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公民人人争做企业标兵

人人争做企业标兵
对于企业来说，名声不再只是用来做道德文章，而是能实实在在换来真金白银的
通常来说，一个能对社会主动负责任的企业，可以叫做企业公民。

顾名思义，就是企业像公民一样履行义务和责任。

洋快餐的广告能给人留下很好的印象和味觉想像，这样的形象是很符合企业公民要求的。

但问题是，长得好看的并不一定是好公民。

“对于麦当劳来说，企业责任的意思是要知道我们是谁，我们怎样在我们所服务的多元化社区运作。

我们的企业责任和这些人有关：我们的顾客、雇员、老板或经营者，供应商以及其他与我们的生意有关的人。

”这段话来自麦当劳公司的《2006年度全球企业责任报告》，这份报告的内容从企业涵盖了麦当劳从经营理念、公益慈善、员工福利等多个方面的内容。

除了麦当劳之外，欧美的许多大型企业都会每年推出这样一份向社会公开的报告。

有一些研究者把它们统称为“企业公民报告”。

“企业公民”这个词无论是对于中国企业或是中国消费者来说，都是一样新东西。

国外研究者这样定义它：一个企业公民认为公司的成功与社会的健康和福利密切相关，因此，它（企业）会全面考虑公司对所有利益相关人的影响，包括雇员、客户、社区、供应商和自然环境。

企业公民概念的发展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其得益于二战后企业管理学说的发展。

企业公民学说在过去一直以理论形象示人，其真正走到前台还是因为2001年的美国安然公司财务丑闻。

2001年10月，安然财务丑闻被揭发，之后又曝出当时世界五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安达信涉嫌为安然作假账并销毁证据、妨碍司法等问题，致使2002年安达信旗下各分公司分崩离析，百年老店毁于一旦。

一系列的财务丑闻使美国民众对这些超级企业打上了问号？我们能相信谁呢？
GE（通用电气）公司法律和公共事务高级副总裁本·海涅曼在一封公开信中写到“这种信任已经遭到了一系列丑闻的侵蚀，这些丑闻不仅出现在媒体的商务版面，更成了炙手可热的头版新闻”。

让本·海涅曼担心的不仅是媒体的关注，还有GE的前CEO———杰克·韦尔奇。

韦尔奇在退休后仍然享用着花费高昂的退休待遇，GE要为韦尔奇报销美国4处豪宅的所有花费，还有不菲的体育赛事、社交应酬费用等等。

在巴菲特的开导下，韦尔奇向董事会提出了修改退休福利的申请，同时GE公司也开始对高管层进行财务审计和监控，并将这些内容公布在了“企业公民报告”中。

从2004年开始，许多跨国企业开始推出了自己的“企业公民报告”。

企业战略策划专家、北京锡恩公司总裁姜汝祥告诉记者：“在成熟的市场经济社会中，消费者既可以通过购买企业的商品影响它的股价，同时也可以通过股市成为企业的股东。

所以大公司，就必须通过‘企业公民报告’来告诉别人，我们是清白的，我们没有浪费股东的钱。

”
那么“企业公民报告”的具体内容一般都是些什么呢？
沃尔玛公司在2005年的报告中写到：“去年，仅有23家工厂在因再次出现违规事件而被除名，比2004年1200例有了明显的降低。

但据零售商家反映，所以下降是因为检验的标准出现调整带来的，估计今年这类违规事件将会出现上升趋势。

”GE公司在2005年的报告中提到：“2004年，GE共有1338起诚信案件通
过监察系统得到揭发，这些问题直接导致368名GE员工受到处分，其中125人被开除，198人受警告，16人被调离，29人收到财务处罚。

”
当这些诚恳、带有自我检讨口吻的报告甫一面世，随即引来了人们的惊奇。

除了关于诚信话题的内容外，报告还涉及到了财务、市场、健康、环保等许多领域。

不过，也有人对此提出质疑，这样的报告是否有广告嫌疑？
GE中国公司公关传播经理赖雪妮对记者说：“对GE来说，并不需要用这个来打广告，做广告的花费和力气比这个少多了。

