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军战时政治工作述要

我军战时政治工作述要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其成长壮大的辉煌历程中，经历了数以万计的各种类型的战役和战斗。

为保证作战的胜利，政治工作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积累了极其丰富和宝贵的经验，形成了具有我军特色的战时政治工作传统。

认真研究战时政治工作的历史，把握战时政治工作的特点、规律、任务、内容、作风和方法，对于在新时期继承和发扬人民军队政治工作优良传统，做好现代战争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战时政治工作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东征和北伐战争肘期，我党在国民革命军中开展的政治工作，为我军战时政治工作的创立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工作，最初的产生是战争年代我党在军队中所进行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

那时，没有战时和平时之分，直到进入和平发展时期，我军的任务相对发生了变化，才划分出了战时政治工作和平时政治工作，两者是相对而言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时政治工作最早可以追溯到北伐战争时期。

虽然这时我们党还没有独立的军队，但在这场大革命中，党已开始认识到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并在同国民党合作组织革命军队的过程中，以苏联红军为榜样，创建和领导了军队的战时政治工作。

党派出了以周恩来为代表的领导人在军队中从事政治工作，这种革命的政治工作是中国军制的一大革命。

无论在当时或以后，都有着巨大的影响和划时代的意义。

国共两党建立起革命统一战线以后，一个迫切的任务是建立一支新的军队，以便推进国民革命。

为此，创办了黄埔军校，建立了国民革命军。

军校、国民革命军以及北方国民军，最基本的特征是仿照苏联红军建立了政治工作制度。

这种政治工作，主要由我党派出的干部创建和领导，所以，无论是军校还是部队，政治工作的基本方针、内容，都是在共产党人的主持和参加下制定的，从而比较好地体现了革命的思想和要求。

依靠这种政治工作，对部队灌输反帝反封建思想，使官兵认识革命的目标，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取得了人民群众的支持。

虽然当时的战时政治工作还不很完善，但对国民革命军的两次东征和北伐的胜利，起到了重大的作用，并为我们党后来创建新型人民军队和人民军队的政治工作提供了宝贵经验。

东征中，以周恩来为主任的东征总政治部，紧紧围绕提高部队战斗力这一根本目的开展战时政治工作，并把工作对象区分为本军、群众和敌军三个方面。

其基本要求是：使军队具有革命观念，懂得作战目的；宣传群众、争取各界人士支持革命战争；使军阀部队渐渐醒悟，扶助农工运动。

由周恩来主持制定的《战时政治工作宣传大纲》，是当时军队进行政治工作，开展军内外政治宣传的基本依据。

《战时政治工作宣传大纲》规定：对本军，战前进行鼓动教育，战中适时奖励有功人员，战后追悼阵亡将士、抚恤烈属、慰劳伤员。

对敌军，宣传革命与反革命的区别，指出其出路；揭露敌军官长与帝国主义的勾结情形，鼓动土兵的民族感情，使其趋向革命；对俘虏采取优待政策，对俘虏中的伤病员，给予治疗。

对民众，着重解释东征的意义，说明国民革命是人民的武力，是为人民而战的，争取民众拥护；宣传工农之痛苦及其根源，揭露反革命残杀人民、危害地方的种种事实，以唤醒民众的觉悟。

政治工作在对民众开展政治宣传的同时，还把动员群众支援、配合东征军作战作为一项重要内容，把维护群众纪律当作自己的一项重要工作。

在北伐中，中共中央要求党必须不断扩大革命影响，坚持不懈地进行军队中的政治工作。

党领导成立了军事政治训练班，培训骨干，输送到各军，以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

1926年2月，中共中央在《北方区政治军事工作问题》中明确规定：“在北方目前的军事工作，唯一是帮助国民军。

所以，须加紧在国民军中的工作，帮助国民军成为民众抵抗帝国主义与反动军阀之有力的武装，并须从中造成一部分真正的国民革命的武装力量。

”1926年10月制定的《国民军联军政治工作大纲》，对政治工作的任务和目的作了明确规定：“使每一个兵士都能彻底了解政治的意义，战争的目的”，“成为有觉悟的为中国自由独立而奋斗的战士”。

