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语言文化

天津方言，不是天津地区的方言，而是特指以天津旧城为中心的一个尖朝南，底朝北的三角形方言岛内人们所说的土语，即天津话。

这个方言岛以北的居民，语言接近北京话，东北一带接近唐山一带方言，西南和东南则接近静海方言。

由于方言岛内居民祖先可能是来源于明初的安徽省东部和江苏省北部。

因此，这个方言区内的语言与“岛”周围的天津土语有很明显的区别。

[编辑本段]
概况
天津话，中国北方方言中的一种，流行于天津及其周边地区。

天津地区虽然面积不算太大，但各处天津话仍有些许区别。

一般认为，天津话以南开区的语音最为纯正，南开区相当于旧城里地区(也就是天津仅有的四条正南正北马路：东马路、南马路、西马路和北马路所围起来的地区)以及附近的南市地区和娘娘宫（中国最北的一座妈祖庙）附近地区。

起源假说
中国人类学家李世瑜，在比较了天津话与周边方言的特点后，认为天津话是一个孤立的方言岛，提出了“天津方言岛”学说。

即天津话不是由周边的方言演变而成，而是被周边相似方言包围的，像一个孤岛一样的独立的方言区。

天津话的起源目前说法不一。

一种说法是，天津话是土著方言，是由静海话在声调发生演变之后而逐步形成的；另一说法从民间传说出发，不少天津人都听老人讲祖上在山西洪洞大槐树村，而根据有关资料，也确实发现天津许多早期人物籍贯是山西，因此山西移民的记载，使得一些人相信天津话来自山西；第三种说法认为天津人是“燕王扫北”时从江苏、安徽移来的，因此天津话的来源于苏、皖。

根据目前从历史及语音等角度考证，第三种说法最为可信。

历史发展
“燕王扫北”即明成祖朱棣在登基之前被封为燕王，被明太祖朱元璋派往北京、天津一带戍边。

同时他也带去了不少家乡及附近的人——包括大量安徽人和苏北人等——戍边屯垦。

后来朱棣夺取帝位，亲赐天津这个地名，在此筑城设卫，即天津卫。

至此，天津成为真正的城市，并且从安徽及苏北来的军人是最大的群体。

他们的家眷、亲属等也随他们迁入天津。

这样，他们占据了当地的上层地位，其使用的江淮方言也成为强势语言。

而天津卫内其他地区的人较少，所以形成北京音与静海音包围天津方言岛的态势。

到了清朝，天津改为州，后来改为府。

天津在清代也是淮军的大本营。

天津同北京的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而且天津还是离京城最近的大都市，不少官员、贵族等在此做官或修宅。

因此，宫廷用语开始影响天津话。

此时，天津话开始同北京话进行了双向影响。

天津话与北京话出现了大量相同的词汇与读音。

而从清朝晚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很多曲艺形式，包括京剧、相声、京韵大鼓等都经历大发展，不少艺术家在京津两地演出，其中不乏名家，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北京话与天津话的相互影响。

