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企业迁移看浙、沪、苏投资环境的差异解读

从企业迁移看浙、沪、苏投资环境的差异
在市场经济下，由于地区间生产要素等资源环境差异的存在和企业内在的逐利本性，决定企业的跨区域流动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和结果。

俗话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企业也是如此，总是向着更适合自己生存和发展的环境迁移。

事实上，2000年以来浙江企业迁入外省和外省企业迁入浙江这种现象呈不断增多态势。

一、浙、沪、苏企业互迁互移的主要特征
浙江、上海和江苏同处长江三角洲，地域相连，人文相近。

改革开放以来，长三角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增长最快、最具发展潜力的区域，2003年两省一市的地区生产总值占到全国31个省市区之和的24％，因此，长三角区域已成为吸引外资及国内企业投资的热土。

但是，由于两省一市的区位优势、发展模式、宏观环境、要素市场、产业结构等方面的差异，这些差异不仅对区域外投资企业的吸引力度不一，且吸引着区域内企业互迁互移。

1．浙、沪、苏企业互迁互移活动频繁。

在调查的346家跨省际迁移的企业里，浙、沪、苏两省一市企业的互相迁移数要占到41.3%。

在196家浙江外迁的企业中，迁入地最为集中的省市就是上海和江苏，其中迁到上海的企业占外迁企业的40.3%，迁到江苏的企业占外迁企业的13.3%；而在省外迁入浙江的150家企业中，上海迁浙企业占16.7%，江苏迁浙企业占10.7%，迁移数量分别居外省迁浙企业数的第一和第二位。

2．不同迁入地的企业迁移类型不尽相同。

从企业迁移类型看，不同的迁入地并不完全相同。

上海由于具有区位、信息、产业、人才等多种优势，因此浙江企业在选择上海作为迁入地的时候，迁移的类型较多，除扩张性迁移外，研发基地迁移、总部迁移、整体迁移和生产基地迁移等迁移类型也占有一定的比例。

浙江迁苏企业的迁移类型则比较单一，89.3%的企业的迁移方式为投资办厂。

而上海和江苏迁移到浙江的企业，也几乎涉及各种迁移类型。

上海迁浙企业主要是投资办厂和生产基地迁移，比例各占42.3%，但也有总部迁移、研发基地迁移和整体迁移到浙江的，比例各占3.8%；江苏迁浙企业除投资办厂占50%外，生产基地迁移和整体迁移各占18.8%，其他类型迁移占12.4%。

3．企业的迁移动机和对迁移因素的关注各有侧重。

从调查结果看，浙、沪、苏企业迁移的动机和对迁移因素的关注并不完全相同。

浙江迁入上海的企业，在迁移时考虑的前三位因素，依次是土地资源，认同率为54.8%；改变区位条件、提高企业形象，认同率为51.2%；获得迁入地减免税的优惠政策，认同率为38.1%。

浙江迁入江苏的企业，关注的前三位迁移因素是土地资源，认同率为72.2%；原材料及能源供应，认同率为52.8%；电力供应和可以获得迁入地减免税的优惠政策并列第三，认同率为44.4%。

而江苏迁入浙江的企业，其关注的迁移因素主要是土地资源、改变区位条件以提高企业形象和产业配套完善、市场规模大，认同率分别为50%、50%和30.2%。

上海迁入浙江的企业，关注的前三位迁移因素是土地资源、获得迁入地减免税的优惠政策和改变区位条件以提高企业形象，认同率分别为66.7%、44.4%和44.4%。

从中我们可以发现，浙、沪、苏企业在区域内迁移，除对土地资源和可以获得迁入地减免税优惠政策表现出共同的关注外，浙企迁入上海，其主要动机在于通过迁移改变企业的区位条件，以达到充分利用上海的信息、人才、产业等优势并借此提升企业形象的目的；浙企迁入江苏，考虑较多的是江苏与浙江经济发展水平比较接近，而江苏在电力、原材料等生产要素的供应上则比浙江相对充裕；上海、江苏企业迁入浙江，其迁移动机既有对浙江区位优势的关注，也有被浙江的产业配套相对完善和市场规模较大的特点所吸引。

