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文学赏析

包法利夫人的形象分析
包法利夫人的形象前后分为两个阶段，前期的她热情美丽纯洁，是个没有见过世面的弱女子，农村姑娘，对未来充满美好的幻想；后期的她却变成腐化生活的追求者，最后走向毁灭，是一个为社会所毁灭的小资产阶级女性形象。

而这其中的变化却是社会环境所造成的。

在修道院度过青年时代，会跳舞、绘画、绣花、弹琴，饱读浪漫派作品。

在修道院所受到的教育对爱玛的一生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

结婚后平庸，呆板的丈夫无法满足她的幻想更是使得她那颗躁动不安的心逐渐为资产阶级腐败社会风气所俘虏。

在同上流社会的接触中，她狂热地梦想着享受一下巴黎生活的乐趣，很快就成为了流氓，高利贷者，投机分子围猎的对象。

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

生活在那样一个时代，包法利夫人最大的不幸可能是没有人理解她，她身边没有一个可以倾诉的朋友，无疑她是孤独的，内心的孤独最容易令人堕落，她丈夫显然不能帮她解决这一问题，她的心也早已飞走了，是和她的欲望一起飞走的。

所以当罗道耳弗一提起那“疯狂的欢乐”，她就甘愿为此牺牲一切；赖昂只说了句“巴黎就这样做”，她就乖乖地委身于他。

这又是多么可怜的人啊！她周围的那些人，如狼似虎，都在她身上榨取，掠夺，满足他们各自的可耻欲望，而她自己却浑然不觉，可见欲望的驱使往往是盲目的。

筒·爱的人物形象分析
一、敢于反抗，争取平等，由于简·爱钟爱读书，她从书中明白了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她常常问自己：“怎么我总是受折磨，受侮辱，怎么就摆脱不了厄运呢?”她开始对自己所经受的虐待和折磨表示不满，并公开反抗，一次被表兄欺侮时，她生气地指责她的表兄说：“你像杀人犯，虐待奴隶的人。

”简·爱追求独立的个性和不敢侮辱的反抗精神，势必会与传统社会发生冲突，她被冷漠无情的舅妈送到了一所打着上帝旗号的孤儿院一洛伍德孤儿院。

二、自尊自强，勇于追求真爱，她不卑不亢的性格和自己的才干赢得了罗彻斯特的爱情，面对气势咄咄逼人的英格拉姆，她沉着冷静，毫不失自尊。

同时，她和罗彻斯特的爱情在情感上实现了对等，两人思想感情有共同之处，彼此友好坦率，患难与共。

不仅如此，在经济上同样如此，面对罗彻斯特的给予时，简·爱大胆地表示：“我不会做你英国的塞丽娜瓦伦。

我会继续当阿德拉的家庭教师，挣得我的食宿，”简·爱敢于追求真爱，但必须建立在平等独立自由之上。

正当二人准备结婚之际，简’爱意外得知了罗彻斯特还有一个疯妻子，简·爱虽深爱罗彻斯特，但是她不愿当他的情妇，不能失去自己的尊严和平等的地位。

简·爱毅然地离开了桑菲尔德庄园。

安娜卡列尼娜的人物形象分析
安娜是一个资质优美，有很高文化教养的贵族女子，在俄国贵族资产阶级社会里，她的聪慧、典雅、质朴、活跃，她的单纯、沉静、从容、高贵，使得她在各种场合下出现都是美艳绝伦的。