如“捅漏子”的“漏子”，原本是北京话；而“糟改”原本是天津话，但在京津两地都有使用。

到了现代，尤其是随着推广普通话的进行，天津话已经开始靠近普通话，一些词语只在老人的口中能听到，年轻人很少使用。

发音特点
中国人类学家李世瑜通过实地考察发现，天津话与以宿州为中心的淮北地区的方言最为接近，并认为，天津话脱胎于此。

这个地区的发言属于中原官话的宿州-徐州片区，而淮河以南则属于江淮官话，还是有不少差别的。

蚌埠、凤阳一带方言只与天津话的阴平(一声)都读低平调，其他的音调都与天津话有差距，特别天津话是没有入声字，而蚌埠、凤阳的方言都保存了许多入声字。

而宿州地区的方言则与天津话非常接近，李世瑜用天津话与当地人对话中，当地人甚至没能认出李世瑜是外地人，可见其接近程度。

周恩来是淮安人，他虽然在天津工作学习生活过，但他后来为人熟知的口音并不是那时候形成的，而是他的家乡话。

这样，他的口音为什么听起来很像天津话就不难理解了。

[编辑本段]
溯源
天津有个“方言岛”
但凡天津人都知道，杨柳青、咸水沽一代人说的话，似乎很“隔色”。

在天津这地界儿，隐隐有这么一条线，线的这一头是“您(ní）了这(jiè）是干(gǎ)嘛(mà）呀”的天津话，一脚迈到线那头，就好像到了外地。

这条线到底在哪里，1954年，现年81岁高龄的李世瑜全面找出了天津地区四面八方的语言分界线，确立了“天津方言岛”学说，画出了“天津方言区域图”。

李老告诉记者，他过去住在西头梁家嘴，从小就注意到一个事实：在他家的那些男女佣人，串街走巷做小生意的，卖青菜、西瓜的，掏粪的……都不说天津话。

李老问过他们说的是什么话，他们不是说杨柳青、静海县，就是说海下、咸水沽，要么就是武清县、白洋淀……他又发现一个事实，就是我们讲的口语中所用的词汇有许多是与课本上、书籍上、报纸上不一致的，字典上也查不到，大人们说这是土话，或者是“杂言”。

上个世纪40年代初，李世瑜开始搜集这些土话。

他说，天津方言与附近地区的方言有许多差别。

住在市区的人到郊区去，走一段路就会发现语言变了。

在李世瑜的地图中，标明七个方言小区，(1)就是天津方言区，呈倒置的等腰三角形。

天津旧城是天津话的中心，它的四至(即等语线或同言线，同语线圈)从东郊徐庄子开始经赵庄子、张贵庄、翟庄子、芦庄子、西郊北马集、南马集、北里八口、大韩庄、大芦北口、小南河、陈村、侯家台、邢庄子到曹庄子。

在这范围的西北方向是(3)，即北郊方言区。

这里又分为A、B两区。

(5)即东郊方言区。

(4)即静海方言区(属静海音系)。

以及(2)即武清方言区(属北京音系)。

由于(1)即天津方言区，它的东南西三面都被静海方言区包围着，这种现象在语言学上就称(1)为“方言岛”。

所谓方言岛是外来的方言势力占据原来某方言区，形成被原来方言区域包围着的独立的方言孤岛。

全国这种例子不少，大都因移民所致。

北方方言区内最著名的方言岛是承德，它距离北京近二百公里，但居民操纯北京话，就是由于康熙时兴建避暑山庄和外八庙，大批供奉、保卫人员移住该地，定居下来，以致压倒原来居民所操方言，使之同化于北京话，因此承德形成一方言岛。

至于天津方言岛，它的移民是从哪里来的即它的语源在哪里？李世瑜表示，这里应先解决两个与之相关的问题。

一是确定方言岛即画出它的等语线，主要根据天津话的语音特征：阴平(一声)读低平调，在天津周围找不到。

图上倒置的等腰三角形的两腰外侧都是静海方言区或属静海音系的海下方言区。

两腰村子，有时近在咫尺，但语意也迥然不同。

主要是阴平的低调在两腰外的地点
中突然消失，其他声调也有所改变。

一个极端的例子是北斜村，这里恰在等语线上，村子北由南运河引来的小河隔开，河东半操天津话，即阴平读低平调。

而河西低平调突然消失变成静海话。

在天津方言岛即那个等腰三角形的底边则情况略异。

(3)方言区是过渡阶段，阴平读低平调的现象是珠江消失的，越往北低平调的越少。

到(2)方言区才全部读成高平调。

二是，为什么从天津话中心旧城往北不过一公里，从东于庄、西于庄语音就变了——尽管它是个过渡地区，而往南到二十多公里的大八里台，大孙庄一线才变呢？
因为，燕王的驻军以老城厢为根据地，无论是向北、向西还是向东开垦，都是不可能的。

