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商代青铜器与礼仪的关系

浅论商代青铜器装饰艺术与宗教的关系
商代是一个崇尚神权的时代，“尊神重鬼”是商代神权统治的重要特点，从而影响到了同时代文化与艺术。

商代青铜器的形成就受到了这种崇神思想的影响，所以在商代青铜器的造型和装饰纹样上都强烈的表现出了崇神的思想。

一．商代的宗教礼仪—“尊神重鬼”思想及占卜祭祀
对于上古的崇拜来说，其崇拜对象主要分为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两种，将这两种崇拜对象结合在一起就形成了最为古老的宗教崇拜—图腾崇拜。

而商人的宗教起源就是图腾崇拜。

商人崇神的思想奠定了当时整个时代的文化基础，商人信仰上帝神、祖先神，同时还信仰原始的各种自然神，但在众多的信仰中，商人又以信仰上帝神为主，上帝主宰世间万物；自然神的范围十分广泛，有日、月、风、雨、云、雷，还包括山川河流，飞禽走兽等；祖先神包含了先祖、先王、先公、先妣等[1]王字信，杨升南．甲骨学一百年[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 999：592—605．，商代的王公贵族为了祭祀以上诸神进行频繁复杂的巫术仪式。

大量的出土甲骨表明，祭祀卜问上帝和各种神灵祖先，是殷商贵族重要的政事。

据陈梦家研究，卜辞中的祭名多达三十多种【2】陈梦家．古文字巾的商周祭祀【J】．燕京学报，1935(1 9)．。

商代的祭祀活动普遍带有浓重的恐怖色彩，经常有被俘虏的奴隶，牲畜来进行祭祀，更残忍的是活人殉葬，而殉葬的人通常是墓主人生前的亲信、宠妾、近侍、伎乐舞人、工匠等，同时陪葬的还有大量的青铜礼器。

充分体现了商代社会崇神思想的残忍。

文献记载，夏代某年，夏桀无度，商汤灭夏建立商王朝。

但很多文献还记载了玄鸟生商的传说，《诗经•商颂•玄鸟》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

”同时《诗经•商颂•长发》还说：“有娀(song1)方降，帝立子生商。

”讲了有娀氏女简狄吞玄鸟卵而生出商人的始祖契，玄鸟生商的传说说明了商氏族是以玄鸟为图腾的。

在商代青铜器中大量出现了以鸟或似鸟非鸟形象为造型和装饰纹样的器物，如商晚期的鸟兽纹觥等。

二．商代青铜器造型与宗教礼仪的关系
青铜礼器是商代青铜器的重要部分，“礼器”的性质决定了它把人鬼神化，把人置于鬼神的威严之下，在极端贬抑人性的基础上高扬神性。

它象征着神权与政权的至高无上，出现在各种祭祀活动和礼仪场合中，在祭祀中成为连接凡界与神界的媒介。

商代时期青铜器上的动物雕塑装饰已经十分丰富，目前发现的鸟兽器的种类颇为繁多，出现有象尊、鸟尊、猪尊、虎尊、鸮尊（xiao1）等以及形象怪异的猛虎食人卣（you3）。

这些动物造型有的非常写实，有的进行了夸张变形，甚至有些与人的形象结合，产生吞人食人的情状，并装饰有繁复华丽的纹样，具有强烈的装饰感,给人以诡异、神秘的感觉。

这一类鸟兽形象仿生的青铜器皿对于铸造技术的要求远比其他几何状的器物要高，在当时生产技术并不高的情况下，铸造这些器物远不止是为了使用的美观。

而且这些造型距离感，并不亲近，所以这些造型很有可能是先民认为神圣的图式，装饰的目的极有可能是为了体现以神权为内核的崇高与威严的震慑力，产生娱神的效果。

在
这些仿生动物中，有部分仍有可能是远古时期遗留下来的图腾神，成为受祭祀的神灵，也有的可能是商人在祭祀天地时使用的仿生祭器，用于祭祀更高等级的神。

这类器物的造型和装饰，虽“不符合人体
工学原则，使用起来极为不便”，“但作为精神活动的寄托则完全而准确地符合和反映了神秘恐怖的思想主体。

【3】张春水．浅谈商周青铜器风格与思想意识演变【G】／／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三代文明研究(一)．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376—377．充分地体现了商人对于自然神崇拜的重视。