安娜的美不仅溢于言表，更富于内心，她心地善良，单纯自然，感情热烈真挚，对不幸的人怀着深厚的同情。

她对受了欺骗的杜丽表现了无限的关切、温柔、真挚、善良和友爱的感情。

如此一位优美的女性，她所追求的不过是真挚的爱情与母爱，可她的追求由一开始便注定了无尽的悲剧结局。

安娜是一个诚实、勇敢、正直、有高度人格尊严感的女性，当她一经接受渥伦斯基的爱情以后，她就再也不能容忍自己原来的“虚伪与欺骗”的生活处境了。

她勇敢地向丈夫跟旧生活决裂，她说：“我知道了我不能再欺骗自己，我是活人，罪不在我，上帝生就我这样一个人，我要爱情，我要生活。

”安娜对真挚爱情的追求与上流社会虚伪腐败的道德观念之间的不可调和的冲突，是安娜悲剧的主要
原因。

这种种冲突首先表现在她与丈夫卡列宁的矛盾斗争中，属于彼得堡官僚集团的卡列宁是个残酷无情的沙皇官僚制度的化身。

他在生活中孜孜以求的只是勋章和官爵，在他看来，他之所以需要一个家庭，并非出于爱情的需要，而是因为他在仕途上少不了这样一个点缀品。

简爱的出走
简爱像一个活跃而又异质的分子在盖茨海德系统中寄生，这对双方都是被迫和无奈的。

劳握德慈善学校的出现，就顺理成章地成为简爱从盖茨海德出走的唯一契机和必然出路。

可以说简爱的第一次出走既是被动的，也是主动的。

在初入劳渥德的几个月里，简爱同样经受了在盖茨海德经受过的无所适从的境遇，以至被宣布为“被上帝摈弃的人，一个“撒谎者”，被驱逐出新的体系。

梅森对婚礼的干预，在另外一个角度上帮助简爱跳出了这种不平等的婚姐，而简爱的终于不愿屈从情妇地位和身份．只是简爱性格与思想的纵深发展而已。

我们在此看到．简爱的第三次出走缘于她的童年情结，同时在人物形象上变得更加鲜明的丰满，个性更加突出=她的自我个性的独特原则经受住了考验。

当圣约翰试图将简爱的自我变为实现他的计划．简爱感觉到自己和他的整个世界都将化为乌有。

这并不意味着将她提升到神的高度，而是使她感到了极度的羞耻和堕落，因为她得完全依靠圣约翰的思考才能成为她是什么，她将完全丧失独立自由的地位和权利，而独立自由的地位和权利却正是她一生所追求的目标。

安娜出走
安娜应当出走的原因具体可分为内因和外因。

就外因而言，首先，其所处的社会环境是一个极大的外推力。

当时正值农奴制度制废除后，俄国处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急剧演变的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个性解放，恋爱、婚姻自由是被追捧的潮流。

处于这样一个时代环境中，安娜内心的叛逆与对爱情的渴望自然就被唤醒，在未遇到伏伦斯基之前就已经蠢蠢欲动，只是在等待那个爆发的来临，一点即燃。

再者，安娜所处的上流社会的种种潜规则是安娜一直鄙视的，也是她出走的原因之一。

在那个圈层，表面的和谐是一种高尚，夫妻之间尔虞我诈，各自偷情司空见惯，有些甚至公开让自己的私生子见面，美其名曰加强孩子家之间的交流，所有的这些，只要维的持表面的体面，是被允许甚至是推崇的。

安娜做不到暗地幽会却又装作相安无事，她是如此高尚，以至于觉得自己犯了罪，使自己痛苦不堪。

于是，她大胆公开自己的秘密，向那个所谓的“上流社会”挑战。

另外，一个不得不提的重要因素：不幸的婚姻，可以说这是安娜出走的助推器。

十七岁被姑母做主嫁给一个热衷于功名利禄的政治家，安娜生活在一个没有爱情的家庭里，她的责任就是让这个家庭看起来合乎丈夫卡列宁的地位和身份，并为之增光添彩。

卡列宁整天忙碌于官场，忙于结交应酬，对妻子也摆出一副官架子，义务性的给予安娜生活费，安娜生活在一个冰冷的城堡之中。

更令安娜厌恶的是，当他向丈夫挑明自己和伏伦斯基的关系之后，他居然能够容忍这种关系的存在，只要维持表面的和谐，不影响自己的政治生涯，官场逐利即可。

这是安娜所深恶痛绝的。

卡列宁的虚伪，让安娜觉得恶心。

她要离开，离开这个令自己窒息的伪君子。

最后，伏伦斯基的爱是安娜离开的引力。

伏伦斯基的狂热追求点燃了安娜的情欲，她无法抑制自己的情感，但她也无法在在丈夫身边生活下去，纵然有对儿子的炙热情感，但相较这种新奇的爱情，安娜最终选择了后者。

可能有人觉得伏
伦斯基对安娜只是一种征服之后的快感，对她并不是真爱，或只是一种责任，但我觉得就伏伦斯基在和安娜同居之后的表现以及安娜死后对生命的厌倦，足以看出她对安娜是真心的，安娜为之付出的一切，也是值得的。

