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胡适《尝试集》自序的诗史价值

论胡适《尝试集》自序的诗史价值
金宏宇;向阿红
【摘要】胡适是早期新诗的倡导者之一,其作品《尝试集》是第一部个体创作的新诗集,在中国新诗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尝试集》于1920年3月由亚东图书馆
出版,在两年多的时间内,经历了四个版本的流变.从初版本到四版本,胡适先后为《尝试集》撰写了三篇自序:《尝试集·自序》(初版)、《再版自序》以及《四版自序》.
这三篇自序意义重大,涵盖了创作、批评、理论、史学等各个方面,是研究胡适新诗
理论及其新诗创作的重要资源.它不仅体现了胡适新诗观的演变图景,而且再现了新
诗发生期的批评语境,具有重要的互文性价值.另外,胡适自序的写作方式及发表方式,为《尝试集》经典地位的形成客观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期刊名称】《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19(058)002
【总页数】7页(P110-116)
【关键词】胡适;《尝试集》;自序;批评语境;经典化
【作者】金宏宇;向阿红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2;武汉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正文语种】中文
序，作为一种独立的文类，它相对于作品(文本)而言，既有附属性，是文学“外部”
和“内部”研究的联结点；它也有独立性，序与作品(文本)之间建立了一种阐释关系，体现的只是序者的意图，并不能代替文本(作品)的意图。

①序，从撰写者的角度，可分为“自序”和“他序”两种。

不管是自序还是他序，从文本学意义上来看，序作为一种“副文本”，它能够使读者产生“期待视野”，并与正文本生成互文性。

因此，文学作品中的“序”给研究者提供了可资研究的丰富材料。

胡适《尝试集》的多篇自序就是可资研究的典型文本。

《尝试集》作为中国新诗史上第一部个人创作的新诗集，胡适在创作过程中不断进行自我修正，在探寻新诗合法地位的同时，不知不觉塑造了《尝试集》的经典性。

《尝试集》在作者不断修订的过程中，在仅两年多的时间内共出了四个版本：1920年3月由亚东图书馆出版初版本，同年9
月进行再版，1922年3月出版三版，1922年10月出版增订四版。

在这些版本中，除《尝试集》三版之外，其余三个版本正文前均有胡适本人撰写的自序。

这些自序不仅交代了胡适白话新诗创作的过程、诗学理论、出版缘由等，还提供了胡适的一些文事交际信息以及《尝试集》问世后的读者接受信息等，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史料价值。

三篇自序凸显了胡适新诗观的演进变化，展现了胡适从旧体诗向白话新诗创作不断过渡的进程。

每一篇自序都具有独特的历史意义，展示了不同时间段《尝试集》的历史状态，我们能从中窥视早期白话新诗发生、发展的原初现场。

一、自序体现胡适新诗观的演变图景
《尝试集》的三篇自序分别写于1919年8月1日、1920年8月4日、1922年
3月10日。

从历时性维度来看，胡适的三篇序言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一种衔接和发
展的性质。

《尝试集》的再版与增订四版都在初版本的基础上有所删改，这是胡适对白话新诗创作进行不断“尝试”的结果。

从三篇自序的内容来看，体现了胡适新诗观的演变图景，是我们透视胡适新诗试验的一扇窗户。

在《尝试集》初版自序中，胡适清楚地阐述了他的白话新诗理论。

1915年夏，胡适在美留学期间，与任叔永、梅光迪、杨杏佛、唐擎黄等人讨论中国文学问题，他
提出的“诗国革命”问题，以及“要须作诗如作文”的主张遭到任叔永等人的强烈反驳，他们将胡适一步步“逼上梁山”。

胡适说：“我把路线认清楚了，决定努力做白话诗的试验，要用试验的结果来证明我的主张的是非。

”②“因为他们的反驳，我才有实地试验白话诗的决心。

”③这场与留美朋友具有游戏性质的激烈争论，促成了胡适孕育《尝试集》的创作，他打定主意“须单枪匹马”进行白话诗的试验。

他以“历史的文学进化观念”为依据，认为文学革命的第一步就是文字问题的解决，文字是文学的基础，死文字无法产生出活的文学，只有活文字才能生产活的文学，而这“活文字”就是白话文。

