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兰·昆德拉与菲利普·考夫曼眼中的“布拉格之春”

米兰·昆德拉与菲利普·考夫曼眼中的“布拉格之春”
作者：崔静
来源：《青年文学家》2013年第17期
摘要：在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一书中，通过表达的媒介不同将艺术分为了音乐、诗歌、美术等，在而后的发展中，又出现了电影这一新的门类。

而文学作为与其关系极为密切的艺术门类之一，既与影视在艺术世界中并列而立，又相互依存。

二者既相通又有很大的不同，其中叙事方式则是一个无可回避的典型的不同。

关键词：叙事；叙事时间顺序；叙事的重复性；叙事者；叙事的互文性
作者简介：崔静，山西太原人，现就读于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为2011级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 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3）-17-00-01
关于布拉格之春这一历史事件以及关于对人生轻重、灵与肉的关系，米兰·昆德拉和菲利普·考夫曼分别以不同的叙事讲述与思考。

第一、首先是叙事的时间顺序。

显然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由于叙述视角的来回变换，米兰·昆德拉将叙事时间彻底打乱，往往让读者在知道结果的前提下再去看事情原本的发展，使得读者与事件产生一个相对的距离，即读者不是被事件的发展牵着走，而是一种对事件的重温与探索。

例如，故事刚开始没多久，特蕾莎便陷入了灵与肉的沉重的挣扎中，而托马斯则是始终是在不成文的性规则中与无数个性伴侣进行着一种生命之轻的运转，而二人产生差异的根源则在下文中才慢慢展开，而读者在追寻的过程中细细体会，才发现托马斯的轻实则是一种更深的沉重。

而菲利普·考夫曼的《布拉格之恋》基本上一直都是在按照事情的发展的正常顺序来进行：托马斯与特蕾莎小镇相遇，托马斯与萨宾娜的往事，布拉格政变，流亡日内瓦以及回归田园五个部分。

直到电影的最后，在向观众通报托马斯与特蕾莎最后的归宿时，叙事时间才被打乱：在海滨工作的萨宾娜通过信件得知了他们的死讯，然后又通过信的叙述，追忆了托马斯与特蕾莎“最后的舞会”，让托马斯与特蕾莎闪耀出最后的光芒。

值得一提的是，影片的最后以托马斯和特蕾莎驾车加速走向迷蒙的前方代替了真实的死亡，使得影片没有太过悲情，而是让观众隐约感悟到：生死并不重要，快乐是在一起，生命的轻与重似乎以这种方式找到了一种平衡。

第二、其次是叙事的重复性。

米兰·昆德拉的小说叙事中，事件的重复十分明显。

例如特蕾莎被提升为职业摄影师这件事，小说中则以托马斯和特蕾莎的角度两次提到，而在影片中则只是略略带过。

而在托马斯嫉妒特蕾莎与同事跳舞的事件上，小说在舞场和家中分别进行了描述，强调了这件事对托马斯一直以来关于灵与肉的价值判断的重大影响——认为性与爱是两回事的托马斯开始对可能发生的特蕾莎与其他男人的性关系产生了嫉妒。

然而在这一点，影片中只是透过特蕾莎的口进行了讲述，显然，震撼性并不很强。

减少重复叙事源于电影与小说本质的不同，电影一方面有时间限制，另一方面要照顾观众的审美，如果在一部影片中毫无特色的重复出现相同的事件，对于观众而言，是一件乏味的事情。

第三、叙事者的问题。

在小说中，我们可以感觉到有一个叙事者将所有的故事以及思考进行了一个清晰的叙述，将读者引入一种清晰的思考之中。

而在影片中，除了开头出现的叙事的旁白将故事引出之后，就再没有出现一个叙事者的形象，而是以一种普通的故事发展来演绎整个情节。

这一点是文学作品与影视作品不可避免的不同，我们很难让一个叙事者在影片中独立出来，以一种讲述的姿态站在我们面前，对将要发生或已经发生的事件进行一番评论以及思考。

叙事者的局限势必带来影片无可避免的缺陷，那就是无法将作者所要表现的思考以及议论呈现出来。

例如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叙事的声音就常常会讨论和讲述一些脱离于托马斯与特蕾莎故事主体的东西，如生命的轻与重，如生命的回环往复，如尼采的哲学，如灵与肉的冲突，以及关于共产主义的思想等等哲学与社会的命题，而这些，恰是电影中无法深层探讨和表现的，因此也常常被人们所诟病。

但这一点是电影无法改变的，首先受到技术的限制，使得电影无法真正出现一个潜在的又无所不在的叙事者来讲述和讨论故事之外的哲学的、人生的和社会的命题，而又不使得观众感到迷惑以及无聊。

其次，电影尤其是好莱坞的大片制作，是以商业利益为前提的，如果在一部影片中进行如此大规模的思考，而手法又无法使之不着痕迹的藏于正常的故事发展之中，恐怕好莱坞的票房就难以得到保障，而如此一来，好莱坞就失去了它最初的目标，显然对好莱坞来说是不划算的。

第四、叙事的互文性。

所谓叙事的互文性是指任何一个单独的文本都是不自足的，它的意义是在于其他的文本交互参照、交互指涉中产生的。

因而，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与小说本身之间就是一种很好的互文。

作为文学作品的小说自然是以文字作为叙事的手段，而我们都知道用文字叙事的局限在于形象表现的间接性——读者无法从文字中直观地看到一个清晰的形象。

而电影则是以画面和声音作为叙事的手法，对小说的文字作了极大的补充，使得文字要表达的意义进行了立体呈现。

例如小说中所描写的坦克以及入侵者的虐杀，文字仅仅是向我们传达了这样一个事实，而影片中则运用了Jan Nemec在苏联入侵捷克时独立拍摄的真实的纪录片，黑白的影像纷乱交错，使得文字要表达的战争和政治的残酷的意义得到更大的显现。

但另一方面，文字叙事具有的巨大的想象和联想空间则是电影叙事所无法超越的。

电影所呈现出的画面与声音相对固定，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观众的想象，减少了观众思考与想象的空间。

同时，画面的局限性也使得它无法表现更细腻的东西，如主人公的心理活动和肢体感受。

所以对于特蕾莎与同事跳舞的嫉妒，米兰·昆德拉可以从托马斯的内心活动与特蕾莎的语言两个层面来表现，而菲利普·考夫曼则只能在回家之后通过特蕾莎的口讲述出来。

使得关于灵与肉的思考就无法体现。

文学与影视作为同在艺术殿堂中的两个重要成员，两者之间势必既有差别之处又有相通之处。

无论二者的叙事方式如何，都是在向我们以自己的方式阐释这个世界，尤其是根据相互之间有改编关系的文学作品与影视作品，二者的互文性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去理解作品的深刻内在。

透过米兰·昆德拉和菲利普·考夫曼的叙事，我们从不同的视角更好地了解布拉格之春的历史事件以及关于灵与肉，生命轻与重的哲学命题。

参考文献：
[1]《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米兰·昆德拉，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
[2]《文艺学新论》，狄其骢等，山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