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宝典《左传》：哀公九年

【导语】《左传》为后世所提供的春秋及其以前阶段之⼤量的思想史、经济史、社会史以及其它学术史的重要资料，是此前或相同时期的任何其它⼀部史所难以企及和不能⽐拟的。

下⾯是分享的国学宝典《左传》：哀公九年。

欢迎阅读参考！
《哀公九年》
【原⽂】
【经】九年春王⼆⽉，葬杞僖公。

宋皇瑗帅师取郑师于雍丘。

夏，楚⼈伐陈。

秋，宋公伐郑。

冬⼗⽉。

【传】九年春，齐侯使公孟绰辞师于吴。

吴⼦⽈：「昔岁寡⼈闻命。

今⼜⾰之，不知所从，将进受命于君。

」
郑武⼦剩之嬖许瑕求⾢，⽆以与之。

请外取，许之。

故围宋雍丘。

宋皇瑗围郑师，每⽇迁舍，垒合，郑师哭。

⼦姚救之，⼤败。

⼆⽉甲戌，宋取郑师于雍丘，使有能者⽆死，以郏张与郑罗归。

夏，楚⼈伐陈，陈即吴故也。

宋公伐郑。

秋，吴城邗，沟通江、淮。

晋赵鞅⼘救郑，遇⽔适⽕，占诸史赵、史墨、史龟。

史龟⽈：「是谓渖阳，可以兴兵。

利以伐姜，不利⼦商。

伐齐则可，敌宋不吉。

」史墨⽈：「盈，⽔名也。

⼦，⽔位也。

名位敌，不可⼲也。

炎帝为⽕师，姜姓其后也。

⽔胜⽕，伐姜则可。

」史赵⽈：「是谓如川之满，不可游也。

郑⽅有罪，不可救也。

救郑则不吉，不知其他。

」阳虎以《周易》筮之，遇《泰》ⅱⅰ之《需》ⅴⅰ，⽈：「宋⽅吉，不可与也。

微⼦启，帝⼄之元⼦也。

宋、郑，甥舅也。

祉，禄也。

若帝⼄之元⼦归妹，⽽有吉禄，我安得吉焉?」乃⽌。

冬，吴⼦使来⼈敬师伐齐。

【译⽂】
九年春季，齐悼公派公孟绰到吴国辞谢出兵。

吴王说：“去年我听到君王的命令，现在⼜改变了，不知道该听从什么，我准备到贵国去接受君王的命令。

”
郑国武⼦賸的宠⾂许瑕求取封⾢，没有地⽅可以封给他了。

许瑕请求取之于外国，武⼦賸答应，所以包围了宋国的雍丘。

宋国的皇瑗⼜包围郑军，每天挖沟修筑堡垒，连成⼀线。

郑国军⼠都号啕⼤哭，武⼦賸前去救援，⼤败。

⼆⽉⼗四⽇，宋军在雍丘全歼郑军，让有才能的⼈留下性命，带了郏张和郑罗回去。

夏季，楚国⼈进攻陈国，这是因为陈国投向吴国的缘故。

宋景公发兵攻打郑国。

秋季，吴国在邗地筑城，穿沟贯通长江、淮⽔。

晋国的赵鞅为救援郑国⽽占⼘，得到⽔流向⽕的卦象，向史赵、史墨、史龟询问卦象的吉凶。

史龟说：“这叫做阳⽓下沉，可以发兵，利于攻打姜⽒，不利于攻打⼦商。

攻打齐国就可以，攻打宋国就不吉利。

”史墨说：“盈，是⽔泊名称。

⼦，是⽔的⽅位。

名称⽅位相当，不能触犯，炎帝是⽕师，姜姓是他的后代。

⽔胜⽕，攻打姜姓就可以。

”史赵说：“这卦叫做像河⽔涨满，不能游泳;郑国正有罪，不能救，救援郑国就不吉利，其他的不知道。

”阳虎⽤《周易》占筮，得到《泰》卦变成《需》卦，说：“宋国正在吉利的时候，不能以他为敌。

微⼦启，是帝⼄的⼤⼉⼦。

宋国和郑国，是舅舅和外甥。

福祉，是爵禄。

如果帝⼄的⼤⼉⼦嫁⼥⼉⽽⼜有吉利的爵禄，我们哪⾥能够吉利?”于是晋国就不去救援郑国。

冬季，吴王派⼈来鲁国通知出兵攻打齐国。

扩展阅读：
史学地位
《左传》的瞩⽬成就，⾸先在于它是我国第⼀部规模宏⼤⽽内容详实的史学钜编，在古代史学发展占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春秋战国之际，我国⽂化的发展尚处于早期阶段，史学的演进也是如此。