文字的问题一旦解决之后，不仅要采用白话，而且要用白话的文法和白话的自然音节，让“诗体大解放”，用作文的笔法来作诗，只有这样才能解放新思想，作完整意义上的白话诗。

并且，在初版自序中，胡适阐述了作诗的第一条件便是“言之有物”，采用朴实无华的白描功夫，重点抓住言中的“物”，而不管使用的文字是诗的文字还是文的文字。

可见，这一时期，胡适注重的是从文字变革和诗体解放上阐发自己的新诗观，并进行创作实验。

在初版自序中胡适还引用了大量与梅光迪、任叔永等人关于“文学革命”、“诗国革命”以及新诗具体做法的笔战文本内容，这些被引用的具有史料价值的论争性内容，是我们考察胡适新诗观的重要文本。

胡适在初版自序中谈道：“我若没有这一班朋友和我打笔墨官司，我也决不会有这样的尝试决心。

……我对于文学革命的一切见解，所以能结晶成一种有系统的主张，全都是同这一班朋友切磋讨论的结果。

”④《文学改良刍议》就是胡适与留美朋友笔战讨论的结果，该文于1917年1月1日发表在《新青年》第2卷第5号上，文中详细阐述了“新文学之要点”的“八事”主张。

这时候的胡适是满怀着自信进行白话新诗试验，他相信他的这本集子至少可以代表着一种实验的精神去引导“文学革命”的倡导者们。

1920年9月《尝试集》再版，在再版自序中，胡适阐明了再版的理由：一是认为这本书含有点历史的兴趣。

从初版到再版的变化，是胡适的创作逐渐从那些很接近
旧诗的诗变到很自由的新诗。

二是“我这几十首诗代表二三十种音节上的试验，也许可以供新诗人的参考”⑤。

胡适撰写初版自序时，其新诗理论还不够成熟，其诗作也还没有完全脱离旧体诗词的窠臼，胡适自己也说：“故这个时期，——6年秋天到7年年底——还只是一个自由变化的词调时期。

自此以后，我的诗方才渐渐
做到‘新诗’的地位。

”⑥时过约半年，胡适的新诗创作思想逐渐进化，尤其体现在他的新诗音节实验上。

胡适在再版自序中详细阐述了对新诗的音节实验，他起初爱用词曲的音节，有时用双声叠韵的方法来帮助音节达到更加谐和的地步，经过音节上的大胆尝试之后，他发现这种有意为之的用韵做法使诗歌读起来有一种“咬紧牙齿忍痛”⑦的感觉。

胡适经过新诗音节实践之后，领悟到白话新诗的音节是语气的自然节奏以及每句诗内部所用字的自然和谐，并以自己的诗作《送叔永回四川》《关不住了》等为例，分析了这种自然的音节“不是五七言旧诗的音节，也不是词的音节，也不是曲的音节，乃是‘白话诗’的音节”。

⑧从初版自序到再版自序，可以清晰地看出，胡适新诗观的发展变化：从提倡文字改革和诗体解放的观念，逐渐演变到诗歌韵律上的具体实践——对自然音节的实验。

胡适白话诗创作逐渐从
旧体诗词的模式中脱离出来，开始具备现代汉诗的创作形态。

1922年2月，《尝试集》出第三版，三版在再版的基础上没有多大变化。

同年
10月，《尝试集》增订四版出版，胡适再次写了一篇自序，是为“四版自序”。

胡适的四版自序写于1922年3月10日，与写再版自序时相隔近两年时间。

这时，新诗的讨论期渐渐过去了，新诗的作者也逐渐增多。

《尝试集》四版面貌与前几版大有不同，主要是四版中的“删诗”。

根据胡适四版自序所言，任叔永、莎菲、俞平伯、周氏兄弟各删一遍，作者自己前后各删一遍，总共删了七遍方才定稿，可见，胡适对删诗的重视，他经过再三斟酌并根据五位名家的建议而决定部分诗歌的删与留。