国民革命军中工作的共产党员运用多种方式、方法，积极开展政治宣传。

团、营政治指导员除亲自为部队讲解形势和革命道理外，还从每个营选出若干名具有政治知识的士兵担任政治班长，由政治指导员培训，定期为部队作报告。

随着北伐战争的深入开展，我党还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宣传群众活动。

向农民，宣传免除额外税收，减租减息、减押，取消经济勒索，有田可种；向工人，宣传有集会、结社、罢工的自由，改良工人待遇，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使工人有饭吃，有工作；向商人，宣传抵制外国压迫，工商业自由发展，免除苛捐杂税；向学生，宣传改良教育制度，保障教育经费独立，普及教育，扫除文盲，学生有书读，有业就，有言论出版的自由；向妇女，宣传男女平等，
婚姻自由，废除束缚女子的法律，要放足、剪发，不穿耳环眼，不轻视再婚妇女。

政工人员沿途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召集群众大会，宣传解释这些政策。

东征和北伐战争时期，党在通过政治工作对国民革命军与国民军进行初步改造的同时，还为建立我党直接领导的革命武装做了艰苦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

在南方，首先建立了铁甲车队，继而以它为基础组建了叶挺独立团。

与此同时，党还积极进行了争取、改造旧军队的工作。

这些活动，为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我党立即走上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创建一支由自己独立领导的人民军队播下了种子，奠定了基础。

二、土地革命战争肘期，我党在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的过程中，创立了我军战时政治工作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我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的时期。

为建设一支人民军队，从南昌起义我军诞生之日起，党就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从中国革命和工农红军的实际出发，借鉴苏联红军的经验和北伐战争时期党在国民革命军中开展政治工作的经验，创立了我军战时政治工作。

这个时期，战时政治工作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南昌起义到古田会议（1927年8月----1929年12月），是我军战时政治工作的初创时期，战时政治工作经历了由创立到奠基的过程。

为了建设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到井冈山斗争的实践中，吸取党在国民革命军中的政治工作经验，逐步提出了军队建设和政治工作的一系列重要理论、方针、原则，并建立起了一些制度。

南昌起义开始了党对军队的独立领导。

党成立了以周恩来为首的前敌委员会。

前委会在起义军的师以上部队建立了党委，团建立了总支或党支部，师以上部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团、营、连三级设立了政治指导员，并号召全体官兵要坚决服从党的领导，听从党的指挥。

三湾改编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制度和军队内部的民主制度。

实行班、排建立党小组，连队建立党支部，营、团建立党委的新制度。

连以上各级设立党代表，负责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

规定部队的一切重大问题都要经过党的组织集体讨论决定。

同时，废除了封建雇佣军队的管理制度，实行官兵政治平等、经济公开，规定了三大纪律。

茶陵战斗后，动员部队执
行三大任务，贯彻红军建军宗旨。

遂川分兵，发动群众，提出了六项注意。

新城大捷后，规定了宽待俘虏政策，对俘虏不打、不骂、不杀、不虐待、不搜腰包，对受伤者给予治疗，释放俘虏，留去自便。

井冈山斗争期间，毛泽东、朱德、陈毅等工农革命军的领导人身体力行，亲自培养了我军以身作则、艰苦奋斗的作风。

从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到井冈山斗争期间，党在军队中创建的政治工作，逐步使红军成为一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有觉悟、有纪律，既会打仗，又会做群众工作的新型人民军队。

1929年12月，在福建上杭县古田村召开的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决议案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规定了党对红军绝对领导的原则；规定了对部队进行马列主义及党的正确路线的教育，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原则和方法；阐明了军事与政治的关系；确定了正确处理红军内部和外部关系的原则；提出了红军宣传工作的任务和要求；阐述了红军政治工作的作风和方法。

古田会议决议，在我军发展史上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它全面总结了我军初创时期军队建设和政治工作的经验，正确地解决了军队建设的一系列根本问题，确立了人民军队建设的根本原则，奠定了包括战时政治工作在内的我军政治工作的基础。

