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留学生规则字偏误分析_基于中介语语料库的研究_高立群

语言教学与研究2001年第5期
外国留学生规则字偏误分析
———基于中介语语料库的研究
高立群
提要　本文根据中介语语料库数据,对外国留学生在读音规则形声字和不规则形声字的错误进行了对比分析。

结果显示,国籍(母语)和HSK等级和留学生形声字的掌握有密切的关系;外国留学生对规则字和不规则字的学习掌握没有差别,表明他们对规则和不规则字具有同样的依赖字形信息的加工策略,这一点符合直通模型的假设;欧美和韩国留学生在不成字部件构成的汉字上的错误率高于成字部件构成的汉字,这部分支持了外国留学生在形声字的认知加工中主要依赖字形信息的观点。

关键词　汉字习得;形声字;规则字;不规则字;字形和字音
一　引言
在对字词进行阅读、命名或者语义判断等认知加工时,需要通达该字词在心理词典中的词条表征。

在由外界刺激模式激活心理词典相应词条的过程中,有两种信息可以被利用:词形和语音信息。

那么,哪一种信息才是对词汇通达起决定作用的呢?
1.1拼音文字方面的研究
在拼音文字方面的研究中,对此问题主要存在三种理论观点。

第一种被称为语音中介理论,它认为在词汇加工过程中,形态信息并不能直接激活心理词典中的词汇信息,而必须经过由形—音这一加工阶段,然后再由语音信息通达心理词典中的词条(Van Orden,et.al.1988)。

其次是直通模型(Direct Access Model),该理论认为在阅读中通达心理词典中的词条主要是通过词的形态特征实现的,因为依据形—义的通路要比形—音—义的通路环节更少,加工也更为直接、快速和有效(McCuster,et.al.1981;Fleming1993)。

虽然也有研究(Grainger& Ferrand1994)表明在词汇加工的过程中存在语音的自动激活,但它对形—义通路没有影响,而只是一个词汇加工的伴随现象。

Coltheart等(1993)提出的双通道模型可以说是对前两种理论的结合,它认为在词汇加工中存在两条不同的加工路径:词汇通路和非词汇通路。

在词汇通路的加工中,词汇的形态特征会直接激活心理词典中的相应词条,并获得词汇的语义和语音信息。

非词汇通路的加工则是
本研究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资助(项目号:99BYY014)。

本研究的语料收集工作得到了崔永华、陈小荷教授的大力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由外界字母串的形态特征经过一个形音转换规则(Grapheme-to-Phoneme Conversion Rule, GPC)获得该字母串的语音,然后这些语音信息再激活心理词典中相应的词条和语义信息。

在实际的词汇认知加工中,这两条加工路径是被平行启动、相互竞争的,哪一个加工路径加工快,它就决定词汇加工的结果。

1.2汉语方面的有关研究
现在国际语言学界把文字分成浅层文字(如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文,西班牙文)和深层文字(希伯莱文、英文)两种。

浅层文字容易见形知音,而深层文字见形知音较困难。

汉字是一种表意文字,和这些文字相比,字形和字音的关系不,因此一些研究者(周晓林1997)认为在汉字的加工中,形态信息在汉字语义通达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语音信息是不发挥作用的。

但也有人不同意这种看法。

他们认为汉字虽然是表意文字,但也有标音功能。

王凤阳(1989)系统探讨了形声字在汉字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后认为,大量发展形声字是汉字独特的表音道路。

还有许多学者利用汉字材料对汉字语音的作用进行了深入的实验研究。

张厚粲等(1989)和Cheng等(1988)以及Perfetti等(1992,1995)在启动实验、词汇判断和同义判断等多种认知作业中,均发现了汉字语音的早期自动激活现象。

Perfetti和Zhang(1991)和Tan等(1996)的研究更是在时间进程上证实了汉字的语音激活发生在语义通达之前。

另外,有关汉字规则性效应的发现也有力地支持了汉字加工中语音具有重要作用的观点。

形声字是由形符和声符构成的,声符和整字读音相同的字我们通常称之为规则字,声符和整字读音不同的字则是不规则字。

大量的以汉语母语者为被试的实验研究(Hue,et.al.1992; Peng,D.et.al.1994;Zhou et.al.1999)表明,规则字在命名作业中的加工速度要快于不规则字,这就是规则性效应。