GE一直相信，这么大的公司，如果有信誉问题就会一下子垮掉。

其实从GE开办的第一天起，我们的企业在行动上就是这么做的。

只是现在大家都喜欢把它分开来讲，那我们也就推出了这么一份报告。

”
姜汝祥说，国外有研究证明，美誉度和企业的股价成正比，美誉度下降一个百分点，股价就会下跌5～10％。

对于企业来说，名声不再只是用来做道德文章，而是能实实在在换来真金白银的。

企业公民的终极目标：利益最大化
企业公民是一种道德判断吗？
姜汝祥不这么认为。

10年前，姜汝祥在摩托罗拉从事战略策划工作，当时摩托罗拉就向社会捐过很多款。

姜汝祥说，“企业捐款不是所有都捐，它一定捐给对它经济利益最有好处的部分。

比如，IBM就是捐钱给学校，但它不会去扶贫，它会在各个大学设立实验室，这也是在做公益，但目的就是想获得更多的利益。

如果我获得过IBM的奖学金，我可能就会首选买IBM的计算机。

企业的初衷就是想多赢利。

”
西方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在他的著作中阐述，道德世界的和谐与有益的秩序来自人们的冲动而不是理性，人的本性是“利己”的。

姜汝祥解释说，“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说得很清楚，当每个人为私利着想时，市场经济会把这种个人的私利追求社会化，整个社会将从个人追求私利的无意结果中得益。

人们希望企业是好孩子，但实际上，市场经济才是好孩子，它在这200年里让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
姜汝祥把企业的赢利方式分为两块，一块是靠自身的产品，经营能力获利，另一块则是规则层面的，要靠大环境，长期上得依赖政府的市场经济法规，依赖其竞争环境的规范。

企业公民的行为就是通过影响大环境来保证其获得利益的基础，乃至扩大利益。

“企业公民报告”可以看作企业在主动增加它的社会赢利能力。

姜汝祥认为，今天中国的企业公民运动是变了味道的，企业不是去强调构建完善市场经济的逻辑机制，而是让企业公民运动成了企业家和企业沽名钓誉的手段。

民众则出于道德上的良好愿望，给企业安上好的名声，但最后却会中纵容企业家为了追逐公众利益而牺牲了企业本身的利益，这是有违市场经济机制的。

企业公民运动的中国实践
企业公民运动随着世界各大跨国企业的带动，以及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推波助澜下很快影响到了中国。

不过，一部分最早接触企业公民运动的中国企业对它的印象并不好。

另外，企业公民运动在中国的发展也出现了微妙的变化。

SA8000“壁垒”
中国企业公民工作委员会总干事刘卫华告诉记者，“企业公民”目前在国际上尚无统一概念，企业公民概念的关键词是公民，公民在享有权利的同时必须履行相应的义务。

中国企业公民工作委员会曾专门委托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制订过一则《中国优秀企业公民评价评估标准》，其主要内容是，优秀的企业公民要在7个方面承担起社会责任：所有者、员工、消费者、供应商、政府、环境、公共事业。

不过，目前国内的优秀企业并不一定都能做到这7点，当然，也没有规则要求满足这7点才称得上优秀企业。

同样的，国外也没有刚性的法律条文规定企业必须做到哪些东西才能称得上是企业公民。

但是，国外有发达的第三方组织（NGO），它们类似于中国的协会，第三方组织会制订一些通用的、公益性的标准，比如我们熟悉的ISO9000，这些标准也会被政府接纳为公共标准。

谈到企业公民，就不得不提到SA8000标准，它的全称是“社会责任国际标准体系(Social Accountability 8000 International standard)”。

