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新文化运动关于_国乐_传统的几点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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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3969/.j issn.1002-2236.2010.04.020
对中国新文化运动关于 国乐 传统的几点反思
孙新
(山东艺术学院戏曲学院,山东济南250014)
摘要:20世纪初,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我国的民族音乐(当时称 国乐 )也受到了文化知识界的关注,但是对于当时民族音乐的现状及未来的发展方向,意见并不统一,甚至截然相反,于是一场关于国乐的论争迅速兴起。
正是这场论争,对于我国民族音乐的生存与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民族音乐;国乐改革;近代音乐史
中图分类号:J6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236(2010)04-0084-04
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民族,我们的民族音乐在历史上曾辉煌于世。
仅从1978年湖北随县出土的曾侯乙编钟就可以看出,早在2400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已制作、使用音域达五个八度、基本音列为七声音阶、十二律俱全、可以旋宫转调的大型乐器了,而这一切,是同一时期的西洋音乐所望尘莫及的。
然而,历史的发展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由于封建统治的腐朽无能,长期的闭关锁国,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我们的古国文明渐渐被欧美发达国家甩在了后面。
尤其是近几百年来,欧美世界经济、文化迅速发展,我们这里却战乱频仍、民生凋敝,经济、文化几近崩溃,曾经辉煌于世的中国民族音乐更是被糟蹋得不成样子。
20世纪初,中华大地终于觉醒,新文化运动兴起,民族音乐(当时称 国乐 )也受到了文化知识界的关注,许多有识之士面对曾经辉煌于世的国乐所呈现的衰微破败、一片凋零的惨状,为之忧心如焚、痛心疾首,纷纷站出来大声疾呼,痛陈国乐领域的种种弊端,对抱残守缺、固步自封等旧习进行了猛烈抨击。
时至今日,反思当时音乐界部分人士的谈话,仍有振聋发聩之感。
著名音乐理论家、作曲家萧友梅先生面对民族音乐当时的现状曾愤而指出,中国音乐 在本国的立场看来,至少可以说最近三百年来没有什么进化,若拿现代西洋音乐来比较,至少落后了一千年 , 无怪乎这个古文化之邦尤其号称礼乐之邦到了最近几乎成为无乐之国了 。
[1]
音乐教育家、作曲家陈洪先生说: 我国之可以说是音乐者,老早已经寿终正寝。
今日之所谓!国乐∀,不过是戏班里,女伶台上,吹打班里,盲公盲妹和!卖白榄∀之流者,所奏所唱的几首烂调;不是诲淫诲懒的淫词荡曲,便是颓堂堕落的靡靡之音。
倘若!闻其乐可以知其俗∀,则我们的!礼乐之邦∀,早已沦为禽兽之境,如此!国乐∀,非加以根本之否定不可。
[2]
音乐美学家、作曲家青主先生说: 你说要把中国的音乐改善,但是据我看来,中国的音乐是没有把他改善的可能,非把他根本改造,实在是没有希望。
[3]
中国留日学生匪石,1903年在日本写了#中国音乐改良说∃一文,文中说, 古乐者,其性质为朝乐的而非国乐的,为寡人的而非众人的%%其取精不弘,其致用不广,凡民与之无感情 。
传统礼乐皆是以悦少数人之耳,而不满于多数人之希望 。
他甚至愤而断言,这种音乐听下去能 斫我民良,灭绝我种姓 , 故吾对于音乐改良问题而不得不出一改弦更张之辞,则曰:西乐哉!西乐之为用也 。
[4]音乐教育家沈心工先生甚至预言: 将来吾国益加进步,而自觉音乐之不可不讲,人人毁其家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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琴、筝、三弦等,而以风琴、洋琴教其子女,其期当亦不远矣。
[5]
不过,当时的音乐界也有不同的声音,有些意见与前述截然不同,甚至是针锋相对的。