安娜出走，外因是一方面，但更主要的驱动力，则来自于安娜自身。

她渴望爱情，渴望纯洁的爱情，她对上流社会的不正当的男女关系不满，更不甘心做那样的情妇，就像暗娼一样，这对来说简直就是一种侮辱，莫大的侮辱。

她所有的行为都是这种内在的对爱情的认识的外化。

这种内在的力量，就算不是伏伦斯基，也会是别人锁所激发的，所以安娜应当出走，也必然出走。

另外，安娜出走，这是小说在创作过程中的一种必然结局。

任何有创作经历的人都会有这样一种体验，写作时由于一种临时思维的介入，到一定阶段它已经不是你所设想的样子，而为了情节的继续，或是其他目的，小说就必须这样进行下去，这是为作者所左右但也不为其所左右的事实。

安娜、爱玛、简爱
爱玛是一个不断追寻爱情的人，可是就是每一段“爱情”的降临，一步一步将她推上了万丈深渊。

精神彷徨、经济破产、无人相助,让她真正体会了什么是世态炎凉。

绝望之际,爱玛崩溃了,她毅然决然选择了逃避———死亡,一了百了。

寄托在浪漫的婚姻与爱情上，并终其一生不惜背叛现实世界的秩序来追求她心中理想、浪漫的爱情，但一切都化为泡影，走投无路之际毒性剧烈的砒霜终结了她悲剧的一生。

《简爱》中女主人公对自由、平等追求已得到了完美地实现,她的叛逆思想和行为违背了维多利亚时期传统女性伦理道德规范,她是一位为自由、平等不断抗争的新女性,她的成长历程已成为维多利亚时期妇女争取解放的典范。

简爱从没有放弃过对独立、自由、平等爱情追求,虽然在寻求的道路上历尽艰辛,但她毫不气馁,执着地为实现女性自由平等权利而不断在男权社会中抗争。

夏洛蒂勃朗特在《简爱》中成功塑造了丰满、独立新女性形象,对女主人公简爱寻求美满婚姻进行了热情讴歌,在当时的英国可谓是超越了传统伦理。

《简爱》由于突破了传统女性规范,不可避免地遭受到一些批评家指责。

自古以来,女性形象都是柔弱、可怜,寻求男性保护,而在夏洛蒂?勃朗特小说中简爱这弱女子自立、坚强,表现了大无畏的英雄气概。

她的新女性特征体现了女性还不曾明确意识到的理想信念:迟早有一天,女人和男人将和谐、平等。

安娜是一个上流社会的贵妇人，年轻漂亮，追求个性解放和爱情自由，而她的丈夫(卡列宁)却是一个性情冷漠的“官僚机器”。

一次在车站上，安娜和年轻军官渥伦斯基邂逅，后者为她的美貌所吸引，拼命追求。

最终安娜堕入情网，毅然抛夫别子和渥伦斯基同居。

但对儿子的思念和周围环境的压力使她陷入痛苦和不安中，而且她逐渐发现渥伦斯基并非一个专情的理想人物。

在相继失去儿子和精神上最后一根支柱——渥伦斯基后，经过一次和渥伦斯基的口角，安娜发现自己再也无法在这个虚伪的社会中生活下去，绝望之余，她选择了卧轨自杀。

小说揭露了 19世纪六七十年代俄罗斯上流社会的丑恶与虚伪，同时也表达了作者处在社会转型期时所进行的复杂的道德探索和思想探索。