这三个方向都有人密集居住，常年耕作。

村民不会让外来的人口占据熟地，所以驻军只能向南方开垦。

天津地区原是个退海地，自从三十年前发现渤海湾西岸三道古海岸遗迹后，才确认，战国时期天津地区的聚落点还散布在沿张贵庄到八里台一线上，当时军粮城到咸水沽一线之西还是动荡不定的沼泽。

而在旧城以北地区则在新石器时代已成陆地且逐渐开发。

明初，天津地区的地位更为重要，建卫筑城之后，移民聚集，占据原属静海地面定居，向北阻于南北运河和子牙河，那是早已开发的武清地界。

往南多沼泽、苇塘、荒地，移民尽情占用，因此一直开到二三十公里以外。

由此说明，天津方言区形成方言岛，是由操着天津方言的少数居民，他们的方言也逐渐同化于天津方言的“母方言”。

哪儿是天津话的根？
近于凤阳音，又似徐州语，类同淮安言，最像宿州话。

在李世瑜提出“天津方言岛”学说后，学术界一致予以认可，但对天津方言的语源却有不同的说法。

一说，是流行在天津这一地区的一个土著方言；或说，是由静海话在声调发生演变之后而逐步形成的；另一民间传说，是从山西洪洞大槐树村移来的；市历史博物馆的陈列根据志书所载，许多早期人物籍贯是山西，文献中也有“自山西移民”的记载，故也主此说；另是“燕王扫北”时从江苏、安徽移来的。

李世瑜认为，从语言现象上看，“燕王扫北”一说是较符合实际的。

“燕王扫北”，是流传民间已久的传说。

朱元璋称帝后，仿效古人，封了许多藩王。

四子朱棣握有重兵，且屡建战功，故遭朱元璋忌惮。

为了削弱他的实力，洪武三年朱元璋封他为燕王，让他带领大批老弱残兵到北京、天津一带戍边。

据说，当时募兵的标准是“弱冠不挑，而立不去，天命之年随军去”，意思是说，随燕王扫北的人，二三十岁的人都不许去，只许五十岁左右的人去。

无疑，这些人都是有家小的，就是说，燕王确实从固镇一带地区招募了很多士兵，带着家属开赴北方。

且不说传说怎样，有一点是确定的，那就是在燕王扫北前后，苏皖地区不断有移民到天津地区，江淮人逐渐地占了压倒性优势，才确立的天津方言岛。

从山西或其他地方移民天津的人，由于不是大批的，无论是操什么方言，也都会被同化。

燕王是安徽凤阳人，他带兵北上定会从他的家乡及附近招募士兵，包括随军家属或其他移民，而且这些人有“明初有戍天津者，因家焉”(《天津县新志·汪来传》)。

所以《卫志》户口有军籍，官籍。

通过上述逃荒、漕运、戍边等，大批人定居到天津。

《卫志·毛恺德政碑》记：“天津近东海，故荒石芦荻处。

永乐初始辟而居之，杂以闽、广、吴、楚、齐、梁之民。

”这些史料、说明了明朝初期天津卫人口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从军经商的吴人成了天津卫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

再加上这些人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比较高。

于是，具有低平调的江淮方言成了天津卫的通用语。

追寻天津话足迹
确立了天津话的来源，就要弄清楚，天津话的“母方言”到底在哪里？凤阳？蚌埠？淮安？还是……上世纪80年代，已经60多岁的李世瑜先后两次南下，奔波于安徽的各个城市。