另外,有研究(高立群2000a)还发现在形声字的语义范畴作业中,低频规则字的判断时间也比低频不规则字的判断时间要短。

1.3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研究
外国留学生在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时,对汉语字词的加工主要依赖的是形态信息呢,还是语音信息呢?笔者在对外国留学生汉字校对作业的研究中(高立群2000b)发现,在汉语校对阅读过程中,无论是初级、中级还是高级汉语水平的外国留学生,同形错别字的检出率要明显地低于同音错别字,这表明形态信息在外国留学生的汉字识别过程中始终起着主导作用。

我们还发现,日韩留学生汉语形声字的错误率和非形声字的错误率并没有差异,由此我们推测日韩留学生对汉语形声字的加工和非形声字一样,为整字加工。

另外,还发现欧美留学生在甲乙级非形声字和形声字的错误率上没有差异,但在丙级字方面,形声字错误率要明显高于非形声字。

由此我们推测欧美留学生在低频形声字的加工方面不同于非形声字,可能使用了部件策略(高立群2000c)。

形声字的部件不仅在读音上有可能和整字相同和相近,而且在字形方面也和整字部分相同。

那么欧美留学生在汉字形声字的加工中所使用的部件策略是依赖于部件形的信息还是利用了部件的表音性信息呢?为此,我们对外国留学生读音规则的形声字和读音不规则的形声字的错误率进行了分析,以进一步探讨形态和语音信息在外国留学生形声字认知加工中所起的作用。

二　规则字和不规则字的比较分析
2.1语料的选择
我们从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开发的中介语语料库中分别选取日本留学生使用过的4265个
汉字、韩国留学生使用过的2551个汉字和欧美留学生使用过的2550个汉字,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筛选了日、韩、欧美学生共同使用的形声字1891个作为分析之用。

在筛选的1891个汉字中,按HSK等级划分共有甲级字547个,乙级字630个,丙级字379个,丁级字271个,超纲字64个;按结构类型划分共有上下结构401个,左右结构1255个、半包围结构221个,嵌入结构14个;按部件数划分共有2部件字577个,3部件字793个,4部件字371个,5部件字124个,6部件字22个,7部件字4个。

2.21891个规则形声字和不规则形声字的错误分析
2.1.1欧美、日、韩学生1891个形声字的错误分析
我们预测外国留学声对规则字和不规则字的掌握会表现出不同,并且不同母语的学生可能在规则字和不规则字的学习方面也会表现出不同。

因此,对1891个规则字和不规则字的错误率分布进行了对比分析,表1列出欧美和日韩留学生在1891个规则字和不规则字的平均错误率。

表1　1891个规则和不规则字的平均错误率(%)分布
　HSK等级欧美留学生日本留学生韩国留学生
不规则字
甲5.03.34.2乙7.24.25.2丙6.15.05.0丁5.15.57.2超纲4.45.85.9
规则字
甲5.74.04.9乙6.44.97.1丙8.44.84.6丁3.34.85.6超纲8.15.310.2
对此进行ANOVA分析,结果显示,HSK等级(F(1,1881)=4.35,p=.002)和国籍(母语)因素(F(2,3762)=4.83,p=.008)的主效应均达到了显著水平,规则性因素(F(1,1881)=2. 43,p=.12)的主效应没有达到显著水平;规则性因素和HSK等级的交互作用(F(4,1881)= 1.74,p=.14)规则性和国籍因素的交互作用(F(2,3762)=.74,p=.48)以及规则性、HSK等级和国籍因素三者的交互作用(F(8,3762)=1.59,p=.12)均未达到显著水平;但是HSK等级和国籍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F(8,3762)=2.95,p=.003)达到了显著水平。

进一步的简单效应分析显示,韩国留学生对乙级和丁级字的错误率显著地高于甲级字(F(4,1886)=4.08,p =.003);欧美留学生对乙级和丙级字的错误率显著高于甲级字(F(4,1886)=3.54,p=. 007);日本留学生对乙级、丙级和丁级字的错误率显著高于甲级字(F(4,1886)=3.12,p=. 014)。