第二阶段，从古田会议到宁都会议（1929年12月----1932年10月），我军战时政治工作在古田会议决议指引下迅速发展，在保证红军建设和反“围剿”作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积累了丰富经验。

在1930年----1932年的一、二、三、四次反“围剿”作战中，政治工作把巩固和提高部队战斗力，保证反围剿作战胜利作为中心任务。

在开展战场宣传鼓动、发动群众进行游击战、分化瓦解敌军等方面都创造了很多新的经验。

例如：把战时政治工作划分成战前、战中、战后三个阶段，政治工作要保证和提高部队的军事素养，政治干部要学习军事，要会指挥打仗等。

第三阶段，从宁都会议到遵义会议（1932年10月----1935年1月），我军战时政治工作虽然受到了“左”倾思想的某些影响，但在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党和红军领导人的努力下，仍有很大成绩。

1931年1月，王明篡夺了党中央的领导权，推行“左”倾冒险主义。

1932年的宁都会议，“左”顷冒险主义者排挤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对党和红军的正确领导，但在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党和红军领导人的努力下，红军政治工作仍取得了很大成绩。

1934年2月1日----12日，红军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都瑞金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政治工作会议，把战时政治工作的方法与工作经验作为一个专门问题进行了讨论。

会议对红军政治工作的一些原则问题作了进一步明确，主要有：l、“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

会议认为，在革命战争中，如果没有政治工作，红军是不能战胜敌人的。

在革命军队里，如果没有政治工作，军队是不能壮大的。

政治工作是红军战斗力的源泉。

2、“政治工作要保证作战的胜利”。

会议要求，红军政治工作要围绕整个作战计划开展活动，政治工作要保证作战命令的绝对执行，一切政治工作都要为着前线的胜利。

3、“政治工作要保证提高军队的军事素养”。

第四阶段，从遵义会议到抗日战争爆发（1935年1月----1937年7月），我军战时政治工作在以毛泽东等为首的红军领导人的正确指导下，得到了新的发展。

1935年1月，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路线在党内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正确路线，从此，红军的建设又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

遵义会议后，红军在强敌围追堵截的长征途中，加强了行军作战中的思想动员，注重发挥党团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进行了阶级友爱、团结互助教育，创造了宣传群众的新经验。

红军长征经过的广大地区大都是新区，有的还是少数民族地区。

群众由于受国民党反动派的欺骗宣传和不了解红军，对红军存有怀疑、恐惧等情绪，有些少数民族地区甚至不让红军通过。

为此，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要求部队把开展群众工作，当成部队政治工作的重要任务，教育部队严格遵守群众纪律和民族政策，保护群众利益，用实际行动揭穿国民党反动派的欺骗宣传。

各部队按照总政治部的要求，一路上宣传党和红军的宗旨及政治主张，在有条件的地区，则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组织群众武装，建立革命政权。

同时，重视做好少数民族地区民族头人的工作，创造了许多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战区群众工作的经验。

这些不仅使红军得到了群众的拥护和支持，而且在经过的广大地区播下了革命的火种。

三、抗日战争的期，我军战时政治工作获得了全面的发展并逐步走向成熟
抗日战争时期，是我们党领导军事工作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达到完全成熟的时期，也是我军战时政治工作在继承红军时期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得到全面发展和走向成熟的时期。

抗日战争经历了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我党我军力量的发展也经历了上升、下降和再上升三个阶段。

根据党在抗日斗争不同阶段赋予我军的任务，政治工作积极地发挥了它的威力和作用。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我党和国民党实行了第二次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

经过八年战争的洗礼和错误路线的教训，我军无论是在战术思想方面，还是在政治建设上，已经逐步成熟起来。

1937年10月，毛泽东在和英国记者贝特兰谈话时，把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和瓦解敌军概括为我军政治工作的三大基本原则。

政治工作三大原则的贯彻执行，对于加强我军内外团结、战胜敌人发挥了重要作用。

面对日寇的全面入侵，为了统一全党全军对形势的认识，坚定抗战的信心，1938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作了《论持久战》的长篇讲演，不仅为我军做好抗日作战政治工作指明了方向，而且也阐述了具体的内容和方法。