二、迁移企业对浙、沪、苏投资环境的差异评价
通过163家在浙、沪、苏区域内互迁互移及意向迁移的企业对迁入地投资环境评价的比较分析，发现上海的投资环境无论在软环境还是硬环境方面整体均要优于浙江和江苏，特别在人才提供、融资环境、交通承载能力、产业政策和市场信息完善程度方面优势明显，颇具“龙头”风范；浙江的投资环境在两省一市中处中游水平，综合投资环境好于江苏，在市场潜力、生态环境保护及政府部门的公正公平廉洁方面具有一定优势；江苏的投资环境与浙江相比互有长短，在土地供应、电力供应和原材料供应等要素市场及城市交通状况方面江苏要优于浙江。

1．要素市场比较。

生产要素的完善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企业迁移与投资的意愿。

上海的各项要素禀赋总体上要优于江苏和浙江，特别在融资环境和人力资源供应方面更为出色。

但苏、浙两省在要素市场方面也是各有所长，江苏的土地供应比沪、浙更有优势，浙江在行业协会及中介服务方面比沪、苏更为完善。

(1)土地资源。

调查结果显示，在影响企业迁移的各项因素中，土地资源已成为迁移企业最为关注的迁移因素。

在土地供应方面，迁移企业对江苏的评价最高，为74.9分，上海紧随其后，为74.8分，而浙江由于山多地少，土地资源历来紧张，再加上近几年浙江经济发展较快，土地资源早已捉襟见肘，得分与江苏、上海相比，存在一定的差距。

(2)电力供应。

得分最高的是上海，为71.9分，江苏次之，为65.9分，浙江作为全国最缺电的省份，电力紧缺已经给企业的生产经营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评价得分仅为29.5分，处于明显劣势地位。

(3)原材料供应。

从高到低排位依次是上海、江苏和浙江。

浙江作为资源小省，在原材料供应上缺乏优势，得分比上海和江苏分别低6.8和3.8分。

(4)人力资源。

上海凭借着强劲的教育科技综合实力，人力资源供应明显优于苏、浙，综合得分分别比浙江、江苏高5分和7分；同样，在高级技术人才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提供上，上海仍然优势明显。

浙江的人力资源供应情况介于上海和江苏之间，但得分与上海差距较大，与江苏较为接近。

(4)融资环境及便利性。

上海作为全国的金融中心，迁移企业对其融资环境及便利程度给予了较高的评价，浙江近几年在融资领域以市场化为导向，结合实际进行了大胆的实践和探索，使融资环境的市场化程度大为提高，迁移企业对浙江的评价也较好，排名在上海之后江苏之前，得分比上海少3.9分，比江苏高5.2分。

(5)行业协会等中介服务完善程度。

浙江是市场经济发育较早的省份，民营经济较为发达，在培育市场主体、确立市场体系的过程中，政府的职能及时进行了转换，行业协会在对企业生产经营的规范、管理和引导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因此浙江的行业协会等中介服务的完善程度要优于上海和江苏，得分比上海高2.5分，比江苏高3.8分（详见表1）。

表1 迁移企业对浙、沪、苏要素市场评价
注：1、此表数字根据迁移企业相互评价而得出，即浙江的得分根据上海、江苏迁浙企业的评价得出，上海、江苏的得分根据浙江迁沪、苏企业的评价得出。

2、综合得分=（满意×0.9+较满意×0.7+一般×0.5+不满意×0，得分区间在0—90分）。

计算方法和计算口径下同。

2．宏观经济环境比较。

宏观经济环境包括市场信息完善程度、经济发展潜力、市场化程度、产业政策和市场经济秩序等方面，它是构成投资环境的重要内容。

对于浙、沪、苏的宏观经济环境，迁移企业对上海的评价最高，其次是浙江和江苏。

(1)市场化程度。

上海目前已经处于后工业化发展阶段，与苏、浙相比，表现为资源配置更为优化，三次产业结构更趋合理，市场化程度更高，因
此迁移企业对上海的市场化程度的评价最好，得分为77.1分；浙江在市场化程度方面逊于上海但优于江苏，得分比上海少5.2分，比江苏高6.4分。

