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陕文化精神探微

客\陕文化精神探微
摘要：笔者在研究陕西与西安地域文化的过程中发现，在陕西地域文化的构成中，不客忽视客家文化的成分。

他们主要分布在陕西的汉中、安康、商洛等陕南地区，依然保持着比较独特的文化精神、生活方式、语言以及民俗。

客家的历史不仅是一部客家先民的流浪史，更是一部拼搏史、创业史。

关键词：客、陕文化；客家人；地域文化；中华民族精神家园
近些年来，地域文化的研究方兴未艾，每个地域的文化都表现出独特的地域特征。

笔者在研究陕西与西安地域文化的过程中发现，在陕西地域文化的构成中，不容忽视客家文化的成分。

据研究者统计，在陕的客家人约有280万(一说50万)。

主要分布在陕西的汉中、安康、商洛等陕南地区，依然保持着比较独特的文化：精神、生活方式、语言以及民俗。

他们原本就从陕西及中原地区迁出，又在若干年后返归，与陕西文化：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

一、客、陕同根
在陕西西安市西南20余公里处的长安区马王镇，有一个叫“客省庄”的地方。

“客”是客人的意思，“省”取探望、问候、省亲之意。

它在西周时期名为客省宫，是周天子分封各地的诸侯回京觐见天子、省亲祭祖的临时居留之所，到了东周改为客省庄，遗址是现在的沣河水文管理处所在地。

周朝时，客省庄是京畿重地，热闹繁华，来往的旅客及商贾很多。

学者们已经得出结论，客家人的先祖是黄帝或周代后裔。

很多客家族谱都记载先祖居住于关中之地。

长安作为十三：朝古都，各地客商常来常往，把长安的客省庄作为他们活动的主要场地。

据《史记·吴太伯世家》记载：“自太伯作吴，五世而武王克殷，封其后为二：其一虞，在中国；其一吴，在夷蛮。

”这里的夷蛮之地乃南方诸国，是周代后裔统辖之地。

《史记·吴太伯世家》中正义江熙云：“太伯少弟季历生文王昌，有圣德，太伯知其必有天下，故欲传国于季历。

以太王病，托采药于吴越，不反。

太王薨而季历立，一让也；季历薨而文王立，二让也；文王薨而武王立，遂有天下。

三让也。

又释云：太王病，托采药，生不事之以礼，一让也；太王薨而不反，使季历主丧，不葬之以礼，二让也；断发文身，示不可用，使历主祭祀，不祭之以礼，三让也。

”从《资治通鉴》中也可以得到佐证：周太伯就是吴王寿旁先祖，太伯作吴，吴王乃周代后裔。

后有吴王四子季札(《史记》称季历)三让帝位。

赣州客家民系人群中姓吴人家的祠堂大门上方的刻匾题词”三让传家”正好印证了客家人是周代后裔，也体现了客家人至今仍然继承、弘扬先祖虚怀谦让的美德。

在国外，马来西亚客家人中彭氏始祖，相传为黄帝第七代孙陆终公的第三子，名钱，帝尧封他于大彭。

正因如此，马来西亚客家人每年都要来中国陕西黄帝陵祭拜。

客家先民由关中、中原大批南迁始于何时，学术界众说纷纭，一般认为客家大规模爆发式的迁移有6次。

第一次南迁是在秦始皇时代。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了政治和军事的需要，派兵60万人“南征百越”。