从分析的结果可以看出,国籍(母语)和HSK等级都影响汉字掌握,但是我们所关注的规则性对各国留学生的汉字错误率没有影响,这是否表明外国留学生对规则字和不规则字的认知和学习机制是相同的呢?对此,我们尚不能断言,因为在上述语料中,规则字和不规则字在字频、HSK等级、笔画数、部件数和结构类型等诸多影响汉字认知的因素方面可能不平衡,这有可能对规则性因素作用的表现产生影响,因此还需要进一步的深入分析。

2.1.21891个规则字和不规则字的频率、部件数、笔画数及结构分布
为了验证字频、HSK等级、笔画数等因素可能掩盖了规则性因素作用的假设,我们对1891个规则字和不规则字在字频、部件数、笔画数、结构类型和HSK等级等方面的分布进行了分析和检验。

另外,为方便计算,我们在结构类型上分别用1、2、3、4、5来表示独体、上下、左右、半包围和内嵌结构的汉字。

表2列出了1891个规则字和不规则汉字在字频、部件数、笔画数、结构类型和HSK等级等方面的数据分布。

对这些数据采用One-Way-ANOVA分析,结果显示,规则字和不规则字在字频(F(1,1889)=6.96,p=.008)、部件数(F(1,1889)=20.59,p=.000)、笔画数(F(1, 1889)=18.74,p=.000)和结构类型(χ2(3)=21.97,p<.001)等方面的差异均达到了非常显著的水平,HSK等级(F(1,1889)=2.80,p=.094)也接近显著水平。

这一结果表明,规则字和不规则字在字频、部件数、笔画数、结构类型和HSK等级等影响汉字认知的主要因素上都存在差异。

与规则字相比,不规则字的HSK等级、字频更高,部件数和笔画数更少,上下结构和左右结构的汉字所占的比例更高。

表2　1891个规则字和不规则字的字频、部件数、笔画数及HSK等级的分布
　笔画数部件数字频HSK等级
不规则9.602.99.30182.27
规则10.203.19.22832.35
彭瑞祥等(1980)和喻柏林等(1990)在研究中发现,汉字的字形结构对汉字的认知加工具有显著的影响;Zhu等(1991)、张武田等(1992)和彭聃龄等(1997)在实验中均发现汉字的笔画数和部件数对汉字的认知加工具有显著的影响,因此,规则字和不规则字在部件数、笔画数和结构类型上的差异可能对规则性效应造成了干扰,因此我们决定在对上述因素进行匹配之后再对规则字和不规则字的偏误进行对比分析。

2.3匹配频率、部件数、笔画数及结构类型等因素之后规则字和不规则字的分析
2.3.1材料的匹配
为了将字频、部件数、笔画数和结构类型等因素和规则性因素分离出来,我们以1891个形声字为基础,对规则字和不规则字再次进行了筛选。

首先,将1891个形声字按照HSK等级进行分组,然后分别在甲、乙、丙、丁四个组中对规则字和不规则字进行配对选择,匹配的项目包括字频、部件数、笔画数、结构类型等一些影响汉字认知的主要因素。

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平衡上述因素在规则字和不规则字之间造成的不均衡影响,以便我们能够更加客观、准确地分析读音规则性这一因素对汉字认知所产生的影响。

在经过上述匹配之后,我们共保留了112个规则字和112个不规则字。

在这224个汉字中,按HSK等级划分共有甲级字82个,乙级字96个,丙级字26个,丁级字20个;按结构类型划分共有上下结构22个,左右结构192个,半包围结构8个,嵌入结构2个;按部件数划分共有2部件字78个,3部件字112个,4部件字34个。

2.3.2　匹配后224个规则和不规则汉字频率、部件数及结构类型分析
我们在HSK等级和结构类型因素上,对112对规则字和不规则字进行了一一对应的匹配,因此两组汉字在这两方面不存在任何差异。

除此之外,为了进一步检验规则字和不规则字在字频、部件、笔画数和结构类型等因素上是否达到了匹配,我们对这两组汉字的上述几项因素分别进行了分析和检验。

表3　所选规则和不规则汉字的频率、部件数和笔画数的分布
读音规则性HSK等级频率部件数笔画数
不规则10.44702.788.68 20.13122.969.27 30.05852.698.62 40.02023.009.80
规　则10.48112.788.68 20.13182.969.17 30.05742.698.62 40.02073.009.80
表3列出了224个规则字和不规则字在字频、部件数和笔画数等方面的分布。