(2)产业政策和经济发展潜力。

新时期上海确定的产业政策，以增强城市综合竞争力和强化上海的辐射、服务功能为主旨，同时，“申博”的成功，更是给上海增加了巨大的发展机遇和发展潜力。

迁移企业对上海的经济发展潜力和产业政策的评价均高于苏、浙。

江苏、浙江两省的经济发展水平比较接近，产业同构现象也较为明显，因此迁移企业对其经济发展潜力和产业政策评价得分基本处在同一水平，江苏稍高于浙江，但优势并不明显。

(3)市场经济秩序和市场信息完善程度。

从高到低的得分排名，依次是上海、浙江和江苏。

在市场经济秩序方面，上海分别比浙、苏高4.1和7.2分。

在市场信息方面，上海作为全国的信息中心，其完善程度要好于浙江、江苏。

表2 迁移企业对浙、沪、苏宏观经济环境评价
3、市场潜力比较。

市场潜力包括市场规模及成熟度、产业链的配套完善度、市场的有效需求和消费者实际消费能力。

从总体上看，上海的市场潜力优于浙江和江苏，但浙江的市场潜力也不可小觑。

由于浙江城乡居民收入较高，因此，浙江在消费者实际消费能力方面的得分远高于沪、苏。

同时，由于浙江经济具有块状经济和专业市场这两大特色，使浙江在产业链的配套完善度及市场的有效需求方面，也具有一定的优势，得分略低于上海，但比江苏要高4.7和6.2分。

表3 迁移企业对浙、沪、苏市场潜力评价
4．政府服务水平和政策法律环境比较。

迁移企业对上海的政府服务和政策法律环境满意度较高，其次是浙江。

但两省一市在投资软环境的改善和提升方面各有亮点。

在政府部门的公正公平廉洁方面，由于浙江率先实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从制度上保证政府为企业服务的公正、公平和廉洁，因此迁移企业对浙江的评价最高，得分比上海和江苏分别高2.7和8.1分；在政府信用体系建设和当地政府对优惠政策兑现力度方面，迁移企业对上海的评价最高，浙江居中，在政府信用体系建设方面的得分与上海比较接近，在政府对优惠政策兑现力度方面，与上海相比，力度还需加大；在企业税负及各种社会负担方面，迁移企业对上海、江苏的评价较好；在投资审批的规范化和效率方面，上海的投资审批规范化和服务效率已经走在江苏和浙江前面，而浙江与江苏相比，总体仍处在同一水平上；在司法部门处理经济纠纷的能力与效果方面，迁
移企业对上海的满意度最高，对江苏的满意度最低，浙江则居于中间，得分比上海低3.2分，比江苏高5.7分。

表4 迁移企业对浙、沪、苏政府服务和政策法律环境评价
5．基础设施及环境比较。

基础设施及环境主要包括城市交通、铁路、公路和海运港口的承载能力及便利性、住房、环境卫生等居住条件及生态环境保护。

从评价看，上海的铁路、公路和海运承载能力超过苏、浙，浙江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较为出色，江苏的城市交通状况好于沪、浙。

(1)铁路、公路和海运港口的承载能力及便利度。

得分最高的是上海，其公路密度、高速公路密度和铁路密度遥遥领先于苏、浙，港口的吞吐能力更是国内第一。

居于中间位置的是江苏，浙江虽排名最末，但与江苏差距并不明显。

(2)城市交通状况。

从优到劣排名依次是江苏、上海和浙江。

浙江的城市交通状况和苏、沪相比，差距较大，得分分别要差9.1和8.9分。

(3)住房、环境卫生等居住条件。

总体上两省一市得分较为接近，上海略为占优，浙江比上海低2.7分，比江苏高2.8分。

(4)生态环境保护。

沪、苏迁移企业对浙江的生态环境的综合保护评价较高，浙江得分在两省一市中居首位，比上海和江苏分别高2.7和5.7分（详见表5）。

表5 迁移企业对浙、沪、苏基础设施及生态环境评价
（课题负责人：徐海彪；课题组成员：储小华孙燕娟丁建红孟松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