南下的秦军，从闽粤赣边入抵揭岭(即揭阳山，今揭阳县北150里)，直抵兴宁、海丰二县界。

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再派50万兵丁“南-戍五岭”(今两广地区)。

这些兵丁长期“戍五岭，与-越杂处”。

秦亡后，两批南下的秦兵都留在当地，成为首批客家人。

第二次南迁是在东晋“五胡乱华”时期。

当时，为了避难，一部分中原居民辗转迁入闽粤赣边区。

稍后，由于南北对峙，又有大约96万中原人民南迂至长江中游两岸。

其中一部分人口流入赣南，一部分经宁都、石城进入闽粤地区。

第三次南迁是在唐末黄巢起义时期。

先是唐朝安史之乱，给百姓带来巨大灾难，迫使大量中原汉人南逃。

唐末黄巢起义，又有大批中原汉人逃入闽粤赣区。

如宗室李孟，由长安迁汴梁，继迁福建宁化古壁乡。

固始人王绪、王潮响应黄巢起义，率光、寿二州农民起义军五千下江西，致使闽赣边一带人口激增。

第四次南迁是宋南渡及宋末时期。

金人入侵，建炎南渡，一部分官吏士民流移太湖流域一带。

另一部分士民或南渡大庚岭，入南雄、始兴、韶州；或沿走洪、吉、虔州，而后由虔州入汀州；或滞留赣南各县。

南宋末年，元军大举南下，又有大量江浙及江西宋民，从蒲田逃亡广东沿海潮汕至海南岛。

第五次南迁是在明末清初时期。

其时，生活在赣南、粤东、粤北的客家人因人口繁衍，而居处又山多地少，遂向川、湘、桂、台诸地以及粤中和粤西一带迁徙。

这次大规模的迁徙，在客家移民史上被称作“西进运动”。

四川的客家基本上来源于这次“西进运动”。

当时四川人口因战乱、瘟疫及自然灾害锐减，清政府特别鼓励移民由“湖广填四川”。

第六次南迁是19世纪中叶太平天国时期。

当时为避战乱，有一部分客家人迁徙到南亚，有的被诱为契约劳工。

被押往马来西亚、美国、巴拿马、巴西等地。

除这6次大规模的南迁外，中原汉人也有因旱灾水患逃荒而南迁者，另有历代官宦、贬谪、经商、游学而定居闽粤赣边地区的，但并不是所有南迁的汉人都成为客家人，他们中只有闽粤赣系和源自这一系的人，才被称为客家人。

从以上材料可以看出，一方面其迁移模式和路线总的来看是从北到南、自东到西，从平原到丘陵山区、沿着河流到核心地区、由国内走向国外而散居世界各地；另一方面，又有迁出的客家人重回陕西再建家园的情况。

可以说，首批客家人源自陕西。

因为“客家族群的第一次迁徙就来自秦朝的现陕西地域”。

秦时遣军、徙民成就了第一批的南迁客家先民，客家族群的第一次迁徙即是秦开五岭。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秦军经过6年经营统一了岭南广大地区。

秦始皇三十三年岭南平定后，设置象郡、桂林、南海三郡。

此后，秦始皇开始有组织地把
豫、陕等地人口向这些地方迁移。

秦始皇为开发岭南，先后五次派遣军队、民众，前后接近150多万。

尤其是前209年，派遣无夫女子1.5万人为士卒补衣。

上述军民大多数留在岭南，其中相当部分成为客家先民。

在广东南海郡设龙川县，秦军首领赵佗为首任县令六年，广东后来形成粤北、粤中、粤东三块客家文化区域。

与赵佗息息相关。

赵佗对龙川贡献极大，被誉为客家人文始祖。

而且秦始皇为了建造阿房宫，驱赶数万“木客”往赣南兴国伐木，没累死的后来就留在了当地，为赣南客家最早的先民。

现在，在赣县白鹭与兴国交界地带的村人，仍有沿袭古俗，习惯性地在自家门楣上贴上“木客之家”字样。

就语言而言，晦涩难懂的客家话，竟源自周朝的官话。

即古陕西方言。

身为客家人的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客家研究中心副主任冯秀珍认为，《诗经》是周王室留下的典籍，用客家话读起来比普通话更为押韵，尤其是大、小雅与秦风、豳风等，而且《诗经》中的许多动词、名词，至今仍在客家话中使用。