就可靠⽂献来看，此前先后问世的少量著作，不论是今存《尚书》中的部分编帙，还是各诸侯国编纂的史籍（诸如《春秋》之类）等，内容⼀般都⽐较零散、简约，载事也往往只是列述⼀些纲⽬。

⽽《左传》以近⼆⼗万⾔的规模，全⾯、系统记载春秋⼀代⼤事，⼴泛涉及周王朝和晋、鲁、楚、郑、齐、卫、宋、吴、秦、越、陈等⼗多个诸侯国，并且屡见追记西周与商殷、甚⾄有夏以前时期的史实。

它采⽤编年记事的⽅式，虽然以《春秋》为纲，然⽽其记事范围之⼴，叙述内容的具体、详赡，则⼤⼤超出了《春秋》。

《左传》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古代史书的编纂步⼊了新的发展阶段。

《左传》为后世所提供的春秋及其以前阶段之⼤量的思想史、经济史、社会史以及其它学术史的重要资料，是此前或相同时期的任何其它⼀部史所难以企及和不能⽐拟的。

它对于公元前⼋世纪⾄公元前五世纪⼀个重要历史阶段⼤事的可靠记载，填补了空⽩，有助于后⼈对中国古代⽂明进程的全⾯了解，弥⾜珍贵。

作为⼀部编纂于两千多年前的史著，《左传》另⼀引⼈注⽬之点，是它在记事中还体现了有积极意义的指导思想和撰写原则，从⽽开创了我国古代史书编纂的优良传统。

⾸先，《左传》⾯对纷纭史实敢于秉笔直书，不虚美、不隐恶，所记事件与⼈物具有很⾼的历史真实性。

全书对于周王与诸侯、诸侯之间以及诸侯国内部的明争暗⽃的具体载述，对于此⼀时期众多⼈物崇⾼与卑下、光明与丑恶之不同表现的真切叙写，都体现出⼀种真正史家的⽬光与胆识。

班固称司马迁为“良史”，其实早⾃《左传》，可以说这种“良史”精神已经始发其端了。

其次，《左传》在真实记事的基础上⼜表现出⼀定的倾向性，不仅在史料取舍或事件的叙述中往往表现出爱憎与臧否的不同态度，⽽且，还常以“君⼦⽈”形式直接评⼈论事，或给予谴责，或表⽰痛惜，或加以赞扬等等。

这些评论，有的是作者的“⾃为之辞”，有的也许是“出⾃时⼈”⽽“为左⽒认同”之语，都显⽰着鲜明的是⾮评价，展现了《左传》作者的史识和史德。

再次，《左传》对历史⼈物的褒贬，集中体现了对仁、义、礼、德等道德规范的肯定。

由于这类道德观念⼤体属于儒学的范畴，⽽两汉以后，儒学被定于⼀尊，此道德观念逐渐融⼊正统思想，成为传统⽂化之相当重要的评价体系，由是决定了后世
史家对于《左传》的上述道德观也总是持认同和承袭的态度。

另外，《左传》虽未完全否认天命⿁神，却极⼒强调⼈事作为，重视民⼼向背的重⼤政治作⽤，反对“困民之主”，都突出地体现了“以民为本”的思想。

发轫于春秋战国（或稍前）的民本思想，经《尚书》、《左传》以及《国语》、《孟⼦》等典籍的推重，不断得到后世史家的继承、发扬，形成了贯穿于我国古代史学精神传统的⼀条引⼈注⽬的红线，其积极意义已不限于史学此⼀领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