SA8000认证程序要求企业在下列领域满足一致条件，童工问题、强制雇佣、健康安全、集体谈判、差别待遇、惩罚措施、工作时间和报酬等等。

如果你的企业雇佣童工或者每百人厕所蹲位不足，或者每百人洗澡龙头不足，或者加班时间超长，都将得不到SA8000认证，那你的产品也很可能无法行销海外。

所以也有中国企业把SA8000视作一种“非关税壁垒”。

但刘卫华并不赞同这种说法，他说：“这是由发展程度导致的。

SA8000里的东西发达国家看来是习以为常的。

但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国情和发达国家不一样。

在很多工厂里，100个人要有多少个厕所的标准不一定能够做到，洗澡还不一定能够天天洗。

否则工厂就要为此加大成本，这样这些企业也就很难维持。

我们有一位专家，有一次在德国和他们的专家探讨“企业社会责任”的有关问题，他们在中国制造圣诞商品的问题上指责中国工厂的工人加班超时，我们的专家反问，你们如果提前3个月下单，我们就不用天天加班赶。

但他们说，这不行，得根据圣诞市场调查下单，只能提前1个月。

”
慈善领跑
《中国新闻周刊》是中国较早涉足企业公民运动的媒体之一，并举办过两届“企业社会责任论坛”。

其战略发展部负责人王晨波回忆，“企业公民”初到中国时，国内仍是财富论坛遍地开花，对财富英雄崇拜有加，甚至到了疯狂的地步。

这时，中国企业刚刚见识了“百富榜”的魅力，仍痴迷其中不能自拔。

那时《中国新闻周刊》认为应该倡导一种新的模式。

王晨波说，“企业公民通俗说来就是企业和社会相处的艺术，企业在创造利润的同时也要承担各种责任。

”
除了《中国新闻周刊》外，21世纪报系等其它媒体也办过类似的活动，可以说是媒体在第一时间发现了企业公民运动的价值和机会。

但事情的发展并没能像许多企业社会责任论坛喊出的口号那样绕梁三日。

也许是受中国传统美德的影响，“乐善好施”很快被从企业公民的概念中抽了出来，当然，它在企业公民许多抽象的概念中也显得更为真切、显眼。

“麦当劳在中国十年累计捐赠的钱物超过1000万元人民币；十多年来肯德基直接和间接用于公益方面的捐款已达6500多万元人民币；迄今为止，IBM对中国教育机构的捐赠已高达人民币10.4亿元；1997年以来，BP已在广东捐资兴建了7所希望小学。

（数据来自上述企业官方网站）”这样的句子当然吸引人，也
难怪，当年打造百富榜的人，今天却在鼓捣新的慈善榜。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中国企业也开始向这些国际大企业学习。

但刘卫华认为，企业公民建设是由多个方面组成的，公益慈善只是一个方面。

一个企业做公益慈善，捐款捐物，它是对社会尽责任了，但底下却是靠苛扣员工工资，用苛扣工资得来的钱做公益慈善，这个就有问题了。

民族品牌也应接受挑战
---专访英国"企业公民公司"专家
在英国有这样一家公司，他们的工作就是致力于让跨国企业以及一些政府机构明白“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性，他们的宗旨是“帮助公司们成功地成为合格的世界公民（Helping companies succeed as good citizens worldwide），他们的客户包括了沃达丰、汇丰银行等重要企业，他们的名字更是令人感到惊奇———“企业公民公司”（Corporate Citizenship Company）”。

LizaLort-Phillips正是这家公司中的一名专家，有趣的是，她曾经在北京工作多年，会说一些中文，现在更是由于工作的关系长期关注着中国的“企业公民”状况。

星期日新闻晨报（以下简称“星期日”）：你们为什么会选择“企业公民”作为自己的名称？
Liza：“企业公民”的概念其实相当于另一个更流行的词汇———CSR（企业社会责任）。