著名西周考古学家罗西章先生认为，“念《诗经》很顺肯定与周原有关，周原(西周早期都城)土话与文言深的宣言式的对联：“确保祖乡声音居家永讲客家话，坚持民族气节出国自称中国人。

”
3.宽容融合
陕西著名作家陈忠实在谈到西安人的文化性格时，提出了“秦人不党”的观点。

“秦人”指的就是以西安人为代表的陕西人，“不党”是指不搞小圈子，不玩阴的，这个形容就是说陕西人不爱结党营私，都比较正派，喜欢光明正大做事。

这种性格已经渗透到陕西人的基因之中。

“秦人不党”里蕴含一种包容与宽厚，蕴含着一种“人和”精神。

《论语》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和而不同”，就是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可以有不同意见，不同做法，即“求同存异”。

这是真正的包容宽厚。

注重“人和”的传统从秦国开始。

在秦国由小至U大、由弱变强的过程中，历代国君几乎都很重视“人和”的作用，这与其他各诸侯国相比是一个{艮重要的特点，秦国数百年中基本能做到始终如一，而其他各国则往往不能坚持到底。

秦对自己国家的治理比较重视“令出法随，取信于民”，而且还颇具“人情味”，自然得到属地臣民死心塌地的拥护。

商鞅变法后，秦国迅速发展，“秦民大悦”，“家给自足”，“乡邑大治”，秦国“兵革强大，诸侯畏惧”，一派生气勃勃的景象。

这种尊重人，理解人，的确促使了人和，人心向背。

由此而言，秦文化是陕西文化对中国的最大贡献。

当然，在秦始皇统一以后，秦始皇搞焚书坑儒，搞一言堂，成为“同而不和”者，但不能否认，秦始皇对于人才的使用，对于不同意见的听取却是有大气魄的。

秦国从秦穆公重用百里奚、骞叔到实现霸西戎，从秦孝公听从商鞅实行变法富国强兵，到秦始皇重用李斯等一大批人才，通过强大的军事力量和强大的社会组织力量，包括强大的外交力量，独立打败了六国，使陕西文明再次发展成为全新的中华文化，离不开其他六国文化的交汇和滋养，更离不开任贤举能，特别是人才
的流动。

关于这一点，李斯在《谏逐客书》中讲得非常明白。

因而，陕西文化中最值得弘扬的就是包容融合。

陕西文化有重人和的传统，并能兼容天下。

仅就陕西人的籍贯而言，真正的土著并不多。

在历史上既有陕北下来的黄帝，又有西歧的周人，既有战国时六国贵族的血统，又有13个王朝皇族的后裔，既有甘肃的”秦人”，又有少数民族拓拔、鲜卑和山东大汉。

当然，迁徙后归的客家人，也包括其中。

在现当代的百年里，西安的人口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除了关中人外，既有逃荒而来的河南新移民，又有国家一五二五期间支援大西北的上海人、东北人以及安徽人。

改革开放以来，在陕西大中城市的商业活动大军中，出现了浙江来的生意人。

这些外省人甚至外国人移民于此，对陕西整个人口结构是一次巨大的重组。

由此看出，陕西在中国是一个非常宽容、包容的地方，一点都不排外，这也是“秦人不党”的现代解读。

而客家人·在连年的迁徙之中，不仅把陕西和中原的文化因子带到居留之地，而且南迁汉人与闽粤赣三角地区的古越族移民混化以后产生了一个共同体一一客家人，在这个混化过程中客家人渐渐形成了宽容大度的情怀。