毛泽东强调，首先要把战争的政治目的告诉军队和人民，使士兵和人民都明确为什么要打仗，打仗和他有什么关系；其次，说明达到胜利的政策和步骤。

教育全党全军团结全国人民及一切爱国抗战力量，树立持久作战的思想；再次，要把战略动员、战役动员、战斗动员相结合，方法形式要多样，使战争政治动员变成经常性的运动。

1938年，抗日战争进人战略相持阶段。

这一阶段，我军政治工作在坚持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保证党对人路军、新四军的领导，搞好整军工作的同时，着重进行了团结抗日友军的政治工作。

提出“友军工作是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中心的工作”。

1938年11月，中央军委将原来的负责友军工作的统一战线部改名为联络部，并列入总政治部的编制之内，同时，通令八路军、新四军团以上政治机关均要成立联络部门，规定其工作任务。

全军上下开展了有声有色的团结友军的工作，对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1940年8月12日，我军在华北主要交通线发动了举世闻名的百团大战，此役参战部队之多，战线之长，均为我军对日作战之首。

它进一步丰富了我军对日作战政治工作的新经验，主要有：战前的深入动员与周密准备。

其中包括：搞好战役政治动员，深刻阐明百团大战的重要性，激发部队战斗士气；根据各部队的预定任务，做好战时政治工作的演练和组织准备。

战中适时做好攻击、破路、阻击精制和反“扫荡”等各种情况下的政治工作以及战后政治工作和战区群众工作。

1941年和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极端困难的时期。

这个时期，我军战时政治工作主要是：以党政军民一元化领导对待敌总体战；用精兵简政和节约生产，战胜敌人的封锁，减轻人民负担，支持长期抗战；进行民族气节教育，反对投降，杜绝敌特汉奸的内线破坏；用强有力的政治攻势，动摇敌军军心，分化和瓦解伪军、伪组织；等等。

这些工作有效地打击了敌人，鼓舞了广大军民的斗争意志和胜利信心，为保证我党我军和各抗日根据地渡过最困难阶段，为“积蓄力量、准备反攻”，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物质基础。

当时，在敌后进行的分散游击战争，是在残酷环境下的一种全新的斗争形式，随之也产生了政治工作的许多新的特点：紧张性与连续性；顽强性与灵活性；坚定的原则性与高度的自主性；政策上讲求策略性。

1943年至1945年，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后期和战略反攻阶段。

这个阶段战斗情况紧张激烈，战场形势复杂多变，为了保证战斗任务的胜利完成，我军开展了活跃的攻势作战中的政治工作。

许多战斗部队都注意发挥各种政治组织的作用，发动各级指挥员在接敌运动、破坏敌防御设备、冲锋、打敌反扑、阻教增援、坚守阵地、敌机轰炸、施放毒气、攻击受挫、伤亡过大等情况下，及时提出鼓动口号，鼓舞部队斗志。

使战中政治工作做到普遍、及时、有力。

并且在每战结束后，大张旗鼓地宣传胜利，迅速调整组织、总结战斗经验，奖励英模，慰问伤病员，安葬阵亡烈士。

从始至终，把政治工作贯穿于攻势作战的全过程。

在这个阶段，瓦解敌军的工作也有了新的发展，获得了显著的成绩。

其特点是把工作重点放在争取大股伪军反正上，仅1944年，集体反正的伪军规模在1500人以上的就有3股，千人以下的有140余股。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在美国支持下，调兵遣将，疯狂地从人民手中窃取胜利果实，积极准备向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

于是，就出现了由抗日战争胜利到进行全国解放战争的过渡阶段。

在这个阶段，我党我军同国民党反动派边谈边打，谈谈打打，战场上呈现出一种复杂多变的局面。

因此，保证从思想上、组织上完成由抗日战争向解放战争的转变，就成为当时政治工作的首要任务。

各部队紧紧围绕战争与和平这个中心内容，持续深入地进行抗战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教育，引导部队克服和平享乐思想，为保卫抗战胜利果实而奋斗。