洪泽湖畔，留下李老踯躅的身影。

线索遍布
出行之前，几种线索形成不同的画面，呈现在李世瑜的面前。

线索一：80年代，“凤阳杂技团”到天津表演，讲解员说的完全是“天津话”，李世瑜以为是临时雇用的天津人来当讲解员。

表演结束后，他和演员谈话，才发现，他们的口音和讲解员差不多，他们说的就是自己的家乡话。

李世瑜联想到，天津西于庄有一种民间舞蹈——花鼓，他们的唱词、鼓点、舞蹈、服饰都是从凤阳来的。

听黄梅戏的时候，也常常感到道白很像天津话。

线索二：一次他从合肥乘车南下，列车员说的都是“天津话”。

李世瑜以为这是天津列车段的乘务员调到淮南铁路段的。

经询问后，才知道他们说的也是家乡话。

一位在徐州工作的天津人告诉他，徐州话和天津话差不多，只要动几个音就可以了。

凡此种种，都让李世瑜意识到，天津方言的“母方言”很可能与苏北、皖北一带有关，特别是以凤阳为中心的地带，当年燕王扫北时所带的兵可能就是从这里招募的，后来在天津定居下来。

线索三：周总理的口音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他的口音和天津话很像，因为他的阴平(一声)读低平调。

淮安是周总理的故乡，这样就又使他意识到，以淮安为中心的方言有可能是天津方言的“母方言”。

寻访：凤阳不是老家
带着这些假设，1986年9月，李世瑜开始了寻访工作，先去凤阳。

李世瑜在蚌埠下车，先调查了蚌埠方言，边听边录音边研究，结果却令人失望。

因为除了它的阴平(一声)也读低平调之外，其他的音调都与天津话有差距，尤其保存了许多入声字，而天津话是没有入声字的。

如果加快语流速度，他们便有听不懂的地方了。

到了凤阳，发现那里的方言不像杂技团的成员那样，而是和蚌埠基本相同，可能是杂技团的人并非都是凤阳人的缘故。

与此同时，李世瑜发现，凤阳的方言南部和北部还有差异，南部入声字更多一些。

他又调查了凤阳附近的临淮和留埠，结果也是一样。

抵达淮安后，同样是一无所获，李世瑜的线索一下子断了。

凤阳和淮安是天津方言的“母方言”的推断，被事实否定了。

偶遇：宿州才是正根儿
绕着高邮湖、洪泽湖地区跑了一圈之后，天津方言的“母方言”似乎还在云里雾中。

李世瑜决定再到安庆寻访。

在从徐州乘火车前往安庆的途中，他却有了出人意料的收获，这个收获成为李世瑜寻访成功决定性的因素。

火车上很拥挤，李世瑜和很多人一样是“站票”。

火车过了宿州后，李世瑜身边的两个人因为抢座吵了起来。

一口纯正的天津话，从两个人嘴里硬硬地甩出来。

李世瑜以为碰到了老乡，便劝起架来，“都出门在外的，都不容易，别吵了。

”抢座的人眼眉一立：“嘛！嘛出门在外！我，我就这儿的。

”
一句话，让李世瑜大喜过望，安庆不去了！他干脆跟着这两个人下了火车，下车的这一站叫固镇，在蚌埠北48公里处。

一到固镇火车站，李世瑜以为回到了天津，充斥双耳的统统是他从小听到大、说到大的天津话。

车站的茶摊前，一位老掌柜和他们搭起了话，一种“共同语言”让他们相谈甚欢。

至今李世瑜的录音带里还留存着这样一段精彩的对话。

“两位同志，你们哪儿人哪？”“您听我们是哪的人？”老人迟疑了一下：“听你们的口音是本地人，可我怎么没见过你们啊？”原来，固镇来来往往的人都要经过这个火车站，老掌柜差不多都认识。