我们之所以取此名称，是因为我们看到：公司其实和人一样，都是属于社会的一种公民；而就像普通的公民一样，企业公民也需要为他们的行为负责，并且为社会做贡献。

这一点我觉得中文的词汇翻译表达的更好———公民！
星期日：请介绍一下“企业公民”问题在西方的背景。

Liza：我们是欧洲最早关注“企业公民”这一问题的咨询公司之一，成立距今恰好十年。

在欧洲，这个问题的诞生，主要缘于公众发现一些企业有破坏环境或者剥削劳工的行为。

不过现在媒体、投资者、职工以及消费者都在关注这个话题，尤其是那些大公司———因为他们最担心因此产生名誉危机或者丧失投资者信任等等问题。

星期日：你们是否也曾关注中国？和欧美的状况是否有些不同？
Liza：在中国，媒体和一些社会团体也已经开始注意到“企业公民”问题，他们正在用实践挑战那些大公司（主要攻击方向是环境和消费者健康）。

而在欧洲，人们则更关注消费品背后的社会责任，例如他们在挑选银行时，会回避那些曾投资“非道德行业”(譬如烟草)的银行。

星期日：怎么看待近几年来，中国媒体对于国际企业的众多揭露性报道？
Liza：我个人认为媒体在评论“企业公民”这个话题时，应该对于中国和外国的企业给予同样的关注，而不是只盯着那些外国跨国公司的弊病。

一方面这样容易有民族主义之嫌，另一方面，只有这些民族品牌才是中国真正的骄傲，而当他们走出国门的时候，他们会遇到比在国内更大的挑战———所以我想，应该让他们在国内就开始习惯应对各种诘难。

星期日：你是否觉得，“企业公民”这个问题在中国有点成为慈善的代名词？
Liza：是的。

不过在欧洲，人们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关注同样起源于慈善，我想中国也会像欧洲一样发生变化。

不过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方式是———回报社会，而“企业公民”真正的含义则是如何让一个企业更有责任感———从劳工健康和安全，到农民工资，再到环境保护等等。

我想所有的企业都应该成为优秀的企业公民。

因为他们对于环境和人民生活水平具有最大的影响，他们创造职位，他们在使用自然资源，他们为社会创造产品和服务。

不过如果他们并不在意他们的责任，那么环境和社会都会受损———而最终受损的则是他们自己。

现在的问题是，企业们似乎更在意短期的回报（这一点中国企业和西方企业其实是一样的），而对长期的风险和利益似乎不够关心。

（星期日新闻晨报记者盛丰）
McJob，最适合学生的第一份兼职？
大一学生小尤正在看电视新闻，电视里的播音员正读着南方某媒体近期的一篇调查报道，报道称肯德基、麦当劳、必胜客等快餐店“在用工方面涉嫌违反中国相关的法律规定,工资水平远远低于政府规定的非全日制职工最低工资标准”。

听着屏幕上播音员义愤填膺的口气，小尤却觉得有些不以为然，“有必要这么激动吗？这样的地方多着呢！”
小尤刚刚辞去一家连锁快餐店的兼职工作，虽然不在这次媒体的曝光行列，但是在小尤看来，这种所谓的“McJob”其实遍地都是。

“而像我们这样大一的学生，不做这种‘McJob’，又还能做些什么？”
“McJob”，顾名思义就是“麦当劳的工作”。

这个英文词被首创使用时，正值麦当劳全球范围迅速扩张阶段。

据介绍，“McJob”一词1980年代在美国第一次被使用，随后在麦克·库普兰德一九九一年出版的《X世代》里被广泛使用。

而前些年出版的《韦氏大学英语词典》中，第一次将这一词条收入词典中，并将其解释为“没有意思、薪水低、职业前景有限的工作”；上月，《牛津英语字典》也将该词条收录新版字典中，并再次引起轩然大波。