主要内容是：学习中央关于重庆谈判的一系列指示，克服和平麻痹思想，随时准备打退国民党的进攻；进行政治整训，克服一切幻想，加紧战备，做好迎接自卫战争的组织准备；贯彻“向南防御。

向北发展”的方针；发动群众，剿匪反霸，创建巩固根据地；开展高树勋运动，从国民党内部去准备和组织起义，对国民党军队进行广泛的政治宣传和政治攻击，瓦解国民党军队的士气。

八年抗战烽火的锤炼，使我军政治工作在理论化、系统化方面有了新的发展。

1944年4月，谭政的《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是我军政治工作继古田会议决议之后的又一历史性文献，它标志着包括战时政治工作在内的我军政治工作已进入了全面成熟阶段。

四、解放战争时期，我军战时政治工作形成了相对完整的内容和体系
解放战争时期，是我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一个历史时期。

由于作战任务的复杂多变，作战形势的多种多样，使战时政治工作的内容更加丰富。

既有山地、平原作战，又有渡江、渡海作战；既有集中几十万以上兵力的大兵团作战，又有分散的剿匪作战；既有对坚固防御之敌的攻坚战，又有长距离、大迂回的追击战。

在多种样式的作战中，各部队创造了极为丰富的战时政治工作经验。

我军战时政治工作继承和发扬以往的优良传统，初步形成了完整的体系。

解放战争初期，动员群众，组织群众，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是全党全军和解放区人民的中心任务，也是政治工作的中心任务。

当时，敌我力量悬殊，在国民党军队的疯狂进攻面前，不仅有些群众对战争前途抱有怀疑和忧虑，党内军内也有少数同志产生了惧战悲观情绪。

毛泽东同志科学地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形势，起草了《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党内指示，又在《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提出了“一切反动派
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向全党全军明确指出，我们不但必须打败蒋介石，而且能够打败蒋介石。

为了使全军指战员领会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政治工作主要在思想上加强了对部队的教育：揭露蒋介石的罪恶阴谋，激发对国民党反动派的阶级仇恨；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敌我力量的对比变化，说明蒋介石必败、我军必胜的道理；及时分析形势，宣传胜利，不断坚定全军上下“蒋必败、我必胜”的信心。

在此基础上，学习贯彻毛泽东军事思想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针，着重解决在战略上蔑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敢于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不计一城一地的得失，以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正确认识走与打的关系，不怕疲劳，不怕跑路，在运动中歼灭敌人；树立全局观念，反对游击主义、本位主义，搞好协同作战。

坚持国民党统治区游击战的政治工作，是战略防御阶段我军政治工作的又一重要内容。

它有力地保证了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在党的领导下正确开展。

教育部队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克服右倾逃跑主义思想，坚持国民党统治区的游击战争；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在斗争口号、斗争内容方面强调要从群众的要求和希望出发，联系群众的切身利益，切合群众的觉悟程度；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做到组织一元化，干部一条心。

建立以县长、区长任指挥，县委书记、区委书记任政委的党政军统一领导的指挥部。

在过去创造战斗英雄和模范工作者运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立功运动，是我军政治工作在解放战争中的一个重要突破。

为了调动指战员作战歼敌的积极性，基层连队普遍建立了“三证”，即个人有一个“动劳证”，功劳跟人走，调到哪里也光荣；连队有一个“功劳簿”，一战光荣，永远光荣；给家发个‘功劳状”，一人立功，全家光荣。

1946年12月，新四军兼山东军区及时总结经验，发布了开展立功运动的指示，随即颁布了《立功运动暂行条例》。

到1947年初，立功运动在全军上下，前方后方，部队机关，野战和地方军，正面战场和游击区，形成了热火朝天、气壮山河的群众运动。

它大大激发了部队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有效地提高了部队的战术技术水平，促进了战斗的胜利和各方面工作开展。

开展团结互助运动，是政治工作在解放战争中的一个新创造。

“王克勤运动”是突出的范例。

王克勤是1945年邯郸战役中的解放战士，在党的教育下，在部队中曾历任班长、排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