⑨胡适一再修订旧作，并邀请名家帮助“删诗”，可见他不满足于这本具有“开创之功”的诗集。

从“删诗事件”可以看出，胡适对自身新诗创作的某些反思
及其诗学理论的逐步成熟。

胡适的删诗标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两点：一是语言上是文言还是白话，再次对《尝试集》进行语言上的“净化”，一年一年地放大“鞋样”，尽量斩断与传统旧诗词的联系；二是由合法性标准转向新诗的规范性问题。

新诗发展到1922年时，它的合法性地位已基本确立起来，新诗作者的逐渐增多，使得创作路子逐渐多样化，此时规范性问题逐渐成为新诗讨论的焦点问题。

与刚迈进诗坛的几位青年诗人的新诗创作(如郭沫若《女神》、康白情《草儿》等)相比，《尝试集》的“解放”显然是不够彻底的，呈现出一种典型的过渡形态。

胡适的“删诗”行为，正是他对这种带有浓厚旧体诗特征的新诗形式的否定。

从再版自序到四版自序的相关阐述可以看出，胡适的白话新诗观念更加成熟、彻底和完善。

从《尝试集》三个不同版本的自序中，可以看出胡适新诗观的逐渐演变。

他在《尝试集》四版自序中说：“我现在回头看我这五年来的诗，很像一个缠过脚后来放大了的妇人回头看她一年一年的放脚鞋样，虽然一年放大一年，年年的鞋样上总还带着缠脚时代的血腥气。

”⑩而这“一年放大一年”正是胡适诗学观念不断发展演变的结果。

从“实验者”到“缠脚的妇人”再到“删诗者”，三篇自序大致交代了胡适主张“文学革命”的前后过程，从被“逼上梁山”的“个人主张文学革命的小史”到众人共同参与的创作“尝试”(四版自序中的众人“删诗事件”)，使《尝试集》不仅在创作实践上成为“实验者们”的标杆，而且更具有开风气的历史意义。

《尝试集》的几个版本都采用新旧兼收的编排体例，将旧体诗词、“洗刷过的旧诗”和“变相词曲”一并收入，呈现出新旧杂陈的状态，客观真实地展现了胡适白话新诗形式变化的全过程，体现了胡适新诗观的发展演变图景。

二、自序再现了新诗发生期的批评语境
《尝试集》的三篇自序不仅体现了胡适对早期新诗的建构过程，而且从胡适的这些自序中，可以窥视《尝试集》问世后的读者反应和社会效应。

从胡适对三篇自序的陈述语气和问题阐述来看，可以发现其中显示的微妙变化。

初版自序中胡适以一种
满怀自信和果敢的姿态表明了自我的“实验精神”，而在再版自序中，胡适的语气略显谦虚，在四版自序中，胡适不仅十分谦虚，而且还进行了自我检讨。

这一变化既源于《尝试集》本身确实存在的缺陷，又源于外界批评的压力。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自序里展现的语气和内容变化与新诗发生期的社会言论(即批评语境)形成了一定的互文关系。

在《尝试集》出版之前，《新潮》1卷4号(1919年4月1日)就刊登了一则《尝
试集》即将出版的广告。

1918年2月15日，在《新青年》4卷2号，刊载了钱
玄同为胡适写的《尝试集·序》，而胡适自己写的《尝试集·自序》，则于1919年10月刊载于《新青年》6卷5号上。

《尝试集》问世是在1920年3月，而广告、自序、他序的刊布都在该诗集出版之前，这实际上是《尝试集》的出版策略，是为了吸引读者眼球，让《尝试集》问世后能得到青年读者的青睐，为“文学革命”的倡导者们展示“实验的精神”提供一个标杆。