对这些因素采用One-Way ANOVA分析,结果显示,规则字和不规则字在字频(F(1,196)=.062,p=.
80)、部件数(F(1,222)=.00,p=.10)和笔画数(F(1,222)=.038,p=.85)等方面的差异均未达到显著水平。

这一结果表明,经过匹配,规则字和不规则字在HSK等级、结构类型、字频、部件数和笔画数等影响汉字认知的主要因素上达到了平衡。

2.3.3欧美、日、韩学生224个规则字和不规则字的错误分析
表4列出了欧美、日、韩留学生在224个规则字和不规则字上的平均错误率。

对此进行国籍(母语)、HSK等级和规则性三因素的repeated-measures-ANOVA分析,结果显示,国籍(F (2,432)=1.23,p=.30)、HSK等级(F(3,216)=.86,p=.46)和规则性(F(1,216)=.28,p =.60)三个因素的主效应以及相互间的交互作用都没有达到显著水平(p>.2)。

表4　欧美、日、韩留学生224个规则字和不规则字平均错误率分布(%)
读音规则性HSK等级欧美留学生日本留学生韩国留学生
不
规则
字甲5.14.44.4乙5.74.55.1丙3.75.97.8丁5.01.12.5
规则字甲4.83.05.0乙4.26.65.2丙6.25.95.2丁3.32.28.9
2.2.4讨论
分析结果显示,欧美、日、韩留学生规则字和不规则字的错误率没有表现出差异,这似乎表明他们对规则字和不规则字的认知学习机制没有差异。

在字形方面,无论是规则字还是不规则字,它们的部件—整字关系都是部分相似的;在字音方面,规则字的部件—整字关系是一致的,而不规则字的部件—整字关系不一致。

如果外国留学生和汉语母语者一样,对形声字的加工也依赖字音的话,那么他们在规则字和不规则字的错误率方面应该表现出差异;如果只依赖字形的话,则不应在错误率上表现出规则性效应。

分析结果显示,各国留学生在错误率方面没有表现出规则性效应,由此推断外国留学生对形声字的认知加工主要依赖于字形信息,这一结论和笔者以前的研究结果(高立群2000b)是一致的。

如果情况果真如此,那么我们可以推论,形声字的部件如果成字,其熟悉度必然高于不成字部件,其在形、音方面的加工也必然较不成字部件具有优势,那么由成字部件构成的形声字
应该在认知加工方面较由不成字部件构成的形声字有更强的优势,其错误率也应该更低一些。

为此,我们对由成字部件和不成字部件构成的形声字的错误率进行了进一步的比较分析。

三　成字部件形声字和不成字部件形声字的比较分析
3.1材料的选择
首先从1891个形声字中选择2部件的上下和左右结构汉字,然后对这些汉字在匹配笔画数、HSK等级和字频的基础上,分别选定部件成字性不同的汉字共54个,其中部件成字性为0的12个,为1的28个,为2的14个。

所谓部件成字性是指构成整字的两个部件是否都可以独立成字,如果都可以独立成字,则部件成字性为2,如只有一个部件可以独立成字,则为1,如果都不能独立成字,则为0。

表5列出了部件成字性不同的54个汉字的HSK等级、字频和笔画数分布。

对此进行ONE-WAY的ANOVA分析,结果显示,部件成字性不同的汉字之间在HSK等级(F(2,51) =.35,p=.71)、字频(F(2,51)=.06,p=.94)和笔画数(F(2,51)=1.62,p=.21)的分布上均没有显著差异。

表5　54个成字和不成字部件构成汉字的HSK等级、字频和笔画数分布
部件成字性HSK等级频率笔画数
01.50.44186.08
11.39.40107.25
21.57.44167.00
3.2部件成字性不同的54个汉字的错误率分析
表6　部件成字性不同的54个汉字的平均错误率(%)分布
部件成字性欧美留学生日本留学生韩国留学生
07.233.457.98
13.282.983.30
24.952.373.84
表6列出了欧美、日、韩留学生在部件成字性不同的54个汉字上的平均错误率,对此进行国籍(母语)和部件成字性两因素的repeated-measures-ANOVA分析,结果显示,国籍(F(2, 102)=7.08,p=.001)的主效应达到了非常显著的水平,部件成字性(F(2,51)=2.53,p=. 089)和两因素间的交互作用(F(4,102)=2.32,p=.062)都达到了边缘显著水平。