据说当时麦当劳的发言人认为这个定义既过时，也不正确，同时更是对上千万“有才华、兢兢业业认真工作”的快餐行业员工的不敬。

事实上，麦当劳也一直试图改善人们对于“McJob”的形象，譬如麦当劳曾经的一句口号“麦当愿景”———五成以上的管理团队从麦当劳餐厅做起。

“麦当劳其实一直很重视本地人才的快速发展，去年我们就启动了麦当劳中国的首个领导发展计划；普通员工同样也有脱颖而出的机会，像我们上海的一位员工去年就代表中国5万多员工前往美国奥兰多参加了全球麦当劳之声的总决赛，而所有的员工也可以通过‘员工精英大赛’等方式展现自己的技能。

”麦当劳公共关系部相关人士向记者阐明意见，“麦当劳视员工为最珍贵的资源，并不断为员工提供职业持续发展的机会。

”
不过当小尤和她的同学们去快餐店打工的时候，并没有想到什么“职业持续发展”的问题。

“我们就是为了挣点钱———终于读大学了，我们都有些一时冲动，想靠自己的所得来独立生活。

”小尤说，“像我们这样的大一学生，又不可能做很复杂的工作，于是这些McJob当然就成了最适合的工作了———不需要太高的技能，也不需要太多的经验，就是累一点，说到底其实就是体力活……”
记者向上海某高校一位负责学生工作的老师请教这个问题。

“麦当劳肯德基？我看像我们这样的名牌大学学生就是不应该去那里打工。

现在是知识经济时代……”对方还这样反问记者，“我们的学生去做这种McJob，除了赚点小钱，他们还能获得什么？”
“那么像你这样工作了一个月，觉得有什么收获吗？”记者又回过头问小尤。

“就是终于知道钱不好挣了，像我一个月那么辛苦也就是几百块，所以特别舍不得花这笔钱；除此之外，就是以后再到快餐店里吃饭，一定会主动收拾自己的餐盘……”小尤说。

“以后还会去做吗？”“不会了！”
[新闻链接]
McJob毕竟是一份工？
干一小时的收入还买不到一杯可乐；久久拿不到本该拿到的劳动协议;工作4小时才能无薪休息15分钟……这一幕幕不可思议地发生在国际知名的麦当劳、肯德基等快餐店。

南方某报多名记者和实习生，通过两个多月“卧底”广州的麦当劳、肯德基和必胜客,发现这些快餐店在用工方面涉嫌违反中国相关的法律规定,工资水平远远低于政府规定的非全日制职工最低工资标准。

目前，劳动保障部门和各级工会已经对此事给予高度重视，将于近期对相关公司进行调查讯问。

不过也有媒体对此持保留的态度，另一家南方媒体就表示：“McJob”毕竟是一份工。

具体言论如下：“McJob在全世界都是实行最低工资，这个最低工资不是空想出来的。

找不到工人，麦当劳肯德基就得停业。

与其说McJob工资低于法定最低工资标准，不如反其道而行，参考麦当劳肯德基的工资水平制定法定最低工资……”
真金白银的“企业公民”
近一段时间，全国多家媒体跟踪报导了包括广州、北京、上海在内，至少有超过10个城市的著名快餐巨头企业在当地用工时，其非全日制小时工资水平涉嫌违反当地最低小时工资标准。

应该说，这些洋快餐企业在往常给消费者留下的印象并不坏。

当然，这种印象大多来自企业的商业宣传，诸如“回报中国××年”、“×××献爱心”此类。

在东方的传统价值观中，乐善好施一直有着道德示范作用。

在今天，企业很好地掌握了这种方式，广告宣传在公众中间树立了一批企业的道德标兵形象。

近些年来，一些世界知名的大企业也在宣传一种新形象，叫做“企业公民”。

顾名思义，就是希望企业像公民一样主动担负起社会义务和责任。

企业打造这种形象并非为了树碑立传，国外有研究证明，美誉度和企业的股价成正比，美誉度下降一个百分点，股价就会下跌5-10％。

对于企业来说，名声不再只是用来做道德文章，而是能实实在在换来真金白银，省下危机公关的额外开销。

（星期日新闻晨报记者戴震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