当时胡适的“文学革命”理论以及他的白话新诗观遭到一批守旧派的反对，这些反对言论和批评之声在《尝试集》自序中交代得非常清楚，它们再现了新诗发生期的批评语境。

在初版自序中，胡适交代了他的“文学革命”思想和白话新诗主张以及所遭受的社会批评。

1915年夏，胡适将倡导白话文字和写作白话新诗的主张与几位留美友人商榷讨论，不料却引来梅光迪、任叔永、杨杏佛等一批守旧派人士的强烈反驳。

胡适在初版自序中说：“这一年以来白话散文虽然传播得很快很远，但是大多数的人对于白话诗仍旧很怀疑；还有许多人不但怀疑，简直持反对的态度。

”“甚至于南社的柳亚子也要高谈文学革命。

但是他们的文学革命论只提出一种空荡荡的目的，不能有一种具体进行的计划。

他们都说文学革命决不是形式上的革命，决不是文言白话的问题。

”胡适这里所说的“持反对态度”的人便是这一班留美友人。

在初版自序中胡适追忆了他与留美友人的论争过程。

梅光迪、任叔永等人与胡适展开了一场笔战，反驳胡适的白话新诗观。

然而胡适同这一班留美朋友的切磋讨论，促使了
他对文学革命的见解结晶成一种有系统的主张。

他把与留美友人论争的言论稍加修改后命名为《文学改良刍议》，寄给了当时正在极力主张“文学革命”的陈独秀，得到了陈独秀的大力支持。

后来此文于1917年1月1日发表在《新青年》第2
卷第5号上。

最早响应《文学改良刍议》的是北京大学教授钱玄同，这是出乎胡
适意料之外的。

钱玄同在《新青年·通信》2卷6号中发表《致陈独秀》一文，在
文中他极为赞赏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

刘半农也撰文《我之文学改良观》，对胡适提出的以白话文学为中国文学之正宗的观点表示赞同。

这是胡适的“文学革命”思想公开发表后在社会上得到的一些认可之声，这些认可之声与梅光迪、任叔永等守旧派人士的否定言论，共同凸显了当时胡适进行“文学革命”主张及创作白话新诗的社会批评语境。

胡适在《尝试集》初版自序中再现了新诗发生期的艰难道路，他认为自己只能“单枪匹马”地进行白话新诗创作实践，后来他在《逼上梁山》一文中说：“文字题为‘刍议’，诗集题为‘尝试’，是可以不引起很大的反感的了。

”可见，胡适为了避免武断的言论引来外界的质疑，而采取谨慎谦逊的策略为自己的文章和诗集命名。

胡适将早年与梅光迪、杨杏佛、任叔永等守旧派的笔战经过作为初版自序的写作材料，让自序的写作与当时的社会批评语境形成了某种呼应，阐述了诗人一步步被“逼上梁山”的艰难过程。

而在初版自序中，胡适又以十分果敢和自信的态度告知了世人他为什么要赶紧印行这本白话诗集的原因，这与外界对胡适主张创作白话新诗的认可和支持有一定的联系。

胡适的白话文学主张虽然遭受一些守旧势力的强烈反对，但也得到了部分人士的赞赏和鼓励，他在进行理论倡导的同时，也积极付诸白话新诗实践。

中国古典诗歌历史悠久，一直以来占据着中国文学的正统地位，因此古典诗歌在向现代新诗转型的过程中，尤其是在转型的发生期必然是艰难的。

从初版自序言说中所反映的批评场域来看，胡适“尝试”写作白话新诗，在《尝试集》结集和出版之前，就已经遭受到守旧势力的诸多非议和反对，这将注定《尝试集》后来的出版必定是一个“复杂”
的大事件。

《尝试集》的出版，似乎是反响热烈，1922年8月出版的《新诗年选》(一九一
九年)编者曾称：“胡适登高一呼，四远响应，新诗在文学上的正统以立。

”但实
际上，从《尝试集》初版问世，一直就存有两种截然对立的声音。

在《尝试集》再版自序中，胡适交代了《尝试集》自出版以来的社会批评环境，并做出了具有反思意味的回应。

在再版自序中，胡适的语气略显谦虚，没有初版自序中那样坚决而果敢。

再版自序写于1920年8月4日，此时与《尝试集》初版问世相隔约半年时间。

在这约半年时间里，这些批评声音使胡适不得不回过头来反思自己的创作，正如他在再版自序中说：“近来我颇自己思想，究竟这本小册子有没有再版的需要？”胡适的这种思考部分是基于《尝试集》出版后的社会批评语境。

胡适在《尝试集》再版自序中说：“不料居然有一种守旧的批评家一面夸奖《尝试集》第一编的诗，一面嘲笑第二编的诗；说《中秋》，《江上》，《寒江》，……等等是诗，第二编最后一些诗不是诗；又说‘胡适之上了钱玄同的当，全国少年又上了胡适之的
当!’”胡适这里所说的“守旧的批评家”是指胡怀琛。