综合殷墟青铜器的发展，考古学家认为整个商代，商人以觚、爵为核心，形成“重酒组合”的礼仪形式，以觚、爵套数的多少来表明贵族身份的高低。

同时，鼎作为等级和政权的象征，在商代青铜器中具有重要地位。

商代的鼎有方圆大小不同形制，方鼎的造型尤为引人注目。

不光是鼎，其他青铜器也方、圆两种几何造型的变化，这些方、圆的几何体造型，正是商代青铜器中最常见的造型，这些几何体造型的青铜器，都力求使青铜器的上、中、下各部位比例协调，左、中、右各部位保持平衡，使器物的重心落在理想的位置上，从而具有了敦厚、庄重的审美效果，而这正和商人在祭祀鬼神时所追求的庄严、神圣气氛相适应，反映出商人对于祭祀神、鬼的极为严肃的态度，表达了他们对神、鬼强烈的崇敬思想。

商代的青铜器造型，无论是规整的方、圆几何体造型，还是仿生的鸟、兽造型，都是为祭祀鬼、神服务的，所以表现出的风格都是庄重、神秘、诡异。

三．商代青铜器装饰纹样与宗教礼仪的关系
商代青铜器的装饰艺术丰富多彩，不仅纹样题材丰富，装饰形式也多样化，也同样体现着商人对均衡、对称、节奏感等形式美的认识，但其纹样图案则更多地凝聚着商人“尊神重鬼”的观念。

对于纹饰的制定，其制定规范者应是“宗教性、政治性的大人物”，纹饰体现了早期奴隶社会的统治者的威严、力量和意志。

青铜器上的装饰花纹多分布于器物的腹、颈、圈足或盖等部位，大多可分为动物纹、几何纹及人物活动等，其中以动物纹最为多见，商代的动物纹都是采用夸张、神秘的风格，巨睛凝视，阔口怒张，在静止状态中积聚着紧张的力量，在祭祀场合中有助于造成一种严肃、静穆和神秘的气氛。

张光直在古代青铜艺术研究上获得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判断：商周青铜器上的动物纹样，是作为协助巫觋(xi2)沟通天地神人的使者而铸造上去的。