老掌柜告诉李世瑜，固镇属于宿州市，宿州市距离固镇45公里。

兴奋的李世瑜马不停蹄地回了宿州，历经数月的调查，天津方言的“母方言”终于现出了真容——天津话来自以宿州为中心的广大的江淮平原。

这是燕王朱棣所赐。

在流传民间已久的“燕王扫北”传说里，朱元璋四子朱棣握有重兵，且屡建战功，故遭父皇忌惮。

为削弱他实力，洪武三年朱元璋封他为燕王，让他带领大批老弱残兵到北京、天津一带戍边。

当时募兵的标准是二三十岁的人不许去，只许五十岁左右的人去，这些人无疑都有家小。

燕王确实从固镇一带招募了很多士兵，带着家属开赴北方。

到晚清，李鸿章调淮军六万人驻守天津，最终又都演变成天津人。

结论：天津话来源于南方安徽宿州
天津相声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正是休闲大好时光。

劝业场附近的茶园又迎来了喜爱相声的新老观众，一杯茶、一包瓜子，整整可以让人笑一晚上。

在这里演出的相声演员有老有小，辈分最高的当数相声界第五代演员———今年72岁的尹笑声先生，他是当今相声界辈分最高的演员之一，同时也是已故相声大师马三立的高徒。

“在这里演出的相声演员，不单为了挣钱，更主要的是将这些传统的相声段子说给观众，让观众了解相声的魅力和内涵。

尽管现在相声不景气，但传统的经典名段在观众中还是非常有市场的。

”身材魁伟的尹老爷子实话实说。

历时三年零一节师傅教徒手把手
尹笑声的父亲尹寿山是第四代相声演员，当年在天津也是一个腕级人物。

尹笑声6岁开始从师学艺，可以说是在相声堆儿里长起来的。

尹笑声说，过去学相声讲究“三年零一节”才能出师，一个好的相声演员在出师后便可以自己登台演出了。

据了解，过去学相声要吃住在师傅家中，由师傅承担徒弟的各项生活费用，直到出师为止。

过去学相声孩子的家庭一般不富裕，把孩子交给师傅，一方面可以使孩子学会挣钱的本事，另一方面还可以给家里节省些花费。

学徒在拜师后的半年之内，基本就是跟着师傅到各个场子看演出，一边充当师傅的跟班一边观看师傅的表演，师傅下台就沏茶倒水，这样耳熏目染过个半年多，师傅认为徒弟对相声有些感觉了，就开始教授了。