1920年4月，胡怀琛在上海《神州日报》上发表反驳胡适的文章《〈尝试集〉批评》。

在此文中，胡怀琛针对《尝试集》中诗的好坏问题而非文言和白话、新体和旧体的问题展开论述，并以“改诗”的做法对胡适白话诗创作在用字、造句、音韵等方面提出了反驳。

随后引发了一场笔战，其中不仅有胡适本人参与，他致信张东荪，想借助“学灯”栏目发表驳文，还有刘大白、朱执信、胡涣等人也参与了这场笔战。

1920年7月，胡怀琛再次撰文《〈尝试集〉正缪》，于7月20日发表在《时事新报·学灯》上。

这场论争，从1920年4月起到1921年1月止，先后有十多人在《神州日报》《时事新报》《星期评论》等报刊上发表论辩文章。

后来，胡怀琛将这些论辩文章整理汇编成了一本册子，题名为《〈尝试集〉批评与讨论》，于1921年3月由泰东图书局出版。

胡怀琛在《〈尝试集〉批评与讨论》序言中说：“我的批评，是标明旗帜，
反对胡适之一派的诗。

”这场笔战最终哪一方胜哪一方败，正如胡怀琛在《〈尝试集〉批评与讨论》序言中所说：“大家笔战了一场，到底谁胜谁败，现在还没有定，还要等最后的解决。

——我不敢说这就是我战胜了，他人战败了。

”《尝试集》
虽遭到胡怀琛等人的强烈否定，但胡适并没有放弃探索白话新诗的出路问题，他积极进行新诗音节实验，并对《尝试集》中的部分诗篇进行修改。

在1922年3月10日的四版自序中，胡适的语气更为谦虚，并带有自我检讨的性质。

因为这一时期，郭沫若的《女神》(1921年8月)、胡怀琛的《大江集》(1921年3月)、康白情的《草儿》(1922年3月)、俞平伯的《冬夜》(1922年3月)等相继出版，新诗发展呈现出较旺盛的态势，并且更为大胆、新鲜和解放，呈
现出脱离旧体诗词的藩篱的姿态。

胡适在《尝试集》四版自序中提到：“社会对于我，也很大度的承认我的诗是一种开风气的尝试。

这点大度的承认遂使我的《尝试集》在两年之中销售到一万部。

这是我很感激的。

”“现在新诗的讨论时期，渐渐的过去了。

——现在还有人引了阿狄生，强生，格雷，辜勒律己的话来攻击新诗
的运动，但这种‘诗云子曰’的逻辑，便是反对论破产的铁证。

”由胡怀琛引起的那场笔战于1921年1月停歇后，胡先骕又在1922年1月《学衡》杂志第1期和第2期上连载了长文《评〈尝试集〉》，从“尝试集诗之性质”、“声调格律音
韵与诗之关系”、“文言白话用典与诗之关系”、“诗之模仿与创造”、“古学派浪漫派之艺术观与其优劣”、“中国诗进化之程序及其精神”、“尝试集之价值及其效用”等七个层面对《尝试集》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全盘否定《尝试集》。

随后不久，周作人撰文《评〈尝试集〉匡谬》，于2月4日发表在《晨报副刊》，署
名式芬。

周作人并没有着眼于对《尝试集》本身进行评论，而是从四个方面对胡先骕《评〈尝试集〉》一文中的“几个背谬的处所”进行了批评和反驳，并指出胡先骕“不合于学者之精神”的地方。

胡先骕等人对《尝试集》的否定批评公开发表后，相隔两个月左右的时间，胡适就撰写了《尝试集》的四版自序。

这些社会批评实际
上构成了胡适写作四版自序的时代语境，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胡适通过自序的写作对外界批评做出的相关回应。

这一时期的胡适更是虚心接受他人的批评，并进行自我检讨，他在四版自序中说：“当那新旧文学争论最激烈的时候，当那初次试作新诗的时候，我对于我自己的诗，选择自然不很严；大家对于我的诗，判断自然也不很严。