音乐教育家叶怀德先生在写给青木关于国立音乐院的一些 憎恶国乐 的学生们的一封公开信中就这样说: 现在中国青年轻视原有的国乐,而根据他们所学的西乐的皮毛去创造现代的国乐,正像一个连茅屋都搭不成的人看见了一座小洋房,自己居然异想天开称自己为建筑家,用几根竹竿挑几担石灰想造房子了。
他就痛骂中国建筑幼稚,他没有见过全世界伟大建筑家所崇拜的中国古代建筑物&&&庙塔,城堡,宫殿,桥梁等物,他也没有见过西洋的伟大的教堂和大宇大厦,现代的青年!音乐家∀好像那位!建筑家∀一样,应该觉悟而去校正他们的观点对于国乐的观点。
中国现代青年!音乐家∀可说是把国乐!空前绝后∀了,所谓!空前∀者就是把几千年来的中国音乐家的艺术作品化为乌有,同时又做了汉奸联起异邦人来侮辱自己祖国的文化地位;所谓!绝后∀者就是随便让中国音乐灭迹而使我们的后代对于国乐研究毫无办法,好像留一片沙漠给他们,使他们有一种永远不能建筑高大的屋宇一样的痛苦。
[6]
上海大同乐会的发起人,一直热心于国乐的传承与推广的郑觐文先生认为: 世界音乐,中国发明为最早,四千年前已极美备。
其理则五音十二律,其器则金、石、丝、竹、匏、土、革、木,远而走飞草木,近而性情形体,无所不赅。
古代六艺首重礼乐,良有以也。
%%今学校教育设音乐一科,颇合古旨,理有可通,独惜所用曲谱均译自外洋,殊非乐尚土风之道。
%%不当徒习外风,以移易国性,况古谱亦未必完无考也。
[7]
音乐理论家宋寿昌先生在#谈我国现在的音乐教育和改造问题∃一文中说: 我国自有很好的雅乐,音调铿锵、性质极妙的雅乐,偏偏要迷信碧眼儿的夷狄之音,是什么道理?这样下去,我国性将戕害挹殆。
如其照那般维新派的博士们说法,我国现在的音乐是桑间濮上亡国之音,郑卫乱世之音,勉强将就于教育上面,倒不如直接爽快不用。
[8]
曾著有#中乐寻源∃,在国乐界有较大影响的民族音乐理论家童斐先生,更是针对一些抨击国乐的言论,愤然指出: 率是以往,吾国音乐,将为外人所剿灭,而助人操刀自劙者,吾教育界中人也,不当引以为罪孽耶? [9]
对于国乐的现状及未来的发展,还有许多有识之士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纵观当时各方的观点,可以看出,除少数人言辞比较激烈以外,多数人对当时的国乐既未全盘否定,也不守旧护短,而是进行了客观、实际的分析,找出其长处与不足。
尤其是指出了许多阻碍国乐发展的种种弊端,以期共同探索出一条重塑国乐,让国乐重新焕发生机的可行之路。
在这场关于国乐的争论中,涉及到的国乐存在的问题,大致可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
1.记谱法不科学、不规范
乐谱是记录音乐、传播音乐的重要工具,是演奏的依据,应力求准确、方便,而多少年来,国乐界使用的记谱法一直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文字谱、减字谱、工尺谱等。
这些记谱法利用复杂的文字或根据汉字衍化生成的符号记录音乐,而且记录的,有的仅是演奏所用的指法,有的仅能记录音高、没有节奏,演奏者面对这样的乐谱,往往还需要经历一个 打谱 (推敲节奏)的过程,才能最终实施演奏。
这样的记谱法不仅繁琐、不易辨认,且极不准确,同一份乐谱,不同演奏者的演奏效果往往会迥然不同。
这些不精确、不统一、不方便的记谱法,严重阻碍着国乐的记录、整理、演奏、教学,成为国乐事业发展的一大障碍。
2.教授法泥古、保守
由于缺乏科学的记谱方法,当时的大部分国乐曲仍处在有乐无谱的状态,国乐界的教学也一直沿用的是师傅带徒弟、口传心授的方式进行的。
这种教学方法,随意性很强,同一首曲子,不仅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演奏效果,即便是同一个人的演奏,也往往是次次有所不同,一切随情绪而定,这就难有科学、规范可言。
尤其是长久以来,艺人为生计所累,往往在演奏技艺上表现得非常保守,对自己,抱残守缺、固步自封;对他人,越是自认为有价值的乐曲,越是封闭信息、密不外传、拒绝交流,更不肯教人,即便是对自己的徒弟,到了关键时刻也会 留一手 。
3.偏重技术,不知在理论上科学上进行研究
当时之国乐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沦为梨园伶工、街头盲者用以糊口、赖以谋生的手段,而这些梨园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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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街头盲者,大都缺知少识,没有文化,即便是为生计而求上进者,也只能是在技艺上下功夫,而不可能也没能力在理论上进行研究。