“那时学相声完全是口传心授，师傅怎么教，徒弟就怎样背，用句行话就是‘嘴对嘴地喂’，根本没有课本。

”尹笑声讲述着当年的教学情景，“现在有公开出版的相声集子，囊括了许多经典段子，如果一个相声爱好者用用功，完全可以背个几十段，但他并不能把这些段子表演出来。

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人交给他如何使用每句台词。

而过去师傅教徒弟，不光教台词，还要教台词的‘迟、急、顿、挫、高矮音、上下句、大小劲、神、相’。

大概用一年多时间，师傅将各种相声段子教授完成，而学徒也可以将台词完全掌握，欠缺的就是舞台经验了。

”
到了第三年，师傅开始领着徒弟到剧场登台演出，这时登台，不但学徒挣不到钱，师傅反而要向剧场的负责人使些好处，让剧场给徒弟提供演出机会。

三年期满，徒弟就把相声学的差不多了，也能上台挣钱了。

但这时还不算正式出师，还要有一节的期限，作为对师傅的回报。

过去讲究五月节(端午)、八月节、春节三节，学徒期满后，要给师傅说满三节中的一个档期，收入全部归师傅所有后，才能正式出师，真正走上自己闯荡的道路。

徒弟初演爱忘词师傅捧哏暗地帮
演员初次登台，由于舞台经验不够再加上心里紧张，常说错台词或忘词。

相声演员忘词怎么办呢？尹笑声说，相声演员忘词一般人看不出来，这主要因为过去相声的台词不是很固定，同一个段子，不同演员说，一些细节就可能不一样。

但年轻演员登台时，则可能将最明显、最重要的台词忘掉。

过去的徒弟在前几次登台时，一定是师傅和他一起表演，徒弟逗哏，师傅捧哏。

“三分逗、七分捧”这是形容捧逗之间的关系，师傅由于演出经验丰富，一定要亲自给徒弟捧哏。

徒弟逗哏时，师傅在一旁尽心捧哏，一边观察徒弟动态，一发觉有忘词或说错话，赶紧替他遮掩过去。

尹笑声告诉记者，过去的学徒刚开始登台时，多数说些“贯口”和“子母哏”的相声，说贯口是最容易出错的，出现忘词也最明显。

不过，有师傅在旁边用语言粉饰，不知底细的人也很难察觉。

据他介绍，有一次一个年轻演员说《报菜名》，说到“焖白鳝、焖黄鳝”时，突然脸上颜色一变，出现了停顿，但按照规矩，这里是没有停顿的，在一旁捧哏的师傅马上发现了这里的破绽，就知道徒弟忘词了，马上接了一句“菜还真不少，如果有点鱼就太好了。

”徒弟经师傅这句提醒，马上想起来下面的词，接了句“有鱼啊，豆豉鲶鱼……”又接着背了下去，顺利说完了整个段子。

北京出生天津长清门浑门竞辉煌
相声是“北京生，天津长”，相声大师马三立生前也说过“相声是北京发源，天津发祥”，天津是相声演员的摇篮。

那么，是谁从北京将相声带到天津呢？本市著名相声演员、相声大师张寿臣先生的弟子田立禾先生说，阎德山、裕二福等人应该是最初在津献艺的相声艺人。

裕二福是满族人，1880年由京来津时已经40岁，初来时在北开市场撂地“画锅”，一年后登上茶楼。

阎德山擅演单口，以说中小笑话见长，张寿臣先生的《小神仙》就是按照阎德山的脚本而来。

生于1899年的“幽默大师”张寿臣，虽没见过裕二福、阎德山等人，但还是称他们为“相声在津的开拓人”。

张寿臣先生曾经亲口对田立禾说过“这个段子是打阎德山先生那儿来的，感谢老听主转述。

”田立禾先生说，裕二福是满族人，属于“清门”，也就是现在说的票友，不是专门靠卖艺为生，与民间的“浑门”演员有些不同。

当时的清门相声演员多是八旗子弟，因此在师承关系上和现在所说的相声祖师朱少文没有关系，但他们的艺术成就不能被忽视。

撂地画锅求生存相声艺人苦作乐
旧时天津的演出场所并不多，除在茶馆、杂耍园子演唱外，主要还是在街头和庙会“撂地”卖艺。

“围坐团团密复疏，开场午正到申初。

风高万丈红尘里，偏有闲人听说书。

”用艺人自己的话说：“俩肩膀扛着一个脑袋，有块地就能演。

”
尹笑声说，三不管是杂耍艺人“撂地”卖艺的重要场所，相声“撂地”的发祥地就在南市三不管。

1900年以后，三不管出现雏形，20世纪30年代以后日渐繁荣。

“撂地”卖艺的地场分为三等：上等的设有遮凉布棚和板凳；中等的只有一圈板凳；下等的什么设施都没有，只有一块空地。

相声艺人用白沙子在地上画个大圈就开始表演，行话叫做“画锅”，无非靠它吃饭的意思。

自嘲是“刮风减半，下雨全无”，过的是“雨来散”的生活。

相声就在人群之中，以“说”、“学”、“逗”、“唱”求得生存。

然而挣钱并不容易，有时说完一段要钱，观众却一哄而散。

艺人出于无奈，不得不耍“生意口”，甚至说些损话：“小哥儿几个侍候您一场不容易，玩艺是假的，精气神儿是真的。

带着零钱，您费心掏点儿。

带多了多给，带少了少给。

”“您若身上不方便，没带钱，许您白瞧白看，请您站脚助威。

”有时为了凑够整钱，加演小段，凑足以后，再接着演。

直到相声进入茶园、剧场后，相声演员的生活才逐渐有了保障，演出内容也开始去粗取精，变得文明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