试验设施,博物展品,增加文化普及的效用,为“改良社会”服务。

可见陈独秀试图通过社会大教育以唤起民众,改造中国的爱国热情。

作为政治家的陈独秀,对中国新教育的探索,一开始就倾注了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

在教育与政治关系问题上,他认为只有“全力解决社会政治问题”,才能发展教育和实业。

他说:“社会进化,其根本固在教育、实业,而不在政治,然亦必政治进化在水平线以上,然后教育、实业始有发展之余地”d n。

以后他又多次强调,“政治不清明,财政紊乱,教育经费无着,如何能办学,求学?”他希望教育家及学生不要再谈“教育不问政治”这类论调,“不问政治”这句话,“是亡国的哀音,是中国人安心不做人的表示!”d o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后,他还提出“用社会主义来发展教育和实业”的观点d p。

陈独秀在探索中国新教育的同时,还进行了一些教育改革,1917年他任北大文科学长时,就作了以下几方面改革:(一)扩充文科,增设新系。

(二)允许学生自由选修各课,废除一切课程全部必修的规定。

(三)整顿课堂纪律,制定考试制度。

(四)采购图书,广设阅览室,为学生提供学习条件。

北大的改革,提高了教育质量,开阔了学生的眼界,扩大了学生们的知识领域,这对他们接受新事物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此后北大成为《国民》杂志和《新潮》月刊的园地,五四运动首先由北大学生发起,这一切都同陈独秀的教育改革思想有很大关系。

纵观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至20年代中期有关教育方面的言论和实践活动,他以一个非职业教育家的身份,在他积极参与中国政治活动的同时,倾注全身来关注我国的国民教育,并取得一定成效。

他的教育思想与政治思想和实践存在密切的联系,但又有其自身不足。

在对待中西教育问题上,曾一度表现出强烈的扬西抑中倾向和思想方法上形而上学的缺陷;在探讨教育方针中,对教育理论研究不够深入,时而把教育方针与教学方法、教学内容混为一谈;在处理教育和政治关系时,过分强调“政治决定论”,而未能揭示教育与政治相互渗透、因缘共生作用。

但是陈独秀立足于时代,他对旧文化、旧伦理道德的批判,民主和科学思想的倡导,新教育方针的提出,努力吸收西洋近代教育的长处,积极探索中国新教育的趋向,大声疾呼以教育“救国新民”,在中国教育史上有其重要的地位。

注释:
¹º»¼½¾¿À《陈独秀著作选》(第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19、419、419、420、420、421、421、426页。

Áb k b l b m b n b o b p b q b r b t c k c l c m c n c o c p c q c r《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
23、22、53、96、113、140、207、142、231、237、336、229、135、443、313、140、141页。

b s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版,第260、263页。

c s c t
d k d l d m d n d o d p戚谢美、邵祖德编:《陈独秀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31、241、202、286、286、135、317～318、269页。

(本文作者　广西师范大学社会文化与旅游学院九九级研究生　桂林　541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