另一方面,虽然也有具有较高文化水平和音乐修养的乐人,在进行一些音乐理论方面的学习、研究,但囿于大环境,不被重视,也终难成气候。
所以,当时国乐界的理论建设,是一个非常薄弱的环节,也正是因为如此,严重制约了国乐领域各个环节的发展。
4.国乐曲体简单,始终是单音音乐,没有和声,没有转调
千百年来,中国的乐器除了笙可以同时发出几个不同的音、能吹奏几个简单的和弦以外,其他的基本都是单音乐器。
也许这与我们东方民族注重线性思维、注重旋律发展的审美传统有关,这就决定了国乐曲的单音(既单旋律)音乐性质,少有复音,更没有西洋交响乐那样复杂的结构。
况且,近几百年来,几乎被彻底损毁的国乐,即便是单音音乐,也已经很难听到像样的乐曲了。
当时社会上流行的曲子,多是结构简单的流行小调、时代小曲、戏曲曲牌,旋律的发展变化手法,也往往仅仅是简单的重复、变奏。
即便是多人一起演奏的 合奏曲 ,也基本如此。
正如音乐教育家、作曲家吴伯超先生所指出的,我国的国乐合奏实际上是齐奏,曲调和节奏都 未免过于单纯 ,缺乏 雄厚清妙融协谐和的情味 ;各种乐器的色彩 无从表现 [10]。
毫无疑问,这些问题也正是缺乏理论学习、研究造成的最为直接的后果。
5.乐器简单,科学性差
要演奏悦耳动听的音乐,应该有制作精良、令演奏家得心应手的乐器,但是直至近代,我国的乐器科技还基本上是一片空白,乐器制作一直是作坊式生产,设备简陋,制作工艺粗糙。
在工匠们的眼里,制作乐器与制作桌椅板凳、风箱木桶之类的生活器具并无区别,都是为了换钱糊口,是赖以谋生的手段,他们无需也无力顾及乐器的音色、音质、音量,更不懂什么音律、音响学。
甚至像琵琶排品、笛子挖孔这类本应十分精确的工艺,也仅仅是凭工匠们的主观经验进行操作,这便使得流通于社会的大量乐器,形状卑劣、音不准、音质差、音量小。
用这样的乐器演奏,其效果之差,自然是可想而知的了。
除此之外,我们有些乐器,在形制、性能等诸方面都存在着从娘胎里就带来的固有缺憾结构过于简单,不仅只能演奏单音、不能演奏和声,而且多数乐器都不能转调。
子曰: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乐器的优劣,不仅关系着演奏家的演奏效果,甚至对整个社会音乐事业的状况乃至未来的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国乐的改革亦是乐器的改革,所以当时胡彦久先生曾尖锐地指出: 我国音乐之没落,毋庸讳言,其大部分的责任该由乐器担负 。
乐器最能代表民族性,音乐的表现,大部又非借重乐器不可。
所以乐器的改良,与固有音乐之整理,几乎是不可分离的。
[11]
总之,国乐的问题不少,国乐一定要改革,可以说这是当时音乐界的共识。
然而,对于到底应如何改革,中国音乐应该向何处去,大家的意见并不尽一致。
有的人主张改弦更张、向西方乞灵,也有的人抱有固守国粹、不越雷池一步的态度。
当然,更多的人主张要根据本民族音乐文化的特点,取他人之长补己之短,从东西方的调和与合作之中,创出一条新路来。
显然,这后一种主张更符合民意,也顺应了当时新文化运动的时代潮流。
我国近代音乐理论家、音乐活动家、学堂乐歌的代表人物之一曾志忞先生指出,发展新的音乐 必须破除好古之迂见,扫净近今之恶习。
夫苟事,一事而不脱此泥古,自恃之性质,欲理想之发达,社会之进步,不亦难乎?夫音乐亦然 。
一方面提倡中国的古乐,藉以保存固有的国粹;一方面旁采西洋的新乐,藉以吸收外来的文明,融会贯通,编出适当的谱表 [12]。
北大音乐研究会的主要成员之一、音乐理论家陈仲子先生说: 吾国之言乐者,守旧之辈,则高谈古乐而鄙弃新声;而醉心西学者流,则又以为我之典章文物一无足取,诽谤诋毁不遗余力。
其实二者皆非也。
余之谓宜通西乐者,非谓尽弃吾国乐,改弦而更张之,以为西乐所同化也。
不过欲使吾国人之研究音乐者,知西洋音乐之盛、技艺之精,从而研究有得,则眼光既明,理路亦正,或借以为印证,或取以为师资,则于我国议论分歧茫无头绪之乐界,不难得其端倪,循其轨道,发扬光大之,庶不愧为文艺发达最古之国耳。
[13]
被后世誉为中国民族音乐的革新家、教育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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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家、现代二胡学派奠基人的刘天华先生当时曾说: 一国的文化,也断然不是些抄袭别人的皮毛就可以算数的,反过来说,也不是死守老法,固执己见就可以算数的。