进一步的简单效应分析显示,欧美学生在0部件成字水平上的错误率显著高于1部件成字水平(F(1,38)=5.68,p=.022,),但0和2(F(1,24)=.66,p=.43)、1和2部件成字水平之间没有差异(F(1,40)=1.04,p=.31);韩国学生在0部件成字水平上的错误率显著高于其他两个水平(F(2,51)=4.04,p=.024),1和2部件成字水平之间则没有差异(F(1,40)=. 20,p=.66);日本学生则没有表现出部件成字性效应(F(2,51)=.29,p=.75)。

3.3讨论
分析结果显示,欧美和韩国学生对0部件成字水平的汉字表现出高的错误率,这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我们的观点,即成字部件构成的汉字优于不成字部件构成的汉字是由于成字部件在形的加工方面优于不成字部件,结合以前的研究结果(高立群2000b),我们认为,外国留学
生对形声字的加工主要依赖于形的信息,这一点符合直通模型的观点。

外国留学生对汉字的认知主要依赖于字形信息,这一点与汉语母语者的汉字加工特点不同。

研究(宋华等1995)表明,汉语母语儿童在汉字认知发展中,要经历一个由主要依赖字音到逐渐过渡到依赖字形的过程。

而外国留学生之所以缺乏依赖语音的阶段,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汉字本身的同音、近音字很多,单纯依靠字音区别字义比较困难,因此他们在学习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主要依赖字形区别字义的策略;二是外国留学生在汉字的学习中,主要困难来自于对汉字的书写,因此可能会花较多的时间来练习,同时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也比较注重汉字的书写,因此字形信息在留学生的汉字认知和学习中就逐渐成为了主导的因素。

当然,成字部件在音的方面也优于不成字部件,这也可能是导致成字部件构成的形声字错误率低于不成字部件构成的形声字的原因。

但是由于在语料分析的研究中难以将成字部件和不成字部件的形、音因素分离开来,因此我们要确定成字部件构成的形声字错误率低于不成字部件构成的形声字到底是由形、音中哪个因素导致的,进而推论出外国留学生汉字认知中所依赖的信息,那还需要进一步寻找其他实验证据的支持。

日本留学生在各成字水平汉字的错误率上没有表现出差异,其原因可能有二:一是日本留学生对形声字的认知倾向于整字识别,因此不受部件特性的影响;二是因为所选汉字的使用频率较高,加之日本学生在汉字的整体水平方面都远高于欧美和韩国学生(中介语语料库中日本学生所用汉字数量几乎两倍于欧美和韩国学生),从而形成日本学生在各个水平的形声字上错误率都很低的高限效应(ceiling effect),难以观察到部件成字性的效应。

当然,具体原因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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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立群2000b　音、形信息对外国留学生汉语阅读中汉字辨认的影响,《世界汉语教学》第4期。

高立群2000c　外国留学生形声字偏误分析,待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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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Phonogram Errors of Foreign Students
———A Study Based on Interlanguage Corpus
A bstract　The present study focuses on the Chinese phonogram learning of foreign students. By comparing and analysing their errors of regular characters and irregular characters based on the data from the interlanguage co rpus,we have draw n the follow ing conclusions:1)the fo reign stu-dents'learning of Chinese phonog rams has a lot to do w ith the students'nationalities and their HSK g rades.2)The fact that there are no differences betw een the learning strategy of regular characters and that of irregular characters,and that the orthog raphic strategy is used in both cases supports the Direct Access M odel.3)English-Chinese and Ko rean-Chinese bilinguals m ake more errors in non-character compound characters than in character compound characters.This partial-ly suppo rts the hypo thesis that foreign students use the o rthographic informatio n to process the phonog rams.
Key words　chinese character learning;phonog ram;reg ular character;irreg ular character;
g raph and pronunciation.　
(高立群　100083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对外汉语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　赵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