他们与当地少数民族和睦相处、荣辱与共，并融入了他们文化观念和生活习俗，从而形成了独特的客家文化。

4.安土重迁
陕西文化一般被认为是保守的，这与其自然地理环境不无关系。

尤其是以西安为代表的关中地区，既有中国南北分界标识的秦岭山作为天然屏障，又有黄河支流的渭河冲积而成的八百里秦川，加上河水的滋润和历史上的“八水绕长安”，使得这里土肥水美，风调雨顺，很少有自然灾害，百姓在这里可以自给自足；在军事地域上，历朝历代在这里建有许多关隘，东有函谷关和潼关，南有武关，北有萧关，西有大散关，形成了进可攻退可守的安全防护系统，使得这里的人民滋长了“长安长安，长期平安”的心理意识，他们一般不愿背井离乡，而是安土重迁。

除此而外，一种精神意识的影响也深刻存在，这就是自秦始皇以来帝王们的雄浑大气的“大一统”观念。

历史上朝代更替百变，而每一代帝王们往往喜欢在陕西建立自己的王朝世界，犹如唐代诗人杜甫所说：“秦中自古帝王州”。

中华文明史上最辉煌的朝代周、秦、汉、唐，都是在这块土地上建都的。

这也使得“天子脚下的臣民”，喜欢这份被称为“老大”的骄傲，即使是在唐代以后经济衰落，西安成了废都，他们仍然喜欢守着自己曾经的荣耀，在比较缓慢的步伐中前行。

当然这种安土重迁，绝不是一味的保守。

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陕西人也在不断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加快了发展步伐。

最重要的是，他们也迈开双脚走出了潼关，走向外省以及世界各地，成为外省和世界新移民的陕西人不在少数，虽然他们的骨子里依然眷恋着故乡故土。

同时，他们也将外面优秀的文化引入进来，使陕西这块黄土地域区变得时尚靓丽。

作为与陕西和中原同根同源的客家人，他们在本质上也希望在祖居地安居乐业，繁衍生息，发展壮大的。

但是，历史的选择让他们不得不离开故土，远徙他
乡。

迁徙的过程肯定是艰险的。

扶老携幼，跋山涉水，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安家过日子。

永远带着“客”的帽子。

然而，客家先民为了保护自己身上带的金银，为了躲避官府的追捕，他们选择僻静的山岭，披荆斩棘，排除险阻，“逢山开路，遇水架桥”。

他们终于挺过来了。

形成今天这样一支有着数千万人丁的兴旺发达的民系群体。

在迁徙中，他们学会了各种生存本领，任何困难也不在话下。

迁徙的最后一道程序是建房造屋安下家来。

安家最重要的是定屋场的位置。

怎么定呢?要看风水。

这个风水，主要是采阳光，看风向，近水源，傍硬山，择高地。

而坐北朝南、向阳背风、柴近水便、视野开阔则是理想的选择。

由于客家人居住的大多是偏僻的山区或深山密林之中，当时不但建筑材料匮乏。

豺狼虎豹、盗贼嘈杂，加上惧怕当地人的袭扰，客家人便营造像土楼似的“抵御性”城堡式建筑住宅。

这与陕西北部的窑洞和关中地区的四合院有异曲同工之妙。

陕西民俗“八大怪”中有一怪。

叫“房子半边盖”，是说关中民居四合院院，左右两边的“厦子房”，房梁非“人”字形，而是“人”字的半边。

这样房屋结构，既省料，又防匪防盗，还有“肥水不流外人田，，之功效。

无论是客家土楼，还是陕西民居，都反映了客、陕人在“安土重迁”上的文化认同。

因为安居的不易，就更显得迁徙的不易。

三、客、陕共建中华民族精神家园
历时40年的世界客属恳亲大会第22届第一次国际客家学术研讨会，于2008年10月在西安召开。

来自陕西、河南、北京、四川、广东、加拿大等地约70名客家学术代表共同探讨了客家文化渊源、现状及未来发展。

这一国际性民间活动，不仅是海内外客属乡亲联络乡谊和进行跨国跨地区交往的重要载体，是各国各地区客家人开展经济合作和文化交流的重要舞台，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客家文化与陕西文化相互交流、共荣发展，必将成为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