必须一方面采取本国固有的精华,一方面容纳外来的潮流,从东西的调和与合作之中,打出一条新路来,然后才能说到!进步∀这两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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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天华先生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一生致力于民族音乐的改革、创新、推广,它不仅认真学习研究民族音乐,而且曾非常认真、勤奋地向俄籍教授托诺夫、俄籍欧罗巴教授学过小提琴,向美籍范天祥教授学过作曲理论。
1927年秋,在他的倡议下,正式成立了致力于国乐改进的国乐改进社。
他在坚持本民族传统、风格的基础上,吸收西洋音乐的作曲手法创作的二胡、琵琶独奏曲,演出后广受好评,引起了巨大反响。
这些乐曲至今还广为流传,成为民族音乐的不朽之作。
事实证明,中国近代掀起的这场关于国乐的辩论,是非常必要的。
事实越辩越明,道理越辩越清,正是这场辩论,唤起了人们对国乐的关注,找出了国乐问题之所在,明确了方向,增强了信心,为我国民族音乐后来之发展打下了较好的思想基础,开创了历史的新局面。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我国近代掀起的这场关于民族音乐的大讨论、大批判中,部分有国外留学背景的人士,可以说充当了急先锋,给后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这些海归人士在国外生活期间,耳濡目染,直接经受了西方音乐文化的熏陶,不同程度地接受了西方的文化思想及价值观。
他们亲眼目睹了西方音乐文化犹如一幅绚丽多姿的画卷,向世界展示着勃勃生机,这与当时我国的民族音乐所呈现的衰微破败状态,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更突显了差距。
对此,他们的体会自然要比那些早已习惯了在 传统 里面兜圈子的部分国乐界人士要深刻得多。
所以,他们在面对国乐界所存在的种种弊端,发表意见时,可能有些言辞过激,甚至口出狂言,但应该相信他们正是因为热切期盼着祖国的富强和民族的振兴,向往着有一天中华民族的音乐文化,也能够同欧美工业化国家并驾齐驱,其情、其理是应该予以认同的。
新文化运动的斗士、思想家鲁迅先生曾经说过: 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
譬如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子,大家一定不允许的。
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
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
[15]事实上在面对当时国乐领域苟延残喘的局面时,正是部分海归人士那振聋发聩的言辞,对于某些早已麻木了的国人,才起到了击一猛掌、促其猛醒的作用。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的行动,实在是一件功不可没的大好事。
在结束这段文字的时候,笔者又想起了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先生说过的一段话,他说: 我虽然在言论上尽管大逆不道的说中国没有音乐,西洋音乐就是世界音乐的话,但是在我的行为上,还是恋恋不舍地渐趋国化。
[16]赵元任先生的这段话,再次提醒我们,不要仅仅根据某人某时说的几句话就轻易判定一个人的立场、观点,尤其是对待彼时彼地说话的人和发生的事,更应该慎之又慎,要尽可能全面地了解事实真相,由表及里、透过现象看到本质的东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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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郑铁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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