”而胡适自我检讨的结果便是大量删改旧作，在再版基础上删掉诗歌30多首，从而导致了文本变异，使《尝试集》四版具有了不同的版本本性。

《尝试集》作为早期白话新诗创作的实践成果，自出版以来，外界对其一直存有褒贬不一的评价。

而《尝试集》的三篇自序反映了该诗集在出版前后不同时段的社会批评环境，再现了新诗发生期的批评语境。

胡适在这些自序中追忆了他的“文学革命”主张和白话新诗实践的艰难环境，以及该诗集出版后的一些读者批评情况，使自序本身构成了一种对话关系，形成了一个“接受场域”，让自序的写作与白话新诗建构过程中的外部语境进行互动，从而使自序成了一种具有较大互文性价值的文本。

三、自序的写作发表方式推动《尝试集》的经典化
在众多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及专门性的诗歌史研究著作中，《尝试集》通常被史学家定位为中国第一部个人创作的新诗集，而关于中国第二部个人创作的新诗集，却几乎没有史学家提及，甚至在批评界也很少有人对此进行过讨论和研究。

中国的第二部新诗集是叶伯和的《诗歌集》。

它与《尝试集》在同一年出版，《尝试集》出版于1920年3月，《诗歌集》出版于1920年5月，前后仅仅相隔两个月。

而从两人主张用白话进行诗歌创作的时间来看，也有先后之别。

胡适在《尝试集》初版自序中说道：“民国4年8月，我作一文论《如何可使吾国文言易于教授》。

文中列举方法几条，还不曾主张用白话代文言。

”而在1915年之前，叶伯和就已经开始思考用白话进行诗歌创作。

叶伯和在东京留学期间，习读了大量西洋诗，他觉得其中某些言情的西洋诗传达的情感，比中国的那些言情旧体诗更为真实和缠绵。

因此，他想用中国的旧体诗去照西洋诗那样写，但无奈一句也写不出来。

于是那时他便有了白话作诗的想法，他曾思考能否创造一种新诗体，去翻译这些西洋诗，不用文言，而用白话。

1914年，叶伯和在成都高等师范教音乐，这时，他就已经创作了一些不太成熟的白话诗歌，并谱曲教授给学生传唱，受到大家的一致欢迎，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叶伯和在《诗歌集·自序》中说道：“又到胡适之先生创造的白
话诗体传来，我就极端赞成，才把三十年前做孩子的事情和二弟……那几首诗，写了出来，这些诗意，都是数年前就有了的，却因旧诗的格律，把人限制住了，不能表现出来，诗体解放后，才得了这畅所欲言的结果的。

”可见，叶伯和在胡适提倡白话文写作之前，就已经有了此想法，并且积极实践这种想法，创作了一些白话诗歌。

当时，远在海外留学的胡适并不知道叶伯和的白话新诗实验，认为自己就是白话诗实验的第一人。

而事实是，在1916年以前叶伯和已经创作了数首白话诗歌。

但为何《尝试集》成了中国新诗史上的经典之作，而《诗歌集》却被历史遗忘了？众所周知，一部作品要成为“经典”，需要各种机制的共同建构，文本自身的资质、出版传媒的推动、读者批评的参与、历史机遇、时间淘洗等，包含了文本生产、文本传播、文本接受与成典等各个环节。

“经典”的形成必有一个“经典化”的过程，斯蒂文·托托西认为：“经典化产生在一个累积形成的模式里，包括了文本、它的
读者、文学史、批评、出版手段(例如，书籍销量，图书馆使用等等)、政治等等”。

显然，自序的写作方式和发表方式也参与到作品的“经典化”之中。

首先，两本新诗集自序写作方式的不同，导致了两部作品截然不同的“命运”。

胡适在为《尝试集》作序时极其用心。

他在《尝试集》初版自序中对自己新诗写作历史进行了详细回顾。

从他初做旧体诗到后来进行白话诗创作实验，这个过程被胡适一步步详细道来，让读者看到他是怎样一步一步从旧体诗创作向白话新诗创作过渡的。

进而胡适又在再版自序中谈到他进行新诗“音节实验”的结果，彰显了他在白话新诗创作方面敢于尝试的精神。

在《尝试集》四版自序中，他更是谦虚地承认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