那么，对装饰有动物纹样的青铜器的占有，就意味着对天地沟通手段的占有，也意味着对知识和权力的控制。

“商周时代以动物为助手或使者的巫师，的确干着‘飞’往祖先或神灵世界的勾当。

动物这种功能绝不仅见于殷商和周代早期。

若干东周艺术品里也出现了‘驭’兽的人物形象。

他们很可能描绘的是东周的巫师及其动物助手。

”张光直：《美术、神话与祭祀》，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60页。

动物纹中饕餮纹尤为突出，饕餮纹多位于器腹的突出部位。

纹样是一些夸张的幻想中的动物头部的正面形象，以鼻为中心左右对称，对称的格式给人以端庄沉稳的心理感受，增加了威严感。

饕餮纹是原始祭祀的符号标记，在幻想中含有巨大的原始力量，从而神秘、恐怖、威吓，能够与祭祀场合的神秘恐怖气氛相融合，成为沟通人神的媒介。

丰富多彩的几何纹样和植物纹样，采用具象和抽象相结合，巧妙地利用了线条的表现风格，跟兽面纹相辅相成，形成了虚实相问、对称和谐的结构，也形成了“象”和“意”的统一。

同样凝聚着商代人们“尊神重鬼”的社会心理和意识，成为融宗教理念与审美意识为一体的象征符号，也是图腾、巫术和宗教理念的审美变形。

少数青铜器上还出现了铭文性的装饰。

从其内容看，有祖徽、先祖等内容，是出于祭祀图腾神、先妣、先公的需要，显然更是“尊神重鬼”观念的体现。

如诸多学者都认为有明显装饰效果的妇好平底岙上的“妇好”铭文，就器物本身显然是为妇好殉葬的器物，而装饰性的铭文则具有祭祀先妣神灵的功用。

总之，商代青铜器纹样表现出了对威严、神秘、诡异的审美风尚的追求，正是商代神本主义文化的组成部分，它反映的正是商人对鬼、神的狂热情感和对祖先崇拜的无上虔诚。

四．三星堆青铜器与商代宗教礼仪的联系
三星堆青铜器应该算是商代青铜器中独树一帜的一部分，在三星堆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铜人，铜树，和铜鸟，其形象特点与中原出土的青铜器有很大的差别，有一套独立的风格体系和祭祀文化。

在三星堆的发掘过程中在祭祀坑中出土了6棵青铜神树，最高的一株约4米，三道如同根状的斜撑扶持着树干的底部。

树干笔直，套有三层树枝，每一层三根枝条，全树共有九根树枝。

所有的树枝都柔和下垂。

树的体量巨大，尤其是一号大铜树上还有龙盘绕，它们应当不是普通的树木，而是具有某种神性的神树。

表明在三星堆时期古蜀
国的原始宗教体系中，它可能处于连接人与神、天与地的中心环节，具有特别突出的地位，充分体现了古蜀的神树崇拜和太阳崇拜观念。

三星堆文化尊崇太阳的特征直接表现在青铜器物上。

三星堆二号器物坑中，有一种类似车轮的圆形铜器。

轮形铜器是象征着太阳的太阳轮。

英国学者罗森认为，轮形器是常设在神庙中的神器，或者是用于某种祭祀仪式，钉挂在某种物体上，作为太阳的象征接受人们的顶礼膜拜。

而对太阳最敏感的莫过于鸟禽类，所以三星堆人在青铜神树上就精心安置了一些铜鸟。

这些鸟好像是依照统一的规格铸造出来的，表明它们担负的是同一个明确的使命。

三星堆人相信他们的图腾祖先与鸟有关，在三星堆出土的文物中有一件青铜兽面具，五官非常特殊，两只凸显的眼睛直径13.5厘米，长度达16.5厘米，所以也有人称其为凸目面像。

有学者认为，凸目面具代表的是鸟的形象。

纵目面具实际上是人鸟合体的一种正式表现形式。

古蜀国的第二代王叫鱼凫。

凫就是鸟，具体指的是水上的鱼鹰。

古人相信，人和图腾是可以相互转换的。

从三星堆的青铜器所展现的古蜀国宗教思想中，可以找到很多与同时期中原宗教思想的相似点，首先可以肯定的是，两种宗教思想都起源于跟为古老的原始图腾崇拜，两者都继承了原始的自然神崇拜思想。

其次，在三星堆大量出现鸟的形象的青铜器物，同时期中原也出现了大量的鸟状仿生青铜器，包括上文提到过的玄鸟生商的传说，两者之间很有可能有一定的联系。

鸟图腾作为图腾的一种，在中原和古蜀国都处于重要的地位。

第三，在中原和古蜀国的自然神崇拜理念中，
太阳神的崇拜都受到了重视，尤其实古蜀国。

总之，商代青铜器的造型纹饰与宗教礼仪继承并发展了原始的艺术和宗教思想。

，就青铜器的装饰艺术看，商代人们追求的是庄严、神秘、诡异的审美风尚，而这种审美取向正是商代神权统治下的“尊神重鬼”思想的集中体现。

在这种神本主义文化的氛围中，一切审美活动，在当时都是为了昭示神的功烈和权威，以突出和加强地上的王权，取得奴隶主对奴隶、上级对下级的绝对统治。

商代青铜器的铸造是辅佐于神权与政权的统治的，是当时社会宗教思想与礼仪仪式状态的直接反应。

从这一点上看，商代的青铜文化，是宗教化了的艺术，也是艺术化了的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